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摩托车县城走红:低价便捷背后的监管困局与出路

在广东乐昌的街头,彭师傅刚刚完成了一单网约摩托车订单,5元的起步价让乘客满意地离开了。这种新兴的出行方式正在全国多个县城悄然兴起,成为继网约车之后又一备受关注的交通形态。网约摩托车以其价格低廉、灵活便捷的特点,迅速填补了县城公共交通的空白,却也引发了关于安全、资质与监管的广泛讨论。这场由市场需求自发催生的交通变革,正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为民生需求找到合理出口,将成为决定这一新兴业态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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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摩托车的县城探索

清晨的湖南桂阳县城,李师傅已经通过"搭摩行"平台接到了当天的第三单生意。半年前成为线上摩的司机的他,如今每天能稳定收获二十多单,平台抽成10%的模式让他觉得"比过去在街头等客强多了"。像李师傅这样的网约摩托车司机,正在广东乐昌、湖南桂阳、宜章以及广东茂名等县城形成一个新的职业群体。这些面积不大的县城里,城区内出行多为起步价或略超起步价,五六元的价格明显低于网约车,成为当地居民短途出行的实惠选择。

网约摩托车平台的运营模式与常见的网约车服务高度相似。用户通过小程序选择出发点和目的地后叫车,等待司机接单。以"摩的一下"平台为例,其计价规则为6元/2公里,每增加500米加收0.8元;另一款名为"搭摩行"的平台计价规则更为复杂,常规时段起步价为2公里5元,超出后分短途、长途和时长计费,其他早、晚、夜间等时段起步价在4.6元至7.5元之间。这种精细化的定价策略,既考虑了县城居民的消费能力,也保障了司机的基本收益。

县城特有的交通生态为网约摩托车提供了天然的发展土壤。与国际大都市不同,这些三四线县城道路资源相对宽松,短途出行需求集中,公共交通网络往往不够密集。乐昌市2020年发布的《乐昌市公安局关于加强中心城区摩托车通行秩序管理的通告》中,仅规定了禁行区域和车型,要求有牌证、限两人、戴头盔、靠右行、不超速、不闯红灯,但未明确提及载客问题。这种相对宽松的管理环境,使得网约摩托车得以在政策夹缝中萌芽生长。

网约摩托车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县城出行市场"缝隙经济"的必然产物。在公共交通不完善、网约车覆盖不足的小城市,摩的早已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交通解决方案。平台的出现,只是将原本分散在街头巷尾的"黑摩的"进行了线上整合,并附加了安全培训、保险和监控等保障措施。来自乐昌的彭师傅告诉记者,自己此前已经做摩的司机五六年了,乐昌是他去过的摩的最多的县城,最多时一天有七八百辆。这种深厚的群众基础,为网约摩托车的快速普及提供了可能。

安全与资质的双重挑战

"相比于资质问题,我们认为更大的难题在于安全","摩的一下"平台相关负责人道出了这一新兴业态面临的核心矛盾。尽管平台强调对司机进行严格的安全培训,配置保险和安全监控系统监测司机的速度和路线偏差,但资质模糊、监管空白仍是无法回避的硬伤。天眼查搜索显示,"搭摩行"所属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而"摩的一下"所属公司经营范围中则没有相关内容,这种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为行业发展埋下了隐患。

安全规范的实际执行情况同样令人担忧。虽然平台规则中提到"司机和乘客必须佩戴头盔,切勿超速、逆行等,一摩的限载一人,不要进入禁摩区域",但在县城街头,不戴头盔、超载等现象仍时有发生。桂阳交通运输局一位工作人员提到,"县城的摩的问题一直很难解决,涉及很多人的出行和工作问题,交警也很为难"。这种执法困境反映出基层交通治理面临的普遍挑战——当一种交通工具同时关乎民生就业与公共安全时,简单的禁止往往收效甚微。

摩托车载客的合法性争议由来已久,多地曾以"非法营运"打击。郑州市2019年12月施行的《郑州市规范城市客运行为若干规定》就明确禁止利用电动自行车、机(电)动摩托车、三轮车、老年代步车等车辆从事客运经营;日喀则市2024年10月起施行的规定中也要求禁止利用摩托车从事载客牟利行为。这些地方性法规与县城实际需求之间形成的张力,使得网约摩托车陷入"合理不合法"的尴尬境地。

资质问题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制度困境。现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尚未涵盖摩托车,地方交管部门普遍"无法可依"。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指出,目前尚没有针对网约摩的行业的具体规范,但可以参照网约车管理规定,从事网约摩的经营的平台公司可能需取得经营许可证,营运车辆需取得相应的运输许可证,驾驶员需取得驾驶员证。这种法律适用的模糊性,既给从业者带来不确定性,也给监管执法造成了困难。

监管与创新的弹性边界

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张翔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多年来摩的在很多三四线城市、县城等普遍存在,摩的价格低于出租车,能满足这些城市部分低收入人群出行,有客观存在的市场需求。"他建议,对于摩的不应该完全禁止,而是要将行业规范化,在车辆年检、驾驶员管理、运营平台合规等方面做好管理。这种务实态度揭示了交通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当一种出行方式已经深度融入居民日常生活时,疏导比堵塞更为有效。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兵提出了更具建设性的思路:"严格说起来这种线上摩的平台的合规性受到挑战,但也不建议简单以非法营运处理。"他认为,如果在一些中小城市,以往就存在摩的这样的运营方式,平台只是在现有运营基础上进行资源调度,也有其存在意义。他主张按照"先发展后规范"的思路,及时做好监测调研,在合适的时机制定相应规则。这种渐进式监管策略,既给予了创新空间,又能逐步引导行业走向规范。

监管创新在县城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与大城市不同,县城交通生态具有独特特征:道路资源相对宽松,短途出行需求集中。简单套用大城市"一刀切"政策,不仅会扼杀民生便利,还可能催生更多地下运营行为。专家建议的"三四线城市先行规范化"路径,正是基于这种差异性考量。具体而言,监管者可以建立"低门槛准入+高强度约束"的框架——车辆需安装定位装置,司机需通过交通法规考试,平台承担安全连带责任,从而在便利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奉节县的经验提供了有益参考。该县2023年出台的《强化两三轮摩托车监管十条硬措施》中,对本地牌照证照齐全的赋绿色,实施常态监管;外地牌照赋黄色,查清牌照是否真实有效后转赋绿色;无牌无证无保险的赋红色,严禁上路行驶。这种分级管理模式,既避免了粗暴禁止,又能有针对性地管控风险,为网约摩托车监管提供了实操性较强的样本。

毕节市的创新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当地交警部门开发摩托车排查微信小程序,引导群众自主登记车辆信息,半年时间就完成了71.5万辆二三轮摩托车的登记,新增申领驾驶证约52万人。这种以服务促管理的做法,不仅摸清了底数,还通过便捷的上牌办证服务提升了驾驶人的合法意识,从根本上改善了摩托车治理的基础环境。

行业自律与平台责任

面对监管空白,一些网约摩托车平台已开始主动承担安全责任。"摩的一下"平台不仅对司机进行安全培训,还配置了保险和安全监控系统。这些措施虽然增加了运营成本,但为行业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平台自律与政府监管的有机结合,或许将成为解决网约摩托车困境的现实路径。

安全培训成为平台履责的重要抓手。来自桂阳的李师傅和乐昌的彭师傅都提到,在注册后需要接受平台的培训,内容包括平台使用方法和安全注意事项。安全规则中,要求他们驾驶证、行驶证必须齐全,接送乘客时司乘都必须佩戴头盔,一次只能接一个乘客。这种准入门槛的设置,虽然不如正式资质考核系统,但至少建立了基本的安全意识和操作规范。

保险机制的引入为乘运双方提供了基本保障。某网约摩的平台规定显示,平台为每笔订单购买了意外险,同时要求司机必须符合"驾驶证、行驶证齐全有效,车辆符合安全标准"等条件。这种风险分担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事故赔偿纠纷的隐患,也为监管部门减轻了后顾之忧。

价格机制的设计同样体现出平台的市场智慧。彭师傅认为,"远程订单价格还可以适当降低,保证不超过2元/公里,不然价格太高乘客不能接受,导致司机接不到单"。这种基于实际运营反馈的定价调整,反映了平台对县城消费水平的准确把握。合理的价格体系既能保障司机收入,又能维持乘客黏性,是商业模式可持续的关键。

平台在推广过程中也面临两难选择。彭师傅表示,"他很愿意帮着做一些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方式,未来希望能用手机接到更多订单"。但过快扩张可能引发监管关注,而过于谨慎又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如何在发展速度与合规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考验着平台运营者的战略智慧。

走向规范化的路径探索

网约摩托车的未来发展,需要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监管体系。张翔的建议颇具前瞻性:"大城市可能并不适合,但可以在三四线城市做规范化管理。"这种分类指导思路,既承认了摩托车载客在不同城市的不同定位,也为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

制度创新是破解监管困境的关键。摩托车营运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取得营运许可,但目前鲜有地方出台摩的从事经营的规定。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连大有的观察揭示了制度供给不足的现实。监管部门可借鉴网约车发展初期的经验:先设立过渡期,允许地方试点探索,再总结规则。例如,要求平台对接政府数据系统、强制司机佩戴记录仪、划定禁行区域等,都是可行的过渡性措施。

技术手段能为传统监管赋能。奉节县在"十条硬措施"中提出,在城区主干道、中小学交通节点、人口集中的场镇增设智能识别设备,对摩托车闯红灯、超员、不戴头盔等突出违法行为实行自动抓拍。这种科技+执法的模式,大幅提高了监管效率,也为网约摩托车的事后追溯提供了技术支撑。

行业标准的制定同样刻不容缓。目前网约摩托车平台在安全装备、车辆条件、司机培训等方面各行其是,缺乏统一规范。参考《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草案修改稿)》中"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驾驶人和乘坐人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规定,未来网约摩托车监管也应从最基本的佩戴头盔、限载一人等要求入手,逐步建立完善的标准体系。

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形成治理合力。奉节县全面落实有奖举报制度,按照《重庆市举报农村道路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奖励办法》,对查证属实的举报人给予50元-2000元奖励。这种发动群众参与监督的做法,有效扩大了违法行为线索收集渠道,形成了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民生需求与城市治理的可持续纽带

网约摩托车在县城的兴起,本质上是市场对需求的自然响应。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张翔指出:"摩的价格低于出租车,能满足这些城市部分低收入人群出行,有客观存在的市场需求。"当一种出行方式已经与居民日常生活深度绑定,简单的禁止不仅难以奏效,还可能影响民生福祉。

吕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禁摩限摩建议的回复体现了务实态度:"摩托车是部分市民的重要出行方式,尤其对短途通勤、物流配送等行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满足国家安全技术标准、依法登记上牌、驾驶人持证合规骑行的情况下,摩托车作为合法的交通工具,可在允许的道路上正常通行。"这种承认摩托车合理性的态度,为网约摩托车规范化发展创造了友好环境。

差异化治理是平衡各方利益的关键。与主张"禁限摩"的观点不同,越来越多专家建议将摩托车纳入多元化城市交通体系,根据城市规模、道路条件、居民需求等因素实施分类管理。对于县城而言,网约摩托车既是出行刚需,也是就业渠道,完全禁止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建立与县城特点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途径。

摩托车产业的数据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市场的潜力。中国摩托车商会数据显示,2025年1月我国摩托车产销总量达到159.75万辆,同比增长2.1%,其中大排量休闲娱乐摩托车产销同比激增超50%。这种市场回暖不仅反映了消费升级趋势,也表明摩托车正从单纯的生产工具向多元化出行方式转变,为网约摩托车服务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中央部委的政策调整也为摩托车管理松绑。自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公安交管便民利企改革新措施中,包括实行摩托车登记"一证通办",对跨省异地办理摩托车注册登记、转让登记、住所迁入等业务,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交暂住地居住证明。这种简政放权的举措,降低了摩托车合法上路的门槛,间接促进了网约摩托车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网约摩托车在县城的蓬勃发展,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民生需求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当大城市的交通管理者还在为"禁限摩"争论不休时,县城居民已经用脚投票,选择了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出行方式。这种自下而上的交通变革,提醒我们城市治理的真正目的——不是维持表面的秩序,而是满足人民真实的需求。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网约摩托车的规范化进程将为中国县城交通治理提供宝贵经验。在公共交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整合市场化力量填补服务空白,如何平衡安全监管与民生便利,如何引导新兴业态健康发展,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网约摩托车的未来,也将为其他领域的"缝隙经济"治理提供借鉴。当监管最终跑赢创新时,网约摩托车或将成为中国县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既保留着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又符合现代城市的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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