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责声明：本文为虚构故事，请读者朋友注意辨别，理智思考。
我被公司开除，老婆闹着要离婚，说我没本事，我没挽留，办完手续后我开着劳斯莱斯回家，她在我家门口，看着我彻底愣住了
第1章
“赵东升，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我一分钱没有？”
老婆站在客厅正中间，手里攥着我那件唯一没起球的深蓝色衬衫。那件衬衫是她去年三八节商场打折时候买的，一百三十九，标签还没拆她就扔进洗衣机，领子洗歪了，但她觉得还行。现在那件歪领子的衬衫被她揉成一个球，砸在我脸上。
我没躲。衬衫掉在地上。
“赵东升你聋了吗？”老婆的声音拔高了一个八度，楼下李奶奶这个点应该正在阳台浇花，百分百听见了，“公司把你开了是吧？开了就开了，你再找一个不就完了，你把话给我说清楚，赔偿金呢？十二个月的赔偿金呢？你跟我哭什么穷？”
我蹲下去捡那件衬衫，拍了拍灰。
“我没有赔偿金。”
“你放屁！”
老婆冲过来一把抢走衬衫又砸了一次。这次砸在我鼻子上。布料很轻，但她手劲大，我鼻子一酸，眼前闪过一片白。
“劳动合同法你没学过啊？公司无故辞退，N+1，你在那破公司干了七年，十二个月工资赔偿金打底，你跟我说没有？你把钱藏哪了？你给谁了？”
她说“给谁了”的时候，眼神变了。从愤怒变成了审视。那种眼神我在她脸上见过三次。第一次是怀疑我藏私房钱，第二次是怀疑我跟女同事有暧昧，第三次是现在。
“我没藏。”我说，“公司没给我。”
“你当我三岁小孩？”
她转身冲进卧室，我听见衣柜门被拉开的声音，抽屉被抽出来翻得哗啦响。我们的婚床是红苹果的，四千八，上个月刚还完分期。床头柜里有一张存折，余额三万二，她翻出来了，对着窗户看了一遍上面的数字，又扔进抽屉。
“赵东升，我嫁给你八年，你跟我说实话，赔偿金到底多少？你给了谁？”
“没给谁。”我说，“我签了自愿离职申请，一分钱没有。”
卧室里的声音停了。
她从卧室门口探出半个身子，头发从额前耷拉下来一缕。她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看了大概五秒钟。那五秒钟里窗外有辆出租车摁了一声喇叭，楼下小孩在哭，李奶奶在阳台上跟谁喊话——这些声音全都从她看我的眼神里挤了进去。
“你疯了。”她说，“你签了自愿离职？”
“嗯。”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她从我身边走过去，胳膊肘撞了我一下，走进厕所，把门摔上了。厕所里传来她擤鼻涕的声音。我听见她拨电话，对那头说，“妈，赵东升疯了，他把赔偿金扔了，签了自愿离职……我哪知道……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我在客厅站了一会儿。茶几上有半杯凉白开，我端起来喝了。杯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是她写的今晚菜单：红烧排骨、醋溜白菜、西红柿蛋汤。排骨我昨天买的，在冰箱里放着，三十四块六一斤。
厕所门开了。她走出来，眼睛红了一圈。
“赵东升，我最后问你一次，钱呢？”
“没有钱。”
“行。”
她走回卧室，开始往行李箱里装东西。化妆品、充电器、换洗衣服。她把结婚照从床头柜上拿起来，看了看，扔进了垃圾桶。那个相框是琉璃的，挺沉，砸在垃圾桶壁上“咚”一声。
“我回我妈那儿住。”她拉上箱子拉链，“你想清楚了来找我。想不清楚就别来了。”
我没说话。
她拖着箱子走到门口，换鞋的时候弯着腰，肩胛骨在T恤下面顶出来两根棱。她把那件破衬衫从地上捡起来塞进箱子侧面，说，“这件你也不配穿。”
门开了。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
“赵东升。”
她没回头。
“你一辈子就是个窝囊废。”
门关上了。声控灯灭了。
客厅安静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中午十二点多的太阳，热烘烘铺了一地。茶几上那张菜单纸条被风吹了一下，掀了个边。冰箱压缩机嗡嗡响。楼下李奶奶还在跟谁说话，声音断断续续，“……哎哟那赵家小两口，吵得嘞……”
我走进卧室，垃圾桶里结婚照朝上，玻璃没碎。我把它捞出来，擦了擦，放回床头柜上。照片里她穿白婚纱，牙齿露出来八颗，笑得眼睛都快看不见了。那天的化妆师是她表姐，免费，口红涂得有点往外溢，但她不介意，说喜庆。
我坐在床边，掏出手机，打开了银行App。
余额：12，843，722.61。
我关了App，把手机放回去。
冰箱里排骨拿出来，化冻。白菜洗了，切块。西红柿滚水烫了去皮，切瓣。我把三个菜炒好，盛进盘子，端到茶几上，一个人吃了。排骨炖得有点老，但味道还行，盐放得稍微多了半勺。我给自己盛了一碗米饭，就着醋溜白菜吃了两碗。
吃完饭洗碗。碗洗完了擦灶台。灶台擦完了拖地。拖完地把阳台上的多肉浇了水。她养了六盆多肉，有两盆叶子有点蔫，我多浇了点。一切做完，下午两点半。
我换了身衣服，拿上车钥匙，出门。
车停在小区地下车库最里面那个车位，积了薄薄一层灰。我摁了钥匙，车灯闪了两下。
那是一辆劳斯莱斯库里南。黑色。去年提的，落地将近八百万。
我拉开门坐进去。座椅记忆自动调到了我的位置，方向盘加热自动开启。中控屏幕上有一条未读消息，来自一个备注名为“杨”的人：“赵总，手续都办妥了。您随时可以回来。”
我没回。启动引擎，驶出地库。
车开上地面的时候，阳光从全景天窗灌进来，真皮座椅那股新车的味道到现在还没散干净。我等红灯的时候，旁边一辆五菱宏光里的大哥看了我的车一眼，又看了一眼，嘴张着没合上。
我左转，上高架，往民政局的方向开。
今天是离婚冷静期最后一天。
上次去办手续是三十二天前，她提交了申请，我没说话，签了字。三十天冷静期过后，双方到场才能正式领证。今天她得从她妈家过来，我也得去。
高架有点堵，我开了音乐，莫扎特K.333，钢琴奏鸣曲。音量调到刚好盖住外面的车噪。我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想着刚才那顿饭，排骨其实还能再炖十分钟，醋溜白菜糖放少了，西红柿蛋汤的蛋花应该打得更散一些。
到了民政局门口，我没把车开进停车场，直接停在了路边。那地方不让停，但我看了眼四周，没摄像头。从车里出来，锁了车，往办事大厅走。
大厅里排队的人不少。离婚窗口在左手第三个，我过去的时候，她已经站在那儿了。她妈陪着来的，穿一件黑底紫花的薄羽绒服，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杯。她看见我第一眼，脸别过去了。
她妈先开了口。
“赵东升，你来了。”
“嗯。”
“钱的事儿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那拿来吧。”她妈伸出手，掌心朝上，手指上有黄褐斑。那只手伸得特别直，像在跟谁讨债。
我没掏钱。我说，“我们今天办手续。”
“你当我闺女跟你耗得起是吧？”她妈声音不高，但周围排队的人有两三个转过头来，“你都让公司开了，你拿什么养她？你拿什么养孩子？”
我们没孩子。从结婚第三年就说要，一直没要上。去年去医院查了，她没问题，我有点问题，但医生说能调。她从医院出来一路没说话，回家哭了半宿。那之后“要孩子”这事就没再提过。
她妈还在说，“我闺女跟了你八年，你给她啥了？租房子租了八年，你连个首付都攒不出来。现在你连工作都没了，你让她跟你喝西北风？”
她站在旁边，始终没说话。她妈说的话她没拦着。她低头看手机，食指在屏幕上滑来滑去。那手机是我去年给她买的，三千二，她嫌贵，我劝了两天才收下。
“阿姨，”我说，“我们进去办手续吧。”
“你别叫我阿姨！”她妈朝我走了一步，保温杯举起来指着我的胸口，“你今天把话说清楚，赔偿金到底多少？你给谁了？”
“一分钱没有。”
“你再说一遍？”
“一分钱没有。”
她妈脸涨红了。她终于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看了她妈一眼，又看了我一眼。
“妈，别说了。”她说，“进去吧。”
“你傻啊，他肯定藏钱了……”
“妈。”她打断她妈，声音有点哑，“他说没有就没有吧。进去。”
她妈愣住了，嘴唇动了动，到底没再说下去。
我转身往里走。她跟在我后面。她妈在身后叹了口气，保温杯盖子拧开又拧上，发出塑料摩擦的涩响。
窗口里坐着一个女工作人员，三十来岁，圆脸，戴了副金丝眼镜。她看了看我们两个的证件，看了看电脑屏幕，问：“双方都到齐了是吧？再确认一遍，离婚是双方自愿的？”
“是。”她说。
“是。”我说。
“财产分割协议签了没？”
“签了。”她从包里掏出一张纸递进去。那纸是我三十二天前签的，上面写着：双方无共同房产、无共同存款、无共同债务，各自名下的东西归各自所有。
工作人员看了那张纸，又看了看我。
“先生，你确认吗？”
“确认。”
工作人员又看了一眼那张纸，推了推眼镜。她好像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她在一张表上盖了个章，把两个红色小本本递出来。
“好了，从今天起，你们解除婚姻关系。”
她伸手拿了属于她的那一本。我拿了我的。她翻开看了一眼，合上，塞进包里。动作特别快，好像那东西烫手。
她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往后蹭了一下，蹭出一声刺耳的响。
“赵东升。”她说。
我看着她。
“你以后好自为之吧。”
她说完转身就走。她妈瞪了我一眼，跟出去了。羽绒服下摆扫过门框，保温杯里的水晃出来一小滩，滴在民政局的地砖上，地砖是米白色的，那水印洇开一小片灰。
我在窗口前站了一会儿。圆脸工作人员没催我，低头整理文件，金丝眼镜滑下来一点，她用中指推回去。
我把离婚证揣进口袋，转身走出大厅。
门外阳光更烈了。她和她妈已经走远了，我看见她妈的黑色羽绒服在公交站牌旁边晃了一下，然后拐进了巷子口。
我往路边走。劳斯莱斯还停在那儿，车头被太阳晒得反光，挡风玻璃上落了一片树叶子。我走过去，把叶子拿掉，拉开门坐进去。坐进驾驶座的一瞬间，座椅自动加热了。
我关上车门，系上安全带，发动引擎。
然后我看见她了。
她从巷子口折回来了，一个人。她妈没在旁边。她快步走着，手里攥着手机，一边走一边往路边张望。她可能在找共享单车，或者打网约车。
然后她看见了我。
她停住了。
她站在马路边上，身后是一个绿色的公交站牌，身前是一辆停着的黑色轿车。她看了车两秒钟，又看了我两秒钟。她的嘴慢慢张开，张到一半停住了。
我摇下车窗。
“上车吗？”我说。
她没动。手机从手里滑了一下，她低头抓住，再抬起来的时候，脸白了。
“赵东升。”她说，“这车谁的？”
“我的。”
她的嘴又张了一下。阳光把她的脸照得很清楚，我看见她额头上那根青筋跳了一下。她咽了一口唾沫，脖子上的筋跟着动了一下。
“你哪来的钱？”
“我自己的。”
“你——”
她说了这一个字就停住了。她身后有一辆电动车从旁边骑过去，外卖小哥摁了喇叭，她从车边往后退了一步，眼睛始终没离开我的脸。
我看着她。
她看了我很久。然后她把手伸进包里，把那个刚拿到的红色小本本掏出来。她捏着那个本子，指节泛白。
“赵东升。”她说，“你到底是谁？”
我把副驾的门从里面推开了。
“上车。”我说，“我送你回去。”
她站在车门外，没动。
身后，民政局的牌子在太阳底下白得刺眼。那扇自动门又开了，圆脸工作人员下班出来，拎着饭盒，看了一眼我的车，又看了一眼站在车边的她，什么都没说，低头走了。
她攥着那个红本子。
手在抖。
我等着。
第2章
她弯下腰往车里看了一眼。
库里南的内饰算不上多花哨，但黑色真皮座椅拼着米白色的缝线，中控台上的双R标志在阳光下哑光发亮。空调自动吹出凉风，那块十二英寸的屏幕启动画面刚跳完，音乐还在放，莫扎特K.333到了第三乐章。
她直起身的速度很快，像被烫了一下。
然后她掏出手机，拨了号。电话那头秒接。
“妈，你别走远……不是，我碰见个事儿……不是钱的事，你先别问，你就别走远，在巷子口等我。”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攥在胸前。
“赵东升，我就问你一句。”
“你说。”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违法的事？”
这句我没料到。
我看着她。她的表情很认真，紧张多过愤怒，整个人往后僵着，像随时准备跑。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在她脸上看见“怕我”这个情绪。
“没有。”我说。
“那车哪来的？”
“买的。”
“你用什么买的？”
“我自己的钱。”
她盯着我眼睛看了五秒。以前她查我手机的时候也是这样看的，但那次她没看出什么来。这次她也没看出来。我的眼睛不会骗她，因为她根本没在我眼睛里找过“真相”这种东西。
她往后退了半步。
“你是不是……跟谁合伙做什么了？你瞒着我干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瞒着你。”
“放屁。”她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怕别人听见，“八年了，你一个月工资八千三，你拿什么买劳斯莱斯？你告诉我，你拿什么买？”
路对面有辆白色面包车靠边停了，司机摇下车窗看我的车。这条街不是什么豪车密集的地方，民政局边上就是老居民区，旁边一家包子铺的蒸汽从卷帘门里往外冒，葱油味飘过来。
我推开车门下来了。
她往后退了一步。
我绕到车头前面，掀开引擎盖。里面是一个6.75升双涡轮增压V12发动机，上面那层防尘罩干干净净，我拿手指敲了敲旁边的铭牌。
“你过来看。”
她没动。
“你过来。”我说，“看看引擎号，看看是不是套牌车。你不信这是我的车，你来看。”
她犹豫了几秒，往前挪了两步。她歪着头往引擎盖里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她对车一窍不通，但她认识那几个英文字母。以前在商场路过车展的时候，她指着劳斯莱斯的展台说过一句，“谁买这车谁脑子有病”。八年了，这句我记得很清楚。
“你什么时候买的？”
“去年。”
“去年？”她嗓门高了，“去年咱俩还为了要不要换那个三千块的洗衣机吵了一架，你跟我哭穷说没钱，你跟我说没钱，转头你买——你买这个？”
我没说话。
“赵东升你是个骗子。”她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骂人，是陈述一个事实，语气很平，但尾音在抖。
“我没骗你。钱是我的，和你没关系。”
“和我没关系？”
她把手里的离婚证举起来怼到我面前。本子封面上“离婚证”三个烫金字在太阳底下晃了一下。
“咱俩离婚了，你跟我说没关系？你办完手续开着劳斯莱斯跟我说没关系？你早上在家的时候你怎么不开？”
“早上你在家。”
“你什么意思？”
“早上你在家，我没法开。”
她愣住了。那个愣住的表情持续了大概两秒，然后她的脸从白变成了红。她手指着我又缩回去，又举起来，嘴里“你”了好几次，一个字都没接上。
她妈从巷子口跑过来了。老远就喊，“怎么了怎么了？”
她妈跑到跟前，先看见她女儿红着眼站在路边，然后看见了我，然后看见了我手边那辆黑色的大车。她妈的眼睛从那四个轮子看到车头，又看到车尾，看到了那个双R的标志。她妈不认识劳斯莱斯，她妈认识那个R。
“这车……”
“妈，你先别问。”
“这车谁的？”
“他的。”她指着我说。
她妈转过头看着我，嘴比女儿张得还大。保温杯在手里晃了一下，差点脱手。
“东、东升，你中彩票了？”
“没有。”
“你抢银行了？”
“没有。”
“那你——”
“阿姨，”我说，“这是我的车。我自己的。跟她没关系，跟你们家没关系。”
她妈脸上的表情变了好几次，最后定在了一种“被耍了”的愤怒上。她转过头冲女儿喊，“你不是说他没钱吗？你不是说他被开了签了自愿离职一分钱都没有吗？你查没查过他？这八年你查没查过他？”
“我查了！”她喊回去，声音里带着哭腔，“他工资卡我每个月都看！就八千三！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那他哪来的钱？”
她妈又转头看我。
“赵东升，你跟我们说实话，你到底——”
“阿姨，”我打断她，“你们回去吧。天热。”
我坐回车里，关了门。引擎没熄，空调继续吹。我从副驾的抽屉里拿出一瓶没开封的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
她和她妈站在车窗外。她还在看我，她妈也在看我。她们俩的表情不太一样。她妈脸上是从迷惑到愤怒再到迷惑的循环，她脸上只有一种东西——震惊过后的空。
我挂了挡，车往路中间滑出去。后视镜里，她和她妈渐渐变小。她妈在伸手拦出租。她站在原地没动，一直看着我的车尾巴。
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
然后我听见手机响了。
车载蓝牙接通了那个号码。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是“杨”。
“赵总。”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稳，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办公室这边都安排好了。老李总今天下午三点从香港飞过来，想跟您见一面，您看时间方便吗？”
“下午三点，”我说，“我过去。”
“好。还有，财务那边把过去八年的流水整理好了，数据很干净，没有任何遗留问题。”
“嗯。”
“赵总，还有一件事。嫂子那边……需不需要我安排人去接触一下？怕她误会太深。”
“不用。”我说，“我自己处理。”
我挂了电话。高架上的风从窗缝灌进来，把离婚证从口袋里吹出来一角，我伸手按住了。
下午两点五十，我把车停在了高新区一栋写字楼的地下。这栋楼叫“天华中心”，二十八层，外墙全是玻璃幕墙。我坐电梯上二十五楼，电梯门打开，前台站起来鞠躬。
“赵总好。”
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提前开了空调。我走进去，桌上摆了一杯美式咖啡，还冒着热气。办公桌后面的落地窗能看到整个高新区的天际线，远处有座电视塔，去年才建好的。
墙上挂了一张照片。十年前的照片。照片里有七个人，我站在最左边，一个穿灰西装的男人站在中间，右手搭在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肩上。
那个灰西装的男人叫李正源。天华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照片右边站着的人里，有一个是我妻子——准确地说，是前妻。她那时候扎马尾，穿白衬衫，站在李正源右侧，笑得很文静。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前我二十五岁，她二十三岁，我们都在李正源的公司上班。一年后我们结婚，又过了半年，李正源的公司出了事。
那件事我不太想提。
我坐在办公椅上，喝了一口咖啡，烫了一下舌尖。
我把手机打开，翻到相册最下面。有一张照片存了十年。那张照片上是一张银行转账凭证的截图，收款人写的是一个名字——李正源，金额是五百万，备注栏里写着两个字：“清退”。
但那条转账后面跟着一条短信截屏。短信写的是：“赵东升，这五百万只是定钱。十年后，我把公司还你。”
我关掉相册。
窗外的电视塔顶上有架直升机在盘旋，嗡嗡的声音很小，像蚊子在玻璃上蹭。
办公室门被敲了三下。
“进。”
门开了。走进来的是杨秘书，他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西装扣子系得一丝不苟。
“赵总，老李总改时间了，他四点才能落地。另外，”他把平板递过来，“公司方面刚才收到了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嫂子——呃，赵太太——她二十分钟前在网上发了一条微博。内容是，她的老公今天跟她离了婚，离婚手续刚办完，转身就坐上了一辆劳斯莱斯。这条微博目前转发已经超过两千，评论区在猜她老公是谁。”
杨秘书的表情很平静。他看了我一眼，等我说话。
我看着平板屏幕上那条微博的截图。她的账号名是“东升老婆”，头像是一盆多肉。那条微博的文字很短，最后跟着三个哭泣的表情符号。
“要不要处理一下？”杨秘书问。
“不用。”我说。
我把平板还给他。
“让她发。”
杨秘书点了一下头，出去了。门关上之前他又停了一下。
“赵总，老李总临上飞机前让我转告您一句话。”
“什么？”
“他说，十年前那件事，该翻篇了。他说他知道您这些年心里一直有根刺。”
我看着他。
杨秘书等了几秒钟，看我没接话，轻轻带上了门。
办公室里又安静了。
我把咖啡端起来又放下。手机屏幕亮了，微博推送弹出来。那条热门微博的评论区里，有人在猜她老公是哪个公司的老板，有人说这是一个新骗局，有人在笑她编故事。
我往下划了两页，看见一条评论。
“要不你发个照片看看？你前夫到底开啥车啊？”
她没回。
但我知道她会回。
她做什么事我都知道。八年了，她的每一个习惯我都记得。比如她发了微博一定会看评论，看了评论一定会忍不住回复，回复的时候一定会删掉重写好几遍。
我等着。
手机屏幕又亮了。
是她发来的微信。一条语音。
我点开，放在耳边。
“赵东升，”她的声音在语音里很轻，像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录的，背景里隐约能听到她妈的说话声，“你能不能来我家一趟？”
语音结束。
隔了十秒，又弹出一条文字。
“我有事想问你。你来一下，行吗？”
我看着那行字。
窗外的直升机飞远了。
第3章
电话那头的女人说了六个字。
“你终于找我了。”
声音有点哑，像刚睡醒，又像抽了一宿的烟。她叫方敏，十年前我们同一个部门，她坐我隔壁工位，桌上永远摆着半包红双喜和一瓶风油精。
“方敏，”我说，“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
“你说。”
“十年前那笔账，你手上还有备份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我听见她打火机“嚓”一声响，然后吐了一口烟。
“赵东升，你终于想翻牌了？”
“不是我翻，”我说，“是有人要翻了。”
“李正源？”
“对。”
她又抽了一口烟，沉默了一会儿。
“备份我一直留着，”她说，“当年那笔五百万的转账记录，还有你签的那份‘股份代持协议’原件扫描件，还有他后来让你签的离职申请——自愿离职申请——我全留着。你当初让我留底的时候，我还笑你怂。现在看，你怂得挺聪明。”
“明天上午，你带着东西来天华中心。”
“行。”她说完这个字，又补了一句，“赵东升，你老婆知道这事吗？”
“离了。”
“……真离了？”
“今天刚办完。”
她“啧”了一声，没说别的，挂了。
我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落地窗外太阳偏西了，光线从正白变成暖黄，电视塔上那架直升机早没了影。我盯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看了半天，那张脸没什么表情，嘴角平的，眉头松的。八年前李正源让我签那份“自愿离职申请”的时候，我也是这副表情。
那天在他办公室，他把门反锁了。抽屉拉开，里面是一份三页纸的协议书，写着“股份代持终止协议”，内容很简单——我持有的天华集团百分之十五的股份无条件转回李正源名下，李正源支付人民币五百万元作为“退出对价”。但下面又附了一条手写备注：“上述五百万元仅为第一期结算。赵东升所持股权实际估值，李正源承诺于十年内另行清算。”
我看着那份协议没动笔。
李正源坐在对面，沏了一壶铁观音，给我倒了一杯。
“东升，你跟我七年了，你知道我的为人。公司现在遇到困难，那笔五百万的资金占用问题如果不解决，大家都活不了。你先签这个，股份暂时回到我名下，等公司过了这关，我再给你补齐。十年为期，到时候该多少是多少。”
他推过来一支万宝龙签字笔。笔身是黑色的，笔帽上有个小白星。
我签了。签完他拍拍我肩膀，说，“东升，你是我最信得过的人。”
第二天，公司财务部出了一个通知：赵东升因个人原因，自愿申请离职。
工资卡从月薪两万三变成了八千三。
我拿着八千三的工资干了七年。那七年里我每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年终奖不拿，项目提成不要，部门聚餐很少去。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个窝囊废，包括我前妻。
但她不知道的是，从签那份协议那天起，我每个月给李正源发一封邮件。邮件的永远一样：《关于股份清算的备忘》。内容只有一句话：“李总，十年之约，请您记着。”
他从来没回过。但每封邮件后面都跟着已读回执。
手机震了一下。屏幕上是前妻的微信又来了一条。
“赵东升，我知道你看到了。你来不来你给句话。”
我还没回，第二条又来了。
“你不来我去找你。我知道你们公司——你在天华中心是不是？你上了二十五楼是不是？我刚才搜了，天华中心二十五楼是李正源的天华集团。你八年前从那儿走的，你现在又回去，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干嘛的？”
她这条消息打了很多错别字，又撤回了，重新发了一遍。撤了发、发了撤来回三次。这是她紧张时的老毛病，我太熟悉了。
我打字回了她。
“明天下午，我来你家。”
过了几秒她又回了一条。
“我妈在家。”
“我知道。”
“还有，我妈让我告诉你，那个车的事儿你要是不说清楚，她让你以后别登她家门。”
我没回这条。
杨秘书又敲门进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份文件夹。
“赵总，老李总改签了航班，估计今晚七点到。他说直接来公司见您。另外，”他把文件夹放在桌上，翻开，“这是当年您和公司签的所有协议复印件。法务部重新比对了一遍，确认那份股份代持协议仍然有效。但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协议第十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如果股份代持方——也就是您——在十年期间内主动提出离职，则代持协议自动终止，股份归还原实际持有人李正源。但当年那份协议上签的是‘自愿离职申请’。”
杨秘书推了推眼镜。
“而您签的那份离职申请上，离职原因写的是‘因个人发展原因’，没提任何与股份相关的事。如果老李总咬住这一条，说您在十年期内主动离职，那份代持协议可能就作废了。”
我笑了一下。
“所以呢？”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当年那份‘自愿离职’是李正源逼迫您签的。您有录音、邮件或者其他书面证据吗？”
“有。”我说，“邮件。七年前他让我发一封‘自愿申请离职’的邮件给人事部，我发了。但我发之前，先给自己抄送了一份。并且在邮件内容里，我加了七个字。”
“哪七个字？”
“‘按李总指示办理’。”
杨秘书的眼镜片亮了一下。
“所以如果那份邮件的上下文被完整呈现……”
“对。”我说，“辞职不是我自愿的，是他拿着股份做筹码逼我走的。”
杨秘书没接话。他把文件夹合上，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住。
“赵总，您真打算跟老李总翻脸？”
“我跟他之间，”我说，“本来就不是脸面的事儿。”
他点了点头，出去了。
办公室里又安静了。我拿起那杯咖啡，凉了，没再喝。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底下那条马路。晚高峰快开始了，车流正在慢慢堆积，红色的尾灯一串一串地亮起来。
手机又响了一声。
不是微信。是微博的特别关注提醒。
我点开。她发了新动态。一张照片。照片是从公交站台那个角度拍的，拍的是路边停着的那辆库里南，车牌号没打码。配文就几个字：“今天中午，在这儿。”
底下评论区已经炸了。
“这车少说八百万吧？”
“你老公到底谁啊？”
“车牌号我查了，登记在公司名下，天华集团。”
“天华集团？我前男友就在那儿上班，他说他们集团老大姓李啊？”
“所以这车是公司的？”
“你前夫是司机吧哈哈哈哈”
最后那条评论被她点了个赞。
我盯着那个赞看了几秒钟。然后我退出微博，点开通讯录，翻了很久，找到了一个存了十年没打过的号码。
备注名写的是“李正源—私”。
我按了拨号。
响了两声，接了。
“东升，”李正源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不急不缓，带着一点笑，“你终于肯打我这个号码了。”
“李总，”我说，“明天下午三点，我带我前妻去见您。”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你前妻？”李正源的声音收了笑，“你说的是小周吧？她当年也是我们公司的，我记得。你带她来干什么？”
“让她听听，”我说，“十年前她结婚那天下午，您找她单独谈了半小时，谈了什么。”
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
电流声在听筒里滋滋响。
“东升，”李正源的声音低下来，“你再说一遍。”
“您找她谈的那半小时，”我说，“她回头就给我立了规矩。让我把工资卡交给她管，让我别打听公司的事，让我好好上班别想不该想的。那之后七年，她再没问过我一句关于你公司的事。”
我顿了顿。
“李总，您当年跟她说了什么，才让她一个字都不跟我提？”
电话那头只有呼吸声。
过了很久，李正源说了一句话。
“明天下午三点，”他说，“我带一个人来。”
“谁？”
“你见了就知道了。”
电话挂了。
窗外天色暗下来，二十五楼的玻璃上开始映出对面写字楼的灯光。我站在窗边，手里握着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
她刚才那条微博还在刷。最新的几条评论里，有个人说：“你这前夫到底是不是天华的？天华李正源我知道，六十多了，不可能是你老公。你前夫要真在天华干过，八成就是个打工的。别做梦了。”
她没回复那条。
但我知道她看到了。
因为三秒钟后，她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语音。
我点开。她的声音又哑又急，像是哭过又憋回去了。
“赵东升，你明天来了，把我妈支开。就咱俩谈。有些事……有些事我得跟你说。”
“你说吧。”
“电话里说不清。你来就行。还有，”她顿了一下，吸了吸鼻子，“那条微博我删了。我错了，我不该发。你别生气。”
我没回这条。
我把手机放进口袋，关了办公室的灯，走出去。走廊里声控灯亮了一路，电梯门开的时候，杨秘书站在里面，手里拿着一份牛皮纸档案袋。
“赵总，”他把档案袋递给我，“方敏姐刚发来的。她说这是原件扫描件，纸质的她明天带过来。这里面是您要的东西——那封邮件的完整截图，还有她当年作为财务助理留底的转账凭证副本。”
我接过来，没拆。
电梯往下走。数字从二十五跳到一，中间经过十五楼的时候停了一下，门开了，外面没人。杨秘书按了关门键，我们继续往下。
“赵总，”杨秘书站在我身后，声音很低，“明天的事，您想好了？”
“想好了。”
电梯到了地下一层。门开了，车库的灯白森森的。
我走出去的时候，远远听见手机震了一下。
是前妻发来的最后一条微信。
“赵东升，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我没回。
我坐进车里，把档案袋放在副驾上，发动引擎。引擎的低鸣在地下车库里回荡了三秒，然后我挂了挡，往出口开。
车灯扫过车库那面灰色的墙，墙上有一行油漆写的车位编号，数字“A-016”旁边，被人用钥匙划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骗子不得好死”。
不知道谁划的。
但那个车位是我的。
第4章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张照片看了三遍。
黑底紫花的薄羽绒服，在公安局门口那面灰色的墙前面格外扎眼。照片里那个人举着一张A4纸，纸上的字拍得不算清楚，但最上面一行印得很粗——“关于李正源胁迫员工签署不平等股权协议的实名举报”。
举报人签名处的字迹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妈。
那张纸上的笔迹歪歪扭扭，像刚学会写字的初中生。但她妈确实只念到初中，前些年还老跟我说，“东升，你帮阿姨看看这个说明书，字太小，我看不清。”每次我帮她念完，她都会叹一句，“没文化就是吃亏。”
她妈没文化。但她妈认识几个字——至少在“举报”两个字面前，她认得清清楚楚。
我放下手机，把车停在路边，重新点开那条新闻。发布时间是今天下午四点三十七分，距离她妈在民政局门口骂我“你拿什么养我闺女”过去了不到四个小时。
新闻里的细节不多。大致内容是“某退休职工向警方递交材料，指控天华集团董事长李正源在十年前以企业困难为由，以清退资金为名强迫下属签署股份放弃协议，涉及金额巨大”。警方表示“已受理，正在核实”。
我拨了前妻的电话。
响到第六声才接。
“赵东升。”她的声音从电话那头飘出来，轻飘飘的，跟平时判若两人，“你看到了？”
“你妈去公安局了？”
“她没跟我说。”她说，“她自己去的。我发完那条微博之后，她拿我手机刷了一会儿，刷完就出门了。我以为她去菜市场。”
“她怎么拿到那些材料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她攒了八年。”前妻的声音忽然哽了一下，“从你从那个公司离职开始，她每个月去一趟天华中心楼下，捡他们扔出来的文件。废纸篓里的，碎纸机没碎干净的，她全捡回来粘起来看。有些是财务报表，有些是内部通知。她看不懂全貌，但她看懂了‘李正源’和‘赵东升’两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同一张纸上。”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指收紧了。
“她为什么不跟我说？”
“她说跟你说没用。”前妻的声音低下去，“她说你那个人太老实，被人欺负了也不会吭声。她说她老了，什么都不怕，就当豁出去这条命。”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压着的抽泣。
“赵东升，你今天在民政局门口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妈就在旁边听着。你开那辆车走的时候，她没骂你。她一句话都没骂。她到家就把那个牛皮纸信封从床底下掏出来了，那里面全是她这八年拼起来的碎纸片。她说，‘东升憋了八年，他今天开车走了，那说明他忍到头了。他不动手，我来动手。’”
我一句话都没说。
前妻在电话那头吸了吸鼻子。
“赵东升，你到底——你到底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八年？”
“是。”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也没问过我。”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了，但通话还在计时，一秒一秒往上跳。
“我问过你一次。”她说，“八年前，咱俩结婚第二年。我问你在原来那个公司是干什么的，你说你是普通职员。我又问你工资怎么少了一万多，你说你调岗了。我没再问。”
“你当时信了？”
“我当时……”她停了很久，“我当时把你工资卡收了。我以为把钱管住了就什么都管住了。”
“你错了。”
“我知道。”
她喘了一口气，声音抖了一下。
“赵东升，这些年你在那个破公司拿八千三的工资，是不是全是因为李正源？”
“是。”
“那你明天下午带我去见他。”她说，“你把所有事当面跟我说清楚。别瞒了。再瞒，我就真的不回来了。”
她没等我回答，把电话挂了。
车里安静了一秒。
然后我手机又亮了。杨秘书的消息：“赵总，警方那边有人递话进来，说那份举报材料内容很扎实，有实物证据，有财务凭证复印件，还有一堆碎纸片拼出来的内部文件。如果一切顺利，他们明天可能就会传唤李正源问话。”
我回了一个字：“好。”
消息发出去之后，我又打了四个字：“知道了，杨。”
车重新发动。我没回家。我上了高架，往北开了四十分钟，最后停在城北一条老街边上。街边有一家面馆，招牌灯箱坏了一半，只亮着“面馆”两个字，“兰州拉”三个字黑着。
我推门进去。店里只有一桌客人，一个老头坐在角落吃面，另一张桌上放着一碗没动的拉面，一碗凉皮，两瓶汽水。桌边的椅子上坐着方敏。
她穿了件黑夹克，烟夹在指缝里，没点。
“来了。”她冲我对面的椅子抬了抬下巴，“坐。”
我坐下来。
她掏出打火机，啪一声点了烟，吸了一口。
“东西我全带了。”她拍了拍手边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原件在包里，电子版在我云盘里，存了三个不同的地方。你放心，这次跑不掉。”
“方敏，”我说，“你当年为什么要留这些东西？”
她吐了一口烟。
“因为你聪明。”她说，“当年李正源让你签那份协议的时候，全公司几十号人没一个吭声。你去财务部办离职手续那天，脸上一滴汗都没出。你走之后过了三天，李正源把我叫办公室，让我把账上所有的往来记录全部清零。我当时就留了个心眼。”
她把烟灰弹在地上。
“我干财务十几年了，一个老板让我‘清零’什么东西，那东西一定有问题。所以我把每一笔跟你有关的转账记录都另存了一份，放在一个他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她停了一下，抬起眼直勾勾看着我。
“但我一直没搞明白一件事——你当时为什么不反抗？你手里有证据，你有股份，你为什么不直接告他？”
“因为他跟我说了另一件事。”
“什么？”
我端起桌上那杯汽水喝了一口。
“他说，如果我当时跟他撕破脸，他就把那张五百万的转账凭证拿去报案，说我是商业受贿。那五百万的名义是‘清退款’，但李正源在法律上是把这笔钱做成了一笔业务回扣。如果我告他，他就先告我。那一步我算不过他。”
方敏眯着眼看了我很久。
“那你现在算过他了？”
“现在不一样了。”我说，“当年只有一张转账凭证。现在除了转账凭证，还有他亲笔签的那份‘股份代持终止协议’的手写备注，上面写得很清楚——‘赵东升所持股权实际估值，李正源承诺于十年内另行清算’。这份东西在法律上意味着他承认那五百万只是部分对价。如果他告我受贿，那他自己就是行贿。账面上那五百万怎么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白纸黑字写了我‘持有股权’。”
方敏把烟掐了。
“所以这八年你就是等这个？”
“我等他自己把尾巴露出来。”我说，“他不写那句备注，我不签。他写了，我签。那一句话就是我的底牌。”
面馆角落那个老头吃完面站起来走了。门推开，夜风灌进来，方敏的烟灰被吹散了一点。店老板在后厨刷碗，水声哗啦哗啦的。
方敏拿起桌上的凉皮吃了一口，嚼了两下又放下筷子。
“赵东升，你明天打算怎么跟你前妻解释？”
“该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她妈今天去告了李正源，”方敏说，“那等于把你俩的底牌全亮出去了。明天你带她见李正源，那是当面摊牌。摊完牌你想过吗？你赢了钱、赢了股份，但你老婆这八年你怎么算？”
我没说话。
方敏看着我。她的眼睛挺尖，在昏暗的面馆灯光下亮了一下。
“你早想好了是吧？”
“嗯。”
“行。”她站起来，拎起帆布包，“明天下午我带原件去天华中心。你最好把那谁——你前妻——也带来。有她在场，李正源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能作证。”
她走到门口又站住了。
“赵东升，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
“你说。”
“那笔五百万的定钱，账上写的收款人虽然是李正源，但那笔钱的实际走账路径是——先从李正源另一家关联公司转出来，再进他个人账户，然后再转给你。那家关联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周雅。”
周雅是我前妻的名字。
方敏看着我，等我脸上出现什么表情。
我没表情。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
“那家公司是她堂哥开的。李正源当年让她堂哥过了一遍账。她堂哥收了过桥费，李正源等于用一条干净路径把五百万洗成了‘业务款’。所以周雅根本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她从头到尾只是被她堂哥利用了一个公司名额。”
方敏愣了两秒。
“你连这个都查了？”
“八年了，”我说，“我总不能只吃面。”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推门走了。
面馆里的灯管闪了一下，老板从后厨探出头，“还要不要加面？”
“不用。”我说，“买单。”
我走出面馆的时候手机又震了。这一次是她妈用微信发的语音。我点开，她妈的声音在语音里又高又哑，像刚跟人吵完架。
“东升啊，阿姨今天去公安局了。你别害怕，阿姨什么都能查，你听阿姨说……”
语音断了两秒，又续上了。
“阿姨以前骂你窝囊废，阿姨错了。你明天来家里吃饭，阿姨给你炖排骨。”
语音结束了。我站在面馆门口的灯箱底下，夜风吹过来，灯箱上“面馆”两个字晃了晃。
我打了两个字回她：“好的。”
车停在街对面。我走过去，拉开车门的时候看见副驾上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我把它拿起来，拆开封口，里面是一叠复印件。最上面那张是那封八年前的邮件截图，正文里那七个字——“按李总指示办理”——被方敏用荧光笔标了黄。
我把复印件放回去，发动了车。
今晚回家，一个人。
但明天，该来的都要来了。
第5章
那声音太熟悉了。
李正源。他坐在那辆迈巴赫的后座里，车窗只降了三分之一，露出半张脸。路灯的光从他头顶打下来，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沟壑分明。六十多岁的人，头发染得乌黑，一根白的都看不见。
我没停步。走到单元门口掏钥匙，门禁响了一声弹开。
“东升，”李正源在身后说，“不请我上去坐坐？”
我站住了。扭头看他。
“李总，明天下午三点，我约了您在公司见。您今晚来我家门口堵我，不太合适吧。”
他笑了一声。那笑声从半开的车窗里溢出来，不高不低。
“明天下午三点是人前的事。今晚十一点是人后的事。我李正源做事向来分得清场合。上车聊聊？就几分钟。”
我看了一眼单元门口的声控灯，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小区里这个点没什么人了，远处一楼的窗户里透出电视机的蓝光，新闻联播的重播，男播音员的声音模模糊糊。
我松开门禁，走过去，拉开了迈巴赫的后门。
车里空调开得很暖，一股檀木香水的味道扑过来。李正源坐在靠里那一侧，西装外套脱了搭在腿上，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中间，露出手腕上一块百达翡丽。
“坐。”他拍了拍旁边的座椅。
我坐进去。门自动关上了。前座司机没回头，透过内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又把视线收回去。
李正源从旁边拿出一瓶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
“东升，我不绕弯子。你丈母娘今天下午去了公安局，这事儿我知道了。她递的材料我的人也看到了，说实话，那些东西我早料到会有人拼起来。但我没料到是她。”
“我也没料到。”
“她一个老太太，八年时间拼碎纸片，就为了替你讨公道。”李正源摇了摇头，“你说你这人到底有什么好？当年你在我公司上班，技术一般，业务一般，什么都不出头。我为什么把百分之十五的股份分给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
“说说看。”
“因为公司当时有五百万的财务漏洞补不上，而那笔漏洞的账，是您做进我头上的。”
李正源的手指在矿泉水瓶上敲了两下。很轻，但车里太安静了，那两声响得像拍桌子。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签完协议第三天。”我说，“我找方敏对过账。”
“方敏，”李正源笑了一下，“那个女会计。我当年留她在公司就是因为她聪明，没想到她聪明得过了头。所以你这么多年不声不响，就等着今天？”
“我说过，”我看着他的眼睛，“十年之约，请您记着。”
他沉默了一会儿。车里的檀木香水味熏得人嗓子发干。他把矿泉水瓶放到一边，把搭在腿上的西装拿起来，从内袋里掏出一个东西。
一个牛皮纸信封。比方敏那个薄很多。
他递过来。
“打开看看。”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间产房的门口，一个穿蓝大褂的护士抱着一个裹在襁褓里的婴儿。婴儿的脸皱巴巴的，闭着眼。照片背后用圆珠笔写了一个日期——八年前的某一天，还有一个名字。
那名字我认得。那是我和周雅没保住的那个孩子的名字。我们给他起的名字，写在医院登记表上，后来没用到。
我抬起头看着他。
“你什么意思？”
“你的孩子在哪儿，你不想知道吗？”
车里安静了整整五秒。
“李正源，”我说，“那个孩子没了。周雅在医院住了四天，我签的字。”
“你签的是手术同意书。”李正源说，“那天我在那家医院有另一间病房，我亲眼看着那个孩子被抱出来，放进了保温箱。周雅当时麻醉没醒，她不知道。你签完字就出去接电话了，护士把孩子抱走了，你也不知道。”
“不可能。”
“可能不可能，你自己去查。那家医院的儿科病房记录我让人留了八年。”他把照片收回去，“你把股份还给我，我告诉你孩子在哪儿。你继续闹下去，这个孩子——如果他还活着——你永远找不到。”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他的眼神比十年前稳多了。十年前他让我签那份协议的时候，眼皮还在跳，说话时手指头按着桌面的力度时轻时重。现在他眼睛都不眨，像在说一件与他无关的事。
“李总，”我说，“你在诈我。”
“你可以赌一把。”
“你拿一个八年前可能死了的孩子来换百分之十五的股份，”我说，“你觉得我会信？”
“你不信你可以走。”他把信封放回去，“但如果你走了，明天下午你当着周雅的面翻出所有底牌，我就当着她的面把这张照片给周雅看。你猜她会信谁？”
我推开车门，冷风灌进来。
“东升，”李正源在我身后说，“我今晚来找你，就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还年轻，可以重新开始。股份的事，我按市场价折现给你，那笔钱够你过完下半辈子。但如果你非要翻旧账，翻到最后，谁也赢不了。”
我从车里出来。车门关上，迈巴赫的引擎轻轻启动，从车位里滑出去，尾灯在小区门口闪了两下，拐弯没了。
我站在单元门口站了很久。
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一楼的电视机换了台，从新闻变成了一部电视剧，片尾曲唱到高音部分，在空气里嗡嗡震。
我上楼，开门，进屋。
屋子里黑着。中午她离开的时候带走了她所有的东西，但茶几上那张菜单纸条还在，排骨两个字被窗外的露水洇湿了一角，变模糊了。
我坐在沙发上，掏出手机，给杨秘书发了条消息：“帮我查一件事。八年前，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一个周雅剖腹产出生的婴儿。查那个婴儿的记录。”
发完我又加了一条：“越快越好。”
杨秘书回：“收到。”
我放下手机。客厅里那盆多肉还在阳台上，下午浇的水还没干。我走过去摸了摸叶子，有点软了，但还活着。
手机又亮了。
是前妻。
“赵东升，你睡了吗？”
“没有。”
“我睡不着。”她说，“我妈今天在公安局录了三个小时的笔录，回来又哭了半天。她说她这辈子没写过这么多字。”
“你让她早点睡。”
“你明天到底要跟李正源谈什么？你跟我说说行吗？不然我明天去了什么都不知道，我怕我撑不住。”
我拿着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客厅的窗帘没拉，对面楼有家灯还亮着，一户人家的阳台上晾着一排衣服，被风吹得轻轻摆。
我打了很长一段字，又全删了。
最后我只打了五个字。
“明天你就知道了。”
发完之后又补了一句：“这些年，我没对不起你。”
她秒回了三个字。
“我知道。”
我关掉手机，靠在沙发背上。客厅里很黑，我闭上眼，脑子里转着两个画面。一个是李正源车里那张照片，皱巴巴的婴儿脸。一个是她妈在公安局门口举着举报信的样子，黑色紫花的羽绒服被风吹起来一个角。
杨秘书的消息在凌晨一点十三分弹了进来。
“赵总，市妇幼保健院那边的记录查到了。那个婴儿确实登记了出生，但出院记录写的是——‘由亲属接走’。接走人的签名栏，签的是‘周昌明’。”
周昌明。周雅她堂哥。李正源那五百万过桥走账的那个堂哥。
我拿着手机，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然后我又打了两个字发给杨秘书：“继续。”
窗外起风了。
第6章
凌晨三点十七分，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住院部走廊的灯是白色的，瓷砖地反着光，那扇半开的门里露出一截婴儿床的白色围栏。栏杆上搭着一块淡蓝色的小毯子，边角绣着一只小熊猫的图案。那毯子我见过。八年前周雅住院的时候，她妈从家里带了一条一模一样的小毯子，说是提前给孙子准备的。
我把那张图放大又缩小，缩小又放大。照片的右下角有一小行日期水印，拍于三个月前。
我回了那条短信：“你是谁？”
对方没回。
我拨过去，关机。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又拿起来，打开通讯录翻到周昌明的名字。这个号码我存了八年，从来没打过。周雅她堂哥，一个做二手车生意的男人，四十来岁，发际线退到了头顶。逢年过节偶尔在周雅家碰面，他跟我喝过两回酒，每次都喝到脸通红，然后拍着我肩膀说，“妹夫啊，你是个好人，但好人吃亏。”
我按了拨号。响了三声，接了。
“喂？”周昌明的声音迷迷糊糊的，像从被窝里被拽起来，“谁啊？这大半夜的……”
“昌明哥，是我，赵东升。”
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然后我听见他翻身坐起来的声音，床板吱呀一响。
“东升？你……你怎么这个点打电话？”
“我找你问个事。八年前，你在市妇幼保健院接走了一个孩子，那孩子现在在哪儿？”
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安静得连呼吸声都听不见。我以为他挂了，看了一眼屏幕，通话还在继续。
“东升，”周昌明的声音忽然压得极低，像怕旁边的人听见，“你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听我说，那孩子不是我接走的。那天李正源让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医院办个手续，说是你孩子的一个什么证明要用。我去了，到了那边护士抱了个婴儿给我，说‘亲属来了，签个字领走吧’。我当时懵了，我说这不是我的孩子，护士说‘那你自己找你妹夫去’。我打你电话打不通，打周雅电话也打不通，最后李正源那边又来了个电话，说‘你先抱走，明天再说’。”
“你抱哪去了？”
“我抱回家养了一天，第二天李正源就派了个人来把孩子接走了。那之后他跟我说，这事你别跟任何人讲，讲了对你妹夫一家都不好。我脑子一热，就真没讲。”
“那孩子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周昌明的声音抖了一下，“东升，我发誓我不知道。李正源的人把孩子接走之后再也没联系过我。我以为孩子还给了你们。”
“没有。”我说，“我和周雅一直以为孩子没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闷响，像是周昌明用拳头锤了一下床头柜。
“那个王八蛋。”他骂了一句，“那个王八蛋当年跟我说什么‘孩子发育不全，需要送外地医院特护’，我他妈信了他的鬼话。”
“你手里还有没有当时的任何记录？签字的单子、护士的工号、那辆车牌？”
“有。”周昌明喘着粗气，“当年我抱孩子回家那天，车就停在我家门口，我老婆拍了一张那辆车的照片，她当时觉得那车太贵了，拍着玩。照片我还存着。”
“发给我。”
“好。”他说完停了一下，“东升，对不起。我真不知道他拿孩子来要挟你。我……”
“昌明哥，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把照片发给我就行。”
我挂了电话。
三分钟后，周昌明发来一张照片。一辆灰色别克GL8，车牌号清晰可见。我把那张照片转给了杨秘书，附了一句：“查这辆车八年前的行驶记录。”
杨秘书秒回了一个字：“好。”
天色从全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灰白。我坐在沙发上没动，腿有点麻，换了个姿势，又麻了。阳台上那几盆多肉在晨光里显出轮廓来，叶片上挂着水珠，我昨天浇的，还没干透。
六点十七分，杨秘书的电话打了进来。
“赵总，查到了。那辆别克GL8登记在一家叫‘新瑞医疗’的运输公司名下。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李正源的侄子。我让这边的人查了这家公司八年前的运输记录，有一趟从市妇幼保健院到省儿童医院的转运记录。转运物品类别写的是‘新生儿’。收治医院的接收记录上，病人的名字写的不是您孩子的名字，而是一个编号。”
“编号是什么？”
“T-0821。我在省儿童医院的系统中查到，这个编号对应的是一个发育迟缓的早产儿，八年前入院，入院档案登记的监护人是——‘天华集团职工福利基金会’。”
天华集团职工福利基金会。李正源自己成立的一个内部基金，名义上是给员工发福利，实际上那笔钱怎么走的没人清楚。
“那孩子现在呢？”
杨秘书沉默了两秒。
“赵总，那孩子三年前就从省儿童医院转走了。转去了上海的一家私立康复机构。那家机构的投资方里，有一家叫‘瑞丰投资’的公司，而瑞丰投资的股东名单里，有一个您很熟悉的名字——周雅。”
我握着手机的手没有动。
“你说谁？”
“周雅。”杨秘书重复了一遍，“您前妻。她持有瑞丰投资百分之十五的股份。那家康复机构的账上，过去三年每个月都有一笔固定支出，付款方的名字是‘周雅’。每个月一万三。”
我靠进沙发里，客厅的光线已经从灰白变成了明亮的白。太阳照进来了，落在茶几那张菜单纸条上，排骨两个字晒得干了。
“赵总，”杨秘书说，“嫂子她——周女士她可能一直知道孩子在哪儿。”
“她不知道那是谁的孩子。”我说。
“您怎么确定？”
“因为如果她知道，她不会每个月只打一万三。她那个人，银行卡里永远存不住钱。她要是知道那是自己的孩子，她会把房子卖了飞到上海去。”
杨秘书没接话。
“继续查。”我说，“查那个孩子的健康状况、现在的监护人、有没有照片。我今天下午就要所有东西。”
“明白。”
挂了电话，我站起来走到厕所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眼圈有点发青，头发睡得翘起来一撮，用冷水沾了沾压下去。我换了件衬衫，深灰色的，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那条领带是周雅去年双十一给我抢的，九十九块三条，她挑了一条深蓝的说“这个好看”。
我打好领带，出门。下楼梯的时候手机响了，周雅发来的微信。
“赵东升，我出门了。去我妈家接她，然后我们一起去天华中心。你几点到？”
“十一点。”我回。
“那我也十一点到。”
后面跟了一句：“今天谈完，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都要跟我说实话。你不能瞒我。”
“不瞒你。”
我坐进车里，发动引擎。库里南从地库开出去的时候，早高峰刚过，路上车不多。我上了高架，往天华中心的方向开。后视镜里，那排老居民楼的阳台一个一个往后缩，她家的阳台在四楼，晾衣架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挂。
到了天华中心楼下，九点半。
我没上去。我坐在车里，开着空调，等杨秘书的消息。
九点四十七分，他发来一条链接。是一个视频文件，我点开，画面上是一间明亮的康复活动室，几个穿着训练服的孩子在垫子上爬。镜头最后定在一个小男孩身上，大概五六岁，瘦瘦的，正趴在地上用两只手够一个红色的皮球。他够了一下没够到，又够了一下，旁边一个穿白大褂的康复师轻轻帮他把球推近了。
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那张脸的五官很淡，眉毛细，眼睛偏圆，嘴角左边有一颗很小的痣——周雅嘴角左边也有一颗痣，一模一样的。
杨秘书附了一条文字：“赵总，那孩子下个月满七岁。发育情况比同龄人慢一些，但一直在康复，能走能说话。生活状态稳定。康复机构那边问过很多次监护人的身份，得到的回复始终是‘由天华集团职工福利基金会全权托管’。没人知道谁是亲妈。”
我把视频看了三遍。那个小男孩第三次够到球的时候，仰头笑了一下，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我关掉视频，推开车门走进天华中心。
大堂里人不多。杨秘书站在电梯口等着，手里拿着一个档案夹。
“赵总，方敏姐已经到了。她在二十五楼会客室。老李总还没到，但刚才他秘书来电话说，他下午会准时到。”
“周雅来了吗？”
“刚到。”杨秘书朝大堂门口抬了抬下巴。
我转过头。
她站在旋转门旁边，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衫，头发难得地扎了起来。她妈站在她身后，换了一件深灰色外套，手里没拿保温杯，空着手。她看见我从电梯口回头，愣了一下，然后朝我走过来。
她走到我面前，站住了。
“赵东升。”
“嗯。”
“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她说，“我妈昨天去公安局的事，我管不了她。但今天你让我来听，我就来听。你把那个姓李的说过的话、做过的所有事，全部当着我面说一遍。说完之后，我跟你一起算账。”
她妈在旁边咳嗽了一声。
“东升，”她妈说，“你脖子那根领带歪了。”
我抬手正了一下领带。周雅看了一眼，嘴角动了一下，没说话。
“走吧。”我说。
电梯门开了，我往里面走。她跟她妈跟了进来。杨秘书最后进来，按了二十五楼。电梯门关上之前，我又看了一眼大堂外面那辆库里南的车头，阳光打在上面，反射出一小圈光圈。
电梯往上走，数字跳动的时候，周雅忽然伸手扯了一下我的袖子。
“赵东升。”
“嗯？”
“你那个视频，”她声音压得很低，“那个小孩……我见过。”
我转头看着她。
“你怎么见过？”
“三年前，我去过一趟上海。瑞丰投资那边有个项目出了点问题，我去了那家康复机构对接。我在活动室看见一个小孩在爬，瘦瘦的，嘴角有颗痣。我当时没多想，就觉得那小孩有点眼熟。回来之后我还跟妈说了一嘴，说碰见一个小孩长得像咱俩。”
她妈在后面“啊”了一声。
“你说过吗？”
“我说过。”周雅看着我的眼睛，“妈还让我别瞎想。但那之后，我每个月给瑞丰打一笔钱，通过那边的账户转给那家机构。我没问过那是谁，我就觉得……那小孩需要钱。”
电梯到了二十五楼。门开了。
走廊尽头会客室的门半敞着，里面灯亮着。方敏坐在里面，跟前放着那个帆布包，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看见我，她站起来。
“人齐了？”
“还差一个。”我说。
我走进会客室，周雅和她妈跟着走进来。方敏把帆布包打开，一沓一沓的复印件码在桌上——转账记录、代持协议、邮件截图、碎纸片拼出来的内部通知，整整齐齐排了三行。
李正源还没到。
但门在五分钟之后被推开了。
李正源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一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手里拎着一只公文包。他扫了一眼会客室里的人，目光在周雅脸上停了一瞬，然后落在我身上。
“东升，”他走进来，把门关上，“人都到了？”
“到了。”
他走到桌边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膝上。
“那就开始吧。”他说，“该谈的今天全谈完。”
他话音刚落，周雅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李总，”她说，“我堂哥周昌明，您认识吧？”
李正源的眉毛动了一下。
“认识。”
“他昨天半夜给我打了个电话。”周雅的声音很平，“他说，八年前他从医院接走的那个孩子，被您的人带走了。他还说，那孩子现在在上海一家康复机构。”
她把手伸进包里，掏出手机。
“我这儿有一张照片，”她把屏幕转向李正源，“那孩子的照片，今天早上有人发给我了。您要不要看看，他长得像谁？”
会客室里安静得像空了。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把桌上那排复印件照得边缘透亮。李正源的脸在光里纹丝不动。
但他的手轻轻握了一下膝盖上的公文包。
周雅看着他的眼睛，嘴角没有翘，没有抖，只是很平静地张开嘴，说了一句话。
“李总，那是我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