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那辆黑色的迈腾停在院子门口的时候，我正蹲在灶房门口择韭菜。
车身上溅了不少泥点子，左后轮毂刮花了一大片，副驾驶车窗摇下来半截，里头挂着个褪了色的平安福。
她没下车，按了两下喇叭，短促又尖利，把院里啄食的芦花鸡惊得扑棱着翅膀窜上了墙头。
我爸从堂屋出来，手里还捏着半截旱烟卷，眯着眼瞅那车，嘴角往下压了压。
我妈跟在后头，围裙上沾着面手，小声嘀咕了一句：“又换车了？ ”
我攥着韭菜没动。
那车我认识，去年冬天她来的时候开的还是一辆白色的旧别克，车门上有个瘪坑，是她倒车撞了镇邮局门口的石墩子。
这回换成了迈腾，少说二十万出头，可她脚上那双鞋，后跟的皮子都磨得发白了。
她推开驾驶座的门，先探出来的是一条腿，脚脖子肿得发亮，鞋带松松垮垮地系着。
接着整个人从车里挪出来，肚子挺得老高，把一件灰扑扑的针织开衫顶得扣子都绷紧了。
她一只手扶着车门框，另一只手叉在腰上，仰头往院里扫了一圈，目光落在我身上，笑了一下：“老三，给姐拿个板凳，腰快断了。 ”
我把韭菜扔进搪瓷盆，起身去堂屋拎了个马扎。
她接过去，没急着坐，先用脚尖把马扎往阴凉地儿踢了踢，才侧着身子慢慢坐下来。
坐下去的时候，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声音像风箱漏了气。
“多大月份了？ ”我妈站在两米开外，没往前凑，眼睛盯着她的肚子。
“八个月差几天。 ”她用手摩挲着肚皮，指甲盖上有剥落的红色指甲油，“双胞胎，累死个人。 ”
我爸把烟卷扔地上，用鞋底碾灭，咳嗽了一声，扭头进了屋。
院里的桂花树刚冒出点嫩芽，风吹过来带着隔壁榨油坊的花生油味，腻乎乎地压在鼻尖上。
我站在她旁边，能看见她后颈上有一道淡褐色的疤，像条蜈蚣趴在那儿。
那是她十八岁那年跟人打架留下的，为了五十块钱的份子钱。
那时候她还没离婚，前姐夫在县城给人开出租车，一个月挣两千八。
她在马扎上坐了一会儿，从兜里摸出个手机，屏幕碎了，右上角黑了一大块。
她划拉了两下，抬起头：“妈，屋里还有饭没？ 我早起到现在没吃一口。 ”
我妈往厨房走，脚步拖在地上，布鞋底擦着水泥地发出沙沙的响。
我跟着进去，揭开锅盖，里头是半锅小米粥，已经结了层米油。
我妈盛了一碗，又掰了半块发面饼，想了想，往饼里夹了两筷子咸菜丝。
端出来的时候，她接过去，把粥碗放在膝盖上，低头喝了一口，烫得嘶了一声，又继续喝。
发面饼她掰成小块往嘴里塞，嚼得很快，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这次回来住几天？ ”我问她。
她把嘴里的饼咽下去，舔了舔嘴唇上的饼渣：“看吧，事儿办完就走。 ”
我姐叫周红梅，八三年生，今年刚四十。
她二十二岁那年嫁到邻乡，男人叫赵金柱，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
结婚第三年，俩人离了，没孩子，说是因为赵金柱赌钱，把修车铺的门面房都押给了牌桌上的人。
离了婚她也没回娘家，在县城租了个单间，帮人看服装店，后来又跟着人去省城倒腾化妆品，再后来，谁也不知道她到底干什么。
她嘴里的“事儿”，十回有八回是缺钱。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她开了辆二十几万的车，挺着八个月大的肚子，堂而皇之地把车停在爹妈的院子门口，像是先把架势摆足了。
吃完那碗粥，她抹了把嘴，从那个碎屏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递到我妈跟前：“妈，这是我在市里看中的一个门面，位置好得很，医院旁边，开个水果鲜花店，稳赚。 房东要十五万转让费，我手里有八万，剩下七万，你们先给我凑凑。 ”
我妈没接手机，往后退了半步，眼珠子在我姐脸上转了一圈：“七万？ 我跟你爸哪来的七万？ 棺材本都掏出来也不够。 ”
我姐笑了，把手机收回来，在裤子上蹭了蹭屏幕上的油：“咋不够？ 这院子一卖，别说七万，七十万都有。 ”
院子里的空气一下子静下来，只剩下隔壁榨油坊的机器声，一下一下地撞在耳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