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拎着垃圾袋下楼的时候，楼道声控灯闪了两下才亮。
塑料袋里有半个西瓜皮，坠手，勒得指头一道红印。
出了单元门，风一吹，我才想起来烟盒空了。
小区门口那家小卖部十点就拉卷帘门，我站在台阶上犹豫了一下，还是往东门绕。
东门那边有个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多走三百来步。
也就是这三百来步，让我看见了我家那辆白色朗逸。
它停在东门外的老槐树底下，车头冲里，屁股冲着马路。
那地方没有车位线，平时没人停，路灯也坏了小半年，物业一直没修。
我站住了。
不是我先认出车，是车屁股上那道划痕先认出了我。
上个月倒车蹭的，我拿补漆笔涂过，涂得歪歪扭扭，像条蚯蚓。
车没熄火，尾灯亮着，暖黄的一小片。
我第一个念头是：谁把车借走了？
第二个念头才想起来，钥匙在周建平裤兜里。
他今晚八点四十出门，说去夜跑。
这是他夜跑的第二十三天。
我记得清楚，因为他在冰箱贴的小黑板上画正字，画到第四个正字差两笔。
小黑板是我买来记买菜钱的，现在全是他跑步的日子。
风把槐树叶子吹得哗啦响，有几片落在车顶上。
我往前挪了两步，又停住。
车厢里没开灯，隔着贴膜看不清楚，只看见车在轻轻晃。
晃得不厉害，像有人翻身。
我盯着看了大概十几秒。
那十几秒里，我脑子里冒出来的全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人偷车、有人在车里睡觉、有人晕过去了。
我甚至想，是不是得打120。
然后车窗开始震动。
那种震不是风吹的，是有节奏的，一下一下，带着闷响。
玻璃上的槐树影子跟着抖。
我把手里的垃圾袋放到了地上。
西瓜皮在袋子里滚了一下，咚。
我走到车侧面，隔着玻璃往里看。
膜太黑，我什么都看不清，只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在动。
我抬手敲了两下玻璃。
车里立刻静了。
静得特别快，像有人按了暂停键。
过了几秒，副驾那边的门开了一条缝，又关上了。
然后是驾驶座的门开了。
周建平下来了。
他穿着那身灰蓝色的运动服，就是我上个月在拼多多给他买的那套，八十九块。
他头发是湿的，贴在额头上。
“你怎么下来了？”他说。
我说：“我买烟。”
他哦了一声，回头朝车里看了一眼。
我也朝车里看。
副驾上坐着个人，缩着肩膀，看不清脸，只看见一截浅色的袖子。
周建平把车门带上了。
他说：“跑完步，碰见个同事，聊两句。”
我说：“哦。”
他说：“你先回去，我送她一段。”
我说：“哦。”
然后我就走了。
我没去便利店。
我拎着那袋西瓜皮，原路返回，上楼，开门，换鞋。
女儿周小满已经睡了，房门虚掩着，里面有台灯的光。
我站在客厅里，听楼下的车打着火，慢慢开走。
我进厨房，把手洗了，洗了两遍。
洗碗池里泡着周建平的搪瓷杯，杯底有一圈茶锈。
我把垃圾袋扔进垃圾桶，又觉得不对，重新拎出来，放到门口。
然后我坐在沙发上，没开电视。
我开始想那截浅色的袖子。
那不是运动服。
运动服的袖子是收口的，那截袖子松，垂着，是件衬衫或者针织衫。
夜跑的人不会在车里放件针织衫。
我又想，她为什么不出来。
周建平让她下来，她为什么不下来。
我也没问周建平同事叫什么。
我坐在那儿，把今天白天干的事一件件过了一遍：早上六点二十起来煮粥，七点叫小满，七点四十送她到校门口，八点半到店里，中午吃了一碗牛肉面，下午对账，少收了四十八块。
这些事跟那辆车一点关系都没有，可它们在我脑子里排着队走过去。
十一点二十，门锁响了。
周建平回来，先去了浴室。
水声响了十来分钟。
他出来的时候穿着背心，头发擦得半干。
“还没睡？”他问。
我说：“等你。”
他在冰箱里拿了瓶水，仰头喝了大半瓶。
“今天跑了六公里，多绕了一圈。”他说。
我说：“嗯。”
他说：“你怎么了？”
我说：“没事，困了。”
他关了客厅的灯。
那一晚我睡得很沉，没有做梦。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六点二十起来。
小米粥在锅里咕嘟，抽油烟机嗡嗡响。
周建平七点出门上班，走之前在玄关换鞋，说晚上可能加班。
我说：“行。”
他弯腰系鞋带的时候，我看见他后颈上有一小块红。
不大，指甲盖那么点，像是被什么蹭的。
我没问。
小满叼着包子说：“妈，我水杯呢？”
我把水杯塞进她书包侧兜。
送完她，我去店里。
我在建材城开了个九平米的小店，卖五金和水暖配件。
店门口堆着几卷生料带，玻璃柜台上压着一张去年的日历。
隔壁老陈卖瓷砖，早上总端着一杯浓茶过来串门。
“今儿来得早。”他说。
我说：“嗯，睡不着。”
他说：“你这脸色，跟昨儿熬了夜似的。”
我笑了笑，没接。
那天上午来了个换水龙头的，讲价讲了三回，最后少给五块。
我给他抹了零。
中午我一个人在店里吃盒饭，扒了两口，扒不动。
我把筷子放下，拿出手机，翻周建平的微信。
聊天记录没什么可看的，全是“晚上回不回来吃饭”“小满作业签字”。
我往上翻，翻到上周三。
上周三晚上十点零七分，他发了一条：“跑完步了，路上有点堵。”
夜跑堵什么路。
我把手机扣在柜台上。
下午三点，我把店门拉下来一半，骑电动车去了趟东门。
老槐树底下空着。
地上有半截烟头，不是周建平抽的牌子，他抽红塔山。
我蹲下看了一眼，又站起来。
我骑着车在小区里绕了一圈，绕到西门。
西门那边新开了一家瑜伽馆，玻璃门上贴着课程表。
我停了车，隔着玻璃往里看。
里面几个女的在做拉伸，穿的都是那种松松的针织衫。
我看了两分钟，骑车回店。
那天晚上周建平八点五十出门。
他换鞋的时候说：“今天跑快一点。”
我说：“你昨天后颈那块红的，咋弄的？”
他手停了一下。
“器械，靠了一下。”他说。
我说：“哦。”
他走了。
我等他走了十分钟，把小满的房门关好，下了楼。
我没走东门，走的南门。
南门出去是条小路，绕一圈能到东门外的老槐树后面。
我穿了件深色的外套，兜里揣着手机。
走到路口的时候，我心里还在跟自己说：我就是出来走走。
槐树底下，车在。
这次车头冲外，尾灯没亮，发动机也没响。
我把身子贴在围墙的阴影里。
等了大概七八分钟。
周建平从东门出来了，走得不快，手里拎着个塑料袋。
他走到车边，敲了敲后窗。
车窗降下来一条缝。
他递进去那个塑料袋。
里面我看不清是什么，袋子是超市的那种，透明的，好像有几瓶水，还有别的东西。
车里伸出一只手接过去。
那只手挺白，手腕上戴着一根红绳。
然后周建平绕到驾驶座，上车。
车灯亮了，倒出去，往西边开走了。
我站在阴影里，一直站到看不见尾灯。
红绳。
我也有一根红绳，是去年小满在庙会上给我编的，编得歪歪扭扭。
我的那根搁在床头柜抽屉里，早不戴了。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东门那家便利店，进去买了包烟。
收银的小伙子问我要不要打火机。
我说不要。
我其实不抽烟。
我买烟是因为周建平抽。
家里那包是给他备着的，抽完了我就补一包。
这个习惯有八年了。
我拎着烟回家，进门先把烟放进电视柜下面的铁盒里。
铁盒里还有半包。
我把新买的这包摞在上面。
然后我去洗了个澡。
热水浇在背上，我在心里数数，从一数到一百。
数到八十七的时候，水凉了。
第二天我干了一件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的事。
我去了物业。
我说我家水表好像有点问题，想查一下这两个月的用水记录。
物业的小刘翻了翻，说你家这两个月用水挺正常的。
我说那电费呢。
他说电费也正常。
我谢了他，走出来。
我其实想查的不是水电。
我想查的是那辆车的行车记录仪。
我家的车，行车记录仪是周建平装的，说防碰瓷。
那玩意儿我不太会用。
那天中午我趁他不在，下楼开了车。
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
副驾的脚垫上有一小块深色的印子，像是洒了什么东西干了。
座椅调过。
我平时坐的时候，座椅是往前拉的，现在往后靠了不少。
我把行车记录仪的卡抠出来，拿回店里，用老陈的电脑看。
老陈问我干啥。
我说看看有没有拍到划车的。
他说你这车谁划啊。
我说不知道。
卡里有三十多段视频，大多是开车上下班的路。
我往前翻，翻到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九点零六分，车停在老槐树底下。
画面里只有挡风玻璃前面的一小块地方，看见半截树干。
声音倒是录进去了。
先是一段很长的安静。
然后有女人的声音，很轻，说了句什么，听不清。
再然后是周建平的声音，也轻：“别急。”
我把音量开到最大。
女人说：“……这样不是办法。”
周建平说：“再等等。”
女人说：“等到什么时候。”
周建平没说话。
后面是窸窸窣窣的声音，听不出是什么。
然后有一下很轻的响，像是有人靠在了椅背上。
我把这段来回听了六遍。
老陈在旁边说：“你这是查碰瓷还是查案子。”
我把卡拔出来，说：“查完了。”
他说：“你这脸色，跟昨天一样。”
我说：“没睡好。”
骑车回去的路上，风挺大，吹得眼睛发涩。
我脑子里全是那句“再等等”。
等什么。
等什么。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吃饭，跟周建平发微信说店里有事。
他回了个“好”。
我一个人在店里坐到九点，把货架重新摆了一遍，把生料带按颜色分了堆。
摆到一半我停手了。
我给周建平的妈打了个电话。
老太太在老家，接电话的时候在打麻将，背景里哗啦哗啦的。
“小许啊，啥事？”
我说：“妈，建平最近跟您联系没？”
她说：“上礼拜打过一次，问我身体。咋了？”
我说：“没事，就是问问。”
她说：“你们俩没吵架吧？”
我说：“没。”
她说：“那就好。他这孩子，心里有事也不说。”
我说：“嗯，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坐在小板凳上，手里还捏着一卷生料带。
老太太那句“心里有事也不说”，在我耳朵里转了好几圈。
第二天是周六。
小满不上学，在家看电视。
周建平说要去趟公司。
他走的时候我站在阳台上看他。
他没往地铁站走，往东门去了。
我在阳台上站了半个钟头，看见那辆白车从东门开出去。
我回屋，换了衣服。
我跟小满说：“妈出去一趟，你把门反锁，谁敲都别开。”
小满说：“你去哪儿？”
我说：“买菜。”
她哦了一声，眼睛没离开电视。
我下楼，拦了辆出租车。
我跟司机说：“跟着前面那辆白车。”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他说：“大姐，你这不是拍电影吧。”
我说：“你跟着就行，别跟丢了。”
车往城西开，开了二十来分钟，进了一片老小区。
那片小区我知道，叫纺织新村，八十年代的楼，六层没电梯。
白车停在小区门口的一棵香樟树底下。
周建平下了车，拎着两个袋子，进了小区。
我让司机停在路口，付了钱，跟了进去。
纺织新村的楼都是红砖的，楼道里堆着杂物，一股潮味。
我跟着他上了一栋楼，四层。
他在402门口停下，敲了门。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女的，四十来岁的样子，头发扎在脑后，穿一件浅灰色的针织衫。
就是那截袖子。
她接过袋子，说：“来了。”
周建平说：“嗯，买了点排骨。”
门关上了。
我站在三楼的拐角，听见门里有个小孩的声音喊：“周叔叔。”
我扶着楼梯扶手，扶手上一层灰。
我在那个拐角站了很久，久到楼上有人下来倒垃圾，问我找谁。
我说找错了。
我下了楼，在小区门口站了一会儿。
门口有个修鞋的摊子，老头在钉鞋跟，一下一下。
我走过去问他：“师傅，402住的是谁家？”
老头抬头看了我一眼。
他说：“你说的是陈老师家吧，陈老师走了两年了，现在是他闺女住。”
我说：“她闺女姓什么？”
他说：“姓陈，叫陈什么我记不住，带个孩子。”
我说：“她男人呢？”
老头说：“没听说有男人。她一个人带孩子，怪不容易的。”
我谢了他，拦了车回家。
回去的路上我没哭，也没觉得天塌。
我就是觉得胸口有点闷，像被人拿手按着。
到家的时候小满在啃苹果。
她说：“妈，你菜呢？”
我说：“忘买了。”
她说：“你不是去买菜吗？”
我说：“碰见个熟人，聊忘了。”
她说：“妈你脸怎么这么白。”
我说：“风吹的。”
那天下午周建平三点多回来的。
他进门先洗手，问我中午吃的什么。
我说下的面条。
他说：“晚上我做吧，我买了排骨。”
我说：“你什么时候买的排骨？”
他说：“早上，顺路。”
我看着他。
我说：“周建平，你今天没去公司吧。”
他正在解袋子，手停了。
“去了啊。”他说。
我说：“我跟着你去的纺织新村。”
屋里一下子静了。
小满在房间里喊：“妈，我作业本呢？”
我说：“书包里。”
然后我看着周建平。
他脸上那种表情，我说不上来，不是慌，倒像是松了口气。
他在椅子上坐下来，两只手搓了搓。
“我本来想过段时间再跟你说。”他说。
我说：“说。”
他说：“陈静是陈老师的女儿，陈老师是我高中的班主任。”
我说：“你高中班主任的女儿，你天天晚上跑过去。”
他说：“陈老师去年走了，走得急。陈静离婚了，带着个孩子，前阵子孩子查出来有点毛病，花钱。”
我说：“所以你就天天送钱。”
他说：“不是天天送钱，有时候送点吃的。”
我说：“车里那事呢。”
他愣了一下。
我说：“车在槐树底下晃，我在外面站着。”
他脸红了。
他说：“那天她哭了，哭得厉害，我劝她。她靠过来，我推开了。”
我说：“推开了？”
他说：“推开了。”
我说：“那你后颈那块红呢。”
他说：“她抓的。”
我说：“抓的。”
他说：“我知道你不信。”
我说：“我信不信，你自己心里清楚。”
他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小满又喊：“妈！我本子！”
我进房间给她找本子，翻书包翻了半天，手一直抖。
我把本子递给她，出来的时候周建平还坐在那儿。
他说：“我给她转的钱，一共三万八。”
我说：“哪来的钱。”
他说：“我私房钱，还有跑外卖攒的。”
我说：“你什么时候跑的外卖。”
他说：“晚上那半小时，有一半是跑外卖。”
我说：“你不是夜跑吗。”
他说：“跑外卖也算跑。”
我站在客厅中间，看着他。
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他说：“陈老师当年帮我交过学费。”
我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说：“我怕你觉得没必要。”
我说：“三万八，你觉得没必要？”
他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做饭，叫了外卖。
小满吃着鸡腿问：“你们俩怎么不说话。”
我说：“大人累了。”
她说：“哦。”
吃完饭周建平去洗碗，水声哗哗的。
我坐在阳台上。
阳台上晾着小满的校服，夜风把袖子吹得一晃一晃的。
楼下有人遛狗，狗链子哗啦哗啦响。
我摸了摸口袋，摸出那包新买的烟，抽出一根，没点，就在手里转。
第二天我没去店里。
我去了纺织新村。
我在楼下等了半个钟头，看见陈静带着孩子下来。
孩子四五岁，走路有点跛。
陈静牵着他，慢慢走。
我从后面叫了一声：“陈静。”
她回头，看见我，脸一下白了。
她说：“你是……”
我说：“我是周建平的老婆。”
孩子仰头看她。
她蹲下来，跟孩子说：“你先去那边坐一会儿，妈妈跟阿姨说句话。”
孩子一瘸一拐走到花坛边坐下。
陈静站起来，两只手绞在一起。
她说：“姐，你别怪他，是我不好。”
我说：“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眼圈红了。
她说：“我爸走得急，我离了婚，孩子查出来是髋关节的问题，得做手术。我实在没辙了，翻我爸的旧本子，翻到他的电话。”
我说：“所以你找他要钱。”
她说：“我不是要，我是借。我打了借条的。”
她从兜里掏出一张折了好几道的纸。
我接过来看。
上面写着：今借到周建平人民币三万八千元整，两年内还清。
落款是陈静，还有日期。
字写得挺工整。
我把纸还给她。
我说：“那天在车里，你们干什么了。”
她说：“我哭了，我说我不想活了。他劝我。”
我说：“他劝你，你抓他脖子。”
她低下头。
她说：“我一时没忍住，我拉了他一把。姐，我发誓，就那一下。”
我看着她。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针织衫，袖口都起球了。
她说：“姐，这钱我一定还。”
我说：“你孩子什么时候手术。”
她说：“下个月，还差两万。”
我说：“你爸当年帮过周建平多少。”
她说：“我听我爸说过，那年他差点退学。”
我说：“多少。”
她说：“好像是一学期的学费，那时候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现在的三万八。
我站在花坛边上，太阳晒得头皮发烫。
孩子在那儿坐着，晃着腿，晃得有点费劲。
我走过去，蹲下来。
我说：“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叫陈果。”
我说：“腿疼不疼。”
他说：“不疼，就是走不快。”
我从兜里摸出十块钱，塞给他。
他回头看陈静。
陈静点了点头。
我说：“买根冰棍。”
我走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几十块钱。
一九八几年的事，几十块钱能顶现在的几千。
陈老师帮过他一次，他现在要还。
还就还吧。
可他瞒着我。
他为什么瞒着我。
我想了一路。
到家我开门，周建平坐在沙发上，看样子没去上班。
他看见我，站起来。
他说：“你去哪儿了。”
我说：“纺织新村。”
他脸一下就白了。
我说：“我见到陈静了，也见到她孩子了。”
他说：“你别……”
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给孩子十块钱买冰棍。”
他站那儿，嘴动了动，没说出话。
我说：“借条我看了。”
他说：“你信了？”
我说：“借条是真的。”
他说：“那车里的……”
我说：“车里的事，我不问了。”
他看着我。
我说：“周建平，你听我说。钱可以借，忙可以帮。你要是跟我商量，我未必不同意。”
他说：“我怕你多想。”
我说：“你瞒着我，我才会多想。”
他低下头。
我说：“还有，你后颈那块红，我信你一次。”
他眼圈红了。
他说：“对不起。”
我说：“别说这个。”
他说：“那……”
我说：“手术还差两万，是吧。”
他点头。
我说：“我店里那笔账，下个月能收回来一万二。”
他说：“不用你的。”
我说：“你一个人跑外卖跑到什么时候。”
他不说话了。
那天下午我们俩坐在客厅里，把家里的账捋了一遍。
我拿了个本子，一笔一笔写。
房贷还剩四年，每月两千三。
小满的补习班，一学期一千八。
他工资四千七，我店里好的时候能挣五千，差的时候三千。
算完，我把笔放下。
我说：“差两万，我们凑得出。”
他说：“那也得跟人家说清楚，这是借。”
我说：“写个新的借条，两个人的名字。”
他看着我，眼睛有点亮。
他说：“你真不生气。”
我说：“我生气。”
他说：“那你……”
我说：“我生气你把我当外人。”
他没吭声。
过了一会儿他说：“以后跑外卖，我白天跑，晚上在家。”
我说：“夜跑你还跑不跑。”
他愣了一下。
他说：“跑。”
我说：“那就真跑，别再往槐树底下停。”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勉强。
第二天晚上八点四十，他换了运动服出门。
我站在阳台上看他。
他出了单元门，往南门走，绕小区外面那条路跑起来。
跑得不快，但确实是跑。
我看了两圈，回屋洗碗。
水声哗哗的，碗上有一层油，得用热水。
洗完我把碗摞好，擦干手。
电视柜下面那个铁盒，我打开看了一眼。
新买的那包烟还在。
我拿出来，塞进周建平的外套口袋。
过了半个月，陈静的孩子做了手术。
手术那天周建平请了半天假，我没去，在店里看店。
中午他给我发微信：“手术挺顺利。”
我回：“好。”
他又发：“她妈来了，在医院守着。”
我回：“那你回来吧。”
晚上他回来，带了一袋苹果。
他说：“陈静让我带给你的。”
我说：“她自己留着吃。”
他说：“她说谢谢你。”
我说：“谢什么。”
他说：“谢你没把她当坏人。”
我没说话。
我拿了把水果刀，削了个苹果，切成四瓣，一瓣给小满，一瓣给他，剩下两瓣我吃了。
苹果有点面，不太脆。
又过了几天，我收拾卧室，翻床头柜抽屉，翻出那根红绳。
小满去年编的，编得歪歪扭扭，线头还没烧。
我拿着它看了会儿，顺手系在了手腕上。
晚上洗澡的时候忘了摘，第二天早上才发现，绳子泡得有点软。
我没摘，就戴着。
店里那笔账，月底收回来一万二。
我从银行取了一万二，装在一个信封里。
周建平从他卡里取了一万。
我们俩一块儿去的纺织新村。
陈静开了门，看见我们俩，愣了一下。
我说：“钱凑齐了，你数数。”
她说：“姐，这……”
我说：“借条重写一张，写我们俩的名字。”
她拿笔的手有点抖。
写完她非要留我们吃饭。
周建平看我。
我说：“不了，孩子在家。”
下楼的时候，陈静追出来，塞给我一袋东西。
是萝卜干，装在玻璃罐里。
她说：“我自己腌的，你尝尝。”
我接过来，说谢谢。
那罐萝卜干我拎回家，放在厨房窗台上。
玻璃罐里泡着黄澄澄的萝卜条，有几粒花椒浮在上面。
过了两天我打开尝了一口，咸，但是脆。
后来那罐萝卜干吃完了，我把罐子洗干净，装了点生料带样品进去。
再后来，罐子就一直放在窗台上，装着我随手放的东西。
有天晚上小满写完作业，趴在窗台上看那罐子。
她说：“妈，这里面是什么。”
我说：“生料带。”
她说：“生料带是什么。”
我说：“缠水管用的。”
她说：“那你为什么要装在萝卜干的罐子里。”
我说：“因为罐子好用。”
她哦了一声，跑去看电视了。
周建平的夜跑一直没停。
他还是八点四十出门，还是那身八十九块的运动服。
只是他现在回来，会先站在门口把汗擦一擦，再去洗澡。
有一天他跑完回来，满头大汗，站在玄关喘。
我递给他一条毛巾。
他接过去，擦了擦脸。
他说：“今天跑了七公里。”
我说：“行。”
他说：“明天小满要交体检表，你别忘了。”
我说：“记着呢。”
他进了浴室，水声响起来。
我坐在沙发上，把电视声音调小了点。
窗台上那罐生料带在灯下反着一点光。
楼下有人遛狗，狗链子哗啦哗啦响。
小满从房间探出头来。
她说：“妈，我明天穿校服还是穿裙子。”
我说：“穿校服，体检要穿运动鞋。”
她说：“哦。”
她把门关上了。
我起身去厨房，把明天早上要煮的米淘了，泡在锅里。
淘米水从指缝里流下去，凉凉的。
我把锅盖盖上，听见外面周建平还在洗澡。
水声一直响，响得很稳。
我关了厨房的灯。
窗台上那罐子，黑黢黢地蹲在那儿。
风从纱窗缝里钻进来，吹得罐子旁边挂着的那根红绳头，轻轻晃了晃。
那是小满又编的一根，比去年编得整齐些。
她说这根给我，我说好。
我戴上，一直没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