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集中发布了三份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指向热冲压成型技术。三件涉案专利均属韩国浦项制铁所有，无效请求方包括蔚来、日本制铁及安赛乐米塔尔。虽然该案仍待专利行政诉讼后才能最终定论，但蔚来等企业在面对侵权诉讼时的主动出击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三件专利中，一件被宣告全部无效，另两件部分无效。
这组案例的特别之处，并非仅仅在于蔚来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积极应对，更在于其组建的联合阵线：一家中国车企，联手两家国际钢铁巨头，共同向另一家韩国钢铁企业发起专利挑战。在传统制造业中，携手供应链厂商或直接竞争对手联合进行专利无效宣告，较为罕见。这场表面上的法律交锋，实则折射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时日益成熟的商业智慧——专利无效正从被动的防御工具，转变为主动的市场博弈利器。
蔚来联合日本制铁、安赛乐米塔尔共同发起专利无效宣告，这一行动本身就蕴含着多层商业逻辑。
表面看，蔚来是在应对浦项制铁可能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压力，力求化解自身的法律风险。然而，更深层的动机指向了供应链安全这一核心命题。热冲压钢板作为新能源汽车车身的“核心骨架”，是影响车身安全与制造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若核心材料专利长期被少数上游巨头掌控，车企将面临技术依赖和成本锁定的双重风险。
日本制铁与安赛乐米塔尔作为浦项制铁的直接竞争对手，加入这一联盟同样基于清晰的商业考量。削弱竞争对手的专利壁垒，意味着为自己打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安赛乐米塔尔是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全球知名钢铁制造商，其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是蔚来车用高强度钢板材料的供应商。而日本制铁曾与安赛乐米塔尔有过多次战略合作，双方在高端汽车板领域有竞争，也有共同利益。
于是，在共同的利益前提下，三家企业组成了联合阵线。这种“对手+伙伴”的奇特联盟，本质上是基于共同商业利益的临时性“战略协同”。联合行动能分摊高昂的无效宣告成本与法律风险，更重要的是，其终极目标在于解构上游技术垄断，重塑产业权力结构，为车企构建多元化、可控性更强的供应链体系。
在商业世界的谈判桌上，专利无效宣告书有时比财务报表更具杀伤力。
核心专利构筑的技术垄断，往往是支撑产品定价权的基石。一旦这些专利的稳定性受到挑战甚至被宣告无效，其构筑的技术壁垒便出现缺口，原有的商业格局可能随之动摇。对于车企而言，这意味着摆脱技术依赖，在采购谈判中获得更强的议价地位。
若浦项制铁的这些专利稳固，蔚来等车企将被迫在供应链中与之深度绑定并支付技术溢价。一旦核心专利被宣告无效或保护范围被大幅限缩，原本属于私产的技术便进入公有领域，这为安赛乐米塔尔、日本制铁等浦项制铁的竞争对手打开了准入大门。供应链的多元化竞争一旦形成，采购成本的下降便成为可能。
这种“以攻代守”的策略并非蔚来首创，却在传统重工业领域展示了新的应用场景。此前在钢铁领域，已有类似案例上演。2024年5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宣告安赛乐米塔尔某项铝硅镀层热成型钢专利在中国的同族专利全部无效。这一判决源自2019年至2020年间，中国宝钢、首钢、育材堂（苏州）以及韩国浦项制铁四家企业“抱团取暖”，共同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该专利发起的无效宣告请求。经过长达五年的法律拉锯战，最终以中韩企业的胜利告终。
有分析指出，安赛乐米塔尔在中国受挫，被业内视为其转战本土战场、在欧洲对小鹏汽车发起诉讼的重要动因。据业内人士估计，中国相关专利的无效，可能给安赛乐米塔尔带来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潜在损失。这充分说明了专利无效对商业利益的直接影响。
面对海外巨头的专利诉讼，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正在分化。蔚来的“主动出击”模式与小鹏汽车的“和解”选择，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折射出不同的商业风险思维。
2024年10月15日，小鹏汽车成了第一家被请进欧洲统一专利法院被告席的中国车企。起诉它的是全球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公司，理由是小鹏G9车型涉嫌侵犯其专利EP3290200。这项专利关乎一种名为“铝硅镀层热成型钢”的特殊材料，是制造汽车A柱、B柱和防撞梁的关键部件。安赛乐米塔尔来势汹汹，一口气将小鹏汽车及其在欧洲的经销商等共17家实体都告上了法庭。这意味着，一旦败诉，小鹏汽车可能在欧洲18个国家面临禁售令。
小鹏汽车的反应相当迅速。在诉讼曝光后不久，他们便公开回应称，公司的知识产权、采购和制造团队在G9出口前，已通过指定合格供应商等方式，力求避免在目标市场使用存在侵权风险的热成型材料。公司正在与安赛乐米塔尔进行良好沟通，并已要求供应商核查相关材料来源。这表明小鹏汽车试图将问题引向上游供应链。
小鹏最终选择了和解路线。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快速解决争端，避免漫长诉讼带来的不确定性，保障了短期经营稳定。但其代价可能是支付相应的许可费或和解金，长期来看，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专利权人的议价地位。
蔚来模式则呈现出另一种风格——在面临潜在诉讼威胁时，主动联合利益相关方发起专利无效宣告。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一旦成功，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未来的费用负担，赢得长期议价主动，同时树立起强势的市场形象。但其风险同样明显：前期投入大、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可能激化与特定供应商的矛盾。
两种选择背后，反映的是企业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供应链控制权的战略重视程度，以及将知识产权问题视为“成本项”还是“战略投资项”的认知差异。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但蔚来的案例至少证明，在特定条件下，主动出击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战略选项。
当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预计在2026年超过50%，当中国品牌在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前十中占据七席，中国企业的竞争舞台已经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场全方位的比拼中，专利无效宣告这类法律手段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它不再仅仅是法务部门的专业工作，而是企业综合商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善用无效程序可作为企业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利器。首先是可以突破技术垄断，夺回供应链议价权。同时，在商务合作中，专利无效也是有力的谈判筹码。当非生产专利实体或专利池找上门要求按每辆车收取专利费时，如果知产团队能清晰地向对方指出其中一些专利缺乏新颖性、创造性等，甚至拿出一份起草好的“专利无效宣告请求书”，那谈判的性质就彻底变了。
一些企业仍把知识产权工作等同于申请专利和应对诉讼，但真正能创造价值的做法应该是围绕自身商业目标构建一个好用、能打的专利组合。这意味着要定期做专利审计，对资产分类，哪些是需要核心保护的、哪些是可以许可的、哪些具备攻击竞争对手的潜力，把静态的权利盘活，变成收益。
中国车企出海可能面临国际上其他钢铁集团或通信、视频编码领域企业的专利掣肘，整车厂极可能因供应商的专利问题被连带追责。因此，建议整车厂在与供应商签订合同时，明确约定供应商应对其产品所涉知识产权承担保证责任与侵权赔偿的追偿机制；与此同时，对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的相关材料来源做好调查管理，对供应商在相关领域的专利储备及专利稳定性情况做好评估，为将来可能到来的专利侵权纠纷做好应对准备。
从防御转向价值创造，从孤军奋战转向生态联盟，蔚来等企业的探索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新能源汽车、高科技制造等领域，围绕核心供应链专利的博弈将更加频繁和复杂，“专利战”与“商业战”的边界日益模糊。专利无效，这把曾经的法律盾牌，正在中国企业手中淬炼成参与全球商业博弈的锋利之刃。
如果你是一家准备出海的车企负责人，面对海外巨头的专利诉讼，你会选择快速和解还是像蔚来一样组织联盟主动出击？你的决策将基于哪些关键因素——是企业现金流状况，是对供应链安全的长期考量，还是对争议专利技术核心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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