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造导弹，福特产战斧，奔驰给德军造越野车，大众要造“铁穹”——这些全球汽车巨头，正在干一件让很多人瞠目结舌的事。
2026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将加入“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行列。通用汽车旗下的军工子公司GM Defense，已经在6月中旬与全球最大武器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福特方面也在与多国政府接洽，计划提供重型军用地面车辆及一体化软件系统。
这不是个例，而是一张正在展开的系统性“跨界清单”。
通用与福特的故事最有戏剧性。二战时期，底特律的车企曾全面转产坦克和轰炸机，福特Willow Run工厂巅峰时期每小时下线一架B-24轰炸机，通用汽车年产坦克超过8万辆。八十多年后，历史以另一种方式重演——美国政府推动车企利用闲置产能，填补弹药库的缺口。通用汽车早在2017年就成立了GM Defense防务子公司，今年3月还从美国陆军部拿到了121辆步兵分队用车的订单。
大西洋彼岸，奔驰集团在2024年拿下了德国联邦国防军1500辆“狼2”军用越野车的订单，后续可追加至5800辆。这款基于奔驰G级改造的军用越野车，换装了W464底盘，搭载249马力发动机，有效载荷1.2吨，专门用于运送4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测试从2024年11月开始，样车在各种路况和极端天气下跑了1.6万公里。
大众汽车则走得更远。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大众正与以色列国有军工企业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洽谈，计划将濒临关闭的奥斯纳布吕克工厂改造为“铁穹”防空系统零部件生产基地。这家工厂现有约2300名员工，主要生产T-Roc敞篷版，而这款车型将在2027年年中停产——大众已经没有足够的汽车订单分配给它了。按照规划，工厂将生产“铁穹”系统的运载卡车、发射装置和发电机，但不涉及导弹弹体本身。大众CEO奥利弗·布鲁姆在财报电话会议上坦言：“以这种方式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非常明智。”
丰田的路径更为隐蔽。日本防卫省正在考虑用改装后的装甲型丰田“陆地巡洋舰”替代陆上自卫队的老旧轻型装甲车辆，2025财年已申请6.5亿日元预算用于采购与改装测试。而在乌克兰战场，基于丰田陆地巡洋舰70底盘打造的Djura轻型战术装甲车早已投入使用，可防御5.45毫米口径子弹的攻击。
为什么这些全球汽车巨头要集体“跨界”？答案藏在两张财务报表里。
第一张，是车企的电动化账本。本田汽车预计2025财年净亏损4200亿至69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6亿至247亿元——这是本田上市以来的首次年度亏损，核心诱因是电气化战略产生的总费用和损失最高可达2.5万亿日元。特斯拉2025年净利润同比暴跌46%，汽车毛利率从巅峰的25.9%一路跌至17.8%，被迫频繁降价换量。大众集团2024年净利润同比下降30.6%，汽车部门净现金流从107亿欧元骤降至50亿欧元。中国车市更是惨烈，2026年一季度新能源车型平均降价3.8万元，燃油车平均降价3.7万元，但上半年乘用车销量反而同比下跌两成。
第二张，是军工订单的利润账本。据行业数据显示，美国军工企业的利润率通常在15%至20%，而汽车制造业仅在3%至5%。军工订单不仅利润丰厚，而且稳定性极高——政府合同通常覆盖研发、生产、维护全周期，现金流安全性远超民用车市场。更关键的是，汽车工业的底层制造能力与军工高度互通：供应链重合、制造装备通用、生产体系和品控体系相似，工程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可以直接转化。
两相对比，电动化转型投入大、回报慢、竞争激烈，军工订单则利润高、订单稳、周期长。车企的选择，看起来并不难理解。
但跨界军工从来不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
伦理争议首当其冲。车企长期标榜“出行服务”“绿色出行”，如今却开始生产致命武器，这种价值观的撕裂可能引发消费者反噬。环保组织、和平主义者的抵制并非危言耸听——社交媒体时代，任何军工合作的细节都可能被放大曝光，品牌形象一旦受损，修复成本极高。
品牌定位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奔驰、大众等高端品牌，“豪华、安全”的标签与武器制造之间存在天然的张力。大众的案例尤其微妙——二战期间，大众曾为希特勒的国防军生产军用车辆和V1飞弹，这段历史至今仍是德国社会敏感的记忆。如今大众再度涉足军工，舆论压力可想而知。更棘手的是，卡塔尔投资局旗下的卡塔尔控股是大众集团第三大表决权股东，而卡塔尔方面明确反对大众与以色列军工企业合作，这笔交易一度因此陷入停滞。
地缘政治风险则更为隐蔽。军工生产涉及国际武器出口管制、技术封锁，可能随时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供应链可能因地缘冲突中断，甚至被制裁牵连。车企内部还可能面临员工抗议、股东分歧，管理成本激增。美国军工企业利润率15%至20%的另一面，是合规成本高企、安全审查严格、技术扩散受限——这些都是车企此前从未面对过的挑战。
从短期看，更多车企可能跟进这一趋势。日韩、欧洲车企的军工合作正在加速落地，军工正在成为传统车企的“第二增长曲线”。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一项分析指出，美国本土整车厂潜在年产能超过1470万辆，但实际年产量仅维持在1000万辆左右，存在约450万辆的产能缺口。通过《国防生产法》把闲置产能转产为导弹零部件和军用车辆，既能缓解弹药库的燃眉之急，又能保住就业岗位——对政府和车企而言，似乎是双赢。
但长期来看，风险同样清晰。过度依赖军工可能导致主业失焦，错过新能源转型的关键窗口期。一旦全球局势缓和，军工产能过剩将成为新的包袱。更根本的问题是：电动化转型的“慢变量”与军工订单的“快收益”之间的博弈，最终能否支撑车企的长期竞争力？
对中国车企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信号。当全球巨头都在寻找“第二增长曲线”时，中国车企是否也需要考虑多元化布局？但“军工依赖”带来的品牌风险和政策风险，同样需要警惕。
汽车巨头跨界造武器，究竟是明智的转型，还是危险的赌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