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正给一件旧大衣换拉链。那大衣是隔壁楼王姐的，料子是好料子，就是拉链齿崩了三颗，她舍不得扔，我也觉得没必要扔。
“请问是陈建芳女士吗？”对方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客气得有点过分。
“不是。”我把针从布料里拔出来，“你打错了。”
“那请问您认识陈建芳女士吗？您这个号码是她留的紧急联系人。”
我愣了一下。建芳是我小姑子，她留我的号码当紧急联系人，这事我居然不知道。
“她怎么了？”
“是这样的，陈建芳女士在我们公司订购了三辆澜驰轿车，选择的是货到付款，收货地址填的是您这边。我们的送车师傅已经到楼下了，您看方便下来签收一下吗？”
我把大衣放下。
“你说几辆？”
“三辆。澜驰，颜色分别是……”
“多少钱？”
他报了一个数。那个数我到现在都记得，因为我在心里把它换算成了改一条裤脚十五块钱——我得改多少条裤脚，才能挣出这个数。我算了一半就不算了，算不下去。
“您还在听吗？”
“在。”
“那您看……”
“你确定是陈建芳订的？”
“是的，身份证信息、签字都有。”
我握着手机，看了一眼窗外。楼下真停着一辆大板车，上面盖着防尘布，布下面鼓鼓囊囊三个大疙瘩。小区里几个遛弯的老头已经围过去了，背着手，歪着头，像看什么稀罕物件。
“你等一下。”
我挂了电话，给建芳打。响了七声，没人接。再打，直接关机。
我给建平打。他接了，那边很吵，像是在电梯井里。
“什么事？我这儿正忙着。”
“你妹订了三辆车，填的咱家地址，货到付款。人找不着了。”
“什么车？”
“澜驰。”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她哪来的钱？”
“你问我？我问谁去。”
建平在那头叹了口气，说：“这个事吧……”
“你别‘这个事吧’，你赶紧给她打电话。”
“行，我打完给你回。”
他挂了。我等了十分钟，他没回。楼下的人越聚越多，送车的师傅开始按喇叭，一声长一声短，跟催命似的。我又拨了那个号码。
“您好，陈女士——”
“我不是陈女士。我是她嫂子。”我说，“这车我们收不了。你们联系她丈夫吧，他姓魏，号码是——”
我报了一串数字，报得很稳，一个字都没磕巴。
“您确定吗？这属于变更收货人——”
“确定。他管钱。”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扣在缝纫机台面上，继续给那件大衣换拉链。针扎进布料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手有点抖。我把针拔出来，重新扎。外面下起雨来了。送车的师傅在楼下骂骂咧咧地盖雨布，那几个老头散了。
手机又响了。我以为是建平。拿起来一看，是我婆婆。
“静啊，建芳在你那儿不？”
“不在。”
“她电话怎么打不通？我腌的咸菜好了，想让她来拿。”
“妈，”我说，“您先别急。她可能……手机没电了。”
“哦。”婆婆顿了顿，“那你跟她说一声，让她来拿咸菜。放久了该坏了。”
“行。”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雨。雨不大，但密。那辆大板车还停在楼下，防尘布被风吹起来一个角，露出下面一截车头。红得扎眼。我拿起剪刀，把大衣上多余的线头剪了。剪刀刀刃上那个缺口卡了一下线，我使劲一扯，线断了。
02
建平晚上八点多才回来。他进门先换鞋，鞋底在垫子上蹭了又蹭，蹭得我都烦了。
“你蹭什么呢？”
“鞋上有泥。”
“你妹的事问了吗？”
他直起腰，把外套挂上，说：“问了。她没接。”
“没接？”
“打了三个，都没接。”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去厨房倒水。他倒了一杯，端过来，递给我。我没接。
“我不渴。”
他把杯子放在茶几上，自己在旁边坐下。电视开着，在放一个调解节目，两家人为了阳台漏水吵得不可开交。我把电视关了。
“建平，你妹订了三辆车，货到付款，填的咱家地址。这事儿你知道吗？”
“不知道。”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我看着他。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我，没躲。这一点我信他。建平这个人，撒谎的时候会摸耳朵，刚才他没摸。
“那你知不知道她最近在干什么？”
他端起自己那杯水，喝了一口。
“她……好像在搞个什么项目。”
“什么项目？”
“就是，婚庆方面的。她不是一直想自己干吗。”
“她跟你借钱了？”
建平没说话。他把杯子放下来，杯底磕在玻璃茶几上，当的一声。
“借了？”
“借了点。”
“多少？”
“你别问了。”
“我为什么不能问？”
“因为……”他搓了把脸，“因为她没要多少，我也没给多少。这事儿我本来想跟你说的，后来一忙就忘了。”
“忘了。”
“真忘了。”
我站起来，去厨房洗碗。水开得很大，哗哗的。建平跟过来，站在厨房门口。
“你别生气。”
“我没生气。”
“你这就是生气了。”
我把碗摞在沥水架上，转过身看他。
“建平，我不是气她借钱。我是气你——她填的是咱家地址，人家车都到楼下了，我最后一个知道。你妹拿我当什么？拿你当什么？”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这个事吧……”
“你别这个事吧了。”
“行。”他说，“我明天去找她。”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建平在旁边打呼。他睡得着，我睡不着。我翻了个身，看见他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就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扣着。我没动。屏幕亮了几秒，灭了。过了一会儿，又亮了。这次我伸手把手机翻过来。屏幕上跳着“建芳”两个字。我推了建平一把。
“你妹电话。”
他迷迷糊糊接过去，“喂”了一声，然后坐起来了。他下了床，去了客厅。门没关严，我听见他说：“你在哪儿呢？……你跟我说实话……你先别急……”
后面听不清了。他回来的时候，我闭着眼装睡。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给我掖了掖被角，然后躺下了。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一直到天亮。
03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建芳家。她家在城西一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我爬上去的时候，腿肚子直打转。开门的是魏海涛。他穿着件旧T恤，上面沾着白灰，像刚从工地上回来。
“嫂子。”他侧身让我进去，“你咋来了？”
“建芳呢？”
“出去了。”他说，“说是去办点事。”
我扫了一眼客厅。沙发上堆着一摞喜糖盒子，红的，上面印着双喜。茶几上有几张请柬样品，还有一沓印着“喜事多婚庆”的传单。传单上的字是建芳自己排的，那个“喜”字挤得厉害，看着就喘不上气。
“她这个婚庆，弄得怎么样了？”
魏海涛给我倒了杯水，在对面坐下来。
“就那样。她这人，想一出是一出。前一阵说要干，投了点钱，租了个小门面，在云栖路那边。”
“生意好吗？”
“还没开张呢。”他搓了搓手，“她那个合伙人，说能拉来大单子，结果……”
他没往下说。
“合伙人？叫什么？”
“姓蔡，一个女的。建芳叫她蔡姐。”
我端起水杯，没喝。
“海涛，建芳订了三辆车，填的是我家的地址，货到付款。这事儿你知道吗？”
魏海涛的表情像是被人打了一拳。他愣了好几秒，然后说：“多少？”
“三辆。”
“她哪来的……”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站起来，在客厅里走了两步，又坐下，“嫂子，我真不知道。她最近是有点神神叨叨的，我问她，她就说在弄大生意。我以为她就是折腾折腾……”
“她那个蔡姐，你见过吗？”
“见过一回。瘦瘦的，说话挺能唬人。建芳信她信得不行。”
我放下杯子，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魏海涛叫住我。
“嫂子。”
“嗯？”
“建芳要是找你，你跟她说，家里的事我来想办法。让她别躲了。”
我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那堆喜糖盒子中间，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插进了裤兜里。
“你那个装修队，最近活儿多吗？”
“还行。就是回款慢。”
“那个蔡姐的电话，你有吗？”
他掏出手机翻了翻，报了一串数字。我存在手机里。
“嫂子，你要她电话干啥？”
“不干啥。”我说，“问问她，三辆车的事怎么弄。”
下楼的时候，我心想，这哪是小事。
04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直接去了店里。店在小区东门旁边，一间半地下室，窗户开在墙根，刚好能看见外面走路的人的脚。我开了灯，坐在缝纫机前面，把白天没干完的活儿拿出来。是一件改腰身的裙子，客人的，说好了今天取。我把裙子铺在台面上，拿划粉画线。手有点抖，线画歪了。我拿湿布擦了，重新画。画了三条，擦了三条。
我把划粉放下，站起来，开始收拾店。先扫地。地上有碎布头、线头、划粉灰。我扫得很慢，把每个角落都扫到了。扫到柜台底下的时候，扫出来一个红色的东西——是颗喜糖，不知道什么时候滚进来的，糖纸皱巴巴的。我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然后擦缝纫机。用一块旧棉布，蘸点缝纫机油，把机身上的灰擦掉。这台缝纫机跟了我十几年，是建平他爸留下来的。老爷子以前是裁缝，在服装厂干了一辈子。他走的时候，建平把这台机器搬给了我。他说：“你用得上。”那时候我刚盘下这个店，连房租都是借的。我擦到机头的时候，看见上面有一道划痕，是去年一个客人拿剪刀不小心划的。我当时心疼了好几天。现在看着，倒觉得没什么了。
我把线轴从抽屉里拿出来，按颜色排好。红的、蓝的、黑的、白的。有一卷线快用完了，我把它挑出来，放在一边，准备明天去进货的时候补上。擦完缝纫机，我又去擦柜台。柜台上放着一个铁盒子，装饼干的那种，里面全是我这些年剪下来的碎布头。我一直没扔，也不知道留着干什么。我打开看了一眼，红的绿的蓝的，什么颜色都有，压得实实的。我把盖子盖上，放回去。
手机响的时候，我正在拖地。是魏海涛。
“嫂子，我联系上那个汽车公司了。”
“怎么说？”
“他们说订单是建芳用身份证订的，有签字，有合同。要退的话，得付违约金。”
“多少？”
他报了一个数。我扶着拖把站在那儿，觉得拖把杆子有点滑。
“海涛，你拿得出吗？”
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嫂子，我手里有点，不够。我再想办法。”
“你别想了。”我说，“你那个装修队，回款慢，我知道。你别去借高息。”
“那咋办？”
“让我想想。”
挂了电话，我继续拖地。拖到门口的时候，拖把撞上了门框，我使劲一推，拖把头掉了。我蹲下去，把拖把头往杆子上拧。拧了两圈，没拧上。我坐在地上，看着手里的拖把头，忽然就觉得特别没意思。我坐了一会儿。地上凉，凉气从裤子渗进来。
我改衣服改了二十年，最怕客人说“随便改改就行”。随便改改，最后都不行。
我想起来，建芳刚嫁到魏家那会儿，来我店里改过一条裤子。那时候她还没现在这么能折腾，说话也慢，怯生生的。她管我叫“嫂子”，叫得特别亲。我给她改完裤子，没收她钱。她过意不去，第二天给我送了一兜子橘子。后来她就变了。也不是变坏，就是……着急。急着挣钱，急着证明自己。每次见面，她都在说“嫂子我跟你说，我最近弄了个项目”。我听着，也没往心里去。我以为她就是说说。
我站起来，把拖把杆子靠在墙上。从柜台抽屉里翻出一管胶，挤了点，把拖把头粘回去。胶没干，不能拖。我坐在店里，看着窗户外面的脚走过来走过去。有穿皮鞋的，有穿拖鞋的，有遛狗的。我想起我婆婆。她每次打电话都问“吃了没”。她不是不关心建芳，她就是不知道怎么关心。她腌的咸菜，咸得要命，但每次我都说好吃。我又想起建平。他昨晚去了客厅接电话，回来给我掖被角。他以为我睡着了。他掖被角的时候手很轻。他知道我睡不着，但他没问。
我坐了很久。后来我拿起手机，翻到那个号码——魏海涛报给我的，蔡姐的号。我拨了过去。响了四声，一个女声接了。
“喂？”
“是蔡姐吗？”
“你哪位？”
“我是陈建芳的嫂子。”
那头安静了一下。
“哦。”她说，“你找我什么事？”
“三辆车的事。”
“那个啊。”她笑了一声，“那跟我没关系，是建芳自己订的。”
“蔡姐，你搞婚庆，建芳出钱，你出货。现在货到了，人不见了。你说跟你没关系？”
“你说话注意点啊。”她的声音变了，“我告诉你，我就是个介绍人。车是她自己签的字，合同是她自己签的。你们要退车，找公司去。”
“蔡姐。”我说，“你在哪儿？”
她挂了。我把手机放在台面上。刚才她挂电话之前，我听见背景里有个人在喊：“蔡姐，云栖路那个店面的钥匙放哪儿？”
我把那条裙子拿过来，重新画线。这次没画歪。
05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云栖路。那是一条老街，两边全是小门面，卖什么的都有。建芳的店在中间偏东的位置，门头上挂着块牌子，白底红字，写着“喜事多婚庆”。牌子是新的，漆还没干透，边角上挂着两滴漆珠子。门开着。我走进去，里面一股油漆味。货架上摆着几盒喜糖样品，墙上贴着几张婚庆套餐的海报。建芳坐在角落的一张折叠桌后面，低着头，在写什么。她看见我，站起来了。
“嫂子。”
她瘦了一圈。眼睛底下青的，手指头上全是红笔印。
“你写什么呢？”
“价目表。”她把那张纸翻过去扣在桌上，“嫂子，你坐。”
我没坐。我站在那儿看着她。
“建芳，三辆车，货到付款。你填我家地址。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她没说话。她的手在桌子底下搓，大拇指搓得通红。
“我不是想害你。”她终于开口，声音很小，“我就是……蔡姐说，填你家的地址，客户看着放心。她说你家那个小区看起来正规，有门面，有保安。她说车到了，她那边客户就把钱打过来，当天就能结。”
“她人呢？”
“跑了。”建芳说，“我找不到她了。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着了。”
“你投了多少钱？”
她低着头，不说。
“建芳。”
“六万。”她说，“我攒了两年的。”
我没说话。六万。我改一条裤脚十五块。我得改四千条。
“你哥知道吗？”
“知道一点。我跟他说我缺钱，他给了我两万。我没敢跟他说实话。”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红了。
“嫂子，我不敢。你这个人……你太精了。你什么都算得清楚。我怕你骂我。”
“我骂你什么？”
“骂我傻。”
我看着她。她站在那堆喜糖盒子中间，跟我那天看见魏海涛的样子一模一样，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你是傻。”我说。
她眼泪掉下来了。
“但是，”我说，“你傻归傻，你填地址的时候，想的是我家。你没填别人家。”
她愣了一下。
“你填我家地址，不是因为你信蔡姐。是因为你觉得我家安全。你觉得你哥在那儿，我也在那儿。出了事，有人给你兜着。”
她没说话，眼泪流得更凶了。
我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
“这是你电动车钥匙。你那天停我店门口了，停了两天。我以为你人在附近，后来才想明白，你是把车扔那儿了。”
她看着那把钥匙，伸手拿起来，攥在手心里。
“嫂子，对不起。”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我说，“你跟你哥说去。他昨晚在客厅坐了一宿。”
她哭出声来了。我没哄她。我走到门口，把门推开，让外面的风吹进来。油漆味散了一点。
“你哥给你那两万，你知道他从哪儿弄的吗？”
建芳摇头。
“他把摩托车卖了。”她说，“我看见他骑电动车上班。”
我愣了一下。建平的摩托车，是他攒了两年钱买的，每个周末擦一遍，宝贝得不行。他跟我说是“借给朋友骑几天”。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
我没说话。上个月，我跟建平说想换台新缝纫机，他说“再等等，这个月手头紧”。我说行。
钱的事，我算得清。人的事，我算不清。
“那个蔡姐，”我说，“她全名叫什么？”
“蔡红霞。”建芳抽了抽鼻子，“她身份证上写的。”
“你见过她身份证？”
“见过。她给我看过。”
“在哪儿见的？”
“就在这儿。她来租店面的时候，让我帮她复印了一张。”
我转过身。
“复印件还在吗？”
建芳愣了一下，然后蹲下去，从桌子底下的一个纸箱子里翻出一沓纸。她翻了翻，抽出一张。我接过来看了一眼。是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上面的照片是个瘦脸女人，四十来岁。地址一栏写的是“望江小区”。我把复印件折好，揣进兜里。
“嫂子，你要干啥？”
“不干啥。”我说，“我认识望江小区一个人，在那儿做了十几年物业。我让她帮我看看，这个蔡红霞是不是真住那儿。”
建芳看着我。
“嫂子，你别为了我的事去求人。”
“我没求人。”我说，“我就是问问。”
我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你那个店，还开不开？”
“开。”她说，“钱都没了，不开更亏。”
“招牌换了。”我说，“那个‘喜’字太挤了，看着就喘不上气。”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但好歹是笑了。
06
望江小区在城北，比我住的小区还老。我那个物业的朋友姓方，叫方姐，在那儿干了十四年。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她说：“你来吧，我帮你查。”查的结果是，蔡红霞确实在望江小区登记过，但房子早就租出去了，她自己不住那儿。方姐给了我一个地址，说：“她现在好像住城南那边，具体哪儿我不清楚。不过她有个妹妹，在望江小区门口开了个水果店，你可以去问问。”
我没去问。我把那张身份证复印件还给建芳了。
“你留着。”我说，“报警的时候用得上。”
建芳接过去，折好，放进抽屉里。
“嫂子，那三辆车……”
“退了。”我说，“你哥去谈的。违约金交了，车退了。”
“钱……”
“你别管了。”我说，“你先把店开起来。挣了钱，慢慢还。”
她看着我，又想哭。我抬手止住她。
“你别哭。你哭了我还得哄你，我店里还有一堆活儿呢。”
她吸了吸鼻子，没哭。
那之后过了大概半个月。建芳的店重新开了，招牌换了，是我给她画的“喜”字，不挤了。她进了点新货，喜糖盒子换了种样式，比原来那个顺眼。魏海涛下了班过来帮她看店，两个人挤在那张小折叠桌后面吃盒饭。
建平还是那个德行。他到现在也没跟我正式道过歉，就是每天早上出门前，会把我电动车篮子松了的螺丝紧一紧。紧完也不说，骑上他的电动车就走了。我问他：“你摩托车呢？”他说：“借人了。”“借谁了？”“一个朋友。”“什么时候还？”“再说吧。”我没再问。
那天下午，我在店里改一条裙子。改完了，客人来取，试了试，说腰还是有点紧。我说：“那你放我这儿，我再放一放。”客人走了，我把裙子铺开，拿拆线刀拆腰缝。拆到一半，手机响了。我拿起来看，是建芳。
“嫂子，我跟你说个事。”
“说。”
“我今天接了个单子。头一回有人找我做婚庆。”
“好事。”
“就是……那个新娘子的妈，特别难缠。什么都挑。我有点怵。”
“怵什么。”我说，“你把她当普通客人。她挑她的，你做你的。做不了的就说不做，别硬撑。”
“嗯。”她顿了顿，“嫂子，谢谢你。”
“谢什么。”
“就是……谢谢你。”
“行了。”我说，“你忙你的。”
挂了电话，我继续拆腰缝。拆着拆着，发现裙子内衬里有一道旧褶子，怎么熨都熨不平。我把裙子翻过来看了看，是原来做工的时候就有的，缝进去的时候就没对齐。我把裙子铺平，拿镇尺压住那道褶子，压了一会儿，松开手。褶子还在。我拿起剪刀，把那道褶子剪了，重新缝了一道。缝完，我把裙子挂起来。窗外有人走过，穿拖鞋的，脚后跟啪嗒啪嗒响。
婆婆来了一趟，送了一罐咸菜。她说：“这罐我少放了盐。”我尝了一口，还是咸。我说：“正好。”她坐了一会儿，问建芳的店怎么样了。我说还行。她说：“你多看着点她。”我说：“嗯。”她走的时候，把门口的垃圾袋拎下去了。
我把那件要换拉链的外套拿过来，比了比拉链，剪了一段新的。
建平回来的时候，我正在给那件外套上拉链。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说：“这个拉链好。”我说：“客人的。”他说：“哦。”然后去厨房了。过了一会儿，他探出头来问：“晚上吃面行不行？”我说行。他缩回去了。我把拉链头装上，试了试，挺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