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半年中，欧洲联盟、美国和加拿大等富裕国家纷纷调整规章，放宽对燃油车的限制。
到2025年底，欧盟委员会推出了一项新的汽车行业方针，显著缓解了关于到2035年禁止销售燃油车辆的规定。
原定于2035年禁止销售带有碳排放的新燃油小轿车的计划，现已调整为较2021年减少90%的排放目标，而剩余的10%差距，则可以通过采用低碳钢、电子燃料等方式进行补充弥补。
这实际上为燃油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提供了存活空间，目前已有不少人批评这一调整是电动化转型的倒退。
不仅如此，美国的应对措施更为激进。特朗普在2025年前夕宣布，将大幅度放宽汽车燃油效率的规定，同时也废除了前一届政府推动的电动汽车购车税收减免政策。
原计划拜登政府要求到2031年乘用车的燃油经济性达到每加仑50英里，但目前已直接调低至34英里，旨在增强传统燃油车辆的市场竞争力。
福特和通用等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的高层领导悉数到会表达支持，原因在于，以燃油车为主要产品对他们更为有利可图，无需大规模改动生产流程，同时还能避免电动汽车业务持续亏损带来的压力。
自2021年至2024年，福特在电动汽车领域累计亏损了近130亿美元，的确难以继续承受这样的财务压力。
加拿大同样没有例外，近期已取消了新能源车的硬性销售比例指标，避免了对经销商达成一定销售量的强制性规定。
另外，德国在取消补贴之后，新能源车辆的销售额出现了明显下降，即使计划在2026年恢复补助，支持力度也远不如之前，重点已从“推动销售”转向了“保障民生”；英国和意大利也在向传统汽车制造商施加压力，旨在维护燃油车生产线，防止工人失业。
概括来看，这些国家并非不愿发展新能源，而是因为难以为继，要么是传统汽车厂的工人技术无法快速适应转型，导致大规模裁员，要么是电动汽车的投入过高，核心技术如电池等方面存在不足，只能暂时退让，以维护目前的利益。
在此情形下，难免会有人发问，既然全球都在逐步减少依赖，那么中国为何还要坚持走到极致，不打算换个方向？
实质的原因其实很明了：中国的局势与欧美不同，咱们之所以坚持推进新能源汽车，并非盲从潮流，而是从能源保障、经济增长、产业转型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深思熟虑的长远规划。
核心要素之一，便是旨在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确保能源安全的基本底线得以维系。
众所周知，我国的石油储备并不丰富，大部分依赖进口，每年在海外购油方面投入巨资。此外，石油运输线路繁琐，存在被外界“掣肘”的风险。
新能源车辆主要依赖电能驱动，而这些电能可以由煤炭、水电、风能以及太阳能等多种能源供应。我国产的煤炭资源、风力发电和光伏电力都十分充裕，基本能够满足大部分的使用需求。
推广新能源车辆实际上意味着把能源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无需依赖外界的影响，这也正是国家一直强调的“能源自主与可控”战略的重要体现。
作为中国经济的“新动力”，新能源车辆不仅能够促进就业增长、刺激消费，还能通过出口获得外汇收入。如此具有潜力的产业，国家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预计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将达到1649万辆，与去年相比增加了28.2%。这一成绩使我国连续11年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市场渗透率接近48%。
预期到2026年，销量将达到1900万辆，市场渗透率突破54%。换句话说，未来街道上的每两辆车中，大约就有一辆属于新能源车型。
此外，我国已建立了完整的新能源车产业链优势，从电池原材料的开采、制造，到整车组装、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每个环节都具备自主能力，无需依靠外方。
像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这些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领导地位，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也十分强劲。比亚迪在2025年的出口总量同比增加了151.34%，而奇瑞和上汽的出口规模也持续稳居行业前列。
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总量达到709.8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辆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新能源车型的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整个新能源产业链能够推动数千万人的就业，从电池制造工人、整车组装工，到充电设施安装师傅、售后服务人员，再到自动驾驶和半导体研发的技术专家，切实缓解了许多人的就业难题。
国家不断利用政策措施为新能源汽车提供支持。2026年刚实施的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半方案，每辆新能源乘用车最多可以减免1.5万元，此外，商务部等八个部门推出的旧车换新补助，购买新能源车在报废旧车后最高可获得2万元的补贴。
两项政策同时实行，消费者最多可节省3.5万元，这是真正的实惠，不仅刺激了购买热情，也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推广。
此外，推广新能源车辆也是我们达成“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当前国际社会都在关注环境保护和降低碳足迹的大背景下，这一策略尤为关键。
传统燃油车辆作为主要的碳释出源之一，新能源车辆几乎不排放废气。大力推动新能源车辆，不仅有助于降低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还能在国际环保竞争中取得优势，彰显中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而且，我国的新能源车辆技术不断提升，L3级自动驾驶已实现商业应用，长安、北汽等企业已获得专属许可，固态电池的研发也在加快推进。
长安、上汽、比亚迪等企业都打算在2027年前后实现固态电池的量产，届时，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能力和安全性能将迎来显著提升。
对比欧美国家，他们放弃新能源车辆的原因主要源于自身的不足——传统汽车产业基础过于扎实，转型的代价过于庞大，核心技术如电池等方面仍然落后。同时，担心本土汽车制造商被中国新能源车市场冲击，不得不减缓步伐，甚至出现倒退的迹象。
不同于其他地区，中国没有传统燃油车的牵绊，能够迅速实现转变，并且已掌握完整产业链的优势。政策扶持充分，市场需求强劲，加上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这些条件共同为我国坚持发展新能源车提供了坚实基础。
由此可见，推进新能源车辆的产业发展在中国并非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正确的方向，这条路径也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这并非盲目追随潮流，而是基于能源保障、经济增长、产业转型以及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的全面评估。
欧美国家的“放弃”反映出他们的无奈之举，而中国的“坚持”则旨在利用产业变革的契机，掌控发展的主动性。
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推进与产业体系的不断优化，中国的新能源车辆必将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水平增长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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