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那屋的门没关严，透出一道昏黄的光。
我起夜上厕所，听见她在里头打电话，声音压得低，但夜里静，每个字都往我耳朵里钻。
她说：“……没敢跟他说，才一个多月……我怕他一听就让我打掉，想等等，等孩子再大点，兴许他看见B超单子心就软了……”
我站在过道里没动，拖鞋里的脚趾头不自觉地抠紧了地砖缝。
张爱玲是我同事，在厂里财务科干了八年了。
我俩工位挨着，中午带饭经常凑一块吃，她腌的萝卜条脆生，我做的红烧肉她也尝过几块。
我自以为了解她，离了婚，带着个上初中的闺女，日子过得仔细。
但“情人”这俩字从她自己嘴里说出来，我还是像被人拿凉水激了一下后脊梁。
那个男的我知道，姓孙，隔三差五开辆黑色帕萨特来厂门口接她。
车不新，2016款的，右后视镜上那道划痕还在，我凑近看过，是指甲盖那么长的一道白印子，估计是蹭墙上了没修。
张爱玲每回上车前都要左右看一眼，跟做贼似的。
有回我下班晚了，在厂门口水果摊买橘子，正撞见那男的把一塑料袋东西递给她，透过塑料袋能看见是两盒阿胶糕，东阿的，超市里一盒小三百。
张爱玲接过去，嘴里说“又花这钱干啥”，手却攥得紧紧的。
我从来没问过她，她也从来没提过。
财务科的人嘴碎，背后都说她走了“野路子”，但没人敢当面讲。
她这人要强，谁要是言语里带出点意思来，她能拿眼珠子剜死你。
我推门进了厕所，坐在马桶盖上半天没起来。
瓷砖缝里黑黢黢的，墙角还贴着一张去年夏天贴的驱蚊贴，早没味儿了，边都卷了起来。
第二天中午吃饭，张爱玲跟往常一样坐我对面。
她饭盒里是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切得大块，鸡蛋有点炒老了，碎碎的。
她拿筷子扒拉了两下，突然说：“昨晚上是不是吵着你了？ 我打电话声音大了。 ”
我把嘴里的米饭咽下去：“没听清，迷迷糊糊的。 ”
她“嗯”了一声，拿勺子舀了口汤，没再往下接。
隔壁桌的俩人在聊今天超市鸡蛋打折，三块八一斤，每人限购两斤。
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滋滋响，有一根接触不良，忽闪忽闪的。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张爱玲让我帮她盯一下电脑，说有东西落家里了回去拿。
她走了没十分钟，手机落桌上了，屏幕突然亮了，弹出一条微信消息。
我本来没想看的，但那个备注名就一个字——“孙”。
消息内容就一行字：“下个月生活费我给你打过去了，还是那个卡号，你查一下。 ”
我眼睛像被烫了一下，赶紧把视线挪开。
但脑子里已经开始算了，一个月三万，一年三十六万。
她工资到手才四千二，加上年底的绩效奖，撑死了六万。
三十六万，顶她干六年的。
张爱玲回来的时候脸有点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
她把手机揣兜里，跟我说：“走吧，下班了。 ”我关了电脑，跟她一起往厂门口走。
十月的天黑得早了，路灯刚亮起来，黄澄澄的光照在地上，把影子拉得老长。
她走得很慢，一只手无意识地摸着肚子，其实根本看不出来，但她那个动作让我心里一紧。
我说：“你最近是不是瘦了？ 下巴都尖了。 ”
她愣了一下，笑了笑：“没有，可能天冷了胃口差。 ”
走到厂门口，那辆黑色帕萨特果然停在对面的杨树底下。
孙老板没熄火，排气管突突地往外冒白气。
张爱玲冲我摆摆手：“你先走吧，我有点事。 ”
我没多问，扭头往公交站走。
走了十几步，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她正弯腰跟车里的人说话，一只手撑着车门框，指节捏得发白。
孙老板从车窗里递出来一个保温杯，她接过去，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又把盖子拧好，抱在怀里上了车。
车开走的时候，尾灯的红光在灰扑扑的路面上拖出两道痕。
公交车上人不多，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
手机里跳出条新闻，说今年新生儿出生率又降了，产科病房空了一半。
我想起张爱玲那个动作，摸着肚子的那个，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她闺女今年十四了，正是叛逆的时候，有回在电话里跟她吼，我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你除了管我吃饭还管过我啥？ 我开家长会你哪回去过？ ”
张爱玲挂了电话，眼圈红着跟我说：“孩子大了，不由娘了。 ”
我当时还劝她，说再熬几年，等上了高中住校就好了。
她没接话，拿指甲抠桌子上的一个黑点，抠了半天没抠掉。
现在想想，她那会儿估计就已经跟孙老板在一块了。
第二天我提前到了办公室，正擦桌子呢，听见走廊那头传来张爱玲的声音。
她好像在跟谁打电话，声音急：“……我说了不行，这两天不行……你别老催我……我身体不舒服……”
她推门进来的时候看见我，脸上那点着急瞬间收起来了，换了个平常的笑：“来这么早？ ”
我说：“昨天有张报表没做完，早点来弄。 ”
她没再说话，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拉开抽屉翻东西。
我余光看见她抽屉里有个药盒，她飞快地塞进了包里，但我还是看清了上面的字——“黄体酮”。
我闺女以前怀二胎的时候保胎就吃的这个，黄黄的药片，一天两次。
整个上午她都不太对劲，去厕所去了三趟，每回回来脸色都差一点。
到十一点多的时候，她突然捂着嘴冲出去了，我在卫生间听见她干呕的声音，一声接一声，胃里翻江倒海那种。
我给她递了张纸巾，她接过来说了句“谢谢”，声音哑得不行。
下午科长叫她进去谈话，出来的时候她眼圈是红的。
科长跟出来冲我喊了一句：“小周，你这两天把张爱玲的活分担一下，她身体不舒服。 ”
晚上下班我没走，在工位上磨蹭。
张爱玲也没走，坐在那儿对着电脑发呆，屏幕上的Excel表格光标一闪一闪的。
过了好一会儿她突然开口了，声音很轻：“你说，男人会为了孩子留下来吗？ ”
我握着鼠标的手停了停：“那得看是什么男人。 ”
她笑了一下，笑里带着点苦：“也是，不靠谱的男人，生一窝也留不住。 ”
我没接话。
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保洁阿姨拖着地经过我们门口，拖把水渍在地上留下一道深色的印子。
张爱玲关了电脑，站起来收拾包。
她今天穿了件宽松的卫衣，黑色的，但腰那儿还是能看出一点点弧度，不明显，可能就是吃多了胀气。
但她自己很在意，老拿手挡着。
“我走了啊，你也早点回去。 ”她说。
我“嗯”了一声，看着她走出去。
她脚步有点沉，不像以前那样利索。
走到门口她又停住了，回过头跟我说了句话，声音低得差点听不见：“其实我也知道，拿孩子拴人，拴不住的。 但我就想赌一把，赌他跟我以前遇到的那些人不一样。 ”
门关上了，楼道里的灯亮了一瞬，又灭了。
黑暗里我听见她走远的脚步声，踢踢踏踏的，拖泥带水。
我关了办公室的灯，站在窗前往下看。
楼下路灯底下，那辆黑色帕萨特还在，孙老板靠在车门上抽烟，烟头一明一灭。
张爱玲走过去，他递了件外套给她，她没穿，搭在胳膊上。
两个人站了一会儿，说了几句话，然后上了车。
尾灯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张爱玲在副驾驶上偏着头看窗外。
车里那么暗，但她那个姿势显得特别空，像是一个人坐在那儿，旁边有没有人都无所谓。
我忽然就不想再看了。
拉上窗帘，拎起包往外走。
走到厂门口，卖烤红薯的大爷正在收摊，铁皮炉子里的火还红着，映得大爷脸上的褶子一道一道的。
我买了个最小的，六块钱，捧在手里烫得换手。
红薯掰开，热气扑了一脸，甜丝丝的。
回去的公交车上，我看见窗外有对夫妻在吵架。
女的抱着孩子，男的指手画脚的，声音隔着玻璃都听得见。
孩子在那哭，女的哄不住，冲着男的吼了一句什么，男的转身走了。
女的抱着孩子蹲在地上，头埋在孩子的小棉袄里。
车开过去了，我没再回头看。
张爱玲后来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回来的时候人更瘦了，下巴尖得能戳破纸。
她跟我说，孩子没了，没保住。
我说：“那你跟他说了没？ ”
她摇摇头：“没说。 从头到尾都没说。 ”
她把工位上的东西理了理，一个用了三年的保温杯，杯底磕掉了一块瓷；一盆养了两年的绿萝，叶子黄了一半；抽屉里那盒黄体酮不见了。
她把东西装进一个纸箱子里，胶带缠了两圈。
“孙老板那边呢？ ”我问。
她扯了扯嘴角：“钱还打，但上个月只打了两万。 他自己家里也一堆事，老婆查他账呢。 ”
我没有再问。
窗外的杨树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戳着天，像张爱玲现在这个人一样，看着什么都没有了，但底下根还扎在地里。
过完年张爱玲辞职了。
走的那天请我吃了顿饭，就在厂门口那家饺子馆，一碟醋，两盘饺子，一盘韭菜鸡蛋的，一盘猪肉大葱的。
她说她要去南方，她表姐在那边开了个美容院，缺个管账的。
“能挣多少？ ”我问。
“比这边强点，一个月能有个六七千吧。 ”她往醋碟里倒了点辣椒油，“够我跟闺女花了。 ”
饺子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的，她吃得很慢，一个一个地蘸醋。
吃到最后一个，她突然说了句：“我当时真是昏了头了，觉得一个月三万就能把日子过好了。 可那钱拿在手里，烧得慌。 ”
她付了钱，我们走出饺子馆。
三月的风已经不冷了，带着点潮湿的土腥味。
路灯底下她回头看了看厂门口那棵老杨树，树皮皴裂，枝丫上冒出了一点点新绿。
“其实那个孩子要是不掉，我现在可能还在那个坑里。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有时候老天爷不让你得逞，是救你呢。 ”
她打车走了，我站在路边看着车尾灯汇入车流里，分不清哪一个是她的。
手机震了一下，是她发来的消息：“到了给你报平安。 ”
我回了个“好”字，把手机揣兜里往家走。
路过超市，门口LED屏上滚着当天的菜价，鸡蛋三块九了，涨了一毛。
日子还是那个日子，太阳照常升起来，厂里的打卡机照常响。
张爱玲的工位来了个新来的小姑娘，97年的，扎个马尾辫，桌子上一堆手办。
有时候我中午吃饭，还会下意识地往对面看一眼，空的。
那盘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味道我到现在还记得，醋有点咸，辣椒油不辣但挺香。
她说那话的时候，筷子尖在醋碟里点了点，蘸了一下，又点了点，蘸了第二下。
日子不是靠拴住谁过下去的，是靠自己站稳了，慢慢撑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