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辆电动自行车不能上牌照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近日，市民刘女士反映，其购买电动自行车后遭遇维权难题，车辆因CCC认证被撤销无法上牌，生产企业在她投诉期间又完成了注销。“车难上牌、诉求无门”，就是刘女士目前面临的处境。

　　市民投诉：

　　购车后认证撤销 投诉中企业注销

　　2025年4月12日，刘女士以960元购买了一辆由天津瑞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电动自行车。购车次日，她在上牌途中与一辆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被交警依法扣留。直至同年10月20日事故处理完毕，车辆才返还至她手中。然而，当刘女士再次去办理牌照时，却被告知该车型的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已于2025年4月27日被撤销，不符合上牌条件。这意味着，从她购车到该车型认证失效，仅间隔15天。

　　刘女士随即联系销售门店，负责人以“售出时间较长”为由拒绝退换。她多次拨打生产企业的联系电话，均无人接听。2025年11月15日，刘女士向天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就在投诉当天，该企业发布了简易注销公告，并于2025年12月10日完成注销手续。

　　“车买完半个月，认证就被撤销了。”刘女士无奈表示，“正想投诉，企业竟然注销了。现在我连该找谁负责都不知道了。”

　　记者调查：

　　涉事企业6张认证均被撤销注销

　　记者从交警处了解到，电动自行车经登记上牌后方可合法上路，上牌的关键核查标准之一便是扫描《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上的二维码，核验其载明的CCC认证信息是否与“北京中轻联认证中心”等官方平台数据一致。CCC认证是国家强制性产品安全准入制度，是保障电动自行车安全、防范火灾、触电风险的源头关卡。

　　为核实刘女士所购车辆的真实情况，记者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生产企业“天津瑞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认证记录。结果显示，该公司作为持证人曾拥有6张电动自行车产品CCC证书，均于2024年颁发。其中一张证书在2025年4月27日被标注为“撤销”，其余五张在2025年11月底集中显示为“注销”。

　　一家认证机构的专业人员向记者解释，“撤销”意味着认证机构在后续监督中确认产品已不再符合安全标准，因而强制终止其认证资格，相关产品也不允许再销售；“注销”则可能源于2025年9月1日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实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各电动自行车指定认证机构对依据旧版标准出具的有效CCC认证证书在2025年12月1日前全部予以注销。

　　记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现，涉事企业天津瑞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简易注销公告期确为2025年11月15日至12月4日，并于12月10日正式核准注销。其法定代表人谢某某，公司注册地址位于武清区王庆坨镇。

　　部门回复：

　　一般投诉不影响企业简易注销程序

　　武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王庆坨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在接到刘女士的投诉后，多次通过企业注册登记电话联系和现场检查，未发现被诉方经营痕迹，无法与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涉事电动自行车在CCC认证被撤销前售出，不属于违法行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及相关简易注销程序规定，企业在申请简易注销时需承诺不存在“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或者存在行政处罚未执行完毕”等情形，刘女士的投诉属于一般性消费纠纷，从行政程序上看，企业在此时间点申请注销，并未违反简易注销的形式要件。

　　为维护刘女士的合法权益，王庆坨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通过多方查证，最终联系到涉事公司一名股东。经执法人员反复沟通协调，该股东退还了刘女士全部购车款960元。

　　深究：

　　程序合规表象下存在制度漏洞

　　刘女士的投诉得以圆满解决，但是整个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值得深思。事件的症结在于生产企业利用制度衔接的缝隙完成了脱身的一系列操作，却将产品风险与售后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CCC认证被撤销，意味着产品本身存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地方，随后企业利用简易注销程序完成了法律主体的“合法消失”，致使消费者求告无门。这反映出监管环节存在联动不足等问题：消费纠纷调解与企业注销程序相互独立，使得企业可在被深入追责前成功退场；认证撤销的信息缺乏向已购车消费者告知机制，维权时机容易被延误。本次纠纷的解决，依靠的是监管人员多方查找到原股东后的个人协商，具有一定偶然性，这恰恰凸显了系统性保障的缺失，当被投诉企业选择“合法退出”时，消费者的权益缺乏一道坚固的制度屏障来抵御风险。

　　支招：

　　完善机制 填补漏洞

　　记者在采访调查中，了解到一系列关于完善机制、填补制度漏洞的方式方法，有专家建议在企业简易注销规则中设立“消费者权益观察期”，对存在风险的企业暂停其简易注销通道。有专家认为应建立跨部门的认证信息强制共享与消费者主动通知机制，确保产品认证状态变化能及时告知购买者。有人提出进一步强化销售者的审查义务与连带责任，明确其在生产者缺位时承担先行赔付责任。南开大学教授翟磊认为，可探索在电动自行车等重点消费品领域建立行业保障基金或推行强制产品责任险，从而在企业主体消失后，仍能为消费者权益提供最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