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责声明：本文为虚构故事，请读者朋友注意辨别，理智思考。
堂兄服刑11年出狱没人接，我冒雪开车902公里去接，回程他塞给我一张卡：这里面有1202万，给你娶媳妇用，我一下子愣住了
第1章
“你再说一遍？什么叫‘不用接了’？”
我攥着手机，手指冻得发僵。车窗外的雪已经下了四个小时，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器刮出两道勉强看得清路的弧线。导航显示距离目的地还有六十七公里。
电话那头是我妈。她的声音被电流切得断断续续，但每个字都扎得清清楚楚：“你二叔打电话来了，说他们家里人商量过了，不去接。让你也别去，大老远的，雪这么大，白跑一趟。”
“谁商量的？”
“就是……你二叔、你婶子，还有你堂姐他们。说是人在里面待了十一年，出来也不是什么光彩事，接回来村里人看见又该嚼舌头了。”
我踩了一脚刹车。前面的车尾灯在雪雾里连成一条模糊的红线，车速全都降到了四十以下。
“他服刑十一年，今天出来，没有一个人去接？”
“你二叔说……说大冬天的，雪路不好走，等天暖和了再说。反正人已经出来了，又不差这几天。”
“他在里面待了四千多天，差这几天？”
我妈沉默了。电话里只剩下风雪灌进车窗缝隙的呜咽声。
“那你呢？”我问，“你也不去？”
“我……我这腿脚你也知道，坐不了那么久的车……”
“行。”
我挂了电话。食指关节因为用力攥着方向盘已经发白。我把暖风拧到最大，前挡风玻璃上的雾气散开一点，又迅速凝回来。
车上副驾驶放着两瓶矿泉水和一袋面包。我本来以为路上能接到二叔或者堂姐的电话，问一句“到哪了”或者“需要带什么”。从早上六点出门到现在，手机响了两次，一次是我妈，一次是保险公司推销车险。
导航重新规划了路线，距离目的地还剩五十九公里。
我认识赵东升的时候，我八岁，他十五。
他是我堂哥，二叔家的长子。二叔家条件差，二婶身体不好，常年吃药。赵东升初中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了，在镇上的砖窑厂搬砖，一天挣十五块钱。他每个月留五块买烟，剩下的全寄回家。
我十岁那年暑假去二叔家玩，看见赵东升蹲在院子里洗衣服。二婶坐在屋里的床上咳嗽，二叔在镇上给人修自行车没回来。赵东升把洗好的衣服拧干晾在铁丝上，回头看见我站在门口，咧嘴笑了一下，露出被烟熏黄的牙。
“来了？屋里有西瓜，你二婶早上买的，给你切的。”
那个西瓜是我吃过最甜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二叔给人修车挣的钱，本来要买药。二婶听说我要来，让二叔买了西瓜。
我十五岁那年，赵东升二十二岁。他在县城的工地上当小工，一个月能挣八百。那年过年他回家，给我买了一双回力的球鞋，白色的，鞋底有红色的条纹。他说：“上学穿好的，别让人看不起。”
那双鞋我穿了两年，鞋底磨穿了也没扔。
我十九岁那年，考上省城的大学。赵东升已经不在工地干了，跟人合伙在县城开了一家小饭馆。我走的前一天晚上，他骑摩托车从县城赶回来，风尘仆仆的，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五百块钱。
“拿着。出门在外，身上不能没钱。”
我说我有，我妈给了我两千。
“那是你妈的，这是你哥的。”他把信封塞进我书包里，“好好读书，别像我似的。”
我问他饭馆生意怎么样，他笑了一下，说还行。
后来我才知道，那家饭馆开了不到半年就黄了。合伙的人卷钱跑了，赵东升欠了一屁股债，把摩托车都卖了还账。
我二十二岁那年，赵东升二十九岁。那年冬天，他出了事。
事情传回村里的时候，已经被嚼得乱七八糟。有人说他在县城跟人打架，把对方打成了重伤。有人说他不是打架，是替人顶罪，对方给了他十万块钱。还有人说，他是因为追一笔欠款，把人逼急了，对方从二楼跳下来摔断了腿。
法院判了十一年。故意伤害罪。
我去看守所看过他一次。隔着玻璃，他剃了光头，脸上的肉塌下去一圈，颧骨高得吓人。他看见我，先笑了一下，跟当年在院子里晾衣服时一样的笑。
“别来了。好好上学。”
“到底怎么回事？”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玻璃那头的探视时间只有二十分钟，他沉默了大概有五分钟。
“你回去告诉我爸，让他别管我。该吃吃该喝喝，就当没我这个儿子。”
“我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没啥事。”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就是……该着。”
探视时间到了，狱警过来带他。他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双鞋，坏了就扔吧。哥以后给你买好的。”
那是十一年前的事了。
监狱门口的铁门从里面拉开，发出生锈合页摩擦的尖响。雪落在门前的空地上，积了薄薄一层，脚印踩上去印得清清楚楚。
赵东升站在门里，穿着一件灰色的羽绒服，拉链拉到最上面，遮住了半张脸。他手里拎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鼓鼓囊囊塞着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品。他比十一年前瘦了太多，肩膀窄了一圈，头发剃得很短，鬓角全是白的。
他站在门口没动，眼睛扫了一圈外面的空地。
雪还在下，没人。
他的视线最后落在停车场方向，停了两秒。
那辆白色的捷达是我去年买的二手车，车身上全是跑高速溅的泥点，挡风玻璃上结了一层薄冰。
我推开车门下去，风裹着雪粒打在脸上，针扎似的。
“东升哥。”
他愣了一下。然后他弯下腰，把塑料袋换到左手，朝我走过来。步子不快，但一步是一步，踩实了。
走到跟前，他停住，看着我。他的脸上多了几道疤，眼角一道，下巴一道，都是旧的。但他笑起来的样子没变，嘴角先动，然后眼睛才弯下去。
“你咋来了？”
“开车来的。”
“多远？”
“九百零二公里。”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雪花落在他剃得发青的头皮上，很快融成细小的水珠。他抬手抹了一把脸，不知道抹的是雪水还是别的什么。
“走吧。”我伸手去接他手里的塑料袋，“上车，车里暖和。”
他把塑料袋递给我，顺势攥了一下我的手。他的手掌全是老茧，硬得像砂纸，但温度是暖的。
“你一个人来的？”
“嗯。”
“路上开了多久？”
“十一个多小时。”
他没再说话，拉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我把他的塑料袋放在后座，绕回驾驶室，发动了车。暖风吹出来，他的睫毛上结的冰碴慢慢化了。
车驶出监狱大门，上了国道。两边全是白茫茫的田野，看不见人，只有偶尔一辆车从对面驶过来，溅起一路泥水。
“二叔他们……”我开了口，又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我知道。”他看着窗外，“没人来。”
“我妈本来要来的，她腿不好，坐不了长途——”
“嗯。”
他打断了我，但语气不冷。他转过头，把羽绒服的拉链往下拉了一点，露出里面的格子衬衫。那衬衫洗得领子都毛了，但扣子扣得整整齐齐。
“你毕业了吧？”他问。
“毕了。在省城上班。”
“干啥的？”
“装修公司。画图纸。”
“好。”他点了点头，“正经工作。”
车上了高速，车速提起来，雪打在挡风玻璃上簌簌地响。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我摇摇头说不抽，他就自己点上，把车窗摇下一条缝，烟灰弹出去，被风吹散。
“结婚了吗？”
“没有。”
“对象呢？”
“分了。”
他抽了一口烟，没再问。
沉默了大概有二十公里。高速两边的雪越积越厚，路面的车辙被新雪覆盖，车轮碾上去咯吱咯吱响。我在服务区停了一下，打了热水，把面包掰了一半递给他。他没要面包，喝了半杯热水。
重新上路后，天已经暗下来了。雪小了一些，但风更大了，车身偶尔被横风吹得晃一下。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呼吸很轻。我以为他睡着了，就没说话。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他动了一下，睁开眼。他的眼睛很红，眼白上全是血丝，但眼神很亮。
“停一下。”
“嗯？”
“前面的停车区停一下。”
我打了转向灯，减速，拐进应急停车区。没车，四下漆黑，只有车灯照出前面一片白惨惨的雪地。
他没下车。他从羽绒服的内侧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平平整整的，是一个银行卡的套封。他把它递过来，手伸过副驾驶和驾驶座之间的空隙。
“拿着。”
我接过来。是一张银行卡。黑色的卡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背面签名栏是空的。
“这是啥？”
“给你娶媳妇用的。”
他把烟掐灭在车载烟灰缸里，转头看着我。
“里面有1202万。”
我手里握着那张卡，一下子愣住了。暖风呼呼地吹，吹得我手背上的汗毛全竖起来了。我低头看了看卡，又抬头看他。
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雪光从挡风玻璃映进来，在他下巴那道疤上投出一条暗影。
“你说什么？”
“一百二十万零两千。”他说，“数字凑得不好看，就这些了。你拿着。”
“你哪来的？”
“攒的。”
“你在里面——怎么攒？”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重新靠回座椅上，把脸转向车窗。外面的雪停了，天幕压得很低，远处隐约可见山脊的轮廓。
“回去再说。”
他闭上眼睛。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发动机怠速的震动通过方向盘传过来，我的手指还攥着那张卡，指节都攥白了。他闭着眼，呼吸渐渐平稳，像是真的睡着了。
我把卡翻过来。背后没有名字，没有说明，只有卡号末端四位数字。
4288。
我不知道这张卡意味着什么。我也不知道这1202万到底从哪来的。但我知道一件事——他进去之前，欠了一屁股债。他进去这十一年，没人去看过他超过三次。
他出来的时候，监狱门口站着的人，只有我。
而他现在告诉我，他有一千二百万。
我重新发动了车，驶回高速。仪表盘上的公里数跳了一下，距离省城还有四百三十公里。
副驾驶座上，他侧着头，像是真睡着了。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的眼睫毛在抖，手指攥着膝盖上的裤子，攥得很紧。
他醒着。
他在等我把那张卡还给他，还是等着我继续问下去？
我没有问。
窗外的雪又开始下了，比之前更大。
前方两公里的路牌上，写着下一个服务区的名字。我扫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副驾驶座上的人。
手机在杯架里震了一下。屏幕亮起来，是堂姐的微信。
我瞄了一眼，只有一句话：“你把他接回来了？让他别回村里。”
我把手机翻扣在杯架上，没回。
第2章
车顶的积雪在高速行驶中一块块掀飞，砸在后窗上，闷响。我盯着前路，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那张卡的背面没写密码。
“东升哥，密码多少？”
他没睁眼。“你生日。”
“我哪年生的你记得？”
“九三年，腊月二十三。密码九三一二二三。”
我不说话了。他连我生日都记得，连年月日顺序都记得。我一个做装修图纸的，手底下经手过的项目预算加起来也就几百万。他一张卡扔过来，一千二百万。十一年的刑期，换一千二百万？县城的案子，故意伤害，判十一年，顶天了赔几十万。这钱不是赔偿款。
那就是别的。
“你在里面……”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高速上的车灯从对面射过来，雪片在光束里翻飞，像无数飞蛾扑火。
“想问我是不是在里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睁眼了，转过头来看我，眼里那层血丝还没退，但嘴角挂着一点笑，“你猜。”
“我不猜。你直接说。”
“路上太长了，先开车。”他把座椅往后调了一点，羽绒服裹紧了，脸埋进领口里，“到服务区再说。”
我没再逼他。他睡过去了，或者装睡过去了。我开着车，脑子里却开始算账——一千二百万，一年一百万，十一年。在监狱里，一个犯人能干什么挣到一年一百万？外包车间？不可能，那是劳务费，按小时算，一年到头能攒两万就不错了。技术工种？他在里面能学什么技术？电焊？数控？就算出狱后能拿高薪，那也是在出狱之后。
我踩了一脚油门，车速提到一百一。前轮碾过路面积水，车身晃了一下。副驾驶上的人动都没动，呼吸均匀得像条死鱼。
两个小时后，我在一个服务区停下来加油。他去上了厕所，回来的时候手里端了两碗泡面，一碗递给我，一碗放在车顶上自己站着吃。风雪里他背对着我，缩着肩膀，面汤的热气被风刮得七零八落，他喝汤的时候低下头，把脸埋进碗里，像一个冬天里唯一的活物。
我坐进驾驶座吃面，塑料叉子卷起面条往嘴里送，眼睛却一直盯着他的后背。他的羽绒服后背上有几道白色的印子，像是墙上蹭的石灰，又像是床板压的痕迹。他吃完面把汤喝干净，塑料碗扣进垃圾桶，转身回来，拉开车门带进一股冷风。
“走吧。”
他坐进来，车门关上，暖风重新把寒气逼退。他没系安全带，歪头看着我，下巴那两道疤在车内灯的暗光里格外清晰。
“你不问我为什么只给你？”
“我问了，你没说。”
“因为只有你来了。”
他把这句话说得特别轻，轻得跟没说一样。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张卡——我以为他塞给我了就不会再碰，没想到他又掏出来了，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间转了一圈。
“我这里还有一张。一样的数。”
“还有一张？”
“那张留给我爸。”他把卡收回去，重新塞进内侧口袋，“但我今天从门里出来，他没来，那张卡我就不给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脸朝着窗外。服务区的路灯照着地上厚厚的积雪，远处有几辆大货车停在那里，驾驶室里的司机窝在座位上睡觉。
“二叔他——”
“我知道他想什么。”他打断我，“他怕我回去丢人。他在村里待了一辈子，面子比儿子重要。”
“那你……准备去哪？”
“不知道。”他终于转过头来看我，“你能收留我几天吗？”
我没犹豫。我说能。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跟十一年前一模一样。然后他把手伸过来，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那只手粗糙，满是老茧，拍在肩膀上沉甸甸的。
“走吧。到省城再说。”
车重新上了高速，后半程他没睡。他靠着车窗，看外面的雪，偶尔问我几句——省城的房价、装修公司的活好不好干、我妈身体怎么样。都是一些轻飘飘的问题，像在试探水温。我一一答了，心里却越来越沉。
凌晨三点，车进了省城。城市里雪下得小一些，但路面上全是黑乎乎的雪泥，车轮碾过去溅起脏水。我租的房子在城东一个老小区里，六楼没电梯，两室一厅，一间我住，一间堆图纸和样品。
我把他领上楼，开了门。屋里暖气烧得足，他站在门口迟疑了两秒才迈进来。他站在客厅中央，看着墙上贴的几张装修效果图，又看了看阳台上晾着的几件工装。
“你这房子一个月多少钱？”
“一千八。”
“你一个月挣多少？”
“税后七千多，年底有奖金。”
他点了点头，没评价。他把塑料袋放在沙发旁边，脱了羽绒服挂在椅背上。羽绒服底下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袖口磨出毛边，但干净。
“你先睡，睡醒了再说。”我从衣柜里翻出一套没拆封的秋衣秋裤和一条厚毛巾，“明天我去公司请假，你就在家待着，别出门。”
“你不上班了？”
“请两天假。”
他接过秋衣秋裤，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我。“请假扣钱不？”
“扣。”
“那别请。”他把秋衣秋裤放在沙发上，“你明天正常去上班，我在家待着，哪也不去。”
我看着他。他站在客厅的暖黄灯光底下，鬓角全是白发，眼角那道疤在灯光下泛着白，但眼睛里面有一种特别平静的东西，像深水。
“你……”
“放心。”他笑了一下，“我不跑。我跑了一千二百万还在你那儿呢，我能跑哪去？”
第二天我没请假，正常去上班。
出门前，我把钥匙留了一把放在鞋柜上，告诉他冰箱里有鸡蛋和挂面，饿了就自己煮。他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我的一本装修杂志，看得认真，头都没抬。
“嗯。”
我出了门。楼道里灌进来的冷风让我打了个激灵，我站在门口停了两秒，伸手摸了摸裤兜。那张卡还在，硬硬的，硌着大腿。我把它掏出来看了一眼，黑色的卡面，没有银行logo，没有持卡人签名，只有那四位尾号：4288。
我把卡塞回裤兜，下楼了。
公司里一切如常。我坐在工位上画图纸，鼠标点来点去，脑子里却全是赵东升的脸。旁边工位的同事小周凑过来，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小声问：“你昨天没来？你那个出狱的堂哥接到了？”
“接到了。”
“怎么样？人还行吧？出来有没有那种……”小周比划了一下，“重新做人的感觉？”
“感觉还行。”
“那你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小周把咖啡放下，压低声音，“是不是他找你借钱？我可跟你说，那种蹲过大牢的，出来都——”
“没借钱。”我打断她。
小周识趣地闭嘴了，端着咖啡回了自己工位。
我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是一套三居室的施工图。客厅、卧室、厨卫、水电走线，每一条线都画得规整，尺寸标注精确。我干了五年装修设计，接触过的客户有十几万的预算，也有上百万的豪宅，但从来没有人把一笔一千万的钱随手塞给我，说“给你娶媳妇用”。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去了公司楼下的ATM机。把卡插进去，输了我的生日。屏幕跳转了一下，显示余额查询中。
我屏住了呼吸。
屏幕上跳出数字：12,020,000.00。
一千二百零二万整。
我把卡退出来，手有点抖。前后左右没人，只有ATM机的风扇嗡嗡转。我把卡重新装回钱包，走出银行，站在路边吸了一口冷气，肺里灌满了冬天的味道。
手机响了。我妈打来的。
“接到了吗？”
“接到了，在我这儿住着。”
“那就好。”我妈在电话里松了一口气，“你二叔那边……你堂姐说让你别让他回村，村里人闲话多，你二叔爱面子。”
“我知道了。”
“他……在里面待了那么多年，出来脾气怎么样？没给你添麻烦吧？”
“没有。”
“那就行。你让他……让他别多想，好好过日子。”我妈的声音吞吞吐吐，像有话没说，“你二叔他们……其实也挺难，这些年日子不好过，你堂姐嫁得远，家里就剩老两口……”
“妈，二叔有多难我知道。但今天接东升哥的，是我，不是他亲爹。”
电话那头沉默了。
晚上回到家，我推开门，屋里飘着一股酱油炒面的味道。赵东升站在厨房里，灶台上搁着一口小锅，他正把面条往碗里挑。看见我进来，他抬了抬下巴：“回来得正好，刚出锅。”
餐桌上摆了两副碗筷。他放下锅，坐到我对面，把一碗面推到我面前。葱花、鸡蛋、几片青菜，酱油着色，看着简单却香。
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怎么不说话？”他问我。
“卡我去查了。”
“嗯。”
“真有一千二百万。”
“嗯。”
“你到底从哪来的？”
他低头吃面，咬断面条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清楚。他吞下去，拿纸巾擦了擦嘴，然后把纸巾叠好放在桌上。
“你在装修公司干活，是不是经常接触开发商？”
“嗯。”
“认不认识一个叫王承德的？”
我筷子顿住了。王承德，省城本地人，做房地产起家，前几年风头很劲，后来因为一桩烂尾楼的事进去了。判了二十年，正好跟我堂哥服刑的是同一所监狱。
“认识。听说过。”
赵东升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看着我。厨房的灯光从侧面照过来，他脸上那几道疤像地图上的等高线。
“王承德在里面跟我一个监区。他那烂尾楼的事牵涉到一桩旧案，我进去之前就知道了。他怕案子翻出来，从进去第一年就开始找我，让我别说话。”
“你手里有他的把柄？”
“我没有。”赵东升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但我知道谁会替他把事翻了。我只负责闭紧嘴。他答应，出来以后给我一笔封口费。”
“一千二百万就让你闭嘴十一年？”
“他给了我一千二百万现金，在他进来之前就准备好了，存在一个他不知道的账户上。他让我出来以后自己取。”
屋里安静下来。暖气片的管道偶尔发出一声轻响，像骨头在拉伸。
“那你为什么不收他的钱？”
赵东升看着我，嘴角慢慢弯起来。
“因为我收了王承德的钱，就等于认了那桩旧案是我做的。”他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我没做过那桩案子。王承德以为我手里有他的证据，其实我什么也没有。我只是让他以为我有。”
我脑子转得飞快。“你在监狱里待了十一年，就是为了等他给你这笔钱？”
“我在监狱里待了十一年，是因为我打伤了人。该坐的牢我坐完了。”赵东升的表情收了，变得很淡，“但这笔钱，是王承德怕我说出去，主动送我的。我不要白不要。”
他把面碗端起来，把汤喝干净，然后站起来收碗。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停了一步，低头看了我一眼。
“那张卡你拿着。不是给你娶媳妇的。”
“那是……”
“是让你帮我查一笔账。”他把碗放进水池，打开了水龙头，“王承德给我的钱，我怀疑不是他自己的。他是用别人的钱买我的嘴。你认识做装修的人，认识工地的人，帮我去问问——那桩烂尾楼当年真正经手的人，是谁。”
水龙头哗哗地响。
我坐在椅子上，面对那一碗快凉了的面条，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这笔一千二百万的黑钱，我该不该碰？
手机在裤兜里又震了一下。
我掏出来一看，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一行字——
“赵东升出狱了？让他收的钱别动，不然有人找你。”
我盯着屏幕，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
赵东升还在厨房里洗锅，水声盖住了一切。
第3章
水声停了。赵东升甩着手上的水从厨房走出来，拿围裙擦了擦指缝，看见我扣在桌上的手机，脚步顿了一下。
“谁的消息？”
“发错了。”我把手机翻过来，按灭了屏幕，揣回兜里，“垃圾短信。”
他没追问。但他看我的眼神变了，那种平静里多了一层东西，像冰面底下的暗流。他把围裙叠好搭在椅背上，走到客厅窗边，拉开窗帘往外看了一眼。六楼的高度，底下是老小区的路灯和积雪的车顶，没有人。
“明天你去上班，帮我查一个人。”
“谁？”
“徐建平。”
名字听着耳熟。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装修行业里姓徐的老板不少，但建平这个名字有点印象。前几年省城有个叫“建平建筑”的公司，干过几个政府项目的配套工程，后来因为资质问题被查了。
“以前干建筑的？”
“对。王承德当年那桩烂尾楼的土方和主体结构，都是徐建平的队伍干的。”赵东升转过身来，靠在窗沿上，双臂交叉，“王承德进去以后，徐建平的公司就没了。人也跑了。”
“跑了？”
“跑了。有人说去南方了，有人说出国了。但我知道他没走远。”
我坐到沙发上，把笔记本电脑打开，在搜索框里敲了“建平建筑”四个字。搜索结果不多，几条旧新闻，一个注销公告，还有一条论坛帖子，是“建平建筑欠薪跑路，工人堵门讨债”。
我点开那条帖子，发帖时间是八年前。帖子里的工人说，徐建平欠了四十几个工人的工资，总额超过两百万，人突然就消失了。工地上的设备被债主拉走了一半，剩下的全扔在那儿生锈。
“徐建平欠了工人钱？”
“欠。但欠的不止是工人的钱。”赵东升走过来，坐到我旁边，指着屏幕上的帖子，“你看这条——‘建平建筑与恒远地产合作开发项目’。恒远就是王承德的公司。”
“你是说，徐建平跑路不是因为欠薪，是因为王承德进去以后，怕有人查他的账？”
“聪明。”赵东升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那只手沉甸甸的，“王承德盖那栋楼的时候，用的不是自己的钱。他找了几个人凑资，徐建平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楼烂了，钱没了，王承德把徐建平推出去背锅。徐建平进去之前签了不少空头合同，把账做在了他公司头上。王承德自己反而干干净净。”
“那徐建平为什么不报案？”
“他报了。但没用。”赵东升往后一靠，沙发弹簧发出吱呀一声，“王承德在进去之前就把证据处理干净了。徐建平手里只有一堆复印件，打官司不够用。他只能跑。”
我在电脑上又敲了几个关键词，试图找到徐建平后来的踪迹。一条都没有。这个人像沉进了水里，连个泡都没冒。
“你怎么知道徐建平没走远？”
赵东升从口袋里掏出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没点。“因为他在等。等王承德出来，或者等王承德死。王承德判了二十年，已经在里面待了七年，还有十三年。徐建平等不了那么久。”
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揉碎了扔进垃圾桶。
“他在等王承德手里的东西。那批钱真正的主人是徐建平，王承德只是过了手。王承德给我的一千二百万，是从徐建平那笔账里抽出来的。”
我的脑子嗡了一声。“也就是说，这笔钱——是你的，还是徐建平的？”
“法律上，是我的。”赵东升看着我，眼角那道疤被灯光照得发白，“实际上，是徐建平的。王承德拿他的钱封我的嘴，但他拿的是别人的钱。”
客厅里的暖气烧得干热，我的嗓子眼发紧。我端起桌上凉了的面汤喝了一口，冰凉的液体滑下去，打了个激灵。
“那你让我查徐建平，是想干什么？”
赵东升没立刻回答。他站起来，走到阳台门边，把门拉开一道缝。冷风从缝里钻进来，把他额前的碎发吹动了一下。他看着外面漆黑的夜色，沉默了很久。
“我想把钱还给他。”
“什么？”
“把那一千二百万还给徐建平。”他回头看着我，表情特别平静，“我不缺钱。我在里面待了十一年，该吃的苦吃完了，出来的时候有人开车九百里来接我，我就够了。这笔钱是脏的，我不能拿。”
“你不能拿，就让我去还？”
“你替我还。我不出面。”他从阳台门边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低头看着我，“你认识的人多，做装修经常跑工地，打听一个以前的包工头不是难事。你帮我找到徐建平，把钱转给他，咱们这事就完了。”
“那你呢？”
“我找个地方住下来，找个活儿干，安安稳稳过日子。”
我看着他的脸。那张脸上全是风霜的痕迹，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鬓角的白发在灯下一根根分明。但他说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一丝犹豫。
“你坐了十一年牢，出来身上一分钱没有，现在有人送你一千二百万，你要还回去？”
“不是我的钱，我不能要。”
“但那是王承德给你的封口费。”
“他给我封口费，是因为他以为我知道那桩旧案的底细。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赵东升笑了一下，自嘲的那种，“我在里面装模作样装了七年，每年他都让人来找我试探，我一直没松口。他以为我是铁打的，其实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在想——他要是真问我一句‘你知道什么’，我一个字都答不上来。”
他停了一下，嘴角的笑容收了。
“他信了我七年，给了我一千二百万。这笔钱，是我骗来的。我不能骗一辈子。”
屋里安静得只剩暖气片的咕噜声。我靠在沙发上，后脑勺顶着冰凉的墙皮，盯着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纹。
“行。”我说，“我帮你找徐建平。”
赵东升点了点头，转身往卧室走。走到卧室门口，他停了一下，没回头。
“今天那条短信，不是垃圾短信吧？”
我没说话。
“有人找你了？”
“嗯。”
“说什么？”
“让你收的钱别动，不然有人找我。”
赵东升回过头来，站在卧室门框里，半边脸在灯下，半边脸在暗处。他的表情变了，那层平静裂开了一条缝，露出底下的东西。
“谁发的？”
“陌生号码。”
“给我看一眼。”
我把手机掏出来，解锁，翻到那条短信，递给他。他接过去看了几秒，手指在屏幕上划了一下，翻到那个号码的信息页。
“这号码我认识。”他说。
“谁？”
“徐建平的儿子。徐磊。”
我猛地坐直了。“徐建平的儿子给你发短信？”
“他不是给我发。”赵东升把手机递还给我，“他是给你发。他知道你接了我，知道你把钱拿走了。他在警告你。”
“他在哪？”
“不知道。但他一定还在省城。”
赵东升走进卧室，门没关。他在里面站了一会儿，然后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
“明天你照常上班。但别去查徐建平了。”
“为什么？”
“因为徐磊已经盯上你了。你再查下去，他下一步就不是发短信了。”
我攥着手机，屏幕上那行字还亮着。“赵东升出狱了？让他收的钱别动，不然有人找你。”
“那钱怎么办？”
卧室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赵东升的声音传出来，不高不低，像在自言自语。
“钱先放着。等你安全了再说。”
我关掉电脑，站起来去关客厅的灯。手指按在开关上的时候，我停了一下，转头看了看阳台外面。老小区楼下停着几辆车，积雪覆盖了车顶，看不清车牌。
有一辆黑色轿车的车灯亮了一下，又灭了。
我盯着那辆车看了十秒钟。没人下来，车也没动。
我把窗帘拉上了。
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来回转着几个名字——王承德、徐建平、徐磊。还有那张卡，那个尾号4288的账户，里面躺着一千二百万，像一颗定时炸弹。
手机放在枕头边，屏幕黑着，但我总觉得它会突然亮起来。
凌晨四点，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手机真的震了。
我摸起来看了一眼。还是那个号码。
只有三个字：“别多事。”
我盯着那三个字，手指悬在键盘上。我想回复，想问他是谁，想问他爸在哪。
但我没打出一个字。
我关了手机，翻了个身，把被子蒙过头顶。
被子外面，客厅里传来很轻的脚步声，在木地板上踩过，一步步走到门口，停了。
然后脚步声又走了回去。
赵东升也没睡。
第4章
第二天早上我推开卧室门，客厅里没人。鞋柜上那把钥匙还在，旁边的纸条压着半块没吃完的面包，纸上只写了一行字：“我出去转转，晚上回来。别找我。”
纸条上的字硬邦邦的，一笔一划像钉子扎进纸里。我攥着纸条站在客厅中央，暖气烧得烘人，但我后颈一层冷汗。他刚出狱第三天，在省城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兜里揣着另一张卡，里面还有一千二百万。他说出去转转。
我抓起外套下楼。单元门口的地上有一串脚印，朝小区后门方向去了。我沿着脚印走了一段，出后门拐上小街，脚印被早起的人踩乱了，再也分不清。
我掏出手机拨他的号。关机。
我在路边站了两分钟，风从楼巷之间灌过来，脸冻得发麻。脑子慢慢转起来了——他走得急，纸条上的字写得赶，连落款都没留。他不是出去买菜，也不是闲逛。他去找徐磊了。
我转身往公司走。
工位上的电脑还没完全开机，我就拿起座机拨了一个号码。以前做过一个旧改项目的项目经理，姓顾，干了十几年，省城圈子里的包工头他认识大半。
“顾哥，跟你打听个人。徐建平，以前建平建筑的，你认识不？”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徐建平？你怎么想起问他了？”
“帮人问的。他还在省城吗？”
“在不在我不知道，但他儿子在。”顾哥的声音压低了一点，“徐磊在城西开了个修车厂，专修豪车，生意不差。你这事要是跟他家有关系，我劝你别碰。”
“怎么说？”
“徐建平当年跑路之前，跟王承德那档子事搅得太深。王承德进去了，徐建平跑了，但钱没全跑干净。有人说徐磊手里握着东西，一直在等王承德的消息。你打听他爸，徐磊能找你喝茶。”
我挂了电话。脑子里的齿轮咔哒咔哒转了一圈，咬合上了。赵东升昨天晚上说徐磊在省城，今天早上人就消失。他不是去找徐建平，他是去找徐磊堵这张嘴。
城西。修车厂。
我请了上午半天假，打车去了城西。雪后路滑，出租车开了四十分钟才到一个叫“磊鑫汽修”的厂子。门脸不大，两间铺面，门口停着一辆保时捷和一辆奥迪，车身上的雪已经扫干净了。一个穿灰色工作服的年轻人蹲在保时捷旁边拧螺丝，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眼睛眯了一下。
“修车？”
“找人。徐磊在吗？”
年轻人把手里的扳手放下，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他比我小几岁，剃着寸头，右边眉毛上有一道短疤，跟赵东升脸上的疤位置差不多。
“你是谁？”
“赵东升的堂弟。他今天早上是不是来过？”
徐磊的表情没变，但他把工作服的前襟拉链往上拉了半截，这个动作让他的肩膀看起来宽了一圈。“他没来。你找错地方了。”
“他手机关机了。昨晚你给我发了短信。”
徐磊盯着我看了三秒钟。然后他转身往铺面里走，扔下一句话：“进来。”
铺面里一股机油味，工具墙上的扳手套筒排得整整齐齐，地砖擦得能照人影。徐磊从冰柜里拎出两瓶水，递给我一瓶，自己拧开喝了一口，靠在工具台边缘。
“短信是我发的。”
“他今早出门了，我不知道去哪。”
“他没来找我。”徐磊把水瓶放下，手指在瓶盖上转了一圈，“但我猜他去哪了。”
“哪？”
“北郊。王承德之前那个烂尾楼工地。那地方荒了七年，但他爸当年在那儿埋了点东西。赵东升要是想把这笔钱的事捋清楚，他得先去那儿看一眼。”
我脑子嗡了一声。“你爸埋了什么？”
徐磊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赵东升没跟你说全吧？”
“说什么？”
“王承德给他那一千二百万，不是封口费。”徐磊从工具台下面抽出一个文件夹，打开，里面是几张泛黄的复印件，“那笔钱本来就是赵东升的。我爸当年签合同的时候，把一部分工程款转到了赵东升名下，用的是他的名字和身份信息。王承德不知道这事。王承德以为那钱是他自己的。”
我接过复印件扫了一眼。几张施工合同和银行转账记录的复印件，上面的签名栏确实写着赵东升的名字，笔迹歪歪扭扭，但按了手印。金额加起来正好一千二百万。
“我爸当年给赵东升设了这个账户，是为了防王承德。他知道王承德靠不住，万一事发了，这笔钱在赵东升名下，谁也动不了。后来王承德果然进去了，我爸把这事跟赵东升透了底。赵东升在里面扛了七年不松口，不是因为他在装，而是因为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知道钱是他的，但他不知道王承德以为他知道什么。”
“那王承德……从头到尾都搞错了？”
“搞错了。”徐磊把文件夹合上，“王承德以为赵东升知道他那桩旧案的底细，拿钱封他的口。实际上那笔钱本来就是赵东升的，只是我爸借他的手存了一笔账。王承德糊里糊涂当了七年冤大头。”
我站在工具台前面，机油味混着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后脑勺一阵阵发麻。钱是赵东升的，从一开始就是。他坐了十一年牢，出来的时候有人送了他一千二百万，但那钱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他知道吗？
“他知道。”
徐磊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把水瓶扔进垃圾桶。“他昨天晚上就知道了。我给他打过电话。”
“你给他打电话？”
“你接他回来那天我就给他打了。我告诉他，卡里的钱是他的，让他别还给我爸。我爸不会要的。”
我手机响了一下。掏出来一看，一个陌生号码——赵东升的新号。短信只有一行字：“北郊富华路，烂尾楼工地。你来一趟。”
我握着手机往外走。徐磊在后面喊了一声：“你等一下，我开车送你。那地方不好找。”
他抓起钥匙，把铺面卷帘门拉下来一半，跳上一辆灰色皮卡。我上了副驾驶，车子从修车厂窜出去，轧过雪泥，拐上城西快速路。
“他到底去那儿看什么？”
“看他自己的钱是怎么来的。”徐磊单手打方向盘，另一只手从手套箱里摸出一个信封扔给我，“这是复印件原件。你自己看。”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几份更详细的材料。一份是当年富华路项目的施工合同，甲方恒远地产，乙方建平建筑，合同金额三千八百万。附件里有资金流水单，其中一笔一千二百万的款项，备注栏写着“工程预付款”，转入账户的户名是赵东升，开户行是省城一家早就不在了的小银行。
“这钱当年就进了他的户头？”
“进了。但账户被冻结了，因为赵东升那会儿已经进去了。”徐磊的车速提上来，风噪灌进车窗，“我爸本来打算等他出来再告诉他。但王承德不知道这笔转账，他以为那笔钱是建平建筑的流动资金。后来王承德出事了，我爸也跑了，这笔账就烂在那儿了。”
“那现在账户解冻了？”
“赵东升出来那天就解了。他拿着身份证去银行一查就知道。那张卡里的钱，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的。”
皮卡拐上北郊公路，路两边越来越荒，田野里堆着没化的雪堆，远处能看见几栋灰色的半截楼架子。富华路走到尽头，一栋十二层的混凝土骨架立在那儿，钢筋从楼顶支棱出来，锈得发黑。
工地围挡早就倒了，门口的铁门半开着，门上的字迹剥落得只剩下“恒”字还看得清。
皮卡停在路边。徐磊熄了火，指了指那栋楼。“赵东升应该在里面。你去吧，我在车上等。”
我推开车门下去。北风穿过楼体的空洞，发出低沉的呼啸声，像什么东西在喘气。地上的雪没人踩过，积了厚厚一层，我深一脚浅一脚穿过工地大门，踩进楼体一层的架空层。
里面黑乎乎的，冷风从各个方向的窗口灌进来。我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体里回响，踩碎了几块碎砖。
“东升哥？”
我的声音被风吹散，撞在水泥柱子上弹回来，变成模糊的回声。
然后我从一根柱子后面看见了他。
他蹲在地上，面前的地面上铺着几张发黄的纸。他手里捏着一根烟，没点，就那么捏着，像捏着一根手指头。
“你来了。”他没抬头，“把门关上，风太大了。”
我没关门。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低头看着地上那几张纸。施工日志，手写的，字迹潦草但清晰。日期是十一年前的秋天，日志里记录着每天的工程进度、到货材料、人员安排。最后一页的日期，是赵东升出事的前一天。
日志上有一段话，用红笔圈了：“今日与王承德碰面，王某要求将预付款转入指定账户。已转。”
那笔钱，从建平建筑的账上转出，进了一个叫赵东升的户头。然后第二天，赵东升就出事了。打架，故意伤害，判了十一年。
他蹲在地上，把那根没点的烟放在地上，用一块碎砖压住。
“王承德把我送进去的。”他说，声音很轻，被风声压得几乎听不见，“他转完那笔钱，第二天就找人跟我动手。我打了人，进去了。他以为我在里面会恨他，会拿他的把柄换减刑。但他不知道，那笔钱本来就是我该拿的工钱。”
他站起来，转过身看着我。光线从楼体空洞照进来，打在他脸上，那几道疤在白光里格外清晰。
“我坐了十一年牢，替王承德挡了十一年的灾。”他说，“现在出来了，他欠我的，我一分不要。我只要把我自己的钱拿回来。”
他从地上捡起那几张施工日志，卷起来塞进口袋里，往门口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停了一步，没看我。
“但这钱现在是烫手的。徐建平跑了，王承德还在里面，徐磊在盯着你。我拿到钱也不安生。”
他继续往门口走，脚步踩在碎砖上咔咔响。
“走吧。回去再说。”
我站在原地，手指在裤兜里碰到了那张卡的硬边。一千二百万，他应得的，但也是一条绳子，拴着三个人的命。
兜里手机震了一下。三条未读短信，全是同一个号。
“你去了北郊？那地方不能动。”
“东西别带出来。”
“你跟他在一起？快走。”
我抬头看门口。赵东升已经走出去了，站在工地门口的阳光底下，背对着我，肩膀缩在羽绒服里。
我收起手机，迈开步子。
脚下的碎砖动了一下，我低头一看，一块松动的水泥板下面，压着一个黑色的塑料盒子，边缘露出了几页纸的边角。
我蹲下，把水泥板掀开一条缝，抽出了那几页纸。
第一页抬头写着：恒远地产内部审计报告。
日期是十二年前。
第5章
我蹲在那儿，指关节冻得发僵，攥着那几页纸没敢翻第二页。水泥板底下压着一层灰，盒子旁边还有半个烟盒和一截烧了一半的蜡烛。这里有人来过，来过不止一次，而且待了不短的时间。
“走了。”赵东升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我把那几页纸折好塞进内兜，把水泥板重新盖回去，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快步走出去。徐磊的皮卡停在路边，他没熄火，车窗摇下来半截，嘴里叼着根烟，看见我们出来，烟头从嘴里拿下来，朝着副驾驶的方向扬了扬下巴。
赵东升拉开后门坐进去，我坐了副驾驶。车门关上的一瞬间，皮卡就窜出去了，轮胎在雪地里打了一下滑，然后轧实了，往城里方向开。
后视镜里，那栋烂尾楼的灰色骨架越来越小，最后缩成远处地平线上的一根刺。
徐磊先把赵东升送回了小区楼下。赵东升下车前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你跟他聊聊”，就拉开门走了。皮卡里的暖风呼呼吹着，我坐在副驾驶上没动，手插在兜里，指腹摩挲着那几页纸的纸边。
“你拿了什么？”徐磊开着车，没转头看我，但声音里那条弦绷紧了。
“一盒东西。水泥板底下的，里面有几页纸。”
徐磊把方向盘往右打了一把，车停在了路边。他熄了火，转过头来，眉毛上那道疤在车前窗的光线下凸出来。“拿来我看。”
我把那几页纸抽出来递给他。他接过去，一页一页翻，翻到第二页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了。他的拇指压在纸面上，指腹贴着那行印刷体，压了好几秒钟没动。
“恒远地产内部审计报告。”他把那行字念出来，声音没什么起伏，但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节白了，“十二年前的。”
“你爸放的？”
“我爸从来不碰这些东西。”徐磊把纸还给我，重新发动了车，“这报告是当年恒远的财务总监做的，做完以后没多久人就消失了。有人说他把东西藏了，有人说他被人送了进去。没想到藏在工地楼板底下。”
“这东西能证明什么？”
徐磊把车开上路，车速不快，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前方。“证明王承德当年那笔钱来路不正。恒远地产的账面上有三千万的缺口，审计报告上写的是‘往来款不明’。这钱去了哪儿，就是那笔一千二百万转给你哥的预付款。剩下的在别处。”
“王承德截了建平建筑的钱，然后嫁祸给赵东升？”
“更准确地说，他先把钱从恒远的账上转出去，以预付款的名义打到了你哥名下，再把你哥送进去，让这笔钱变成死账。他以为钱在赵东升的户头里冻结着，谁也动不了。等他出来，他再想办法洗回来。”
皮卡拐进城区，路两边的建筑慢慢密起来。徐磊的右手松开方向盘，在膝盖上敲了两下，节奏很慢。
“但他没想到，赵东升能扛七年不开口。他更没想到，赵东升出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翻那栋楼的底。”
“那赵东升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吗？”
“不知道。”徐磊摇了一下头，“但他猜到了。他今天去北郊，不是去找证据，他是去验证一个猜测。那个猜测，我今天早上在电话里跟他说了一半。”
“另一半是什么？”
徐磊把车减速，停在一个红灯前。他把车窗摇下来一点，冷风卷着路边的灰尘钻进来，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把车窗摇回去。
“另一半是——你哥当年打伤的那个人，是王承德安排的。”
我的后背贴上了座椅，后脑勺抵着头枕，觉得整个车厢里的空气都被抽空了。“他安排人去跟赵东升打架，然后把赵东升送进去？”
“那个人是恒远的保安队长，拿钱办事。打完架他跑了，王承德给他换了个身份，送去南方了。”徐磊转过来看着我，眼睛里的光很平，“你哥这十一年，从根上就是替王承德坐的。”
车重新动起来。我在副驾驶上坐着，脑子里把那根线从头捋到尾——王承德要洗钱，选了赵东升当壳。钱打进了赵东升的户头，第二天就制造了一场斗殴，把赵东升送进了监狱。王承德以为赵东升手里有他的把柄，其实赵东升从头到尾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恰好姓赵，恰好有一个账户，恰好成了那个被塞进笼子里的人。
而王承德在监狱里待了七年，一直以为赵东升在装傻。他怕赵东升出去以后翻案，给了他一千二百万封口。那笔钱，本来就是赵东升的工钱，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他手里。
“这份报告现在在我这儿。”我说，“接下来怎么办？”
徐磊把车停在了我公司楼下。他熄了火，转头看着我，手搭在方向盘上。“报告你拿着，别给你哥看。”
“为什么？”
“他看了会做傻事。他现在就剩一口气撑着，知道自己白坐了十一年，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徐磊把工作服口袋里的烟盒掏出来，抽了一根叼上，没点，“你先拿着，我去找我爸。他当年跑路之前留了一份东西，加上这份报告，能把王承德的事定死。”
“你爸在哪？”
徐磊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塞回烟盒里。“他一直在省城，没走过。住在城郊一个老乡家里，除了我没人知道。”
“那为什么不早点把王承德的事翻出来？”
“因为没证据。”徐磊伸手过来，把那份审计报告从我手里抽回去半寸，看了一眼抬头，又推回来，“现在有了。”
他重新发动皮卡，车窗降下来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回去等消息。三天之内别让你哥出门。手机别关机。”
他打着方向盘掉头，皮卡在路面上划了一个弧线，朝城西方向开走了。我站在公司楼下的人行道上，手里攥着那几页纸，纸边被我的汗浸得有点软了。
上楼，坐回工位，电脑屏幕还亮着昨天没画完的那张施工图。我点了保存，关机，拎起外套往外走。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赵东升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没开，他面前放着一碗泡面，面汤表面结了薄薄一层油膜。他听见门响，抬起头看我，眼睛下面一圈青黑。
“徐磊跟你说了多少？”
“他说了该说的。”
赵东升把泡面碗往前推了推，站起来，走进卧室。过了几秒钟他出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他那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
“你要走？”
“嗯。”他把塑料袋放在沙发旁边，没看我，“我去城东找个旅馆住两天。你这里不安全。”
“什么叫不安全？”
“今天回来的路上，有人跟着徐磊的车。”他蹲下去系鞋带，手指头有点抖，系了两遍才系紧，“黑色桑塔纳，从北郊一直跟到城区。徐磊甩掉了，但人还在找你。”
他站起来，拎起塑料袋，走到门口换鞋。我拦了他一下，胳膊挡在门框上。“你去旅馆更不安全。你一个人，身上揣着银行卡，人家要找你，比登门容易一百倍。”
赵东升停住了。他抬眼看着我，眼里的血丝比前两天更多，嘴角那道疤在玄关的暗光里泛着青。“那你告诉我怎么办。”
“等着。徐磊说了，三天。”
“三天能等到什么？”
“等你该拿的东西。”
赵东升攥着塑料袋的提手，指节发白。他在玄关站了大概半分钟，然后把塑料袋放回沙发上，进了厨房，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水声哗啦啦响了一阵，他关了龙头，用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水珠，走出来。
“那三天之内，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那份报告，别让任何人知道你拿了。包括徐磊。”
“他已经知道了。”
“他知道的是纸。”赵东升看着我，眼里的光变成了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沉，像融化的铅，“但纸背后的东西，你不知道，他不知道，只有我知道。”
他从裤兜里掏出那张黑卡，放在茶几上，推到我面前。“密码还是你生日。三天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你拿着卡去银行，把里面的钱全部取出来，转到徐建平的名下。我留一个零头，五千块，够我租房子吃饭就行。”
“那王承德呢？”
“徐磊会处理。”他转身走进卧室，把门带上了，声音隔着门板传出来，“赵东升这个人，坐了十一年牢出来，什么都不欠。欠我的人，我不自己动手，该有人还的时候，自然会有人还。”
我站在客厅中央，茶几上那张黑卡躺着，灯光照在卡面上折出一个小白点。我把那份审计报告从内兜里掏出来，在灯下又翻了一遍。
最后一页的落款处，除了财务总监的签名，还有一行手写的小字，墨水已经褪成了褐色。
“徐建平全知。”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短信进来，我掏出来一看，陌生号码。
“他还在你那儿？”
我没回。把手机调了静音，塞回兜里。
暖气片响了。像骨头在响。
第6章
三天。我请了年假。第一天赵东升锁在卧室里没出来，我只听见里面偶尔翻书页的声音，哗啦一下，哗啦一下，像冬天里树叶被风卷着跑。他住进来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他进屋第一件事不是看家具电器，而是把所有能翻的东西翻了一遍，连我鞋柜里的鞋盒都抽出来看过。他在找什么东西，或者确认什么东西不在。
第二天早上，客厅座机响了。座机号码只有我妈和公司知道。我接起来，是我妈，声音压得特别低：“东升还在你那吗？”
“在。怎么了？”
“你二叔昨天晚上打电话来了。他说有人找他问了东升的事。”
“谁？”
“他不认识。说是个年轻人，开着辆黑车去的，问你二叔东升出狱以后是不是拿了什么东西。你二叔什么也没说，但那人走的时候留了一句话。”
“什么话？”
“说让东升别多事。不然他爸的脸面保不住。”
我把电话挂了，转头看了一眼卧室门。门缝里还亮着灯，他能听见我说话。
中午我出门买了菜回来，楼道里碰见楼下邻居李大妈。她手里拎着一袋垃圾，眼神却往我身后扫，嘴里说着“你那个亲戚，这两天夜里有没有听见什么动静？半夜老听见楼上走路，我老太太睡不好”。
我说没有，可能是管道响。她没再说什么，拎着垃圾下楼了。我进门以后把门反锁了两道，赵东升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一本我从公司带回来的装修杂志，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楼下老太太来找了？”
“问了声。”
他什么也没说，低下头继续翻杂志。
第三天早上，徐磊来电话了。我靠在阳台门框上接的，外面灰蒙蒙的天，路面上结了一层薄冰。
“我爸同意见面。今天下午三点，城西老电厂那边，他等你一个人。”徐磊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背景有修车厂的机械声，“东西带上。”
“赵东升呢？”
“他不能来。我爸只见你。”
“你爸看报告？”
“他不用看。报告上的东西他都知道。你带来给他看一眼，他确认没动过手脚，这事就定了。”
我挂了电话，赵东升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卧室门口，靠着门框看着我。他穿了我的一件旧毛衣，袖子太长，被他挽了两折，露出瘦骨嶙峋的手腕。
“徐磊？”
“嗯。他爸要见我，下午三点。”
赵东升点了点头，回屋去了。过了一分钟他出来，手里拿着那张黑卡，放在鞋柜上。“带着。他会要这个。”
“他说他只要看报告。”
“带上。”赵东升把卡在鞋柜面上推了一下，推到我的手边，“他嘴上说只要报告，但最后一定会问你要卡。你直接把卡给他。”
“为什么？”
“因为他没拿到这笔钱之前，什么证据都不会交出去。他手上握的东西比那几页纸重得多，那是王承德的命。”赵东升说完这句话转过身，往客厅走了两步，又停住了，没回头，“下午我去送你。送一半，我不露面。”
下午两点，我和赵东升出了门。他走在前面，过了小区后门拐上街，他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坐后座，他坐副驾驶。车往城西走，路上他一句话没跟司机说，只报了一个地址，老电厂旧址。
车停了。赵东升下车，给我开了后车门，我出来的时候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进去之后，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别问太多。”
他转身上了车，出租车往前开走了，拐个弯不见了。
老电厂的铁门虚掩着，院子里荒着，地上还留着当年铺设电缆挖开的沟槽，长满了枯草。中间一栋三层办公楼，窗户碎了大半，水泥楼梯上全是裂缝。我踩着裂缝往上走，二楼左手第一间，门开着。
屋里只有一张旧办公桌和两把折叠椅。徐建平坐在桌后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头发短得贴着头皮，胡子刮得很干净。他比我记忆里的照片老了太多，脸上的褶子一折一折叠下来，但眼睛没塌，透着光。
“东西带了？”他说话的声音干，像砂纸磨铁。
我从内兜里把那几页审计报告抽出来，平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他没低头看，双手交叉搁在报告上，看着我。
“你哥让你来的？”
“他让我把这东西给你看一眼。”
“他让你带的，还有别的吧？”
我从裤兜里掏出那张黑卡，放在报告旁边。徐建平的目光落在那张卡上，停了五秒钟，然后把卡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又搁回桌上。
“他什么意思？”
“他说这钱是你的，还给你。”
徐建平把那张卡推回来，推到我面前。“告诉他，这钱是他应得的。当年那个账户，是我用他的名字开的。钱进了他的名，就是他的。”
“他说他不拿。”
“他拿了。他让卡在你手上转了一圈，又送到我面前来，这叫不拿？”徐建平嘴角动了一下，露出一排颜色发黄的牙，“他让我自己收回去？我收回去，王承德的人明天就能找到这间屋子来。”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北风从碎了的窗洞里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纸页边角掀动了一下。
“王承德还有多久出来？”我问。
“十二年。但他外面还有一堆人。”徐建平把报告翻开，翻到最后一页，指着那行“徐建平全知”的小字，“他当年搞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有今天。我把报告复印了三份，一份藏在那栋烂尾楼的楼板底下，一份在我手上，一份在徐磊手里。”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动？”
“因为王承德不动，我就不动。他进去了，他外面的人盯着，我动了，死的就是我。”徐建平合上报告，抬头看我，“但现在你哥出来了，他把水面搅浑了。王承德在外面的那批人现在顾不上我，他们在找你哥。”
“找赵东升？”
“他手上那张卡，就是王承德当年洗钱的那个账户。他们以为那笔钱还在王承德的掌控里，现在拿不回来了，当然要找。”
我坐在折叠椅上，椅子腿硌着地面不平，有点晃。我稳了稳重心，脑子里翻来翻去全是赵东升那天在烂尾楼里蹲着看施工日志的样子。
“那如果我把卡给你，你拿着这笔钱去处理，赵东升是不是就安全了？”
徐建平看着我，沉默了几秒。然后他把那张卡拿起来，放进了自己棉袄的内袋里，动作很慢，很稳。
“我会去办一件事。办完以后，王承德外面的那批人就没心思找你们了。”他从桌子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封了口，上面什么也没写，“这东西你带回去，三天以后拆。里面的东西够王承德在里面多待二十年。”
我接过信封，封口粘得很紧，纸面粗糙，指腹搓过去有细沙的触感。我把信封收进外套内侧，站起来。
“卡里的钱，你真的不要？”
“我要。”徐建平站起来，办公桌被他往前顶了一下，发出一声闷响，“但我拿这笔钱不是给自己花的。当年欠的工资，工人的工钱，债主的钱，都在里面。你哥这笔钱回来，转一圈，该还的还完，最后剩不了多少。”
他绕过桌子走到我面前，比我矮半个头，但肩膀很宽。他看着我，眼睛里的光暗了一下。
“你跟他说，徐建平这辈子欠他一句对不起。这句话没来得及当面说，你替我说。”
他伸出手来。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全是老茧，指关节肿大，是常年搬砖砌墙的手，不是养尊处优做老板的手。
我转身下楼。楼梯上的裂缝在脚下硌着鞋底，走到一楼，我回头看了一眼，徐建平站在二楼窗口，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
我出了电厂大门，站到路边，准备打车。远处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街角，引擎没熄，排气管里吐着白气。我站在原地没动，看着那辆车。车窗贴了深色膜，看不见里面的人。
车门开了。一个穿黑色羽绒服的男人下来，四十岁上下，平头，走路步子很沉。他朝我走过来，走到离我三步远的地方停住，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东西交完了？”
“什么？”
“徐建平给了你一个信封。拿来。”
我没动。他往前走了一步，我后退半步，手伸进外套内侧摸到了那个牛皮纸信封的边缘。他看见我的动作，停住了。
“你拿了也没用。”他说，“那东西是复印件，原件在徐磊那儿。你拿回去拆了，里面写着怎么去找原件，但原件只有徐磊知道藏在哪。”
“你知道？”
“知道。”他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但我不能告诉你。你回去跟你哥说，让他把这封信烧了，就当没看过。三天之内他烧了，我不动他。不烧的话……”
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很重，带着一股烟味和机油味。
“不烧的话，他就没那个命花那笔钱了。”
他转身，上了黑色桑塔纳，倒车，调头，往电厂方向开走了。
我站在原地，风灌进领口，后颈全凉了。我伸手进去，指尖触到那个信封的边，硬挺挺的。
三天。
我拦了出租车回家。推开门，赵东升坐在沙发上，面前放着一杯凉透的茶。他看见我进来，看了一眼我的手——我没掏出信封。
“他给了？”
“给了。”
“卡呢？”
“他收了。”
赵东升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凉茶从他嘴角漏了一点，他用袖子擦了。“他说的什么？”
“他说跟你有句对不起。”
赵东升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然后他把杯子放下，站起来，走到阳台门边，把门拉开一条缝，冷风钻进来。他看着外面灰白的天，没说话。我站在客厅里，手里攥着外套内侧那个信封的硬边，指肚贴着纸面，能感觉到里面纸页的厚度。大概四五页，折在一起。
三天。
我没有告诉赵东升楼下那辆黑车的事。他站在阳台上，背影缩在那件旧毛衣里，风吹着他的头发，那些白发在后颈处支棱着，像冬天里最后几根草。
我把信封从外套里抽出来，搁在衣柜最上面的夹层里，用一件不穿的旧棉袄盖住了。
然后我走回客厅，坐在沙发上，拧开电视。新闻里在播本地新闻，一条城建动态，说北郊烂尾楼即将启动拆除重建。
画面切到那栋灰色骨架时，我看见了那个楼顶支棱着的锈钢筋。
赵东升从阳台走回来，坐到我旁边，看着电视屏幕上那栋正在被航拍的烂尾楼。
“拆了也好。”他说。
电视里主持人报了一个日期。拆除工程启动，就在三天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