“国家要搞汽车，千万别走别人的老路！”
1992年8月22日，北京，一封信摆在了副总理邹家华的案头，写信的人身份特殊，是早已退居二线的钱学森。
所有人大吃一惊，这位搞导弹的航天元勋，怎么突然操心起造车的事了？
众人一时间没想到，这看似“跨界”的几页纸，竟然成了中国汽车工业最关键的一次“换道”，那个当初被西方嘲笑的想法，后来怎么样了？
01
咱们先把日历翻回到1992年。
那年头的中国街景，你要是这会儿穿越回去看一眼，保准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满大街除了公交车，基本就是自行车的海洋，“二八大杠”的铃声汇成一片，那是那个年代独有的背景音。
那时候谁家要是能有一辆摩托车，那走路都得横着走，要是能坐上一辆桑塔纳，那绝对是整条街上最让人眼红的事儿。
当年的中国汽车工业，说句难听的大实话，那就是个“烂摊子”。
有个数据说出来特别扎心：1992年，咱们国家一年的汽车产量才刚刚过一百万辆，而且绝大部分还是那种冒着黑烟的大卡车。
真正的小轿车，少得可怜。
那时候咱们有个口号叫“市场换技术”，意思就是咱们把市场敞开给外国人，让他们进来赚钱，咱们趁机把造车的本事学到手。
想法挺好，可现实太骨感了。
德国人来了，日本人来了，美国人也来了，合资厂建了一个又一个。
可结果呢？
人家把淘汰的生产线运过来，赚得盆满钵满，核心技术却像防贼一样防着咱们。
发动机的图纸锁在保险柜里，变速箱的数据全是黑箱，咱们的工程师哪怕想看一眼核心参数，都得经过外方层层审批。
咱们的汽车工业，就在这种“给别人打工”的屈辱中，艰难地熬着。
大家都在想，只要咱们肯吃苦，只要咱们肯学，总有一天能把内燃机搞明白，能造出比奔驰宝马还好的发动机。
就在所有人都铆足了劲要在“汽油车”这条赛道上跟西方死磕的时候，钱学森坐不住了。
作为一位看过世界大势、搞过顶层设计的战略科学家，他的眼光太毒了。
他看出来了，咱们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跑死也追不上。
内燃机这玩意儿，西方搞了上百年，专利壁垒比城墙还厚，每一个零件上都刻着人家的名字，你绕都绕不开。
而且，钱学森还要算一笔大账。
那时候中国的石油资源已经开始显出捉襟见肘的苗头了，要是以后中国像美国那样，家家户户都开燃油车，那得烧掉多少油？
这油从哪来？全都得靠进口。
这等于把咱们的交通命脉交到了别人手里，这事儿想想都让人后背发凉。
更别提那个年代大家还没怎么当回事的环保问题，钱老在信里可是说得明明白白，到了下个世纪，环境问题那就是天大的事。
所以，他在那年8月，提笔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信。
他在信里的意思特别直白，就是告诉国家：咱们别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吃土了，那条路走不通，咱们得换个法子，直接跳过汽油柴油阶段，搞电动车！
这话放在今天，那是真理。
可放在1992年，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好比刚学会爬的孩子，突然说不想学走了，咱们直接练飞吧。
02
您可能要问了，钱老一个搞航天的，怎么就敢断定电动车能行？
这事儿吧，还真不是钱老拍脑门想出来的。
那时候，西方其实也在偷偷摸摸搞电动车。
美国的三大车企，在政府的资助下搞了个“新一代汽车合作计划”，那是想在这个领域占个坑。
欧洲和日本也没闲着，都在实验室里鼓捣电池。
钱学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号：内燃机的技术已经到头了，物理极限就在那摆着，再怎么改也改不出花儿来，未来的路，肯定在电上。
而且，钱老还专门去调研了咱们国内的技术家底。
他发现，虽然咱们造发动机不行，但在电池这块儿，其实跟国外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咱们有些科研单位，像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氢镍电池这些领域，指标做得相当漂亮，甚至还有点优势。
钱学森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既然在旧赛道上怎么跑都是输，那咱们为什么不换条赛道，把大家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重新比过？
他在信里给副总理算了一笔账，说咱们现在的技术，充一次电跑个200多公里是有可能的，这在当时完全可以满足城市里的使用了。
这封信送到了副总理邹家华的手里。
邹副总理那是学机械出身的，也是个懂行的专家。
他收到信的那天，估计也是被老爷子这个大胆的想法给震了一下。
但他没有把这封信当成老人的唠叨扔进废纸篓，而是极其慎重地批示：这事儿非常重要，要认真研究。
这一笔批示，直接让“电动汽车”这个概念，第一次正式进入了国家的战略视野。
很快，国家就在“八五”计划里，专门列了一个电动汽车的关键技术攻关项目。
虽然当时拨的钱不多，也就1500万人民币，跟后来动不动几百亿的投入比起来，这点钱也就是洒洒水。
但这笔钱的意义太大了，它就像是在一片荒原上，点亮了第一把火。
它告诉所有的科研人员：国家指路了，咱们往这儿冲！
不过，路是指出来了，走起来那是真要命啊。
90年代那会儿，搞电动车简直就是在“无人区”里探险。
咱们手里啥都没有，没有产业链，没有配套，连个像样的测试设备都得自己手搓。
那时候搞出来的样车，说实话，挺寒碜的。
一大堆铅酸电池堆在车里，死沉死沉的，把车里的空间挤得满满当当，坐人都不宽敞。
车子跑起来也费劲，哼哼唧唧半天才能提上速，要是敢开空调，那电量表掉得比瀑布还快。
那时候的科研人员，经常是被嘲笑的对象。
去参加国际车展，人家的展台上全是流线型的高级轿车，发动机轰鸣声听着就带劲。
咱们的角落里，摆着几辆看着笨笨的电动车，还得担心电池会不会漏液。
国外的同行路过，看一眼都得摇摇头，眼神里透着一股子“你们真是在瞎折腾”的意味。
03
更让人绝望的是，到了90年代末，全世界好像都在放弃电动车。
美国通用的那款著名的EV1，搞了几年觉得没商业前景，成本太高，续航太短，最后直接把卖出去的车都收回来销毁了。
那场面，简直就是给电动车判了死刑。
日本丰田倒是搞出了动静，但人家那是混合动力，说白了还是得烧油，只是用电来省点油。
在这种大环境下，国内的质疑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好多专家都站出来说话了，意思是咱们还是得务实点，先把内燃机那块硬骨头啃下来才是正道，搞电动车那是好高骛远，是还没学会走就想跑，早晚得摔跟头。
甚至有人说，钱老那是搞国防科研的思维，不计成本，不懂民用市场的残酷。
那几年，可以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最黑暗、最孤独的日子。
坚持这条路的人，真的是在憋着一口气。
他们相信钱老的判断，相信物理学的规律，相信内燃机终究会被淘汰。
好在，国家层面虽然在具体的战术上有过调整，但在战略方向上，始终没有松口。
2001年，科技部启动了著名的“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
这是一个转折点。
国家找来了在德国奥迪当高管的万钢，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万钢这一回来，带来了一套清晰的打法，就是著名的“三纵三横”。
这套路子，直接把咱们的研发体系给理顺了，不再是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这期间，咱们的企业也是在死磕。
有些民营企业，本来是做电池起家的，看着造车赚钱，一头扎进来，结果被嘲笑是“做电池的想造车，那是做梦”。
但人家就是不信邪，硬是把电池搬到了车上，哪怕一开始造出来的车被人说是“丑小鸭”，哪怕被人说是“工业垃圾”，人家也咬牙挺着。
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电池技术突破了，只要成本降下来了，这局棋就活了。
那时候的研发有多苦？
为了测试电池的安全性，工程师们把电池扔进火里烧，用针刺，从高楼上往下扔。
为了解决电机过热的问题，大夏天的一群人窝在没有空调的实验室里，守着台架做实验，汗流浃背。
为了搞定电控系统的算法，多少个日日夜夜，那是熬白了头发。
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一件事：钱老当年指的那条路，是对的。
04
时间晃晃悠悠到了2008年。
这一年，北京奥运会来了。
为了兑现“绿色奥运”的承诺，国家决定在奥运村里，大规模使用新能源汽车。
这也是中国电动车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成建制地亮相。
虽然那时候的车，现在看起来技术还很简陋，但在当时，那可是咱们工程师的心血结晶。
看着那一辆辆安静、清洁的大巴穿梭在场馆之间，很多人的心里都踏实了：这东西，能行！
也就是从那之后，国家下定决心，要强推了。
2009年，搞了个“十城千辆”工程。
这招其实挺狠的，也挺有中国智慧。
既然私家车市场大家还不认，那就用公共交通先行，先把产业链给养起来。
让公交公司买，让出租车公司买，国家给补贴，给政策。
这就像是种庄稼，你也知道地里会有杂草，但你不能因为有杂草就不种庄稼了。
你得施肥，得灌溉，得让苗子先长起来。
这期间，也确实出了不少乱子。
有些心术不正的企业，看着国家给补贴，动了歪脑筋。
他们把电池一拆，换个空壳车去领补贴，或者左手倒右手，在那儿骗国家的钱。
媒体曝光后，那是一片骂声，老百姓也跟着骂，觉得这电动车就是个“骗局”，就是个用来圈钱的幌子。
那时候，舆论压力大得惊人。
很多人都在问：国家投了这么多钱，到底值不值？
但是，国家没有因为这些乱子就因噎废食。
反而是不断地调整政策，提高门槛，把那些骗钱的“南郭先生”一个个踢出去，把真正搞技术的企业扶上来。
这是一场长跑，比的不是谁起步快，比的是谁能熬得住。
到了2012年，国务院发布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这就等于是一锤定音了：不管外面怎么说，不管遇到多大困难，这条路，咱们走定了！
这就像是当年钱学森搞两弹一星一样，认准了的事，就没有回头的道理。
05
真正的爆发，是在2015年以后。
量变终于引起了质变。
国家持续十几年的高额补贴和政策扶持，终于砸出了动静。
咱们的电池技术，开始出现爆发式的突破。
宁德时代这匹黑马杀出来了，它的电池技术开始跟上甚至超过日韩企业，成了全世界车企争抢的香饽饽。
比亚迪这种熬了多年的“老黄牛”，也终于等到了风口，它的技术储备一下子释放出来，把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合资车企打了个措手不及。
而这时候，国外的巨头们在干嘛？
这事儿说起来也挺有意思。
日本车企还在那儿死磕氢能源，觉得那是终极能源，结果点错了科技树，把自己给孤立了。
德国车企还在沉迷于柴油车的清洁技术，结果搞出了个“排放门”丑闻，赔了底掉，元气大伤。
美国虽然出了个特斯拉，但那也是单打独斗，产业链还得靠中国。
只有中国，是整个产业链集体爆发。
从上游挖锂矿的，到中游做电池材料、做隔膜的，再到下游造整车的、建充电桩的。
中国把这一整条链子，全给打通了。
这就是钱学森当年说的“系统工程”。
不是光造个车那么简单，是要把整个工业体系都换个血。
现在的局面大家也看到了，那是真的解气。
以前咱们买车，那是求着人家，加价提车还得看销售脸色，人家给个什么配置咱们就得接着。
现在呢？咱们的新能源车，配置高、智能化强、价格还便宜。
你看看现在的车展，以前是咱们的工程师拿着皮尺去量人家的车，现在是德国、日本的工程师组团来中国，拿着相机拍咱们的中控大屏，拿着本子记咱们的电池参数。
他们脸上的那个表情，跟三十年前咱们看他们的时候，一模一样。
这就叫风水轮流转。
2023年，中国正式超过日本，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这事儿要是放在1992年，你说给谁听，谁都得说你喝高了，得送精神病院去看看。
可它就是发生了，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发生了。
06
回过头来，咱们再看看1992年那封信。
钱学森老爷子其实并没有亲眼看到今天中国汽车满世界跑的盛况。
他在2009年就去世了。
那时候，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还在泥潭里挣扎，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但他从未动摇过。
他在晚年还一直关注着这件事，还在反复念叨：民用汽车一定要电气化，用蓄电池，这是方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眼光？
这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他看透了西方工业体系的软肋，看透了能源变革的必然趋势，也看透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唯一的翻盘机会就在于换道超车。
如果当年没有这封信，没有国家在那个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咬牙切齿地投入那1500万。
也许今天的我们，还在为内燃机的热效率提升了0.1%而沾沾自喜。
还在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吃人家剩下的残羹冷炙。
还在为受制于人的石油生命线而提心吊胆，看人家的脸色行事。
历史从来没有如果，但历史总在关键时刻，需要那么一两个人，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喊得响一点。
钱学森喊了，国家听了，然后几代人干了。
这，就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故事。
这事儿告诉咱们一个道理：
有些路，看着好走，那是人家的路，你走到最后也是给人家交过路费，永远是给人家打工。
有些路，看着全是荆棘，甚至还得摸黑走，还得被人嘲笑。
但只要方向是对的，硬着头皮走下去，走通了，那就是康庄大道。
三十年，咱们走通了。
而这一切，都始于1992年那个秋天，那个安静的书房里，一位老人落下的一笔。
这笔账，咱们算赢了。
钱学森这封信，就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纸张已经泛黄了，但上面的每一个字，现在读起来都像是带着电。
那些当年嘲笑我们搞“电动玩具”的西方巨头们，现在都在排着队找咱们买电池，谈合作，脸上的笑容要多僵硬有多僵硬。
2023年，当中国汽车出口量登顶世界第一的消息传遍全球时，不知道地下有知的钱老，会不会露出那个标志性的微笑，轻轻说上一句：“你看，我早就说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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