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听说新规实施后，初次轻微违法可以免罚，但2月份开车违停几分钟，手机里还是收到了罚单通知。那一刻心里难免会犯嘀咕：说好的“温度”呢？到底是政策变了卦，还是执行走了样？
从2026年2月1日起，《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在全国同步生效。这部2025年12月17日正式公布的行政法规，被许多执法对象寄予厚望，其中“首违不罚、轻微不罚”的原则更是被视为执法理念转向温情的标志。然而，政策落地满月，现实中的执行情况却呈现出复杂的图景——有人确确实实享受到了免罚的便利，有人却依然面临“从严”处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政策逻辑与现实博弈？
“首违不罚、轻微不罚”并非凭空出现的新概念。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行政处罚法的原则性规定，而《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则将其提升为明确的执法导向。从立法背景看，这一原则的出发点在于优化营商环境、体现执法温度，同时也有节约执法资源的考量。
但适用“首违不罚”有着严格的法定条件，并非所有“第一次”都能自动免罚。根据相关规定，必须同时满足几个关键要件。
“首次违法”的界定本身就是一道难题。是终身首次，还是特定周期内的首次？不同执法领域的“首次”该如何计算？比如某企业在市场监管领域首次违法，但在交通领域有过违法记录，这还算不算“首违”？执法系统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准确识别某个主体的违法记录？这些操作性问题都直接影响着政策的落地。
“危害后果轻微”同样缺乏统一标准。何为“轻微”？是11元货值的过期食品算轻微，还是56元违法所得的冷食销售算轻微？从已有案例看，市场监管部门在处理一起货值11元的过期食品案件时，因其未造成危害后果而适用了“首违不罚”。但这种标准是否能在其他执法领域通用？
最核心的模糊地带在于“情节特别轻微”这一概念。法律留出这样的弹性空间，本意是赋予执法者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但在实践中，不同地区、不同执法主体对“特别轻微”的理解可能天差地别。一家农庄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过期不足1个月被认定为情节轻微可以免罚，但另一家商户的许可证过期1个月零1天，是否就不再“轻微”？这样的细微差别往往成为争议焦点。
自由裁量权如同一把双刃剑。积极的一面在于，它允许执法者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更合理、更具人情味的决定。在西安一起案例中，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就因企业首次未按时公示年报，且无主观故意，而适用“首违不罚”并指导企业完成补报，还帮助企业启动快速信用修复程序。这种柔性处理得到了企业的好评。
但裁量权的消极面同样明显。标准不统一可能导致执法不公，甚至为“选择性执法”或权力寻租提供空间。有观点认为，由于自由裁量权的规定相对宽泛，为行政执法人员行政处罚执法带来一定随意性。例如，执法人员在办理经营过期食品案件时，发现店内有销售过期食品，数量不多，有的执法人员会认为情节轻微不予处罚，有的执法人员会认为情节不严重，处以最低5万元罚款，均在执法人员一念之间。
更现实的困境来自考核压力与政策执行的冲突。尽管《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明确禁止下达罚款指标、搞“趋利性执法”，但在某些基层执法单位，量化的考核指标依然存在。执法人员需要在“查处数量”、“罚款额度”等传统考核要求与“不罚”的政策导向之间寻找平衡。在考核指挥棒下，执法者可能更倾向于“从严”执法，以避免被问责“不作为”。有分析指出，有些部门将罚款的多少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鼓励执法人员多办案、办大案，导致执法人员片面追求罚没款指标和部门利益。
操作成本是另一重挑战。适用“首违不罚”并非简单的一句“这次就算了”。执法人员需要对“首次违法”、“轻微后果”、“及时改正”等情况进行调查取证，这比直接开具罚单要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在执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额外的操作成本可能影响执法者的积极性。
“首违不罚”在公众中引发了诸多认知误区，厘清这些误区是正确运用政策的前提。
误区一：“首违不罚”等于“首次违法一律不罚”。事实上，这一原则的适用有严格前提——必须是首次违法，同时违法行为轻微、无危害后果或危害后果轻微，并且及时改正。三者缺一不可。
误区二：对“不罚”决定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诉讼。需要明确的是，“不罚”决定是对当事人有利的行政决定，通常不具有可诉性。当事人不能因为获得了“不罚”的优惠而申请救济。
误区三：所有领域、所有违法行为都适用“首违不罚”。实际情况是，涉及安全、健康等严重领域的违法行为，可能不适用或限制适用这一原则。比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即使首次发生，也可能不适用免罚。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正确理解和运用“首违不罚”原则至关重要。首先要明确，这是一种豁免而非权利，其适用有严格的前提条件。
若认为自身情况符合“首违不罚”条件，如何进行有效沟通？关键在于理性、有据。可以结合具体事实，向执法人员说明违法行为是初次发生、情节特别轻微、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并且已经或愿意立即改正。沟通时保持冷静，避免情绪化对抗。
如果认为执法决定不当，认为本应适用“首违不罚”却受到了处罚，该如何维权？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机制，相对便捷高效，必须在收到处罚决定书后60天内申请。行政诉讼则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外部监督，除了少数复议前置的情形，大多时候当事人可以直接起诉。
无论是选择复议还是诉讼，证据保全都至关重要。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件、现场执法的录音录像、执法人员的证件信息、相关聊天记录和凭证等，都需要妥善保存。这些材料越多，维权时越占优势。
此外，《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还明确了专门的监督渠道。如果认为执法人员存在违规执法行为，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进行投诉举报。12345是综合性政务服务热线，受理所有行政执法领域的投诉；12328则专门处理交通运输、道路运输、城市客运等方面的执法问题。通过这两个热线反映的问题，会形成正式工单转办，并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回复。
“首违不罚”原则的善意与执行难题并存，这一矛盾折射出中国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深层挑战。从理想角度看，这一原则体现了执法理念从“刚性处罚”向“柔性服务”的转变，通过“惩教结合、宽严相济”的方式，让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但从现实执行看，模糊的法律边界、差异化的裁量标准、潜在的考核压力、以及高昂的操作成本，共同构成了政策落地的障碍。湖南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在实践中，“首违不罚”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和完善的配套措施，核心是“教育引导+闭环管理”，让经营主体在“不挨罚”的同时，真正“知法、懂法、守法”。
要让“首违不罚”真正落到实处，需要多方面的协同推进。发布指导案例是缩小模糊空间的有效方式，通过具体案例为执法实践提供参照。制定更清晰的裁量基准，将“情节特别轻微”等模糊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能够减少执法的随意性。应用技术手段，如建设统一的执法平台，实现违法记录的联网查询，可以解决“首次违法”的识别难题。
更重要的是优化考核机制，从源头上切断“趋利性执法”的动因。当执法者的考核不再与罚款额度挂钩，当执法的效果以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为衡量标准，“首违不罚”才能真正从纸面走向实践。
“首违不罚”原则的最终目标，是在法治框架内实现执法“温度”与“尺度”的平衡。这既是对执法者智慧的考验，也是对执法体制改革的推动。当执法不再简单地以罚代管，而是通过教育引导促进守法自觉，执法的社会认同度才会真正提升。
你在2月份遇到过“首违”被罚的情况吗？你认为如何让“首违不罚”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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