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晚上，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坐在直播间里，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从技术路线到用户体验，从推送时间到未来规划，他回答了用户抛来的几乎所有问题。 然而，当直播评论区出现一个关于“近期大量营销号用统一文案抹黑VLA 2.0”的提问时，这位一向健谈的CEO却突然沉默了。 长达数秒的停顿，他没有给出任何回应，任由那个问题在屏幕上滑过，成为整场直播中唯一被回避的话题。 这份沉默，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头，瞬间激起了更大的涟漪。 所有人都看懂了，却又似乎什么都没说。 这背后，是一场从3月初就开始发酵，席卷了整个中文互联网的舆论风暴，而它的核心，是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标签——“洋人之下我第一”。
这一切的源头，要追溯到3月初小鹏第二代VLA（视觉-语言-动作模型）技术的发布会。 在那场发布会上，何小鹏说了两段话。 第一段，他坦诚地表示，国内智能汽车与国外同行存在差距，原因在于“没有全面深度走向世界”。 第二段，在互动环节被问及第二代VLA领先行业多少时，他回答：“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根据小鹏内部的比较策略，他认为比“行业第一流的选手领先接近5倍”。 这本是一次技术交流中常见的自信表达与客观自省并存，但在网络传播的剪刀下，两段话被粗暴地拼接、提炼，最终诞生了那个引爆全网的梗：“洋人（特指特斯拉）之下我第一”。 字面意思是“除了外国人，我在国内最牛”，深层则被解读为“对内高调称王，对外谦卑示弱”，缺乏挑战国际巨头的底气。
如果仅仅是网友的调侃和玩梗，或许风波不会升级。 但紧接着，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从3月中旬开始，大量短视频和自媒体文章如潮水般涌现，它们拥有高度雷同的文案、一模一样的配图素材，甚至连发布节奏都整齐划一。 这些内容的核心攻击点高度一致：不谈第二代VLA的任何技术参数和实测表现，开口第一句就是“洋人之下我第一”，进而引申出“小鹏连挑战洋人的底气都没有”、“为了丝滑牺牲用户安全底线”等情绪化指控。 有博主直接截图揭露，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小鹏VLA”，满屏都是这类攻击视频，队形整齐到“一眼就能看穿这不是正常讨论”。 小鹏汽车副总裁于涛在3月17日无奈地发问：“手下留情，还没正式推送就能开始抹黑了？ ”上午的抹黑话术被广泛讨论后，下午又换了一套新词，攻击角度从“安全风险”无缝切换成了“崇洋媚外”。
面对这场疑似有组织、成体系的舆论狙击，小鹏汽车选择了正面硬刚。 于涛在3月17日的回应中，用词相当激烈。 他直指操弄这套话术的人是“没什么文化，没什么见识，又精通玩弄民粹恶臭的蔫坏”。 他引用了新华社和摩根士丹利的评价来佐证第二代VLA的技术价值——前者称其为“中国科技企业在物理AI领域的一次关键跃迁”，后者则认为它“终结了特斯拉在全球智驾领域的单一领先优势”。 于涛最后的表态掷地有声：“这个东西和运动员比赛很像，行不行比比看，别操弄黑公关，不怕比，开一下试试，不服来战。 ”几乎在同一时间，何小鹏也做出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举动：他公开邀请以挑剔、毒舌著称的产品经理罗永浩，作为第三方来深度体验小鹏P7的第二代VLA。 罗永浩的回应也很有意思：“我这个月刚切了胆囊，所以真的没胆了，但挑剔的性格还没变。 ”这场试驾被安排在3月18日晚进行，目的很明确——“用真实感受说话”，反击一切空口无凭的诋毁。
那么，被置于风暴中心的小鹏第二代VLA，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技术？ 何小鹏为何敢说出“领先5倍”这样的话？ 根据何小鹏和刘先明在3月16日直播中的透露，为了研发这套被定义为“面向L4能力打造的第一个版本”的系统，小鹏汽车每个月要投入3亿元人民币，并且已经连续投入了十几个月。 这是一条“单行道”式的豪赌。 所谓的“领先5倍”，并非指某一项具体参数，而是基于内部测试团队在同一时间、同一路段（覆盖大路、小路、复杂路况）的对比结果。 测试数据显示，友商产品的平均接管次数比搭载第二代VLA的小鹏汽车多出4到6倍。 何小鹏用更感性的语言解释为，这带给用户的是“情绪稳定指数”提升5倍，因为系统大幅减少了急刹和突兀的加速，让驾驶过程更平顺。 他给团队定下的新目标是，到2026年年底，将这套系统的能力再提升5到10倍。
市场的初步反馈似乎给了小鹏一些底气。 何小鹏在直播中透露，自3月11日全国732家门店开放第二代VLA试驾以来，门店的试驾量实现了翻倍增长，专门冲着这套系统而来的客户明显增多，带动了Ultra高端车型的销量占比大幅提升。 按照计划，第二代VLA将于3月19日起正式向用户推送，首批接收更新的车型是小鹏P7 Ultra，随后是G7和X9 Ultra，本月内完成。 4月份，推送范围将扩大至2026款的P7、G9、G6等更多车型。 何小鹏强调，量产版只会比媒体试驾版本更稳定，绝不会“缩水”。
然而，舆论的子弹并非全部射偏。 黑公关的恶意抹黑，巧妙地嫁接在了小鹏汽车自身存在的一些真实痛点之上。 在各大消费者投诉平台上，关于小鹏汽车智能驾驶系统的投诉并非个案。 2026年1月，一位福建宁德的小鹏MONA M03车主投诉称，其在高速使用NGP功能时，车辆在无预警情况下突然向左猛打方向盘，险些酿成事故；次月，同一辆车又在高速上无故误报“有行人”并紧急加减速，再次带来安全隐患。 更早之前，2025年9月，小鹏曾因转向助力电机传感器线束接触不良可能导致转向助力失效的问题，召回了47490辆小鹏P7+。 此前，全国多地已有P7+车主集中反映车辆存在“转向机故障”，行驶中方向盘异常沉重甚至锁死。 这些真实的用户遭遇，与“为丝滑牺牲安全”的抹黑话术产生了某种危险的共振，让部分围观者难辨真假。
这场舆论战的诡异之处在于，它的爆发时点精准地卡在了第二代VLA大规模推送的前夜。 有行业观察者指出，这种“还没推送就先定罪”的套路非常熟悉，去年小米汽车发布前夕也曾遭遇类似的饱和式攻击。 以至于有网友戏称：“小鹏，你的任务是坚守72小时，哪怕用脸皮抗，也要扛过72小时！ 72小时后，就轮到小米了。 ”这看似是一句玩笑，却折射出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的一个阴暗面：当技术短时间难以拉开绝对差距时，舆论场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通过有组织地散布恐惧、质疑和负面标签，可以在产品上市初期就摧毁消费者的信心，成本远低于技术研发，效果却可能立竿见影。
更值得玩味的是价值观的碰撞。 “洋人之下我第一”这个梗之所以能迅速传播并引发大量讨论，因为它精准地戳中了一部分人复杂的民族情绪。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车企敢于承认与特斯拉等国际领先者的差距，是一种务实和自信；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表态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缺乏挑战者的魄力。 小鹏的技术路线选择——押注纯视觉方案而非行业更主流的激光雷达融合路线——也在这场争论中被反复提及。 支持者认为这是面向未来的“换道超车”，质疑者则担忧其在极端天气下的安全性。 所有这些技术路径、商业竞争、民族情绪的纠葛，最终都被浓缩进了那句充满戏谑的“洋人之下我第一”之中。
何小鹏在直播中谈及中美自动驾驶竞争时表示，双方“都是绝对的第一阵营，各有千秋”。 他认为，中国更复杂的道路环境（城市、乡村、人车混行）反而是打磨技术的“绝佳练功房”，在此锤炼出的系统，未来在全球市场可能更具优势。 但这番理性论述，在汹涌的、被情绪主导的舆论浪潮面前，显得有些微弱。 这场风波与其说是针对何小鹏一句话的批判，不如说是中国智能汽车产业在冲向全球第一阵营过程中，必然遭遇的舆论折射。 这里有对技术实力的真实焦虑，有商业竞争的不择手段，也有大众对民族品牌爱之深责之切的复杂情感。 3月19日，第一批小鹏车主将正式体验到第二代VLA。 于涛说“不服来战”，何小鹏邀请罗永浩来“挑剔”，所有的争论和标签，最终都要回到方向盘后面，接受真实道路的检验。 能过的路就是能过，不能过的就是不能过，辅助驾驶的体验，终究是一门容不得太多虚言的刚性科学。 而围绕“洋人之下我第一”的这场喧嚣，无论其起源是恶意还是误解，都已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抛给了所有从业者和消费者：我们究竟期待一个怎样的竞争环境？ 是刺刀见红但也尊重底线的技术比拼，还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舆论绞杀？ 这个问题，或许比讨论谁领先了谁多少倍，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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