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卫星通讯社华盛顿 2 月 14 日电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福特正与特朗普政府洽谈,计划在美国生产中国汽车

“福特CEO吉姆·法利悄悄走进华盛顿的会议室,和特朗普政府官员讨论的,不是如何把中国车挡在门外,而是怎么让中国车企在美国的土地上,用合资的方式把车造出来。 ” 这听起来像不像一个平行宇宙的剧本? 但根据彭博社2026年2月14日的报道,这一幕真实发生了。 更关键的是,福特提出的方案,是让美方在合资公司里持有控股权,然后双方一起分钱、分技术。 这剧本,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 三十年前,中国汽车市场向世界打开大门时,用的不就是这套“市场换技术”的合资模式吗? 只不过,这次角色彻底对调了。

这场发生在2026年1月的非正式会谈,虽然被描述为“初步的”,但它释放出的信号却极其复杂。 一边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在1月13日底特律演讲中那句著名的“让中国进来吧”,听起来大门敞开;另一边,却是美国市场上那堵实实在在的墙——对中国进口汽车高达100%的关税。 这就像一个主人站在自家昂贵的城堡门口,对远方的客人喊“欢迎来做客”,但前提是,你得自己从零开始,在我家花园里先盖一座一模一样的房子。 这根本不是开门迎客,这是设定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入场挑战。

那么,福特为什么还要去碰这个看似“政治不正确”的话题呢? 看看福特自己2025年的成绩单就明白了。 全年营收虽然增长了,但净亏损竟然高达81.82亿美元。 其中,向电动汽车转型的阵痛尤为剧烈。 福特的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认,中国车企在电动汽车和智能汽车领域,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成本和技术优势。 他称之为“生存威胁”。 但当威胁大到一定程度,策略就可能从“对抗”转向“合作”。 福特一边大声警告“狼来了”,另一边,身体却很诚实地在扩大与中国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合作,和比亚迪谈电池供应,甚至传闻探索与吉利在欧洲合作。 这次与美国政府讨论合资框架,不过是这种“务实求生”策略的又一次大胆延伸。

俄卫星通讯社华盛顿 2 月 14 日电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福特正与特朗普政府洽谈,计划在美国生产中国汽车-有驾

然而,福特的算盘在华盛顿碰了钉子。 报道里用了“冷遇”这个词。 参与讨论的政府官员认为,这个想法在华盛顿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 这种阻力是双重的。 经济上,美国的传统汽车巨头们首先就不答应。 通用汽车已经明确向特朗普政府表达了反对意见,理由直白而尖锐:让中国车企进来,会抢走我们的市场份额,而且它们带来的中国零部件供应链,会摧毁北美的供应商体系。 这代表了美国汽车工业内部一股强大的保护主义声音。 在国家安全的层面,任何与中国技术深度绑定的合作,都会立刻触发华盛顿敏感的政治神经。 此前仅仅是有传闻说福特可能与小米汽车探讨在美合作,就立刻招致国会一些反华议员的激烈批评,指控其威胁美国数据安全。 合资造车? 那涉及的技术共享和数据处理,只会让审查的放大镜倍数调得更高。

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讽刺的局面:企业家在算经济账,盘算着如何利用中国技术挽救颓势、开拓市场;而政治家则在算政治账和安全账,任何可能的技术外流和就业风险都会被无限放大。 福特提出的“美方控股”模式,看似在努力平衡这两种诉求——控制权在我,利润和技术共享。 但这套逻辑在当前的美国政治氛围下,显得异常脆弱。 它试图复制中国过去的成功经验,却忽略了一个根本区别:当年的中国是坚定的学习者,用市场换取西方成熟的技术体系;而今天的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在全新赛道(电动车、智能网联)上已经跑在前面的对手,心态上更多是防范和遏制,而非谦逊的学习。

通用汽车的反对,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商业立场,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国汽车工业乃至部分决策层的一种矛盾心态。 通用汽车的CEO玛丽·博拉也曾公开承认,西方车企应该学习中国汽车的开发速度和效率。 但轮到真刀真枪的市场准入时,“学习”就迅速让位于“保护”。 这种心态很像一个曾经的学习委员,突然发现新来的转学生解题更快、方法更巧,第一反应不是去请教,而是想方设法让老师别给这位新同学参加考试的机会。 这种保护,短期内或许能维护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但长期来看,是否也保护了它们的惰性和缓慢的创新节奏?

把视线拉回到中国车企这一边。 面对福特抛出的这个“橄榄枝”(或者说“试探气球”),它们看到的恐怕不是一条铺好的红地毯,而是一条布满荆棘的狭窄小路。 在美国本土设厂,意味着要应对完全不同的劳工体系、环保法规、供应链重建,以及动辄数十亿美元、耗时数年的巨大投资。 这绝非易事。 更重要的是,即便克服万难成功建厂,它们面临的也将是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市场环境。 每一款车的销量,可能都会被拿来作为“中美竞争”的注脚;每一次技术更新,都可能面临所谓“国家安全”的额外审查。 这生意,做得太不纯粹。

俄卫星通讯社华盛顿 2 月 14 日电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福特正与特朗普政府洽谈,计划在美国生产中国汽车-有驾

这场讨论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维度:美国消费者。 从2019年到2025年,美国新车的平均价格上涨了超过30%。 高昂的车价正在将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挡在购车门外。 理论上,引入更具成本竞争力的中国汽车,能够平抑市场价格,让消费者受益。 但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表态很明确:我们不会通过进口低成本汽车来降低美国市场的价格。 这意味着,政策选择优先保护的是本土生产商和就业岗位,而非消费者的钱包。 当“保护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市场规律和消费者福利就不得不退居二线。

所以,福特与特朗普政府这场关于“镜像合资”的讨论,就像投入深潭的一颗石子。 它没有立即激起决定性的浪花,但涟漪却扩散到了全球汽车产业的每一个角落。 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电动车时代,中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世界工厂”或“巨大市场”,而是成为了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的定义者之一。 它也让美国汽车工业的困境公开化——在喊了多年“转型”之后,巨头们发现自己不仅在技术上落后,在成本控制上也难以招架。 寻求合作,成了一种充满尴尬却又不得不考虑的选项。

这场讨论最终没有形成任何决议,但它所触及的矛盾一个都没有消失:技术领先与市场保护之间的矛盾,企业全球化运营与政府本土化诉求之间的矛盾,消费者对物美价廉产品的渴望与产业政治化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在2026年初的这场会议室谈话中交织在一起,成为这个时代全球产业变迁的一个微小却深刻的切片。 汽车,这个曾经定义了20世纪美国工业辉煌的产物,如今正在21世纪的十字路口,上演着一场关于权力、技术和利益的复杂博弈。 而博弈的双方,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东方与西方,学习者与老师,而是缠绕在创新、保护与生存欲望中的每一个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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