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6日,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Stellantis遭遇了史上最黑暗的交易日。该公司在米兰上市的股票暴跌25%,创下自2021年菲亚特克莱斯勒与标致集团合并成立以来的历史最低点。这场股价崩盘的导火索,是公司宣布将对电动汽车业务进行全面战略收缩,导致高达260亿美元的巨额减值。
这个数字远超市场预期——有经纪公司原本只预计20亿欧元的损失,实际规模超出了十倍还不止。Stellantis新任CEO安东尼奥·菲洛萨在声明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这笔巨额费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高估了能源转型的速度。”这一表态,不仅揭开了一家企业的伤疤,更暴露出整个传统汽车行业在电动化转型路上的系统性风险。
电动化项目缩水:技术路线摇摆的代价
Stellantis的电动化梦想正在全面收缩。公司宣布退出与韩国电池制造商LG新能源在加拿大的合资企业NextStar Energy,由LG以象征性价格收购其持有的49%股份。这个成立于2022年3月的合资项目,曾计划共同投资超过37亿美元建设大型电池工厂,如今却黯然收场。
在产品线方面,Stellantis叫停了Ram 1500纯电皮卡在美国的生产,推迟了阿尔法·罗密欧在欧洲的电动车项目。更讽刺的是,菲洛萨上台后,甚至重新在一些热门车型如道奇公羊皮卡和吉普切诺基上装回了广受北美市场欢迎的5.7升V8发动机,这些车型正是在推行“激进”的电动化战略时被停产的。
供应链断腕成本:激进退出的反噬
在222亿欧元的减值总额中,21亿欧元与电动汽车供应链规模调整相关,涉及电池制造能力的合理化措施。这笔费用背后,是Stellantis在全球范围内对电池产能建设计划的理性化裁撤。
供应链的调整不仅涉及电池领域。由于通胀上升和质量恶化,Stellantis还计提了41亿欧元的合同保修估算变更费用。这一数字暴露了公司在资源倾注于超前电动化布局时,原有业务质量管控体系的溃堤。
保修成本黑洞:质量管控的失控
巨额减值中,54亿欧元涉及公司运营的其他变动,其中41亿欧元为通胀上升和质量恶化导致的合同保修估算变更,13亿欧元为欧洲地区裁员相关费用。这些数字拼凑出一个警示:当企业把资源过度倾注在超前布局时,原有业务的品质管控与成本平衡正在面临严峻挑战。
尽管面临巨额减值,Stellantis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却逆势升至7.9%,这说明其传统优势领域仍有生命力。这种反差恰恰揭示了公司资源调配的致命偏差——过度输血电动化而忽视了利润基本盘。
2030全电动目标的制定背景
Stellantis的激进电动化战略有其历史渊源。前任CEO Carlos Tavares曾承诺到2030年在欧洲仅销售电动车,在美国市场电动车销售占比达到50%。这一目标的制定,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盟碳排放法规压力与特斯拉估值刺激的双重影响。
管理层对政策导向的过度乐观解读,导致了对市场信号的系统性误判。Stellantis低估了混动车型需求的韧性,也忽视了充电基础设施滞后性的现实制约。当政策预期与市场真相出现巨大落差时,激进转型的代价便以260亿美元的形式显现。
资源调配的致命偏差
Stellantis的困境并非孤例。就在2025年12月,福特汽车也宣布大幅缩减电动汽车计划,停止了全尺寸电动皮卡F-150 Lightning的生产,并因此计提高达195亿美元的损失。通用汽车的电动化减记规模已膨胀至76亿美元,保时捷去年因电动车战略修正四次下调业绩展望。
这些传统巨头的集体受挫,揭示了一个共同问题:当传统利润部门不断输血电动化业务造成的现金流断裂,而多品牌协同失效导致的研发资源内耗,使得转型成本呈几何级数增长。
福特/通用/大众的应对策略对比
面对电动化转型的困境,各大传统车企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福特选择将电动车和燃油车部门区分开,为将来电动车业务单独上市做好准备;而大众则依然将整个品牌整合在一起,希望实现整体转型。
这种策略差异源于对资本市场的不同判断。电动车公司的估值通常远高于传统汽油车,福特模式为单列上市做好了准备。而大众选择整体转型,则反映出其对协同效应的看重。然而,Stellantis的暴雷表明,无论哪种模式,都需要面对市场需求与战略规划之间的根本性矛盾。
新势力与传统车企的路线分歧
在电动化转型路径上,特斯拉的垂直整合模式与丰田的多路径并进形成鲜明对比。特斯拉通过全栈自研和高度集成的制造工艺,实现了成本与效率的优化。而丰田则采取更为谨慎的多技术路线并行策略,在纯电动、混动和氢能等多个领域同时布局。
中国车企的快速迭代策略对欧洲模式构成了挑战。比亚迪等中国品牌凭借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和快速的产品迭代能力,在成本控制和市场响应速度上展现出明显优势。当欧洲车企还在为转型节奏争论时,中国品牌已经通过实践证明了灵活适应市场的重要性。
供应链重构中的风险转移
Stellantis退出与LG新能源的电池合资项目,凸显了传统车企在供应链重构中面临的困境。电池厂商技术路线绑定带来的被动性,使得车企在技术路线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承担了巨大风险。
同时,软件定义汽车时代的核心能力缺失,成为传统车企的普遍短板。特斯拉的电子电气架构高度集成,ECU数量仅为26个,而大众ID.4和福特Mach-E分别达到52和51个。这种技术代差,使得传统车企在软件升级和智能化体验上难以与新势力竞争。
技术路线的弹性规划
Stellantis的教训表明,电动化转型需要更加务实的技术路线规划。混合动力作为过渡技术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纯电动、混动、氢能等多技术路径并行的阶梯式过渡方案,可能比激进的全面电动化更为可行。
丰田的“多路径战略”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不将全部筹码押注在单一技术路线上,而是根据不同市场的实际需求和基础设施条件,灵活调整技术组合。这种弹性规划,有助于降低技术路线突变带来的风险。
财务安全的红线守卫
260亿美元的巨额减值给行业敲响了警钟: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守护财务安全的红线。传统业务现金流与创新投入的平衡,成为车企生存的关键。
Stellantis的自救组合拳——发债50亿欧元保现金流,暂停股息发放,同时启动美国市场130亿美元投资计划——体现出“东边收缩西边进攻”的务实策略。这种基于现金流的理性决策,比盲目追求电动化占比更有可持续性。
组织能力的同步进化
电动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路线的变革,更是组织能力的全面升级。传统车企需要建立与软件定义汽车时代相匹配的研发体系和组织结构。
从Stellantis的经历可以看出,软件人才体系建设与供应链韧性管理同等重要。传统制造基因与软件敏捷开发文化的融合,是转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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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路线选择权到底应该掌握在谁手中?是遵循政策导向的“实验室思维”,还是回归市场真实的消费者需求?当行业集体为激进转型买单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愈发清晰。
在电动化这场马拉松中,过度追求速度可能比落后更危险。Stellantis的260亿美元学费,给所有参与者上了一课:真正的转型成功,不在于电动化比例的数字游戏,而在于企业能否在技术变革与市场需求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
您认为在车企转型过程中,哪个陷阱最容易导致失败?是技术路线的误判、财务控制的失衡,还是组织能力的不匹配?欢迎分享您的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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