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奖920万被压成7万，我直接辞职环游世界，归来公司已亏5200万，高管堵在机场求我回去掌舵
腊月二十八，财务部的小周把年终奖条子拍在我桌上，那眼神跟施舍乞丐似的。
我拿起来一看，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七万三。
我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还是七万三。
我年初带着团队拼死拼活拿下了华东区三个大单，光回款就一点二个亿，按公司老规矩，项目提成百分之八，算下来光我那份就该有九百二十万。
这数字我在心里过了无数遍，连税后怎么花都想好了。
结果到头来，七万三。
打发叫花子呢。
我端着那张条子，手指头捏得发白，纸边儿都皱了。
隔壁工位的老刘探过头来瞄了一眼，咂咂嘴说，知足吧，我去年干了十二个月，年终奖就发了两箱苹果一桶油。
我没理他，直接起身往楼上走。
电梯里碰到行政部的小王，她抱着个纸箱子，眼圈红红的，看见我赶紧低下头。
我问她怎么了，她没说话，只是把箱子往上托了托，露出里面一个相框，是她入职时跟部门同事的合影。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还没到放假呢，怎么就收拾东西了。
到了十六楼，董事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
我听见里面传出来笑声，是老板赵德柱的声音，还有财务总监李姐的。
我敲了敲门，赵德柱喊了声进来，我推门进去，看见他正翘着二郎腿，手里夹着根软中华，茶几上摆着一套新买的紫砂茶具。
李姐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个计算器，屏幕上亮着一串数字。
赵德柱看见我，脸上的笑收了收，说老周啊，年终奖看到了吧，今年行情不好，公司困难，大家理解理解。
我把那张条子放在他桌上，说赵总，我算了一下，华东那三个单子，光毛利就有两千多万，按咱们签的协议，我该拿九百二十万。
赵德柱拿起条子看了一眼，又放下，说协议是协议，公司有公司的难处。
他顿了顿，说老周，你也是老员工了，应该体谅公司。
我盯着他，说体谅可以，但总得有个说法。
李姐在旁边插嘴，说周总，今年公司要上新项目，资金周转紧张，你的提成先压一压，等明年一起补给你。
我冷笑了一声，说明年？
去年你也这么说的。
前年也是。
我在这公司干了十一年，年年都说下一年补，结果呢？
我指着窗外，说外面那栋写字楼，咱们租了八层，光租金一年就一千多万，这叫困难？
赵德柱脸色沉下来，说老周，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寒心。
我带着团队在工地上住了三个月，大冬天的，板房里连暖气都没有，早上起来洗脸水都结冰。
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困难？
赵德柱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说老周，你要是觉得委屈，可以走。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说得这么直接。
李姐赶紧打圆场，说赵总不是那个意思，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好。
我看着赵德柱，说行，那我走。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听见赵德柱在后面说，老周，你想清楚了，这年头工作不好找。
我没回头，把门带上了。
回到工位上，我坐了一会儿，把抽屉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了一下。
一个用了三年的保温杯，杯底的漆都磨掉了，还是我老婆给我买的。
一个旧钱包，拉链坏了，一直没换。
还有一张全家福，去年春节拍的，我儿子那时候刚上小学一年级，穿着新棉袄，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把照片放进包里，然后打开电脑，把辞职信调出来，噼里啪啦打了一行字：本人周建国，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
然后点了发送。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
我老婆王秀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辞职了。
她正在厨房里炒菜，锅铲停了一下，说那年终奖呢？
我说七万三。
她没说话，把菜盛出来，端到桌上，然后坐下来，看着我，说老周，你今年四十二了。
我说我知道。
她说咱们房贷一个月四千八，儿子补习班一学期六千，你妈那边每个月还要给一千五。
我说我知道。
她说那你辞职了，咱们怎么办？
我没说话，低头扒饭。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王秀兰背对着我，我知道她也没睡。
过了好久，她说，老周，要不你去跟赵总说说，低个头，把工作要回来。
我说不去。
她说那咱们怎么办？
我说我打算出去走走。
她翻过身来，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但声音有点抖，说走走？
去哪儿？
我说不知道，就是想出去走走。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去吧，家里有我。
正月初三，我背着个双肩包，去了机场。
王秀兰带着儿子送我，儿子问我爸爸你去哪儿，我说爸爸去旅游。
儿子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
王秀兰没说话，只是把一袋橘子塞进我包里，说路上吃。
我过了安检，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那儿，儿子牵着她的手，两个人影在玻璃门外，越来越小。
我转回头，登机口显示飞往昆明的航班正在登机。
我去了大理，去了丽江，去了香格里拉。
后来又去了西藏，在布达拉宫下面晒了三天太阳。
然后去了青海，看了茶卡盐湖，又去了甘肃，走了敦煌。
我在路上认识了不少人，有骑行的年轻人，有自驾的老夫妻，还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他说他刚离婚，把房子卖了，准备环游中国。
我问他后悔吗，他说后悔什么，人生就这一辈子，总不能老是为别人活。
我给他讲了我的事，他说哥们儿，你做得对。
那种公司，早走早好。
我笑了笑，没说话。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但至少现在，我不用每天早上六点半爬起来挤地铁，不用对着那些虚伪的笑脸赔笑，不用在深更半夜接到赵德柱的电话，说周总，那个客户又出幺蛾子了，你赶紧去处理一下。
那些日子，我受够了。
我在外面晃了三个多月，钱花了不少，但心里舒坦了。
五月中旬，我准备回家。
在西安转机的时候，手机一开机，短信跟炸了似的，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我一看，全是未接来电提醒，有李姐的，有老刘的，还有几个陌生号码。
最后一条短信是老刘发的，就一句话：周哥，公司出大事了，你赶紧回来看看。
我回了个电话过去，老刘接起来，声音压得很低，说周哥，你走了之后，赵总把那个新项目启动了，投了三千多万进去，结果合作方是个皮包公司，钱全打了水漂。
现在公司账上没钱了，供应商堵在门口要账，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我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老刘说，赵总被董事会撤了，现在公司一团乱麻，几个大客户听说你走了，都跟着跑了，剩下的也都在观望。
周哥，你是公司的定海神针，你回来吧。
我说我不回去。
老刘急了，说周哥，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咱们这些老兄弟想想啊。
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一会儿，说老刘，不是我不帮，是我帮不了。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没那么大本事。
老刘叹了口气，说那行吧，你保重。
挂了电话，我坐在候机厅里，看着窗外一架架飞机起起落落。
广播里在播航班信息，周围人来人往，有拖着行李箱的商务人士，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有背着大包小包的游客。
我突然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隔了一层什么。
我掏出手机，翻了翻相册，看到儿子上个月发来的照片，他站在学校门口，举着一张奖状，笑得特别开心。
我老婆在下面评论说，儿子想你了，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鼻子有点酸，把手机揣回兜里。
登机了，我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地面上的城市越来越小，变成一片密密麻麻的积木。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赵德柱那张虚伪的脸，一会儿是李姐拿着计算器的样子，一会儿又是老刘压低了嗓门的声音。
我不知道回去之后要面对什么，但我知道，有些事，躲是躲不掉的。
飞机落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口，一眼就看见李姐站在那儿，旁边还跟着两个穿西装的男人。
李姐看见我，赶紧迎上来，脸上的笑堆得跟朵花似的，说周总，你可算回来了。
我说李姐，你在这儿干嘛。
她说等你啊，公司派我们来接你。
我说接我干嘛，我不是说了不回去吗。
李姐脸上的笑僵了一下，说周总，咱们上车说，上车说。
我没动，说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李姐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说，周总，公司现在情况你也知道，赵总被撤了，董事会那边乱成一锅粥。
几个大客户点名要你回去，说只要你回去，合同照签，货款照付。
你要是不回去，人家就要撤单。
周总，这公司是你一手带起来的，你不能看着它倒啊。
我看着李姐，说李姐，你跟我说实话，公司现在到底亏了多少。
李姐犹豫了一下，伸出一只手，比划了一个五。
我说五百万？
她摇摇头，说五千二百万。
我愣了一下，说这么多？
李姐点点头，说赵总那个项目，前前后后投了三千多万，加上客户流失，供应商索赔，还有员工遣散费，加起来五千二百万。
周总，现在公司账上连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们找我有什么用。
我又不是神仙，变不出钱来。
李姐说，周总，董事会说了，只要你肯回去，给你百分之十的干股，全权负责公司运营。
我冷笑了一声，说百分之十？
当初我该拿的九百二十万，你们一分没给，现在给我画个饼，就想让我回去给你们卖命？
李姐脸上的笑彻底挂不住了，说周总，这条件已经很优厚了，你考虑考虑。
我说不用考虑了，我不回去。
我拖着行李箱往前走，李姐在后面喊，周总，周总！
我没回头，直接上了出租车。
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去幸福路。
车开了，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闪过的街景，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三年没回来，这座城市好像变了不少，路边的店铺换了一茬，连街角的那个早餐摊都不见了。
到了家门口，我掏出钥匙开门。
王秀兰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听见门响，转过头来，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眼圈就红了。
她站起来，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说回来了？
我说嗯。
她说吃饭了吗？
我说没。
她转身往厨房走，边走边说，我给你下碗面。
我看着她的背影，发现她瘦了不少，头发也白了几根。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摆着的全家福，心里一阵发酸。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手机就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方说是某某银行的，问我认不认识赵德柱。
我说认识，怎么了。
对方说赵德柱欠了他们银行一笔贷款，逾期三个月了，联系不上人，想问问我知道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说不知道，我跟他不熟。
挂了电话，我躺了一会儿，起来刷牙洗脸，王秀兰已经把早饭做好了，小米粥，煮鸡蛋，还有一碟咸菜。
我坐下吃，她坐在对面，看着我，说老周，你真不打算回去？
我说不回去。
她说那公司怎么办？
我说那是他们的事，跟我没关系。
她没再说话，低头喝粥。
我吃完早饭，换了身衣服，准备出去转转。
刚走到楼下，就看见一辆黑色奥迪停在单元门口，车旁边站着两个人，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人。
中年男人看见我，赶紧迎上来，说周总，我是咱们公司董事会的，姓陈，您叫我老陈就行。
我说我不认识你。
他说您不认识我正常，我是新来的，赵总出事之后，董事会重组了，现在我是临时负责人。
我说那你们找我干嘛。
老陈说周总，咱们上车聊？
我说就在这儿说吧。
老陈看了看周围，说周总，公司的情况您也知道了，现在是一团乱麻。
我们几个董事商量了一下，觉得只有您能收拾这个烂摊子。
我说你们太高看我了，我没那个本事。
老陈说周总，您别谦虚，您在行业里干了这么多年，人脉、能力、口碑，那都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客户那边就认您，您要是不回去，公司真就完了。
我看着老陈，说陈总，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您说。
我说当初赵德柱压我年终奖的时候，你们董事会在干嘛？
老陈愣了一下，说这个……我当时还没来。
我说那李姐呢？
她当时可是财务总监，她肯定知道。
老陈说李姐也被撤了，现在在家待着呢。
我说那你们现在想起我来了？
早干嘛去了？
老陈搓了搓手，说周总，我知道您心里有气，但咱们得往前看。
公司要是倒了，对您也没好处，您说是不是？
我没说话，转身往小区外面走。
老陈跟上来，说周总，您再考虑考虑？
我说不用考虑了，我不回去。
老陈叹了口气，说那行，您要是改主意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没接，直接走了。
我在外面逛了一上午，去了趟菜市场，买了条鱼，又买了把青菜。
回到家，王秀兰正在洗衣服，看见我拎着菜回来，说你怎么还买上菜了。
我说闲着也是闲着。
她没说话，接过菜，进了厨房。
我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新闻里正在播一条消息，说某科技公司因投资失败，面临破产清算，数百名员工被欠薪。
我换了个台，不想看这些糟心事。
下午，老刘给我打电话，说周哥，你听说没有，赵德柱跑了。
我说跑了？
跑哪儿去了？
老刘说不知道，听说带着小蜜跑国外去了，欠了一屁股债。
我说那他老婆孩子呢？
老刘说他老婆跟他离婚了，孩子判给他老婆了，现在他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我说这孙子，真不是东西。
老刘说可不是嘛，周哥，你说咱们当初跟着他干了这么多年，图啥呢？
我说图啥，图个教训呗。
挂了电话，我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
太阳快落山了，天边一片橘红色，像打翻了颜料盘。
我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又掐灭了。
王秀兰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说吃饭了。
我应了一声，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烟灰，进了屋。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一直在想白天老陈说的话。
其实我知道，他说的有道理，公司要是倒了，对我确实没好处。
我在这个行业干了十几年，人脉、资源、口碑，都跟这家公司绑在一起。
公司要是没了，我这些年的积累，也就跟着没了。
可是让我回去，我心里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九百二十万，说压就压了，连个说法都没有。
现在出了事，又想起我来了，把我当什么了？
王秀兰翻了个身，说还没睡呢？
我说嗯。
她说想啥呢？
我说没想啥。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老周，你要是想回去，就回去吧。
我愣了一下，说你不是不同意吗？
她说我什么时候不同意了，我就是担心你受委屈。
我说我不委屈。
她说你嘴上说不委屈，心里肯定委屈。
我叹了口气，没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门铃就响了。
王秀兰去开门，过了一会儿，她进来，说老周，有人找你。
我起来，披了件外套，走到客厅，看见老陈站在那儿，旁边还跟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
老陈看见我，赶紧说周总，这位是咱们公司最大的股东，张董。
张董朝我点点头，说周总，久仰大名。
我说张董客气了。
张董说周总，咱们坐下聊？
我给他们倒了杯水，坐在沙发上。
张董说周总，我今年六十七了，在这家公司投了三千多万，是我大半辈子的积蓄。
现在公司出了这档子事，我睡不着觉啊。
我看着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他说周总，我知道你受了委屈，赵德柱那事儿，我们也查了，确实是他不对。
但公司是无辜的，那些员工也是无辜的。
你要是肯回去，我在这儿给你表个态，你之前该拿的钱，公司想办法分期补给你，一分都不会少。
我看着张董，说张董，不是钱的事儿。
他说那是什么事儿？
我说是心寒。
我在这公司干了十一年，没日没夜地拼，结果到头来，被人当傻子耍。
张董沉默了一会儿，说周总，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人这一辈子，谁没受过委屈？
关键是，受了委屈之后，你还能不能站起来。
你要是就这么走了，那赵德柱就赢了。
你要是回去，把公司救活了，那才是真正的赢。
我低着头，没说话。
张董站起来，说周总，我不逼你，你自己考虑考虑。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周总，我等你消息。
门关上了，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杯没喝的水，心里翻江倒海。
王秀兰从厨房里出来，看着我，说老周，要不，你就回去试试？
我抬起头，看着她，说你不怕我再受委屈？
她说怕，但我更怕你后悔。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拿起手机，拨通了老陈的电话。
我说陈总，我回去可以，但我有三个条件。
老陈说您说。
我说第一，我之前该拿的钱，一年之内，分期补给我。
第二，公司运营权全权交给我，董事会不得干涉。
第三，赵德柱那套班子，全部清退。
老陈说没问题，我这就跟张董汇报。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第二天，我去了公司。
办公楼还是那栋楼，但里面冷清了不少。
前台的小姑娘换了个新面孔，看见我，怯生生地叫了声周总。
我点点头，上了十六楼。
推开办公室的门，里面空荡荡的，赵德柱的东西已经清走了，只剩下那张大班台和一把椅子。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桌面上，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我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码，说老刘，通知各部门负责人，下午三点开会。
挂了电话，我打开电脑，开始看公司的财务报表。
数字触目惊心，比我想象的还糟糕。
但我知道，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整理思路。
下午的会上，我见到了几个老面孔，也见到了几个新面孔。
老刘坐在角落里，看见我，点了点头。
我清了清嗓子，说各位，我知道公司现在很难，但再难，也得往前走。
从今天起，所有项目重新梳理，能砍的砍，能并的并。
客户那边，我亲自去谈。
供应商那边，我去沟通。
咱们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再说别的。
散会之后，老刘留下来，说周哥，你真打算回来干了？
我说嗯。
他说那赵德柱那事儿，你就这么算了？
我说算了？
怎么可能算了。
我笑了笑，说老刘，你等着看吧。
老刘看着我，没说话，但眼神里多了一丝东西。
三个月后，公司的情况开始好转。
我跑遍了所有老客户，一家一家谈，把能签的合同都签了。
供应商那边，我承诺分期付款，先把货供上。
员工工资，我压缩了管理层，把钱省出来，先发一线员工的。
张董说得对，公司要是倒了，那些无辜的员工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不能让他们替赵德柱背锅。
半年后，公司终于扭亏为盈。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外面下着雨。
我站在门口，看着雨幕里霓虹灯闪烁的城市，掏出手机，给王秀兰发了条短信：老婆，我这边忙完了，明天回家吃饭。
她很快回了一条：好，我给你做红烧肉。
我收起手机，走进雨里。
雨点打在脸上，凉丝丝的。
我突然想起去年冬天，在工地上，板房里的暖气坏了，我裹着军大衣，缩在椅子上，看着手机里儿子的照片。
那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但现在我知道，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人。
我走到车边，拉开车门，坐进去。
发动车子之前，我看了看后视镜里那栋写字楼，灯火通明。
我笑了笑，踩下油门，车子驶入雨幕中。
前方路灯的光晕在雨里晕开，像一团团模糊的暖色。
我打开收音机，里面在放一首老歌，旋律很熟悉，但我一时想不起名字。
我跟着哼了两句，然后关掉收音机，专心开车。
有些路，走过了才知道有多难。
有些人，看透了才知道有多假。
但日子还得往下过，不是么？
我握紧方向盘，朝着家的方向开去。
雨渐渐小了，路灯的光变得清晰起来，照亮了前面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