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夏天，郑州东南角，车间外蝉鸣震耳，墙上残留着九十年代的红色标语，仿佛在提醒某些人：曾经差点没饭吃的老厂，居然现在年赚四十亿，排队买车的老外比本地还多，像梦。
“你信吗？他们信了。”工人小张把安全帽一甩，一边擦汗一边嘟囔，“以前还想跳槽去快递，现在厂里发奖金发得我妈都信了风水。”这种转变，几年前没人敢想，也没人敢信。
1993年，汤玉祥的名字被写进了一份任命书，副厂长，那年厂里连电都不敢多开，工人工资拖着，每个月靠借款度日，厂房像是刚经历过一场暴雨，杂草丛生，机器一响就冒烟。
“那年冬天，厂门口贴着两张欠条，工人私下讨论‘厂是不是要黄了’。”老王记得很清楚，没人愿意多说一句，都是各自顾自己。
1994年，突然冒出来的卧铺客车，像是给死水扔了块石头，长途司机第一次能睡觉，乘客也不喊累，运输公司老板笑得合不拢嘴，订单翻了快一倍，厂里人开始相信，或许有希望。
1998年，郑州郊外冒出来一大片厂房，亚洲最大的客车基地，工人三班倒，生产线上机器声盖过人声，“那会儿没新衣服穿，但厂门口的饭馆全靠我们撑着。”
2002年，汤玉祥跑去和德国人谈生意，合资，搞技术，工人们说“有洋师傅来教我们”，有人不服气，也有人偷着学标准化流程，“后来发现，标准这东西，真能救命。”
2004年，厂里的工人开始用新手机，家属院的楼下多了自动售货机，宇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头版，“说是亚洲最大，谁信啊？可那天厂门口停满了来谈生意的外地车。”
“我们不做最贵的车，我们做最好用的。”汤玉祥的口头禅，被人写进了墙上的标语，实际是工人们的自嘲，“反正先活下去，别饿着。”
到了2025年，厂区扩到了郊区外五公里，新能源车订单从南美到中亚，工人微信群里每天都有人发“今天又出口一批”，但没人觉得稀奇，反倒觉得理所当然。
“中亚那批订单，光一个客户就订一万辆，谁能想到，”销售老马在庆功宴上喝醉了，“以前我们求人家买车，现在人家专门来郑州下单。”
沙特、智利、哈萨克斯坦，电动公交成了城市标配，地方政府直接签框架协议，日韩品牌被晾一边，郑州工厂的LOGO出现在海外公交站台，配件、培训、后台系统全套打包，谁买车谁得用。
“别人都是卖完就走，我们得盯着售后，培训外籍司机、给客户装系统，忙得头晕，”技术员老李吐槽，“有时候觉得自己像出差小保姆。”
2010年，厂里就开始撒网铺服务点，海外售后点一年比一年多，非洲、中亚的老客户都认宇通的服务，“买你车，还能管你售后，心里踏实。”
新能源政策一出，国内市场往下走，国外订单反而飙了，2025年第一季度，营收六十四亿，利润涨近一半，但大型车卖不动，小型新能源车暴涨，市场变了，消费变了。
“高端车天域S12听说百万一辆，景区采购都嫌贵，人均消费才一千多，你让他们配百万大巴，谁买单？”营销小赵边刷手机边吐槽，“这车确实牛，但太超前，像是给别人看。”
研发和销售费用都压缩了，合同负债掉了三成，说明订单有隐忧，厂子里气氛变得微妙，“稳健前行”成了新口号，没人再提“技术引领”，大家都小心，怕出岔子。
“你觉得未来会咋样？”采访时我随口问工人小孙，他一边装配车门一边说，“赚钱归赚钱，市场说了算，车再好没人买，也就那回事。”
天域S12首批下线那天，厂区气氛热烈，媒体拍照，领导讲话，工人领奖金，背后却是各自的盘算，“能不能卖出去，看明年了。”
回头看，从濒临倒闭到全球第一，一路上全是坎坷和小概率，没人能拍胸脯说“全靠自己”，也没人敢说“下一步稳赢”，每个决定背后都有一堆脏数据和破绽。
厂区的老标语还在，工人们照例下班，郑州的晚风吹进车间，谁都说不清下一个十亿订单会不会来，反正车还得造，账还得算，日子还得过。
这个决定看起来理性，但情绪从不买账，所有的希望和不安，都藏在厂区那盏一直没灭的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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