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22日，钱学森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写了一封影响深远的信。在这封信中，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提出了一个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建议：”我国汽车工业应跳过用汽油柴油阶段，直接进入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阶段。”他预测到下个世纪20年代，中国汽车年产量将达到1000万辆，如此庞大的汽车保有量将对环境和能源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封信件，不禁惊叹于钱学森的远见卓识。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958.7万辆和949.5万辆，连续九年位居全球第一。比亚迪更是以超过300万辆的销量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企业。钱学森的预言不仅成为现实，而且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实现了”后来居上”的目标。
钱学森的能源预测建立在严谨的科学分析基础上。他在1992年访问英国时，观察到伦敦街头汽车川流不息的景象，便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能源挑战。当时中国汽车年产量仅为65万辆，自行车仍是主要交通工具，但钱学森基于人口增长和工业化进程，预见到中国将快速进入汽车社会。
他进行了精确的测算：中国人口超过10亿，如果按英国每3人拥有1辆车的比例，中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3亿辆。即使打对折，1.5亿辆汽车每天消耗的石油也是天文数字。这一预测与当前中国超过3亿的汽车保有量惊人吻合。
钱学森的能源消耗动态推演模型考虑了多重因素。他预见到，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能源需求将呈指数级增长。这一判断被过去三十年的数据所证实：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从1990年代的十余亿吨标准煤增长到2023年的约57亿吨标准煤。
钱学森在信件中明确指出了能源进口依存度的风险。他警告，如果中国走传统燃油车道路，石油对外依存度将突破安全红线。这一预警如今已成为现实：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从1993年的6.7%攀升至2024年的72.3%，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
更令人钦佩的是，钱学森预见到了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他指出过度依赖进口石油将使国家面临”卡脖子”风险。近年来，中东地区动荡、红海航运危机等国际事件多次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印证了钱学森的担忧。
钱学森不仅提出问题，更给出了解决方案。他强调要发展高效蓄电池技术，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一建议为中国能源安全指明了方向：通过技术革新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构建自主可控的能源体系。
钱学森的建议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自2009年起，中国开始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示范工程，通过补贴政策、双积分制度等措施大力推动产业发展。在”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中，新能源汽车被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技术路线上，中国遵循了钱学森的建议，将蓄电池技术作为突破口。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在锂电池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动力电池产量占全球份额超过60%。与此同时，氢燃料电池、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也在加速研发。
为应对能源安全挑战，中国建立了完善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体系。截至2021年，中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已突破5亿桶，实现90天净进口量的国际标准。地下盐穴储油等先进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储备能力和安全性。
钱学森的能源思想体现了其系统工程思维的深度。他认为能源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国家经济、科技、环境等各方面紧密相连的大系统。这种整体性思维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航天领域，钱学森创建的总体设计部制度和两条指挥线管理模式，成功应用于载人航天、北斗导航等国家重大工程。这种系统工程的思维方法同样适用于能源领域，帮助中国构建了多能互补、协同优化的现代能源体系。
当前中国推动的”双碳”目标，正是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的延续。通过统筹能源安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风光储氢一体化、智慧能源系统等创新模式，体现了整体谋划、系统推进的思维特点。
钱学森的能源预言之所以能够精准应验，源于他独特的科学方法论。他将严谨的数据分析与前瞻的战略视野相结合，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这种科学理性与战略思维的综合，是钱学森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当今世界能源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钱学森的思想更具现实意义。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能源体系正在向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方向加速转型。中国需要继续发扬钱学森倡导的创新精神和系统思维，在能源科技和产业领域掌握更多主动权。
钱学森在1992年信中写道：”在此形势下，我们决不应再等待，要立即制定蓄电池能源的汽车计划，迎头赶上，力争后来居上。”这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后来居上的自信心，至今仍然激励着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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