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顺路捎女上司回家，路上她突然撩起裙摆轻声搭话，我立刻坐直握紧方向盘，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那天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傍晚六点四十，我把车从公司地库开出来，门口的起落杆抬起来又落下，副驾的门还没关严。
“赵经理，门。”
她这才拉了一下，咔嗒一声扣上。
我已经载她回家将近四个月了。她叫赵敏，我们都叫她赵经理，住在我家隔壁那个小区，隔着一条马路。最开始是有一天下暴雨，她站在公司门口等不到车，我顺路把她带回去。后来就成了惯例。她没明说，我也不敢不载。
车里没放音乐。赵经理不喜欢有声音，她说过一次：“开车就好好开。”
所以这四个月，每天下班那二十分钟，我基本不说话。她也一样。顶多是她接个电话，吩咐两句工作上的事，或者对着后视镜补口红。
那天不一样。
车刚上了高架，还没到洪泽湖路那个出口，她突然把包从腿上放到脚底，侧过身，手搭在裙摆上。
我从余光里看见她的手指捏着布料。
然后她把裙子往上一撩。
就撩到膝盖上面一点，不高，但也不是拿起来的那种——是掀开的动作，带着点故意的慢。
我立刻坐直了，两只手死死攥住方向盘，指头都要嵌进那个仿皮的缝里。
“你看看。”
她声音很低，比平时说话低一个调，像是怕被谁听见。
我没敢侧头。眼睛盯着前面那辆尾灯通红的迈腾，脑子里一片空白。
“看什么？”我听见自己说话，声音也有点紧。
“腿。”
她说了就一个字。
我嗓子干了一下。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跟流水似的。
“赵经理，我……”
“你看一眼。”她又说了一遍，语气里没什么情绪，但也不像开玩笑。
我飞快地侧了一下头。就一眼。
她右腿膝盖往上，差不多一掌的位置，有一块淤青。
紫得发黑，边缘泛着青色，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划痕，已经结痂了。四四方方大概能放三个手指头。
不像撞的。
撞的淤青不会这么规整。
我心里“咚”了一声。但嘴里什么都不敢说。
“开车别分心。”她把裙子放下来，又侧回去了，脸对着车窗。
车里又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她呼吸。
过了大概两分钟——也可能更久，我记不清了——她又开了口。
“没事，摔了一跤。”
她说完这句，从包里摸出手机，划了两下屏幕，什么也没点开，又扣下去。
我“嗯”了一声。
其实我不信。摔跤摔不成这样。
但我没接话。我一个开车的、手底下干活的，接什么话？
把她送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她推门下车。站在车门外，弯腰跟我说了一句：“今天的事，别跟人说。”
我点了点头。
她关上门，穿着那件灰蓝的衬衫裙，踩着高跟鞋走进了小区大门。
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没立刻走。
手还在方向盘上，方向盘上有一层薄汗。不知道是她的还是我的。
到家快八点了。老婆在厨房炒菜，油烟机嗡嗡响，儿子在客厅看动画片，声音开得老大。
“今天怎么这么晚？”老婆从厨房探出头，铲子还举着。
“路上堵。”我换了拖鞋，把车钥匙挂在门口的挂钩上。
“你们那个赵经理还天天蹭你车呢？”
“顺路。”
“顺路顺路，油钱她给你出过一分没有？”她把菜端上桌，一盘青椒炒肉丝，肉丝切得粗细不匀，“我不是心疼那点油，我是觉得这人不懂事。”
我没接话，坐下来扒饭。
那块淤青在我脑子里转。
“你今天怎么了？”老婆给我碗里夹了一筷子菜，“魂不守舍的。”
“没什么，单位事多。”
晚上躺床上，老婆睡了，我翻来覆去。
那块淤青的形状，四四方方的，像什么？
像手指头。
掐的。
第二天上班，我特意留意了赵敏。她穿了一条黑色的长裤，上身是一件高领的打底衫。六月的天，办公室空调开得再足，也没人穿高领。
她在走廊碰见我，和平常一样点了一下头，脸上没什么表情。
“张总那个方案改完了吗？”她问。
“下午三点前发您。”
“嗯。”
就这两句。好像昨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中午吃饭，老周端着餐盘坐我对面。老周是销售部的老人，嘴碎，但消息灵。他在公司待了十二年，什么犄角旮旯的事都知道。
“你最近跟赵敏走得挺近啊？”老周夹了一块红烧肉，压低了声音。
“顺路捎她，怎么了？”
“没怎么。”他嚼着肉，眼睛看着别处，“你知道她老公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以前也是咱们公司的，后来出去了。听说过得不怎么样。”老周用筷子点了点桌面，“反正这两口子的事，你别掺和。赵敏这个人，面上看着冷，其实……啧。”
他“啧”了一声，没往下说。
“其实什么？”
“没什么。”他端起盘子站起来，“我就是提醒你一句，别靠太近。职场上的事，近了烫手。”
老周走了。我坐在那儿，筷子戳着米饭，脑子里乱。
她老公以前也是公司的？从没听她提过。
下午三点，我把方案发过去。四点左右，赵敏从她办公室出来，走到我工位旁边。
“方案收到了。第三页的数据再核一下，明早给我。”
“好的。”
她站了两秒，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我抬头看她，她的目光从我脸上滑过去，落在旁边工位的同事身上。
“就这样。”
她转身走了。
但我注意到，她转身的时候，右手无意识地拉了一下袖口。
把袖口往下拽了拽。
六月，长袖衬衫，还往下拽。
下班的时候，她照常坐进副驾。我发动车，出地库，上高架。
一路她没说话。我也没说话。收音机没开，连导航的声音我都调到了最低。
快到洪泽湖路出口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摁掉了。
过了十秒，又响了。她又摁掉。
第三次响的时候，她直接关了机。
“前面路口停一下。”她说。
我在路边靠了边。她推开车门下去，站在路灯底下，从包里摸出一支烟，点上。
我以前不知道她抽烟。
她站在那盏黄色的路灯下面，一手抱臂，一手夹烟，低着头。烟雾被风扯散了，往高架那边飘。
大概抽了半根，她把烟掐了，扔进垃圾桶，拉开车门坐回来。
“走吧。”
车里又多了一股烟味，混着她身上淡淡的香水。
我没问。
她也没解释。
快到她小区的时候，她忽然说了一句：“你老婆挺有福气的。”
我不知道怎么接。
“你每天按时回家，不出轨，不喝酒，不打人。”她看着窗外，声音很平，“这年头就不容易了。”
我心里堵了一下。
“赵经理……”
“到了。”她推开车门，下车前看了我一眼，“明天正常上班。”
她关上门走了。
我坐在车里，看着她走进小区。她走路的时候右腿有点僵——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就是右腿落地的时候比左腿轻。
昨天那块淤青，在膝盖往上。
我没立刻开车走。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赵经理”那一栏。
光标在拨号键上停了几秒。
最后我锁了屏，把手机扔在副驾座上，发动车，掉头回家。
到家十点多了。老婆已经睡了，给我留了一盏玄关的小灯。
我换了鞋，去儿子房间看了一眼。这小子又把被子踢了，半条腿露在外面。我给他掖好被角，关了灯。
洗澡的时候，热水浇在后背上，我闭上眼睛。
那块淤青。那件高领衫。那根烟。那句“你老婆挺有福气的”。
还有她走路时右腿僵着的那个劲儿。
我关了水，站在浴室里，水珠从下巴往下滴。
一个念头钻出来，怎么都摁不回去——
她昨天撩裙子给我看，不光是让我看那块淤青。
她是让我记住。
万一以后有人问起来，我见过。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第二天到公司，赵敏的办公室关着门。平时她来得最早，七点半就到了。
八点四十，她还没来。
九点，人力的小刘过来敲她办公室的门，没人应。小刘扭头问我：“赵经理今天请假了？”
“不知道。”
九点半，她的办公室门被从里面打开了。
她在里面。一直在里面。
她穿着昨天那件高领，脸色比昨天白了一个色号。嘴唇上没什么血色。
“小刘，什么事？”她的声音和平时一样稳。
“赵经理，下午的会……”
“照常。通知各部，一点半。”
小刘走了。我抬头看她，她正好也看过来。
就那一秒。
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求助，也不是害怕。像是确认。
确认我看懂了。
然后她转身回了办公室，门没关。
我低下头，盯着屏幕，光标在空白的文档上一闪一闪。
手心又开始出汗了。
第二天中午，老周又坐到了我对面。
他夹了一筷子土豆丝，眼睛却往四周扫了一圈，压低声音说：“昨天你走得早。”
“怎么了？”
“赵敏老公来了。”老周把土豆丝送进嘴里，嚼了两下，“下午五点多，就在大厅，说要找她。”
我放下筷子：“他长什么样？”
“高，黑，看着挺壮的。保安没让他上电梯，他就在大厅坐着，坐了一个多钟头。后来赵敏自己下来的。”
“然后呢？”
“然后两人就出去了。”老周喝了口汤，“没吵架，也没闹。但那个男的脸色很难看。”
“你认识他？”
“以前也在公司。”老周放下碗，用纸巾擦了擦嘴，“叫李建军，技术部的。走了有七八年了。那时候……”
他顿住了。
“那时候什么？”
“那时候他在公司跟人打过一架。跟谁我不说了，反正后来就辞职了。当时传的是工作上的事，现在想想——”老周把纸巾揉成一团，“你去问他自己吧。有些事我一个外人不好说。”
他起身端着餐盘走了。
我坐在原处，把“李建军”这三个字在嘴里过了一遍。
下午我去赵敏办公室送文件。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里面没应声。
我推开门往里看了一眼。
她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但眼睛没落在上面。右手放在桌面上，食指一下一下地敲着桌面。节奏很慢，很轻，像是在数什么。
“文件放这儿吧。”
她没抬头。我把文件放在桌角。
转身要走的时候，我看见她办公桌靠里那面放着一个相框。以前从没注意过。相框里是一张合影，两个人站在海边，赵敏穿着白裙子，笑得很开。旁边站着一个高个子男人，手搭在她肩上。
那个男人的脸。
高颧骨，下颌很宽，眉毛浓。笑的时候左边嘴角往上翘。
和老周描述的一样。
我看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但赵敏好像察觉到了。
她把相框翻了过去，扣在桌上，动作不急不慢。
“还有事？”
“没了。”
我退出来，关上门。
下班的时候，她照常坐进副驾。今天穿了一件藏蓝的衬衫，还是长袖，但袖口的扣子系得规规矩矩。
车出了地库，上高架。她一直没说话。我也没说。
过了凤台路那个匝道，她忽然开口：“你昨天见到老周了。”
“嗯，一起吃了个午饭。”
“他说什么了？”
我看着前方的路面：“说您爱人在公司待过。”
“还有呢？”
“没了。”
她侧过脸看了我一眼。就一眼。然后把头转回去。
“他叫李建军。”她的声音很平稳，像在念一份报告，“八年前从公司走的。走的时候不太好看。”
我没接话。
“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捏着方向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想问，又怕问。车里空调出风口吹出来的风打在脸上，凉飕飕的。
“赵经理，我就是个开车的。”
她笑了一声：“对，你就是个开车的。”
然后她又安静了。
一直到她小区门口，她都没再说一句话。下车的时候，她把车门推开一半，停住了。
“他这两天，可能会来找你。”
我愣了一下：“找我？”
“他觉得我跟你有什么事。”赵敏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他在公司里还有几个熟人，看到了我们每天一起走。你不用怕，他不敢在公司闹。”
“我没怕。”
“行。”她下了车，关门前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要是听到什么，别急。也别跟他多说。你就说你是顺路带我。”
她走了。
我坐在车里，手指头有点僵。等回过神来，后背出了一层薄汗。
到家的时候快九点。老婆正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见我进门，手机往沙发上一扔。
“你过来坐下。”
我把外套挂在门口，换了鞋走过去。她抱起胳膊，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你们公司今天有没有什么事？”
“什么意思？”
“今天下午有个人加我微信。说是你们公司的，李建军。问我认不认识你媳妇。”她盯着我，“我查了一下，这人我根本不认识。他说他是赵经理的爱人。”
我心里一沉。
“他找你说了什么？”
“就问咱家住哪儿，问你是不是每天开车送赵敏回家。”老婆往后一靠，眼睛没从我脸上挪开，“你跟我说实话，你跟这个赵敏，到底什么关系？”
“顺路而已。”
“顺路？”她站起来，声音拔高了一截，“人家老公都找上门来了，你还顺路？”
“她是我领导，我不好拒绝。”
“不好拒绝你就不拒绝？你知不知道人家怎么想的？”她拿手指戳了一下我肩膀，“我告诉你张建国，你别给我惹事。”
我握住她的手：“我跟她真没事。”
“那她老公为什么找过来？”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总不能把那个淤青的事讲出来。她让我别说。
但老婆看着我那个表情，好像明白了什么。她把手从我手里抽出去，沉默了一会儿。
“她老公打她？”
我看着她。
“你别瞒我。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那女的以前夏天都穿裙子，今年穿的都是长袖长裤。有一回我去超市碰见她，她嘴角有块青紫，拿粉盖过，盖得不匀。”老婆抱着胳膊说，“这种事你少掺和，越掺和越说不清。”
“我知道。”
“知道就行。”她坐回沙发上，“以后别带了。”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工位上做表，电话响了。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那头是个男人，声音沉，带点沙哑：“你是张建国？”
“你哪位？”
“李建军。赵敏的爱人。”他说话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方便见一面吗？我不去你公司，就在你们楼下那个星巴克。”
我握着手机，看了一眼走廊那头赵敏的办公室。门关着。
“我中午没空。”
“那就下班。你下班不是要送我媳妇回家吗？”他语气里带了点儿笑意，那种故意压着的笑，“我在停车场等你。”
没等我回话，他挂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没去食堂，一个人在公司楼下转了两圈。脑子里反反复复的。去还是不去。不去他也会堵我。去了——去了又说什么？
下午五点四十，我收拾东西准备走。犹豫了两分钟，还是下了楼。
地库负二层，我的车停在B区最里头。拐过弯就看见了，一个人靠在我车头旁边，穿着黑色短袖，胳膊上有一道明显的疤。
高，黑，眉毛浓。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他手里捏着烟，看见我过来，把烟掐了，往地上一掸。
“张建国。”他叫我名字，跟老朋友打招呼似的。
我站住了，离他大概三步远。
“李建军？”
“是我。”他上下打量我一眼，“比我想的年轻。”
我没接话。他就那么看着我，嘴角那条笑纹慢慢露出来。
“你们每天一起走，多久了？”
“四个月。”
“四个月。”他重复了一遍，“我媳妇每天坐你车，四个月。你觉得正常吗？”
“就是顺路。”
“顺路。”他点了点头，像是接受了这个说法。可下一秒他往前迈了一步，离我只有一步远。
“你知道她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吗？”
我不知道。
“因为她那辆车，刹车片被人动过。”他盯着我的眼睛，“从那以后她就不敢开了。”
我的心猛地缩了一下。
“谁动的？”
他笑了。那种笑比发脾气还让人难受。
“你猜。”
我说不出来话。他就那么站在我面前，歪着头看我。
“我今天是来跟你打个招呼。你是老实人，我看得出来。”他退后半步，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我没接。他就塞进我外套口袋。
“上面有我电话。哪天你想明白了，打给我。”
他转身往地库出口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她跟我之间的事，你最好别管。管多了对你没好处。”
他走了。脚步声在车库里荡来荡去。
我站在原地，手插在兜里，指头碰到那张名片的边角。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车的时候，手在方向盘上抖了一下。
那天我没等赵敏。
我给她发了条消息：“赵经理，今天有点急事，先走了。”
她没回。
到家的时候老婆看我的脸色，问了句：“怎么了？”
“没事。累了。”
晚饭吃得没滋味儿。儿子在旁边叽叽喳喳讲学校的事，我一个字没听进去。
晚上躺床上，我把那张名片掏出来看了。李建军，后面是一个手机号，再下面是某某科技公司。没有职位。
我翻了个身，把名片塞进床头柜的抽屉里。抽屉最里头压着一本旧存折，一个坏了的剃须刀，和两盒过期感冒药。
关上抽屉，我在黑暗中盯着天花板。
刹车片。
她每天坐我的车。每天下班，我开得规规矩矩。要是没载她，她自己开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么想着，后背又出了一层汗。
第二天上班，赵敏没来。
第三天也没来。
第四天，她来了。穿了一件短袖。胳膊露出来了。
左小臂上有一道抓痕，结了痂。新的。
坐下还没十分钟，她把我叫进办公室。
“今天下班，你等我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好。”
她低下头翻文件。我看见她胳膊上那道抓痕的旁边，还有两道更浅的，已经淡成了白色。一条叠着一条，像是叠了好几年的旧账。
我从她办公室出来，回到工位上。屏幕上跳出一条消息，是老周发来的：
“赵敏昨天请假，你知道去哪儿了吗？社区医院。我小舅子在那当大夫，说看见她了。挂的骨科。”
骨科。
膝盖上那块淤青，右腿走路时的僵。
我关掉消息框，靠在椅背上。旁边工位上同事的键盘噼里啪啦地响，打印机在旁边嗡嗡地吐纸。一切都正常。可我觉得整个办公室里，有一样东西不对劲。
那种不对劲是，所有人都不知道，就我知道了。
或者说，就我和她老公知道。
那天下午五点半，天有点阴。我在地库等赵敏。她比平时晚了十几分钟才下来。
拉开车门坐进来，手里拎着一个文件袋。牛皮纸的，封口缠了线绳。
“先走。”
我发动车，出地库，汇进晚高峰的车流里。
开了大概十分钟，她把那个文件袋放在腿上，用一种很轻的声音说：“这个袋子里装了三样东西。”
我看了她一眼。
“一张CT报告，膝盖的。两张照片。”她说得很慢，一个字是一个字，“还有一份手写的东西，我自己写的，什么时候，伤在哪儿。”
我握着方向盘没说话。
“我不需要你做什么。”她看着窗外，“我只需要你送我去一个地方。”
“哪儿？”
“凤凰西街。”她报了一个地址，“那边有个妇女热线，我约好了。九点前到就行。”
我看着前方的路。雨点开始落下来了，一粒一粒砸在挡风玻璃上，慢慢变得密集。雨刷来回摆着，吱嘎吱嘎的。
“赵经理。”
“嗯？”
“你为什么不报警？”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雨刷又扫了十几个来回，她才开口。
“他第一次打我是十年前。我报过警。警察来了，他在门口一站，笑着说两口子闹着玩。警察走了。他关上门，说，你再报一次试试。”
我咽了口唾沫。
“后来我就不报了。”她说，“我攒。”
“攒什么？”
“攒到能走的时候。”
我把车拐上凤凰西街，旁边林立的居民楼，亮着一格一格的灯。雨越下越大了。
她指了指前面一个巷口：“就停那儿。”
我靠边停了车。她推开车门，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明天开始，不用捎我了。”
“那你怎么上班？”
“我请了长假。东西收好了。”她把那个文件袋抱在怀里，推开车门。雨灌进来一股潮气。
“东西收好了”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圈。
我坐在车里，看着她的背影走进巷子。走到巷口那个铁皮雨棚下面，她停了一下脚步。雨棚上一个窟窿，雨水从那儿漏下来，在她脚边砸出水花。她往边上挪了半步，拐进巷子，看不见了。
我开着车往回走。手机响了一下。是赵敏的消息，只有四个字：
“文件带好。”
我愣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副驾的座位。
座位缝里，露出一个牛皮纸信封的一角。
付费卡点
那天晚上到家，我把那个牛皮纸信封从副驾缝里抽出来，没拆，直接塞进了床头柜的抽屉，压在那张名片上面。
老婆已经睡了。我关了灯躺下，脑子里是赵敏走进雨巷的背影。她走得不快，右腿还是僵。
第二天上班，赵敏的办公室门开着，里面亮着灯，但没人。她的东西还在——那盆绿萝、那个保温杯、桌角那盒抽纸。人没来。
第三天也没来。
第四天，人力发了封邮件通知全员：赵敏因个人原因，申请调离，即日起由王副总代管我们部门，为期三个月。
王副总下午开了个短会，各部门组长以上参加，我没资格，是老周回来讲的。老周凑到我工位旁边，压低声音说：“听说是主动调的，去城南那个新点。没人逼她。你说奇怪不奇怪，干得好好的，自己要走。”
我没接话。
“还有，”老周左右看了一眼，“她老公前阵子去公司闹过一回，被保安拦下来了。后来赵敏跟上面谈了，谈了一上午。出来的时候王副总脸色不太好。”
“为什么？”
“谁知道呢。”老周拍了拍我肩膀，“反正人走了，办公室空出一间。跟你没关系了。”
跟我没关系了。我盯着屏幕，心里却清楚——有关系。
那个牛皮纸信封还在我抽屉里。
一周过去了。日子照过。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出门，送儿子上学，八点半到公司。晚上六点下班，一个人开车回家。副驾空着，什么都没有了。空调出风口的风吹过去，吹到副驾的座椅上，什么也吹不动。
我偶尔会看一眼副驾的地垫。那块脚垫上还沾着一点她鞋跟踩出来的泥印，灰白色的，浅浅的。
第二个星期，我去城南办业务，路过那个新点。一栋矮楼，三层，外墙刷了米黄色，门口挂着另一个公司的牌子。我没进去。在马路对面等红灯的时候往三楼看了一眼，窗户开着半扇，窗帘是那种深灰色的办公帘。
绿灯亮了。我踩油门走了。
大概过了二十天，我下班回家，刚出地库，手机响了。
李建军。
我盯了两秒才接。
“张建国。”他声音比上次哑，像是刚抽完一整包烟，“我在你们小区南门，那个面馆。你有空吗？”
“什么事？”
“我请你吃碗面。”顿了一下，“就一碗面。吃完我就走。”
我想拒绝。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出他声音里有一丝跟上次不一样的劲儿。上次是压着的、揣着刀的那种。这次……空。
“十分钟到。”
面馆很小，门口摆着一口大铁锅，热气腾腾的。李建军坐在最里面一张桌子旁，面前摆着两碗面，一碗牛肉的，一碗素的。素的那碗上面搁着一双筷子，像是给我留的。
我坐过去。他瘦了一圈，颧骨更明显了，嘴角那道笑纹还在，但笑不出来了。
“牛肉的归你。”他把牛肉面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没动筷子。
“她起诉了。”李建军低头搅着自己那碗面，筷子在汤里划来划去，“离婚。上个礼拜立案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找过她三次。第一次她不见我。第二次她开门了，隔着防盗门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三次——”他停了一下，从兜里摸出烟盒，一看面馆墙上贴着“禁止吸烟”的牌子，又把烟盒塞回去了。
“第三次怎么了？”
“第三次她把那个文件袋给我看了。里面全是证据。医院的单子、照片、还有她自己写的日记。”他抬起头看我，眼神里第一次没了那种打量和试探，就是直愣愣的，“我看了以后，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面馆老板娘端来一碟醋。李建军接过来，往碗里倒了一圈，倒多了，汤一下子浑了。
“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些博同情的。”他放下醋碟，“我就是……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没有人可以讲。你明白吗？”
我没说话。
“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李建军的声音低下去，“她说，‘你打我的时候，我数着。每打一次我记一笔。记了十年。你现在跟我说改，晚了。’”
我手心出了汗。但面上没动。
“晚了。”李建军自己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筷子戳在碗底，面都坨了，“她那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的是去年冬天。上面写‘最后一次，如果他再动手，我就走’。”
“然后你又动手了。”
他沉默了很久。
“那次是她先骂我的。她骂我没本事，骂我在外面混不下去。”他抬起头，“换成你，你忍得了吗？”
我看着他。
“李建军，我不想跟你说谁先谁后。”我开了口，声音比想象中稳，“你一个一米八几的人，把她胳膊掐成那样。她穿高领穿了一个夏天。”
他不说话了，盯着碗里的面。
“她说得对。晚了。”我说。
他低头扒了两口面。汤溅到下巴上，他用手背一抹。
“你现在跟老周一样，都站在她那边。”
“我没站谁那边。”我站起来，把筷子放在桌上，“你请我吃面，我吃完了。以后别找我了。”
我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在后面喊了一声：“张建国。”
我停住，没回头。
“那个信封，她给你的那个——你看了吗？”
“没有。”
“你最好别拆。”他说，声音有点怪，“跟你没关系。”
我推门出去了。外面下了点小雨，雨丝斜着打下来，路灯下面的水洼里映着一小圈黄。
回到家，我把抽屉里的信封拿出来。牛皮纸已经有点软了，封口缠着白线绳。我翻过来看了看正反面，没拆，又放回去了。
再过了几天，赵敏的名字从公司通讯录里消失了。那个办公室被清理出来，换了新牌子：片区二组。老周被调去了城南，临走那天来我工位晃了一圈，拍拍我的显示器说：“走了啊，有空喝酒。”
“好。”
他走了几步又回头：“那个赵敏，听说是彻底离了。车也卖了，房子也挂着。”他想说什么，嘴张了张，又咽回去了，摆了摆手走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六月过完了，七月来了。天越来越热。
老婆的心情好了些，周末开始拉着我去菜市场挑菜。她挑西红柿挑得仔细，捏一捏，闻一闻，嫌这个太硬，嫌那个太软。有一次她挑好了几个，递给我拎着，忽然来了一句：“那个赵经理，听说离婚了？”
“嗯。”
“离了好。”她把袋子往我手里一塞，“那种人跟着受罪。”
我没接话。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七月半的时候，我去城南送材料，回程的时候路过一家药店，拐进去买了两盒膏药。我的肩膀最近老酸，开车开的。
收银台旁边站着一个人。短发，牛仔裤，灰色T恤，右胳膊挎着一个布袋子。她正低头从货架上拿一瓶维生素。
我愣了一下。
赵敏转过身，看见我，也停住了。
“张建国。”
“赵经理。”
“别叫赵经理了。”她把维生素递给收银员，“现在没人管我叫这个。”
她看起来比以前瘦了点，但气色好了不少。胳膊上那道抓痕已经淡成了一条白线，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穿的是短袖，没再遮着。
“你搬哪儿了？”
“凤凰西街那头，租的。”她说，“小的，一个人住够。”
收银员把零钱找给她，她装进布袋，看了我一眼：“你开车来的？”
“嗯，办事。”
“那走吧，外面热。”
出了药店，站在门口遮阳棚底下，太阳很毒，明晃晃地照得地发白。她说：“你等我一下。”
转身进了隔壁的便利店，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根老冰棍。递给我一根。
“你以前开车，我从来没请你喝过水。”她把冰棍纸剥开，“这就算补了。”
我接过冰棍，没吃，拿在手里。冰棍冒着白汽，水珠沿着木棍往下滴。
“李建军找过你吧？”她咬了一口冰棍，语气很平常。
“找过。请我吃了碗面。”
“他说什么？”
“他说你起诉了。他说他不会签字。”
赵敏笑了一下：“他会签的。我手里有东西，他要不签，上法庭对谁都没好处。他明白这个账。”
我想起了李建军那天的样子，那碗坨了的面，他说“晚了”时的眼神。
“你那个文件袋，我没拆。”
“我知道你没拆。”她吃完了冰棍，把木棍折成两截，扔进旁边的垃圾桶，“不用拆。那里面是给你的备份。我的律师手里有原件。万一我出了什么意外，你就可以拿出来。”
她说完这句，看了我一眼：“现在没事了。你可以把它烧了，或者扔了。随你。”
我手里的冰棍开始化了，顺着手腕往下淌，凉丝丝的。
“赵……那我叫你什么？”
“叫张姐就行。”
“张姐，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她想了一下，咬字很轻：“好。比从前好。睡得了觉了。”
路口绿灯亮了，她挎着布袋往斑马线那边走。走了两步回头：“你开车慢点。”
然后她就过了马路，走到对面去了。布袋子在她身侧一晃一晃的，里面装着一瓶维生素，没别的。
那天晚上我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拆了。
里面有三样东西。一张CT报告，膝关节的，名字一栏被黑笔涂掉了，但日期看得清，是去年冬天。两张照片，一张拍的是胳膊，一张拍的是小腿，都带着淤青，光线拍得不好，有点模糊，能看到底下垫着一张当天的报纸，日期是前年。
最后一份是手写的，A4纸，密密麻麻写了满满一页。字迹工整，一行一行往下排，每一行的格式都一样：时间、地点、伤在哪儿、原因。从第一行到最末一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一个形容词。
我把那张纸从头看到尾。
看到第五行的时候，手就开始抖了。
我把三样东西装回信封，下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啪地亮了。
楼下的垃圾桶刚清过，里头只有几个塑料袋。我站在垃圾桶前面，拿着那个信封，站了好一会儿。
最后没扔。
我上了楼，把信封放回抽屉。跟上次不一样的是，我换了个地方——放到了衣柜最底层，那摞旧被单下面。老婆不会翻那儿。
洗了澡躺在床上，老婆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说：“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路上买了盒膏药。”
“哦。”她又睡过去了。
我盯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摸过手机给赵敏——给张姐——发了条消息：“东西我看过了。我留着。”
发完我把手机放下，翻了个身。
那边一直没回。
第二天上班，我把车开出地库，门口的起落杆抬起来又落下。副驾空着。我伸手把副驾的安全带扣上了，扣得规规矩矩的。
然后拧开收音机，调到一个说评书的台。以前不开，因为赵经理不让。现在可以开了。
收音机里正好在说一段旧书。我听着出了小区，上了高架，汇进早高峰的车流里。
车开得很稳。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