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印度市场，企业如何拿捏“进退之道”
很多企业在印度碰到的麻烦，并不只是订单拖欠或者审批缓慢，而是一种深层的制度性风险，这种风险让外资在印度的布局常常被迫调整。最近的案例中，从华硕到日本高铁，再到义乌商户，都曾因印度的契约缺失、政策变脸遭受损失，这种情况在全球商界早已不是新鲜事。
比亚迪的故事看起来是一个反向操作，它并没有因为风险而立刻收缩阵线，而是在布局中留出充分的应对空间，比如自2007年以来投下超2亿美元建立工厂，覆盖多个业务领域，然后在进入乘用车市场时设定预期销量，也规划经销网络。印度监管部门在2023年就以战略利益为由拒绝其合资工厂申请，这背后透露出印度对中资的制度性限制。
在很多企业选择退出或缩减投资时，比亚迪的应对方式显得耐人寻味，它坚持在关键合同中收取高比例预付款，明确核心电池要在尾款到账后安装，这些看似强硬的条款，其实是一种规避风险的策略，特别是在印度这种合同签完就可能变脸的市场。比亚迪既没有对抗到撕破脸，也没有全盘妥协，而是用合规手段稳住局面。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跨界案例，俄罗斯在面对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时，往往选择断然中止输送关键物资，这种方式看似粗暴，但在风险可预见的情况下，是保障自身的底限。相比之下，比亚迪更像是取了一个中间的点，它保留合作可能，但在合同执行阶段划定了不可触碰的红线，这种“带刹车的加速”也是一种智慧。
如果用长周期数据来2025年以来外资从印度股市撤出的规模超过170亿美元，而同期外资直接投资仅3.5亿美元，这不仅反映出资金对市场的不信任，也说明企业在印度面临的政策风险已不再是局部事件。在这样的趋势下，比亚迪的进退有度显得更有参考价值，它既避免被动退出带来的损失，也不冒进到让自己陷入不可控的局面。
从另一个角度推演，假如比亚迪当年接受印度的低预付款条件，可能会在交付后陷入长期的资金回收困境，甚至影响在其他市场的资金周转。而反向设定高额预付款，则在一定程度上把风险前置，让问题在合同执行前就可控。这并不是单纯的防守，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调整。
还有一个被忽视的冷知识，印度在吸引电动车企业的政策中加入严苛附加条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配合本土制造业保护计划，这种条件表面看是安全审查，实质是提高外资的进入门槛。这些门槛对于缺乏技术优势或者供应链优势的企业而言几乎是致命的，但对于比亚迪这样在电池技术、全球供应链等领域有主导权的企业，就变成了可对冲的政策变量。
在全球商人评估印度市场时，有一个重要点容易被忽视，那就是企业自身的周期位置。进入本地市场的时机与内部资金、技术、管理周期有关，而政策环境只是一个外在变量。比亚迪在印度的应对，某种程度上是基于自身技术周期已成熟，供应链已稳固的前提下才敢设定强硬条款，否则风险和机会的平衡很难实现。
面对一个既有机会又有风险的新兴市场，进退之道并不是简单的要么扩张要么退出，而是要针对关键节点制定可执行的风险对策。在印度这样的环境里，提前划定红线并在合同执行前锁定安全条件，比单纯的乐观或者悲观都更有生命力，这也是比亚迪案例的价值所在。
这类策略并不只适用于汽车行业，它在任何有长周期投资需求的领域都成立，比如能源、基础设施甚至数字服务。关键在于，企业要找到那个既能维持合作，又能保护自身利益的平衡点，然后在市场与政策之间不断微调自己的位置，这样才能在不确定中留下可控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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