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50多万买的新款SUV，开出国门第二天，车机屏幕突然弹出一个“解封申请”界面。导航没了，音乐停了，储物箱打不开，连油箱盖都卡住了。这不是故障，而是车企在后台轻轻按了一下“开关”。
河南车主刘先生原本计划利用暑假，带孩子自驾穿越中亚，一路开到欧洲。7月8日从河南出发，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旅途的前半段一切顺利。然而7月16日一早，意外发生了——父子俩从酒店出来，发现车机已经被远程锁定，持续超过30个小时。
车辆仅保留了基础行驶能力，导航、音乐等智能功能全部瘫痪，储物箱无法打开，证件和现金拿不出来，就连电控油箱盖也打不开。刘先生后来临时在网上找了应急方法才勉强打开油箱盖加油。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一台售价超50万元、购入仅半年的智能SUV，突然变成了一台“半废品”。
更让刘先生难以接受的是，出发前他曾专程到品牌门店进行全车保养，明确告知了工作人员自己的出境计划。工作人员送了他一个靠枕，却全程没有提醒车辆出境可能触发锁车风险，也没有告知需要提前报备。事后，他被要求提交海关通关文件、护照、购车合同、发票、国际驾照、签证等全套材料，才能申请解封。而客服人员的回应更令人心寒：“车辆出境大概率触发远程锁车，无法提前报备规避，必须车机弹出错误码后才能申请临时解锁。”
车企给出的解释是：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锁车是害怕车辆被倒卖或被盗。这套说辞，表面上看似乎有几分道理，但稍微推敲，漏洞就暴露无遗。
车主已经全额付款，车辆的物理所有权完全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车企所谓的“防盗”，依据是什么？边境地区的正常跨境出行与非法倒卖之间的界限，由谁来界定？更关键的是，车主在购车时，从销售合同到用户协议，有没有任何一条条款明确告知他：你的车一旦出国，我们有权直接锁死你的车机？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信任问题。
《民法典》第240条写得清清楚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车主全款购车之后，车辆作为动产，所有权完整归属于车主。车企未经车主同意、无法定或约定事由，凭什么限制车主对车辆的正常使用？
车企手握的“地理围栏”技术，本身并不违法。技术是中立的，但技术使用的边界必须由法律来框定。车企单方面在后台设置地理围栏，一旦检测到车辆出境就自动触发锁车功能，这本质上是对车主所有权的干预。如果购车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该条款，车主也没有出具过明确授权，那么这种行为就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车企将远程锁车这种足以影响车辆正常使用的“隐形规则”藏在后台，既不提前告知，也不在购车环节明确提示，这算不算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
车企的“安全”或“防倒卖”理由，是否构成法律上的“紧急避险”或“合同履行必要”？恐怕站不住脚。锁车并非唯一合理的干预手段。后台监测到车辆出境后，完全可以先通过电话、短信或App推送与车主核实情况，给车主一个合理的缓冲期，而不是直接一刀切地锁死。即便最终需要限制某些功能，也完全可以采取更温和的方式——比如限制导航等联网功能，但保留储物箱和油箱盖的基础使用权限。车企选择的，恰恰是最粗暴、对车主伤害最大的那一种。
刘先生的遭遇绝非个案。在互联网上，遭遇远程锁车被称为新能源车“专属大坑”。国内家用新能源车型普遍内置地理围栏锁车机制，驶出中国国境就会触发远程断高压、锁车机。此前媒体还报道过多起远程“锁电”事件——有车主反映，自己的车经过远程在线系统升级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只能跑不到300公里。车企给出的理由同样冠冕堂皇：为了电池安全。
在新能源汽车时代，一个尴尬的现实正在浮出水面：车辆的硬件所有权和软件系统的控制权出现了分离。车虽然交付给了消费者，但车企依然掌握着车机系统的后台管理权限，OTA远程升级让车企可以随时修改车辆的软件行为。这意味着，车企在卖完车之后，依然握着一把你看不见的“数字钥匙”。
车企的动机并不难理解。一方面，是风险控制——担心车辆被用于非法用途导致自身连带责任；另一方面，是商业利益——通过锁电或锁车倒逼用户回厂维修、购买配件或服务。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车企在用户协议中埋下了“可随时停止服务”的条款，用户缺乏话语权，维权成本极高。
2026年3月，工信部与市场监管总局专门联合发文，明确严禁车企未经用户许可静默远程操控车辆、随意限制合法使用功能。这一禁令直指行业痛点，为车企划定了清晰的红线。但禁令的落地并非一帆风顺：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技术标准和罚则，车企的远程控制行为具有隐蔽性，用户难以取证，监管又面临信息不对称的困境。消费者维权，依然是一场硬仗。
消费者合法购车，不管是在国内行驶还是出境自驾，都是正常的用车自由，车企不应该不合理干涉。即便出于反倒卖等商业考量，也要设置相应的技术限制，并且提前告知，提供报备渠道，至少预留应急解锁机制，而不是一刀切地在异国他乡远程锁车。
立法层面，需要明确远程控制车辆功能的权限边界，必须经车主明确授权，且授权范围不得超出合同目的。监管层面，应建立“技术中立”原则，允许车企出于安全目的保留必要控制，但需满足“最小必要”“及时通知”“事后可追溯”等要求。行业层面，车企应主动公开远程控制功能清单，提供用户可选择的开关选项，探索“数字钥匙”与所有权分离的合理方案。
但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规则是否透明、权力是否被约束。
新能源汽车的“智能”二字，本意是为车主创造便利、提升体验，而不是成为困扰出行的枷锁。车企不能在卖了车之后，还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能够保持对车的控制权——这违背了最基本的民法原则，也违背了商业伦理的底线。
买了车，车就是你的。这个道理，不该被任何一个后台开关改写。
你花全款买下的车，车企是否还应该保留远程锁定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