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文清
7月29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庆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本200亿元,法定代表人为朱华荣。这一新央企的诞生,不仅标志着长安汽车迎来发展新阶段,更牵动着中国汽车产业格局的变革神经。围绕新长安的诸多疑问,也成为行业内外热议的焦点。
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央企级别的长安?
长安汽车的根脉可追溯至1862年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历经百年沧桑,从军工企业逐步转型为综合型汽车集团,其发展始终与国家工业进程紧密相连。过去,长安隶属于兵装集团,军工背景虽赋予其技术积淀——如军工级制造标准带来的车身安全技术、高精度机械加工经验等,但也在市场化浪潮中显露出束缚。
从运营层面看,兵装集团体系下,长安的汽车业务需与军工板块共享资源、竞争审批通道,导致决策链条冗长。例如,在推进智能驾驶研发、海外工厂建设等项目时,需经过多层级审批,错失不少市场机遇。而成为独立央企后,直接对接国资委,决策流程大幅简化,像与华为合作的智能座舱项目、欧洲研发中心落地等事宜,推进效率显著提升。
从全球化维度考量,军工标签在海外市场时常成为“隐形壁垒”。在欧美等成熟市场,带有军工背景的企业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审查,甚至被限制参与政府采购项目。剥离军工体系后,新长安能以更纯粹的汽车集团身份参与国际竞争,加速海外工厂布局与品牌渗透,为“走出去”扫清障碍。同时,独立运营也便于整合上下游资源,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在芯片、电池等关键领域掌握更多主动权。
长安和东风的合并是否还能继续?
今年2月,长安与东风的间接控股股东同步披露“筹划重组”公告,引发市场对两大车企合并的猜想。当时,不少观点认为,合并可整合资源应对新能源转型压力,形成与一汽、上汽抗衡的“超级航母”。
但这一猜想在6月迎来转折:东风系上市公司公告称“暂不涉及重组”,长安则明确“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新央企”。这一系列操作释放出清晰信号——年初传闻的长安、东风合并已终止。
背后原因可从两方面解析:其一,业务协同性有限。东风以商用车为根基,长安则深耕乘用车,核心业务重叠度低,合并后资源整合难度大;其二,企业发展诉求差异。双方均希望保持战略自主性,尤其在新能源赛道,长安的“新四化”布局与东风的“东方风起”计划路径不同,强行合并可能导致内耗。此外,两大集团组织架构复杂、管理文化迥异,融合成本过高,在行业加速转型的关键期,独立发展反而更能聚焦核心目标。
新长安未来走向何方?
成为独立央企后,新长安的发展路径愈发清晰,其战略重心将围绕“技术突破、全球化扩张、产业链整合”三大方向展开。
在技术端,新长安将加码新能源与智能化研发。依托央企资源优势,加速固态电池、800V高压平台等核心技术落地,深化与华为、宁德时代的合作,推动智能驾驶从L2+向L4级进阶。目前,其高端品牌阿维塔已搭载华为ADS 2.0系统,未来有望将技术下沉至全系车型,提升产品竞争力。
全球化布局将迎来提速。新长安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海外销量占比从当前的8%提升至20%,重点突破欧洲、东南亚市场。借助央企身份,可更顺畅地参与海外基建项目配套用车招标,并通过本地化生产规避贸易壁垒——例如在泰国的新能源工厂已破土动工,投产后将辐射东盟市场。
产业链整合方面,新长安或将牵头组建汽车产业联盟,整合上下游零部件企业,构建“车-路-云”一体化生态。一方面,通过控股关键零部件公司保障供应链安全;另一方面,联合能源企业布局换电站、光储充一体化项目,完善新能源服务体系。
对行业而言,新长安的崛起将重塑竞争格局。它既与一汽、东风形成央企“三足鼎立”,又将与比亚迪、蔚来等民营车企展开正面较量,这种多元竞争将倒逼全行业加速技术创新与模式变革。
从百年军工到独立央企,新长安的转型不仅是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国汽车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的缩影。未来,如何在保持国企稳健性的同时,释放市场化活力,将是新长安需要持续作答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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