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四十，我把卤锅的火关了。
盖子一掀，热气扑到脸上，眼镜片上立刻蒙了一层白。
我拿围裙角擦了擦，还是花的，只好摘下来用袖子抹。
案板上剩半只猪蹄，皮冻似的颤着，边上一圈油凝住了。
卷帘门拉到一半，外头下雨，雨点砸在门口的铁皮雨搭上，噼里啪啦。
老钱就是这时候进来的，收着伞，鞋底在门槛上蹭了两下。
“小许，还没走啊。”
他把伞立在门边，伞尖滴着水，在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等汤凉。”我说，“钱叔，坐。”
他没坐，手在裤兜里摸了摸，摸出一包烟，又塞回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租了七年的铺子，房东这副样子，我见过两回。
一回是涨租，一回是隔壁老李的铺子被收回。
“明年三月到期，”老钱说，“我不续了。”
锅里的汤还在咕嘟，抽油烟机嗡嗡地转，把他的话搅得有点散。
“我儿子从南边回来，想自己开个店。”他补了一句。
我“哦”了一声，拿抹布去擦已经很干净的案板。
抹布是旧的，洗得发白，边上磨出了毛，擦过去留下一道水痕。
“钱叔，这铺子我租了七年。”
“我知道。”他说，“所以提前跟你打招呼，早做打算。”
“租金呢？”
“不是租金的事。”他摇头，“他要自己干。”
雨还在下，屋檐上淌下来的水，在台阶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我送他到门口，看他撑开伞，背有点驼，走进雨里。伞是黑的，人也是黑的，拐过街角就看不见了。
卷帘门拉到底，锁上，咔哒一声，铁链子在门上晃了两下。
我站在屋檐底下，闻着雨里的土腥味。身上那股卤料味还在，八角、桂皮、花椒，混在一起，甩不掉。
围裙上溅了油点子，我用指甲抠了一下，没抠掉。
这条街晚上十点以后就没人了，对面理发店的灯灭了，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
我把钥匙在手里掂了掂，往巷口走。
走到公交站，末班车刚走，尾灯红红的，拐过弯就没了。
我打了辆车，十八块钱，到家十一点二十。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盏，我摸黑上到四楼，膝盖在台阶上磕了一下。
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下，门开了。
电视还亮着，老周在沙发上睡着了，嘴张着，手搭在肚子上。
我把声音关小，给他搭了条毯子，他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
女儿房间的灯还亮着，门缝底下漏出一条黄线。
我推门看了一眼，周苗趴在桌上写卷子，头发扎得松，掉了一绺在耳朵边上。
“妈，你回来啦。”
“嗯，写完早点睡。”
“马上。”
我关上门，进厨房倒了杯凉白开，一口气喝完，杯子搁在台面上响了一声。
阳台上晾着苗苗的校服，夜风把袖子吹得一晃一晃的。
楼下有人遛狗，狗链子哗啦哗啦响，狗叫了两声，又停了。
我回屋，拉开电视柜最下面那个抽屉。抽屉有点卡，得往上抬着拉。
里面有个铁盒子，月饼盒，印着嫦娥，边角锈了一点。
盒子里三张存单，叠得整整齐齐。一张十二万，两张加起来十九万。
十二万那张，是给周苗留的，存了两年，定期三年，还有一年到期。
我捏着那张存单看了很久，纸有点软了，边角起了毛。
最后还是放回去了，盖子扣上，“咔”的一声。
铁盒子最底下压着一把卷尺。
黄色的，五米长，塑料壳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缠着。
这把尺子跟我十一年了，当年在菜市场门口摆摊，我用它量过摊位。
后来租老钱的铺子，我用它量门宽，量灶台到墙的距离。
我把卷尺抽出来一截，又松手，让它自己弹回去。
“啪”的一声，在夜里听着挺响。
老周在客厅翻了个身，我赶紧把盒子推回抽屉，关上。
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又响了一下，三十八岁，蹲久了就起不来。
我在这条街上卖了十一年卤味。
最早是在菜市场门口摆摊，一辆三轮车，一口铝锅，一杆秤。
冬天手冻得裂口子，切猪耳朵的时候，血珠子往肉上滴。
我就戴两层手套，外面那层是胶的，里面是线的。
后来攒了点钱，才租下老钱那间铺子。
那铺子二十四个平方，月租四千八，一年一签。
签合同那天，我捏着笔，手心全是汗。
老钱说：“小许，好好干。”
我说：“钱叔，您放心。”
七年，租金从四千八涨到五万八一年，我没欠过一天。
老周是我二十六岁那年认识的。
他跑货运，给一个建材市场拉货，一个月在家七八天。
介绍人说他老实，我见了，确实老实，话不多，挣的钱都往家里交。
结婚十四年，他没跟我红过几次脸。
苗苗是我们三十岁那年生的，生她的时候我在医院躺了三天。
老周在走廊里蹲了三天，眼睛熬得通红。
苗苗从小就乖，不闹人，写作业不用催。老师说这孩子有希望上一中。
我哥叫许建民，比我大四岁。
他在汽车市场卖车，摊位在市场东头，蓝底白字的招牌。
招牌上写着“建民二手车 12年”。
这行他干了十二年，从三十岁干到四十二岁。
最早是给人打工，后来自己租了个摊位，挂了个牌子。
他那人嘴碎，见了谁都能聊上两句。卖车这行，靠的就是嘴和眼。
他一眼能看出你这车出过什么事故，能听出发动机有没有异响。
他常跟我说一句话：“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我妈今年七十三，一个人住在兴隆巷。
我爸走得早，走的时候我还没结婚。
我妈那人倔，谁说都不听，非要在老房子住。
她说：“住惯了，挪不动。”
我哥每个月去看她两趟，我一周去一趟。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趟兴隆巷。
我妈住巷子中间，一楼，带个小院。
院里的葡萄架早枯了，藤还挂着，她舍不得剪。
“你怎么来了？”我妈正择韭菜，一把一把地理。
“路过。”
我把铺子的事跟她说了，她手上没停。
“买铺子好。”她说，“租人家的，早晚要搬。”
“就是钱不太够。”
“你那点钱我不管。”她把一根黄叶掐掉，“别动苗苗的。”
我“嗯”了一声，进屋倒了杯水。
她张了张嘴，像是还想说什么，又低下头去择韭菜。
“中午在这儿吃。”
“不了，店里还有事。”
出来的时候，我妈追到门口，塞给我一袋子韭菜。
“新割的，回去包饺子。”
从我妈家出来，我沿着巷子往南走。
兴隆巷不长，三百来米，两边都是老铺子。
修鞋的、配钥匙的、卖酱油的、剃头的，还有一家面馆。
面馆门口挂着块木牌子，“陈记面馆”，字掉了漆。
我站门口看了会儿，饭点没到，里头空着。
陈师傅坐在小马扎上剥蒜，剥一个扔一个进搪瓷盆。
“吃面？”他抬头。
“不了。”我说，“陈师傅，您这店开多少年了？”
“十四年。”他说，“我儿子在老家买了房，催我回去带孙子。”
我低头看了看门槛。青石的，中间被踩得发亮，凹下去一块，像被谁用拇指按过。
“那这铺子呢？”
“房东要卖。”陈师傅说，“赵老爷子岁数大了，儿子接他去外地。”
我心里动了一下。
“多少钱？”
“你问赵老爷子去。”他把一瓣蒜扔进盆里，“我这儿腊月就到期了。”
“您舍得？”
“舍得舍不得的。”他笑了笑，眼角的褶子堆起来，“十四年了，锅台都摸出包浆了。”
“那您这些客人呢？”
“都是老街坊。”他往巷子两头指了指，“早上卖面，中午卖面，晚上还是卖面。”
“一天能卖多少？”
“不多。”他说，“够吃。”
下午两点，我在“锦绣里”见了小刘。
小刘三十来岁，白衬衫，头发抹得油亮，皮鞋上没一点泥。
“许姐，您可算来了。”
他带我从南门进去，新铺的沥青路，黑得发亮，路边栽着小树，还绑着支架。
“这片是去年交的房，位置没得说。”
铺子在街口第二间，卷帘门新的，漆还没掉。
门一拉开，里头亮堂，地砖是新贴的，白得晃眼。
“五十六个平方，层高四米二。”小刘拍着墙，“您看这采光。”
我走进去，脚底下有点空，走路带响。
“多少钱？”
“五十六万。”他说，“房东急用钱，这个月定，还能让两万。”
我心里算了一下，五十四万，首付五成二十七万。
“怎么这么便宜？”
“新街嘛，人气还没起来。”小刘笑，“等起来了，这个价您想都别想。”
我在里头转了一圈，后厨、卫生间都有，管子都预留好了。
墙是新刷的，白的，连个手印都没有。
出来的时候，太阳正照着门脸，晃得人睁不开眼。
“许姐，您要是定，今天就交个定金。”小刘掏出手机，“房东那边催得紧。”
“我再看看。”
“行行行，您看。”他把手机收回去，“不过这铺子抢手，昨天还有个人来看过。”
“哪个铺子？”
“就您看的这间。”他说，“人家也犹豫。”
晚上老周回来了，一身柴油味，把鞋脱在门口。
“今天跑了几趟？”
“三趟。”他瘫在沙发上，“腰快断了。”
我把“锦绣里”的事说了。
他坐起来，眼睛亮了。
“五十四万？新街？”
“嗯，五十六个平方。”
“那还等什么。”他说，“老钱那破铺子，一年五万八的租金，交了七年，四十万打水漂了。”
“首付二十七万。”
“咱有啊。”他掰手指头，“你那三十一万，够了。”
“那装修呢？进货呢？”
“先交了首付再说。”他摆手，“铺子是根，租铺子就是给房东打工。”
我没吭声，阳台上苗苗的校服已经干了，袖子垂着不动。
“你怎么不说话？”
“我在想。”
“想什么？”他把遥控器往茶几上一扔，“小满，你就是想太多。”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兴隆巷。
赵老爷子住巷子北头，二楼，阳台上摆着两盆仙人掌。
开门的是他儿子，四十来岁，戴眼镜。
“我妈说的就是您？”他让我进屋，“陈师傅那间铺子？”
“嗯。”
“五十八万。”他说，“一分不能少。”
“能便宜点吗？”
“许女士，”他推了推眼镜，“这铺子朝南，三十平，带后厨。”
“陈师傅租了十四年，从没欠过租。”
“我知道。”
“对面那间，比这小，上个月卖了五十六万。”他说，“我这个价，是实价。”
我坐在他家沙发上，闻着一股樟脑味。
茶几上摆着一个搪瓷缸，里头泡着茶叶，浮在水面上。
“我回去想想。”
“您想。”他送我到门口，“不过我得说一句，我不着急。”
出了楼道，我在巷子里站了会儿。
两边都是老房子，墙皮掉了一块一块的，露出里头的红砖。
有个老太太端着盆出来倒水，看见我，点了点头。
风从巷子那头过来，带着一股饭菜味。
我掏出手机，翻到小刘的微信。
“许姐，考虑得怎么样？”
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回了两个字。
“定了。”
第三天，我给小刘打了电话。
“许姐，定了？”
“定金多少？”
“两万。”他说，“您今天转过来，我把房东叫来签个意向。”
我在银行的柜员机前站了十分钟。两万块钱转出去，短信“叮”地响了一声。
出了银行，太阳很大，我站在台阶上，手心是汗。
晚上我跟老周说了。
“定了就好。”他说，“早定早踏实。”
“我把苗苗那张存单也准备动了。”
他愣了一下。
“动那个干啥？”
“首付二十七万，装修还得十来万。”
“那也不用动苗苗的。”他皱起眉，“那是给孩子留的。”
“你刚才不是说够吗？”
“我说的是首付够。”他把电视关了，“铺子买下来，装修你不管了？”
我没说话，屋里静下来，只听见冰箱嗡嗡地响。
过了两天，老周翻抽屉找电费单。
“小满。”他喊我，“苗苗那张存单呢？”
我在厨房，手上正剁蒜。
“我收起来了。”
“收哪儿了？”
“你别管。”
他从客厅走过来，站在厨房门口。
“你是不是动了？”
蒜末沾在刀上，我拿手抹了一下。
“我转成了活期。”
“许小满。”他很少叫我全名，“那是苗苗的学费。”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动？”
“铺子买下来，一年省五万八的租金，三年就回来了。”我说，“苗苗上学还有五年。”
“五年后你拿什么给她？”
锅里的油热了，我把蒜末倒进去，“刺啦”一声。
那顿饭我们没怎么说话，苗苗扒着饭，眼睛在我和他之间转。
“爸，妈，你们吵架了？”
“没有。”老周说，“吃饭。”
第二天，我婆婆打电话来了。
“小满啊，听说你要买铺子？”
“嗯，妈。”
“新街那个好。”她说，“我跟你姐夫说了，他也说新街好。”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德胜跟我说，你要动苗苗的钱？”
“妈，那钱是我攒的。”
“我知道是你攒的。”她顿了顿，“可那是给孩子留的。”
“我补得上。”
“补得上就好。”她说，“我就是说说。”
电话挂了，我站在店里，看着门外。中午的太阳照在地上，白晃晃的。
那天晚上，老周回来得晚，洗完澡就进屋了。
我坐在客厅，听见他在里头翻来覆去。
过了会儿，他出来了，手里捏着根烟。
“小满，那天……”他把烟按在烟灰缸里，按了两下没按灭。
“哪天？”
“没什么。”他把烟头扔了，“睡吧。”
我睡不着，坐在阳台上。楼下的路灯照着那辆旧面包，车顶上落了一层灰。
手机在手里攥着，翻到通讯录，找到“哥”。
拨出去，响了三声，接了。
“小满？”
那头有风，呼呼的。
“哥，你在哪儿？”
“唐山。”他说，“收车呢，明天回。”
“我有点事。”
“铺子的事？”
“你怎么知道？”
“妈跟我说了。”他顿了顿，“你先别急着交钱。”
“我已经交了两万定金。”
那头沉默了几秒，风呼呼地刮。
“哪儿的铺子？”
“锦绣里。”
“锦绣里……”他念了一遍，“你等我回去。”
我哥第二天下午到的。
他开了辆旧捷达，银灰色，右前门有一道划痕。
“上车。”
我坐上副驾，座椅的皮子裂了，露出海绵。
“你干这行十二年了，怎么还开这个？”我随口说。
“开着顺手。”他挂挡，“我这行，越是自己开好车，客户越不信你。”
“为什么？”
“你开个新车去收车，人家以为你赚多少呢。”他笑，“开这个，人家才跟你说实话。”
车开出城，上了环路。
“你跟我说说，为什么看中锦绣里。”
“便宜，新，亮堂。”
“还有呢？”
“没了。”
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车下了环路，拐进锦绣里那条街。下午四点，太阳斜着照过来，铺子的门脸金灿灿的。
“你看这墙。”
“挺好啊。”
他没接话，蹲下去，手掌贴在门口的台阶上。台阶是水泥的，颜色比旁边的浅，新补过。
“你摸摸。”
我也蹲下去，水泥面凉，有点糙，边上一圈接缝不齐。
“这是后补的。”他说，“补过两回，你看这两道颜色。”
他站起来，绕到铺子侧面。
侧面墙根有一道深色的水印，大概二十公分高。
“看见没？”
“可能是下雨溅的。”
“溅不到这么高。”他说，“这是返水留下的。”
我心里有点发毛。
“哥……”
“你别急。”他掏出手机，打开手电，进了后厨。
后厨的地砖也是新的，但地漏盖是老式的铸铁的。
他蹲下去，把盖子抠起来，手电往里照。
“你看这管子。”
我凑过去，看见一根灰色的 PVC 管，管口离地面很近。
“这管子的坡度不对。”他说，“往外走的时候比主管道低，油一凝就堵。”
“你怎么懂这个？”
“我卖过车，也租过店。”他盖上地漏，“这种事见得多。”
出了后厨，他走到隔壁。隔壁是家奶茶店，小姑娘正低头刷手机。
“妹妹，问一句。”我哥笑着，“这铺子之前谁家开的？”
小姑娘抬起头。
“换了好几拨了。”她说，“我在这儿两年，换了三家。”
“三家？”
“第一家做烤鱼的，第二家炸串，第三家……记不清了。”
“都是干多久？”
“长的半年，短的三四个月。”她笑了笑，“这铺子邪门。”
我哥说了声谢谢，转身看我。
“这就是我说的。”他点了根烟。
“什么？”
“买二手铺，尽量挑有人常年用过的铺子，藏着不少好处。”
他抽了一口，烟灰长了没弹。
“你别看这铺子新，新是因为没人敢住。”
“那返水……”
“返水是一样。”他说，“更要紧的是，这铺子三年换了四家，说明什么？”
“说明不好干。”
“说明这地方没人试出来过。”他说，“你进去，就是第四家。”
风把烟吹散，街上没什么人，只有两个骑电动车的过去。
“哥，你这话说得……”
“我干汽车中介十二年。”他说，“我卖车，最怕什么？最怕客户买一辆放了三年没人开的车。”
“为啥？”
“轮胎老化，电瓶亏电，油路堵死，你不知道它哪儿坏。”他弹了弹烟灰，“有人开过的车，磨合过了，毛病露出来了，该换的件换了，你接手就知道它什么脾气。”
“铺子也一样？”
“铺子也一样。”他把烟掐了，“水管通过、电表带得动、排烟有人试过、邻居处过、客流有底。这些不是看出来的，是用出来的。”
我站在那儿，没说话。
“还有一样。”他说，“有人常年用过的铺子，房东知道它能租出去，他不会乱来。”
“那新铺子呢？”
“新铺子房东急。”他说，“急了什么条件都答应，等你进去了，他再慢慢找补。”
“哥，你等等。”我说，“那炸串的，姓什么？”
“姓吴。”他随口说，“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
他把烟头扔进垃圾桶。
“去年他在我这儿卖了辆车，哈弗，才开两年。”
我愣住了。
“他说店赔了，急着出手。”我哥看着我，“我问他哪个店，他说锦绣里十二号。”
我抬头看了看门牌。
锦绣里十二号。
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
车过环路的时候，我哥忽然开口。
“小满。”
“嗯。”
“你那两万定金，能退吗？”
“不知道。”
“退不了就当交学费。”他说，“总比六十万砸进去强。”
我看着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
“哥，我动苗苗的存单了。”
他握着方向盘，没吭声。过了半天，他说：“老周跟你吵了？”
“嗯。”
“回去跟他好好说。”他叹了口气，“他也是为了孩子。”
第二天，我去找小刘。
“许姐，合同都拟好了。”
“小刘，定金能退吗？”
他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这……您这是怎么了？”
“我不买了。”
“许姐，您别开玩笑了。”他把合同往桌上推，“房东那边我都说好了。”
“我赔一半也行。”
小刘盯着我看了会儿，把笔放下了。
“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人跟您说了什么？”
“没有。”
“那铺子……”他顿了顿，“是不是您哥？”
我没吭声。
“行吧。”他叹了口气，“房东本来就急，我去说说，应该能全退。”
三天后，两万块钱回到了卡上。
短信“叮”的那一声，我站在银行门口，长出了一口气。
赵老爷子那边，我又去了一趟。
“想好了？”
“想好了。”我说，“五十八万，我买。”
他儿子看了我一眼，从抽屉里拿出房产证。
“税费您那边出。”
“行。”
“首付二十九万，剩下的办贷款。”
“行。”
签意向书的时候，我手有点抖。
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陈师傅还在门口收摊。
“买下来了？”
“嗯。”
“这铺子好。”他把最后一把蒜收进袋子，“朝南，冬天能晒着太阳。”
我低头看那块门槛石。
“陈师傅，这门槛被踩得挺深。”
“十四年了。”他笑了笑，“一天踩一百多回。”
签合同那天，老周陪我去的。
他穿了件干净的夹克，头发也梳了。
“许女士，周先生，这边签字。”
老周握着笔，看了我一眼。
“签吧。”我说。
他签了，字写得歪歪扭扭。
出来的时候，他站在楼下，点了根烟。
“五十八万。”他说，“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以后天天见。”
他笑了一下，没说话。
装修花了两个月。
我没大动，就是把墙刷了，灶台重新砌了，排烟管换了一截。
原来那根铁皮的排烟管，锈是锈，管子是通的。
装修师傅说：“这管子挺好，比新装的那些塑料的结实。”
地上的老地砖我没换，米色的，边角磨圆了。
电工来看了线路，说：“这线是十年前的，铜芯的，还能用。”
我说：“那就不用换。”
他说：“现在的人都想换新的。”
我说：“新的不一定好。”
开业那天是三月十六，阴天。
我妈来了，拎着一兜子鸡蛋。
老周请了半天假，帮我在门口摆花篮。
苗苗放学过来，站在柜台后面，学着喊“欢迎光临”。
上午没什么人，到了中午，来了几个。
“陈师傅说这儿开了个卤味店。”一个老太太说，“我来尝尝。”
我切了半斤猪头肉，她尝了一块，点点头。
“是这个味。”
下午又来了几个，都是兴隆巷的老街坊。
到晚上一算，卖了八百多。
老周坐在小马扎上，抽着烟，没说话。
“嫌少？”
“第一天嘛。”他把烟头踩灭，“慢慢来。”
我哥是第五天来的。
他站在门口，看了看招牌，“小满卤味”。
“名字起得土。”
“土点好记。”
他进来，在店里转了一圈。
“排烟管你换了？”
“换了一截。”
“地砖没换？”
“没换，好着呢。”
他蹲下去，用手敲了敲地砖。
“实心的。”他说，“比新的强。”
我给他切了一盘牛肉，倒了杯茶。
“哥，你那辆车该换了。”
“再开两年。”他喝了口茶，“许阳的事还没落定。”
“彩礼要多少？”
“人家要十八万。”他说，“我这边还差一截。”
我心里咯噔一下。
“哥，你要是缺钱……”
“不缺。”他打断我，“你刚开店，钱都压里头了。”
他喝完茶，站起来要走。
“哥。”我叫住他，“那八万……”
“什么八万？”
“你要是借我八万，我就能把苗苗那张存单补回去。”
他站在门口，背对着我。
“存单你补了没？”
“补了一半。”
“剩下的慢慢补。”他说，“苗苗上学还有五年，你一年攒两万就够了。”
过了半个月，我嫂子来了。
她进门先看了一圈，没坐。
“小满，你这店不小啊。”
“三十平。”
“多少钱买的？”
“五十八万。”
她“啧”了一声。
“你哥最近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他跟你说许阳结婚的事没？”
“说了。”
“他是不是要借钱给你？”
我把手里的活停了。
“嫂子，我没跟他借钱。”
“他要是借给你，你别要。”她看着我，“许阳那边等着用。”
“我知道。”
她站了会儿，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
“你这店开得挺好。”
日子就这么过。早上五点起来卤货，晚上九点关店。
兴隆巷的老街坊认人，认味，认那扇门。
有人进门就问：“陈师傅那面馆搬哪儿去了？”
我说：“回老家带孙子去了。”
“哦。”他们说，“那来半斤猪耳朵。”
门口那棵槐树发了新芽，四月里落了一地白花。
老周跑车回来，会来店里坐一会儿，抽根烟，帮我收摊。
有一天他蹲在门口，摸了摸那块门槛石。
“这石头真被踩凹了。”
“嗯。”
“你说你哥那套道理，”他顿了顿，“还真有点道理。”
“什么道理？”
“有人用过的。”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有人用过的东西，实在。”
我没接话，把最后一块卤豆腐装进袋子。
苗苗期中考试考了班里第五。
她把卷子拿给我看，我贴在柜台后面的墙上。
“妈，这墙太旧了，贴不住。”
“贴得住。”
第二天她来店里，带了瓶胶水。
“我自己贴。”
她踩着凳子，把卷子粘牢，退后两步看了看。
“妈，你说我以后考哪个高中？”
“你想考哪个？”
“一中。”
“那就考。”
她从凳子上跳下来，跑到门口，蹲在那块门槛石旁边。
“妈，这石头怎么凹了一块？”
“踩的。”
“踩了多久？”
“十四年。”
我妈来店里坐过一次。
那天下午没人，她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看街。
“你爸当年也想开个铺子。”她说。
“是吗。”
“想开个杂货铺，就在这条巷子里。”她看着对面，“后来没开成。”
“为什么？”
“没钱。”她说，“那时候哪有闲钱。”
我没吭声。
她坐了会儿，站起来，拍了拍裤子。
“回去吧，晚上包饺子。”
存单我补了一半。每个月存两千，存进一张新卡里。
铁盒子还在电视柜最下面那个抽屉，还是那个月饼盒。
里面现在有两张存单，一张十九万，一张六万。
还差六万。
老周知道我在存，没说什么。
有一天他发了工资，往抽屉里塞了两千块现金。
“这月的。”他说。
“你不是不管吗？”
“我不管。”他把手插兜里，“我就是顺手。”
卷尺我挂在了店里的墙上。
黄的那个，裂了缝的，用透明胶缠着。
量门宽、量灶台、量案板，还是用它。
苗苗有时候来帮忙，会拿它玩，“啪”地抽出来，再松手弹回去。
“妈，这尺子多老了。”
“比你岁数大。”
“骗人。”
“比你哥岁数大。”
她笑，把尺子挂回去。
那天晚上收摊，我拉下卷帘门，锁上，咔哒一声。
站在门口，风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
对面的路灯亮了，照着那块凹下去的门槛石。
凹下去的地方积了点雨水，亮亮的，像盛着一小片天。
我站了会儿，往巷口走。
走过陈师傅那家老面馆的位置，现在是一家文具店。
走过配钥匙的老周头，他已经收摊了。
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
“小满卤味”的招牌亮着，是那种暖黄的光。
风从巷子里穿过来，吹得招牌轻轻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