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最近又在空军一号上发飙了，这次炮口对准的不是老对手拜登，而是自家阵营的“老朋友”——《华尔街日报》。 他冲着随行记者怒吼，指责这份报纸“彻底堕落”，成了“中国的代理人”。
事情的导火索，其实跟四个轮子有关。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持续关注并分析了特朗普力推的“对等关税”政策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 他们的报道里提到了美国债市因此产生的波动，分析了美元可能走弱的趋势，也传达了华尔街金融资本对高关税政策的担忧。 从财经媒体的专业角度看，这只是陈述客观事实和经济规律。 但在特朗普看来，这等同于在关键时刻“拆台”，是绝不能容忍的背叛。
就在这场美式政治剧上演的同时，地球的另一边，中国的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巨变。 尤其是在电动汽车这个赛道上，中国品牌已经不是当年的追随者。 它们设计更前卫，智能车机系统反应飞快，续航扎实，最关键的是，价格还非常有竞争力。 从东南亚到欧洲，再到拉美，中国电动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进千家万户。
然而，这片繁荣的景象，有一块巨大的市场却始终缺席——美国。 美国消费者几乎很难在自家的4S店里亲身体验到这些来自中国的“网红”电动车。 这不是因为中国车不想去，而是面前横着一道几乎无法跨越的高墙。
2024年，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了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 这意味着，一辆成本价2万美元的中国电动车，运到美国光关税就要再交2万，彻底丧失了价格优势。 这还不算完，美国国会还通过了更严厉的法案：从2027年开始，禁止中国软件应用于在美国销售的汽车；到了2029年，连中国制造的汽车硬件也将被禁售。 这套组合拳，基本上把门锁死，还把钥匙扔进了海里。
政策制定者们筑起高墙，但市场的风向和消费者的感受却有自己的走向。 《华尔街日报》的试驾编辑们在亲身体验了几款来自中国品牌的高端电动车后，给出了相当积极的评价。 有编辑在报道中坦言，这些车在智能化体验、内饰做工和整体价值感上，让不少同价位的美国电动车显得“有点过时”。 这种基于产品力本身的客观评价，或许正是触怒某些人的深层原因——它撕开了一道口子，让人们看到，竞争可能并不发生在自己预设的战场。
美国的普通消费者虽然买不到，但通过社交媒体和海外汽车博主的评测，他们或多或少也看到了这些中国车的模样。 一些美国汽车爱好者论坛里，偶尔会出现“为什么我们不能买到这么酷的中国电动车”的讨论帖子，语气里多少带着点羡慕和无奈。
当美国的政策将中国电动车坚决地挡在国门之外时，它的北方邻居加拿大，却做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选择。 2026年1月，加拿大政府宣布了一项新政策：允许每年最多4.9万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以6.1%的最惠国关税税率进入加拿大市场。
这个转向颇具戏剧性。 因为就在2024年10月，加拿大还紧随美国之后，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的惩罚性关税。 短短一年多时间，政策为何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加拿大政府官员在解释政策时，给出了一个非常务实的理由：“中国在电动车领域的技术和成本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正在生产世界上部分最具性价比的高效能汽车。 ”
此外，加拿大联邦政府有自己明确的环保目标：到2035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所有新销售乘用车均为零排放车辆。 要完成这个激进的目标，仅仅依靠北美本土的汽车产业链，在车型选择、供应量和成本控制上都面临挑战。 引入更具竞争力的中国电动车，无疑是加速市场转型、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的一条捷径。
对于中国汽车品牌来说，加拿大市场的开放，就像是在紧闭的北美大陆上推开了一扇侧窗。 虽然市场规模远不及美国，但其意义重大。 首先，加拿大与美国共享相似的汽车法规、安全标准和消费者使用习惯。 成功进入加拿大市场，意味着中国电动车完全有能力满足北美严苛的市场准入要求。 其次，在加拿大建立品牌认知和口碑，会形成一种“邻居家能买到的好车”的潜在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美国消费者心中。
面对美国的铜墙铁壁，中国车企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正在尝试各种“曲线救国”的路径。 直接在美国本土生产，避开高昂的关税，成为最现实的选项之一。 在2026年1月的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中国吉利汽车集团的全球传播负责人就对外透露，公司正在认真考虑进军美国市场的计划。 他们手中有一张现成的牌：旗下品牌沃尔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已经拥有一座成熟的汽车制造工厂。 利用这座工厂进行本地化生产，被认为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不仅仅是车企自己在努力，美国传统汽车巨头们的心态也颇为复杂。 面对中国电动车强大的成本控制和快速迭代能力，合作或许比单纯对抗更符合商业利益。 有消息显示，福特汽车公司的高层曾与中国的小米、比亚迪等电动车制造商进行过初步接触，探讨在美国合作生产电动汽车的可能性。 尽管这些谈判在当前的政治气氛下异常敏感且阻力重重，但资本和产业寻求最优解的本能，让这类接触从未完全断绝。
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市场的扩张步伐没有停止。 根据多家国际机构的数据，2025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占比持续提升。 在欧洲，多个中国品牌的电动车销量挤进了月度榜单的前十；在澳大利亚，中国电动车因为出色的续航和配置，成为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之一。
这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实，通过互联网和财经报道，不断传递回美国国内。 它们构成了一个让政策制定者有些尴尬的背景板：当他们在华盛顿争论关税和禁令时，市场已经在用订单为这些被拒之门外的产品投票。 加拿大政府的政策转向，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选择可能带来的不同结果——是筑起高墙保护可能落后的产业，还是打开国门迎接竞争、倒逼自身进步。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引发的风波，与中国电动车在全球的境遇，看似是两件独立的事，却在深处被一根线连接着。 这根线是关于如何面对竞争，如何看待变化。 那篇引发争议的报道，本质上是在陈述关税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而中国电动车的崛起，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产业竞争现实。 当政治话语选择忽视或否定这些事实时，裂痕便产生了。 这种裂痕不仅出现在政治人物与媒体之间，也出现在保护政策与消费者真实需求之间，出现在一个国家的自我叙事与全球产业发展的现实图景之间。
全部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