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Stellantis最近为一项“雄心”支付了巨额账单——2025年下半年净亏损201亿欧元,并因缩减电动汽车计划计提了222亿欧元的费用。与此同时,福特汽车在2025年第四季度净亏损111亿美元,创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季度亏损,全年净亏损82亿美元。
就在数年前,这些汽车巨头还在描绘“全面电动化”的蓝图,如今却出现了战略大回调。曾经激进的电动化誓言言犹在耳,为何短短数年间出现如此规模的撤退潮?这究竟是深刻的战略误判,还是在复杂现实面前的无奈妥协?
外部政策支持的减弱与不确定性,成为触发车企重新评估电动化投入速度的直接外因。在美国市场,变化尤其显著。
2022年8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IRA),该法案为购买符合要求的清洁能源汽车提供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然而,这项看似激励的政策暗含严苛限制:自2024年1月1日起,符合税收抵免条件的美国清洁汽车不能包含由“受外国实体”所制造或组装电池组件;从2025年开始,合规的车辆也不能含有由此类实体提取、加工或回收的关键矿物。
这些限制性条款直接抬高了车企的合规成本。福特的财务数据提供了直观证明:2025年全年支付的关税总额约为20亿美元,其中有9亿美元是在12月底临时增加的。福特首席财务官雪莉·豪斯指出,关税成本上升源于12月底美国调整了针对北美自贸区零部件的贸易溯源与关税豁免政策,叠加消费者税收抵免条件的收紧。
政策的摇摆不仅体现在贸易规则上。2025年1月21日,特朗普政府“立即暂停”了《通胀削减法案》的资金支出,随后在同年9月30日,新能源汽车补贴措施正式终止。这种政治周期变化给车企的长期投资带来了巨大风险。
欧洲市场同样出现了政策松动。2025年12月16日,欧盟委员会公布“汽车行业一揽子计划”,对原定于2035年实施的“燃油车禁售令”进行调整。此前要求新车届时实现完全零排放的目标,被改为较2021年水平减少90%的碳排放。
这意味着,在2035年后,部分非纯电动车型仍可在欧盟市场销售,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增程式电动汽车、轻度混合动力汽车及符合特定低碳燃料标准的内燃机车辆。为了补偿剩余的排放缺口,车辆制造商可通过使用欧盟本土生产的低碳钢、电子燃料或生物燃料实现排放补偿。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此提出了强烈批评,但市场现实确实在倒逼政策调整。2025年,在欧洲销售的新能源汽车中,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增幅超过50%,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而纯电增幅只有30%左右。电网连接延迟、高成本以及互操作性问题,成为整个欧洲大陆推广充电设施的关键障碍。
电动车业务未能实现预期盈利,甚至持续拖累整体财报,是撤退的核心经济内因。成本结构的痛点首先体现在电池环节。
2025年碳酸锂价格暴涨140%,直接推高电池生产成本。一辆搭载80kWh电池的纯电动汽车,仅电池环节成本就增加约3800元。尽管电池价格有所下降,但其仍是整车成本最大头,且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巨大。
产业链利润分配的严重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困境。根据时代商业研究院统计,2025年上半年,电池环节占据了约90%的产业利润,而这90%的利润又集中在宁德时代手中。宁德时代2025年上半年净利润超300亿元,已超过15家主流上市车企归母净利润之和。
具体到企业层面,福特的财务数据揭示了残酷的现实。2025年,福特电动汽车部门全年累计运营亏损达48亿美元,平均每卖出一辆电动车就面临巨额亏损。分板块来看,FordPro(商用车)板块利润率为10.3%,FordBlue(燃油/混动)板块利润率为3.0%,而作为转型核心的Ford Modele板块(电动车)则持续亏损。
与财务亏损同步的是市场份额的萎缩。2025年,福特在美国市场的纯电动车销量约为8.4万辆,同比下滑14.7%。相比之下,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同期的电动车销量增长48%,达到近17万辆,销量规模约为福特的两倍。
Stellantis的情况同样严峻。2025年,该集团调整后营业利润率为-0.5%,与2024年盈利86.5亿欧元的业绩形成鲜明对比。因大幅削减电动汽车相关投资,集团计提了总计约260亿美元的资产减值。
规模效应的缺失让这些传统巨头陷入“卖得越多可能亏得越多”的怪圈。在特斯拉和中国品牌主导的激烈价格竞争下,西方车企电动车溢价能力弱,难以通过供应链管控和制造成本摊薄实现盈利。
部分车企在转型路径上的反复与犹疑,自身加剧了困境,并付出了隐性代价。路线频繁调整带来了恶果。
Stellantis曾出售其电池合资企业49%的股份,并取消了原计划推出的纯电动Ram 1500 REV,将其改为增程式插电混动版本,类似福特对F-150 Lightning所采取的策略。同时,该公司还计划重新强化传统动力技术,Hemi V8发动机未来将重新出现在更多车型上。
福特的转身同样戏剧性。公司宣布放弃多款开发中的大型纯电SUV和皮卡项目,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图纸、模具、电池合同,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未来价值,必须在账面上直接清零。下一代F-150 Lightning将从纯电动调整为增程版。
这种摇摆导致研发资源分散、产品规划混乱。福特试图在美国复刻特斯拉的路径:全栈自研、自建电池厂、死磕纯电平台。但在2025年,现实给了福特一记“响亮的耳光”——规模效应完全没跑出来,重金砸下的电池产能却出现了严重过剩。
骤停或大幅削减电动车计划,破坏了与电池供应商、关键技术合作伙伴的长期契约与信任。福特被迫调整了与宁德时代等中国电池企业的合作深度与绑定模式,这影响了未来的合作机会。
从高调承诺到大幅收缩,也损害了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品牌“创新、可持续、前瞻性”的信任。业内人士认为,这种摇摆可能让企业被贴上“摇摆者”标签。
对比特斯拉、中国新能源品牌在战略坚定性、决策效率和全链条成本控制上的差异,部分西方传统车企显得决策迟缓且面临内部阻力。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所言的“从精准的战略定位中持续获益”,折射出传统豪华车企在时代变革中,如何以长期主义对抗短期市场焦虑的行业思考。
宝马的技术中立战略在2025年展现出了市场韧性。这份并非“拒绝电动化”,而是“兼容多元动力”的战略,让宝马得以精准匹配全球不同市场的需求特征。2025年集团以90克/公里的车队排放量超额完成欧盟减排目标,且这一成绩完全依靠自身实力达成。
西方车企的电动化大撤退,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政策不确定性、盈利困境、战略执行力不足三者交织作用下的结果。它更多是面对残酷现实的一次战术性收缩与节奏调整。
Stellantis、福特、通用、本田、保时捷5家车企对2025年财报累计计提了近5000亿元的亏损,这些真金白银的代价反映了转型的阵痛。然而,发展智能化、电动化,仍是全球汽车不可逆的方向,也是跨国车企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从2022年的13%快速提升至2025年的23.5%,并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固步自封的策略可能让一批跨国车企拉大与转型先行者的差距。目前,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呈现出极为明显的不均衡性——中国车市新能源渗透率跃升至2025年的45.5%,而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美国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仅有9.7%、欧洲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仅有23.4%。
撤退不代表放弃。车企面临的是如何在财务可持续的前提下,重新规划更务实、更灵活的电动化路径。这可能包括聚焦优势细分市场、加强技术合作、优化产品序列。奥迪的案例显示,尽管面临外部压力,但通过纯电车型逆势爆发(2025年交付22.30万辆,同比暴涨36%),仍能找到增长点。
然而,根本矛盾依然存在:企业的“短期财务压力”与行业的“长期技术变革”之间的深刻矛盾。对于车企CEO而言,这的确是一个两难抉择:是应暂时放缓电动化步伐,巩固燃油车利润以“活下去”,还是应不惜短期代价,坚持高强度投入以赢得未来?
来自中国等竞争对手的压力和全球减碳的大趋势并未改变,这场转型马拉松远未结束。车企应该为了短期利润放弃电动化,还是坚持长期投入?如果你是CEO,你会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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