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大富商订购15万台电动车坚决要货到付款,我们老板只说了2个字“接了”,30天后富商带600多人来厂验货。

泰国大富商订购15万台电动车坚决要货到付款,我们老板只说了2个字“接了”,30天后富商带600多人来厂验货。-有驾

接单

“十五万台,货到付款。”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我站在角落,手里捏着会议记录本,指节发白。泰国来的大富商巴颂坐在长桌对面,身后站着两个戴墨镜的保镖,他翘着二郎腿,指尖夹着一根雪茄,烟味呛得我嗓子发紧。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挂着笑,那种笑我见过,菜市场买条鱼还要挑三拣四的大爷脸上就挂着这种笑,笃定你不敢不卖。

“巴颂先生,我们公司的规矩是预付百分之三十……”销售总监老周刚开口,就被巴颂抬手打断。

“我说了,货到付款。全款。货到曼谷港口,我验完车,钱立刻到账。”他把雪茄摁灭在会议桌的玻璃面上,留下一道焦黑的印子,“十五万台电动车,不是小数目,我得对我的钱负责。你们要是觉得风险大,可以不接。”

会议室里二十多号人,没人说话。我听见老周咽口水的声音,听见财务总监王姐的笔在纸上划出一道失控的线。十五万台,按照我们厂现在的产能,一个月要交付,几乎是天方夜谭。更别说货到付款,万一车到了泰国,他挑个毛病拒收,我们连运费都得赔进去。

“巴颂先生,这不合规矩。”老周的声音已经有点发颤。

巴颂站起来,整了整他那件花衬衫,手腕上那块金表晃得我眼睛疼。“合不合规矩,你们老板说了算。”他看向主位。

主位上坐的是我们老板,赵正国。五十岁出头,头发剃成板寸,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划到耳垂的旧疤,年轻时候跟人在码头抢货留下的。厂里人都怕他,他说话从来不超过三句,每句不超过十个字。此刻他靠着椅背,手里转着一支钢笔,眼皮半垂着,像是快睡着了。

巴颂等了几秒,笑了一声,转身就要走。他带来的那个翻译赶紧去开会议室的门。

“接了。”

赵正国的声音从我头顶落下来,像块石头砸进这潭死水里。巴颂的脚步顿住,回头,脸上的笑收了一半:“赵老板,你说什么?”

赵正国终于抬起眼皮,那双眼睛浑浊又锋利,像磨了半辈子的刀。“十五万台,三十天,曼谷港口交货。货到付款。”他一字一顿,声音不大,却让整个会议室的人连呼吸都屏住了,“我赵正国接了。”

巴颂的嘴角慢慢咧开,露出两颗金牙:“爽快。合同我今天就让人送过来。赵老板,祝我们合作愉快。”

他带着人走了,雪茄的焦味还留在空气里。

门一关,会议室直接炸了。老周第一个冲到赵正国面前,额头上青筋直跳:“赵总!十五万台!我们厂所有生产线加起来,一个月顶多三万台!这单根本做不下来!而且货到付款,万一他……”

“慌什么。”赵正国站起来,把钢笔往桌上一扔,发出“啪”一声脆响,“去做事。”

他走了,留一屋子人面面相觑。我站在角落,手里那本会议记录被我攥得全是褶子。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三十天后,曼谷港口。巴颂带了六百多人来验货。六百多人。我看到那个阵仗的时候,腿肚子都在抽筋。他以为我们交不出货,带这么多人来,是要看我们笑话,还是要干别的?

但赵正国就站在最前面,背后是我们的车队,十五万台电动车,涂装整齐,在码头上排成一眼望不到头的方阵。巴颂脸上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是我活了二十多年见过最精彩的一张脸。

然后赵正国只说了三个字。

“验货吧。”

事情要从三十天前说起。

那天散会之后,整个厂区就进入了一种疯魔的状态。赵正国当天晚上就召集了所有车间主任和线长,把任务一层一层压下去。我的工位在生产部办公室,电话从早响到晚,都是来问同一个问题的:十五万台,三十天,怎么做?

赵正国的办公室里,灯亮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我进去送报表,看见他站在白板前,上面画满了我看不懂的线和数字。他回头看我一眼,说:“把老周叫来。”

老周来了,头发乱糟糟的,眼下一片青黑,估计也是一宿没睡。“赵总,我算了又算,真的不可能。除非……”他顿了顿,“除非我们外包一部分订单给其他厂。”

“不行。”赵正国直接否了,“外包出去,质量没法保证。巴颂不是傻子,他到时候带着人一辆一辆挑毛病,我们赔不起。”

“那怎么办?”

赵正国指了指白板上一个圈起来的地方:“这里。老厂区还有两条旧生产线,翻新一下还能用。”

老周瞪大眼睛:“那两条线都停了三年了,机器早就废了,光检修就得半个月!”

“七天。”赵正国说,“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七天之内让那两条线转起来。人不够,就去招,就去借。工资翻倍,加班费另算,上不封顶。”

老周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被赵正国一个眼神堵了回去。

那七天,老周几乎住在了老厂区。我每天给他送饭,看见他蹲在机器旁边跟维修师傅一起拧螺丝,满手油污,西服外套扔在一边,衬衫袖子卷到手肘。厂里新招了三百多个临时工,好多是别的厂跳槽过来的,就图个“工资翻倍”四个字。宿舍不够住,就把仓库隔了隔,摆上铁架床,凑合着睡。

赵正国也不在办公室待着,天天往车间跑。他话少,但站在谁身后,谁的后背就绷得笔直。有一回我看见他蹲在地上看一个年轻工人焊车架,焊得歪了,他伸手比了比,那工人吓得焊枪都掉了。他什么也没说,站起来走了。第二天,车间里挂了一排标语,红底白字:“差一毫米都不行。”

前十台样车下线那天,赵正国亲自去试骑。他骑着一辆红色的电动车从车间门口出发,在厂区里绕了三圈,然后停在众人面前。阳光打在他脸上,那道疤好像更深了。他摘下头盔,说:“就照这个标准来。”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但这口气没松多久。第一批货要发的时候,问题来了——物流。十五万台车,光打包发运就是天大的工程。集装箱车队排队进厂,从早到晚不停。码头上等着装船的货柜堆了三层高。我们的仓库根本堆不下,只能随产随装随走。那段时间我负责协调物流,每天的电话接得我耳朵嗡嗡响,手机电池一天换两块。

赵正国跟船公司签了军令状,专门包了三条货轮,船期排得死死的,晚一天就是天价违约金。物流总监老吴站在港口的烈日下,盯着工人装柜,晒得脱了层皮,晚上回来就发烧,第二天又站在了那里。

到了第二十天的晚上,我算了一下进度,后背突然一阵发凉。

按现在的速度,到交货日,我们最多只能交出十二万台,还差三万台的缺口。我把这个数字报给赵正国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吃盒饭。他听完,把筷子一放,看着我:“你确定?”

“每一条线的产量我都核过,确定。缺三万台。”

他沉默了一会儿,走到窗口,点了根烟。烟雾从他指缝里飘出去,被风吹散。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可能是厂区里那些亮着灯的车间,可能是远处港口的塔吊。

“我知道了。”他说。

第二天,赵正国把老周和几个核心供应商叫到了厂里。供应商那边也没闲着,电池和电机的订单量激增,他们也在加班加点。但赵正国要的不是这个。他直接问供应商:“你们现在手头有多少现成的货?”

供应商面面相觑。老周在旁边解释:“赵总的意思是,你们仓库里现成的电池和电机,有多少,先全部给我们。”

“那不行啊,我们还有别的客户的单子要交……”一个供应商说。

“违约金我出。”赵正国打断他,“你们把货都给我,我另外多付你们百分之二十的加急费。其他客户那边,我去谈。”

有钱能使鬼推磨。三天之内,所有现成的核心配件都运到了我们厂。赵正国又打了一个电话,我不知道他打给谁,但第二天,厂区旁边的两块空地被清了出来,搭起了简易工棚,又多了四条临时组装线。

临时工不够了,赵正国直接去附近村镇贴招工启事,包吃住,日结三百。那几天,厂门口排着长队,都是来应聘的。有六十多岁的老头,有从没进过厂的妇女,甚至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人事部的人嗓子都喊哑了,一个一个登记,一个一个安排上流水线。

我后来才知道,赵正国把所有能抵押的东西都抵押了。厂房、设备、甚至他自己那套市区的房子。他把所有的钱都砸进了这十五万台电动车里。赌上全部身家,就为了巴颂那句“货到付款”。

第二十八天晚上,最后一台车下线。

仓库里、院子里、路上,到处都停着成品车。第二天一大早,最后一批货开始装车发往港口。赵正国站在厂门口,看着最后一辆货车开出去,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我站在他旁边,也不敢说话,心里悬着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一半。货是凑齐了,但还有最后一关——验收。巴颂会不会找茬,货到付款的钱能不能顺利收回,谁也说不准。

三十天,三十天没日没夜,所有人都熬得像鬼一样。老周瘦了一圈,皮带都得往里扣两个眼。车间主任老刘的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天天跟工人比划手势。那些临时工里,有四个人因为疲劳过度晕倒在流水线上,送去医院躺了两天,又回来接着干。没有人抱怨,因为赵正国说了,干完这单,每人额外发一万块奖金。

第三十天,曼谷。

我们提前两天到了曼谷,等货轮靠港。赵正国找了当地一家酒店,把团队安顿下来。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叫了一桌菜,让大家吃顿好的。饭桌上没人说话,只有碗筷碰响的声音。所有人都在等天亮。

天亮了。曼谷港口。

我站在赵正国身后,看着远处黑压压的人群朝这边移动。巴颂走在最前面,换了身衣服,这次是件红色的丝质衬衫,领口开到胸口,露出了那条粗金链子。他身后跟着六百多人,有穿西装的,有穿工装的,还有穿制服的。我一开始以为是巴颂公司的人,后来才看清,那些人里有拿着检测仪器的工程师,有扛着摄像机的记者,有穿白大褂的实验室人员,甚至还有穿警服的——不知道是泰国警方还是海关的人。

这阵仗,已经不是验货了,这是要当场拆台。

老周在我旁边小声骂了一句:“妈的,这王八蛋存心想搞事。”

我看向赵正国。他站在码头的风里,背挺得笔直,脸上那道疤在阳光下格外刺眼。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抬手看了看表。

“巴颂先生,准时。”赵正国迎上去两步,伸出右手。

巴颂握住他的手,咧着嘴:“赵老板,我来验货。我带的这些人,都是泰国最专业的,每一辆车,他们都会检查。确保不会有一辆垃圾混进来。”他故意把“垃圾”两个字咬得很重,身后那些摄像机对着我们这边拍。

赵正国笑了笑。我很少见他笑,但那个笑让我后脊梁发凉。

“巴颂先生,我先请你看一样东西。”

他转身,朝身后的车队一挥手。那是我们第一批装运的货,已经在码头整齐排好,几千辆车的金属车身折射着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但赵正国指的不是车,而是码头旁边一块巨大的电子屏。那块屏幕原本是港口用来显示船舶信息的,此刻已经被我们的人接上了信号。

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密密麻麻的数据。

“这是十五万台电动车每一台的序列号,对应的生产日期、质检记录、续航测试结果、防水等级认证。”赵正国走到屏幕前,点了一下手机,数据开始滚动,“巴颂先生,你可以随便挑一个序列号,我让现场团队把那一辆车开过来,当着你所有专家的面,重新做一遍全套检测。”

巴颂的笑容僵了一下。

“另外,”赵正国继续往下说,“每一辆车都有三份独立的质检报告,一份我们厂的,一份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还有一份,是船运公司海关通关时的核验记录。三份一致,缺一不可。”

巴颂没说话,他身后那六百多号人开始交头接耳。

“你不是要验货吗?”赵正国把双手背到身后,声音不高,却让整个码头的嘈杂都静了下来,“你带来的这些人,能查的,能查多久,我奉陪到底。但如果查完了没有发现问题,巴颂先生,按照合同,你当场签收,全款打到我的账上。一毛都不能少。”

巴颂脸上的笑彻底消失了。

我屏住呼吸。海风吹过来,带着腥咸的味道。六百多个人站在码头上,没有一个人动。

“开始吧。”巴颂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接下来的一幕,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六百多人真的就开始验货。他们分成了十几个小组,每组负责一个区域,抽检车辆。巴颂带来的人确实专业,他们用仪器测电池衰减,拆开车前盖检查线路,甚至把车升起来看底盘。我们的人就跟在旁边,他们要什么资料,立刻递上去,他们问什么问题,马上有人回答。

两小时过去了,没有一辆车检出问题。

四小时过去了,巴颂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的那些专家凑在一起商量,又散开,又凑在一起。摄像机的镜头始终对着他们,直播信号直接传到了酒店里那些等着看结果的媒体平台上。赵正国这招最狠的地方,就是他提前联系了媒体,把整个验货过程变成了全网直播。几百万人盯着看,巴颂如果想无中生有找茬,丢人的是他自己。

太阳从东边移到头顶,又慢慢往西沉。码头的温度至少有四十度,所有人都汗流浃背。赵正国却连外套都没脱,他就那么站在太阳底下,偶尔喝一口矿泉水,眼神平静地看着眼前这一片嘈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觉得,他好像早就知道会这样。

到了下午四点半,巴颂带来的主检测工程师走到他耳边说了几句话。巴颂的脸色变了三变,最后黑了。

赵正国看了看表,说:“巴颂先生,还有问题吗?”

巴颂猛地抬起头,盯着赵正国。那眼神里有愤怒、有难以置信、还有一丝……恐惧?

“你,早就知道我要带人来?”巴颂问。

赵正国又笑了笑,没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签收吧,巴颂先生。天快黑了,我的工人还要卸货。”

巴颂僵在原地。他身后六百多双眼睛看着他,还有那几台摄像机,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已经冲到了三百多万。他骑虎难下。

我听见老周在我旁边长出了一口气,王姐的手还在抖,但不是因为紧张了,是因为激动。我们所有人交换着眼神,谁也不敢笑,但眼角眉梢都藏不住那种劫后余生的狂喜。

巴颂终于抬起手,朝身后的人挥了一下。他的财务人员提着几个手提箱过来,打开,里面是几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叠文件。转账手续在码头上当场办理。赵正国让王姐去对接,自己则退到一边,点了一根烟。

十五万台电动车的款项,分三笔到账。第一笔到账的时候,王姐跑过来,眼泪都掉下来了:“赵总,到账了!第一笔到了!”

赵正国“嗯”了一声,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通知工人,卸货。今天晚上加餐。”

船上的集装箱开始卸货。码头的灯亮起来,把整个港湾照得如同白昼。巴颂那六百多人还没走,他们站在一旁,看着一台台电动车从集装箱里被推出来、骑走,在码头上排成整齐的车阵。那些电动车在灯光下亮闪闪的,像一支庞大的军团。

巴颂突然走到赵正国面前,低声说了一句话。太远了,我没听清。但赵正国听完之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看向巴颂,慢慢地说:“巴颂先生,你以为我为什么敢接这单?”

巴颂的瞳孔缩了一下。

“因为我这三十年,从来没输过。”

巴颂带着人走了。来的时候六百多人,气势汹汹;走的时候只剩下他自己那辆车,车门重重关上,轮胎在水泥地面上摩擦出刺耳的声音。

后来我才知道,巴颂为什么那么干。

三十天前,就在巴颂来我们厂之前,他去过三家别的电动车厂,提出同样的条件。人家都把他当疯子,没人接。他不甘心,又去了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那里。对方的老板跟他密谈了一整晚,不仅没接,还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去找赵正国。

那个竞争对手的老板,跟赵正国有十年的旧怨。当年一起做电动车,赵正国把他挤出了市场,他破产之后去了东南亚,这些年混得风生水起,一直想找个机会踩回来。他算准了赵正国的性格,料定赵正国不会拒绝这单,也料定赵正国绝对做不完十五万台。他给巴颂出主意,让巴颂到时候带着人马来验货,只要找出一点问题,就当场拒收,让赵正国血本无归。

但他们都算错了一件事。

赵正国不是不会拒绝。他只是在巴颂提出条件的那一刻,就决定要吃了这单。

“你知道他为什么敢吗?”老周后来在庆功宴上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因为赵正国三十年前从码头扛包开始,每一分钱都是从别人不敢啃的骨头上啃下来的。十五万台,三十天,他只要敢接,就一定能做到。你看到他办公室里那面锦旗没有?‘一诺千金’。那是二十年前,他三天三夜没合眼,给人赶出一批货,对方送他的。”

我看向赵正国。他坐在角落里,端着一杯茶,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庆功宴很热闹,工人们在车间里摆了几十桌,喝酒划拳,笑声响成一片。但赵正国就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喝茶,像一尊石像。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赵总,我想问您一件事。”

他抬起眼看我。

“那天开会的时候,您说‘接了’那两个字之前,心里有把握吗?”

赵正国把茶杯放下,沉默了很久。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正要起身离开,他开口了。

“没有。”

我愣住了。

“但有些事,不是因为有把握才去做的。”他看向车间里那些正在喝酒的工人,眼神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你做了,才可能有把握。”

我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赵正国接了一个电话。我不知道是谁打来的,只看见他走到厂房外面的空地上,一个人说了很久。我透过窗户看见他站在路灯下,影子被拉得很长。挂掉电话之后,他抬头看了一眼天上那轮月亮,然后转身走进厂房,大声说了一句:

“喝酒!明天开工,下一单已经在路上了。”

全场欢呼。

我坐在角落里,掏出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妈接的,问我最近怎么老是不着家。我说我干了件大事。她问什么大事。我想了想,说:“我们老板,接了一个所有人都不敢接的单,三十天,十五万台电动车,今天全交了。”

我妈在电话那头“哦”了一声,然后说:“那你赚了多少钱?”

我笑了。我突然觉得,跟着赵正国这样的人,值。

第二天一早,我走进办公室,看见桌上有份文件。是巴颂派人送来的,里面是一张回执单和一张纸条。纸条上用蹩脚的中文写着四个字:

“后会有期。”

我把纸条拿去给赵正国看。他扫了一眼,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打印纸,双面用。”他说,“别浪费。”

我回到工位,打开电脑。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键盘上。外面车间里传来机器转动的声音,整齐、有力,像某种不知疲倦的脉搏。

那是我在厂里的第两百一十三天。

而赵正国,他在行业里混了三十年,别人送他一个外号,叫“赵一诺”。

因为只要他点头的事,从来没有做不到的。

从曼谷回来之后,日子好像又恢复了平静。车间里的机器照常运转,工人们照常上班下班,食堂照常供应八块钱一荤两素的套餐。但有些东西变了。

比如老周,他现在走路腰板挺得比以前直了。比如王姐,她每天早上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账户余额,然后露出一副踏实的神色。再比如,我们厂的名声,算是彻底打出去了。巴颂那六百多人验货的直播在泰国和国内的短视频平台上传得满天飞,标题一个比一个夸张,什么“中国老板硬刚泰国富商”、“十五万台电动车三十天极限交付”、“你以为他在吹牛,结果他真做出来了”。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销售部电话被打爆,老周一天能接八十个询价电话,嗓子彻底废了。

但赵正国还是那个赵正国。他每天第一个到厂,绕着车间走一圈,然后回办公室喝茶看报表。话还是少,脸上的表情还是那副样子,像天塌下来也跟他没关系。

直到第十七天晚上,出事了。

那天我刚躺下,手机响了。老周的电话,接通之后他声音都劈了:“快,来医院!赵总被人捅了!”

我从床上弹起来,拖鞋都没换,骑着电动车就冲到了市人民医院。急诊室门口全是人,我挤进去看见赵正国靠在病床上,左边肩膀缠着绷带,血渗出来把纱布染红了一片。他脸色煞白,但眼神还是清明的。

“赵总,怎么回事?”我气都没喘匀。

老周在旁边说:“就刚才,他在厂门口,有个人骑着摩托车过来,从后面捅了一刀就跑了。监控拍下了,人还在抓。”

赵正国摆了一下手,让我别大惊小怪:“擦破点皮,死不了。”

后来警察来了,做了笔录。赵正国说他不认识那个人,也没看见脸。警察调了厂门口所有的监控,只能拍到那人戴着头盔,骑一辆没有牌照的摩托车,动手的是一把弹簧刀,一刀扎在赵正国左肩胛骨下方,刀口不深,但位置阴毒,再偏几寸就扎到肺了。

我当时就想到了一个名字——巴颂。

赵正国住院那几天,厂里人心惶惶。老周临时顶上去管生产,天天往医院跑汇报。订单积压了一堆,但工人们都憋着一股劲,产量不降反升。他们说,赵总在病床上还打电话回来问线体运转的情况。

第五天,赵正国出院。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全厂开会。没有主席台,没有麦克风,他站在车间门口的空地上,肩膀上还缠着纱布。

“我知道你们都在想,是不是那个泰国人干的。”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脸,“不管是谁,我赵正国不会被这种事吓倒。该接的单继续接,该交的货继续交。你们要是害怕,现在就可以走,工钱结清,一分不少。”

没有人动。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他的声音沉下来,“从今天开始,厂区二十四小时巡逻,进出厂要有工牌,外来车辆一律登记。谁要是发现可疑的人,直接打我电话。”

从那天起,赵正国的电动车里多了一根钢管。

一周之后,巴颂突然来了电话。不是打给赵正国,是打给老周的。他说他人在国内,想约赵正国见一面,地点在我们厂。

老周不敢做主,把话转给了赵正国。赵正国听完,正在喝茶,杯盖在杯沿上刮了一下:“让他来。”

巴颂来了。这次只带了一个翻译,没带那浩浩荡荡的保镖队伍。他站在赵正国办公室门口,犹豫了一下才进来。赵正国没起身,坐在办公桌后面,抬头看了他一眼:“坐。”

巴颂坐下来。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但门开着,我能听见他们的谈话。

“赵老板,我直说了。”巴颂的语气跟前两次完全不同,多了几分谦卑,少了几分嚣张,“你被捅的事,不是我做的。但我知道是谁。我这次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消息,当是一个补偿。”

赵正国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是唐文杰的人。”巴颂说出一个名字。

唐文杰。

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脑子里嗡了一下。唐文杰,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当年被赵正国挤破产之后跑到东南亚发展的那个人。就是他给巴颂出的主意,让巴颂来找我们厂下那个不可能完成的订单。

“他以为你一定做不完。”巴颂继续说,“我也以为你做不到。但你没让我失望。你把事情做成了,做得漂亮。唐文杰损失了一笔生意,还丢了好大的脸。他咽不下这口气,所以才……”

“所以你今天是来道歉的?”赵正国打断他。

巴颂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了一下:“赵老板,我这个人,最喜欢跟有本事的人做生意。你让我开了眼。那十五万台车,现在在泰国卖得很好,没有一辆出问题。我要跟你长期合作,所以不想你死得太早。”

赵正国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那种眼神像要把人看穿。巴颂居然也没有躲闪。

“我知道了。”赵正国说,“你回去吧。合作的事,找老周谈。”

巴颂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说了一句:“唐文杰这个人,心眼比针尖还小。你小心点。”

门关上了。我走进去,赵正国靠在椅背上,眼睛望着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天下午,赵正国一个人开车出了厂,没带任何人。我问他去哪儿,他也没说。直到晚上九点多,他才回来,车停在办公楼前,人坐在驾驶座上没下来。我走过去,看见他额头有一道血口子,衣服上有打斗的痕迹。

“赵总!”

他抹了一把脸,说:“没事,跟人见了一面。”然后他推开车门下来,从后备箱里拿出一个文件袋,递给我,“明天拿给老周看,里面是唐文杰这几年的账目。他以为跑到国外就能洗干净,做梦。”

我拿着文件袋,手心里全是汗。赵正国往楼里走,走了几步突然停下来,回头看着我:“你怕不怕?”

“不怕。”我脱口而出,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赵正国笑了笑。那是我第二次见他笑,跟码头上的笑不同,这次的笑容里带着点温度。

“不怕就跟着。”他说完,转身上楼,留下我和那个文件袋站在夜色里。

第二天,赵正国安排人把那些账目送到了该送的地方。唐文杰的企业,三个月之后宣告破产清算。

而巴颂,他后来每个月都给我们厂下订单,成了最大的海外客户。

我有时候会在车间里看到那十五万台电动车的老照片,挂在墙上的公告栏里,照片里是曼谷码头上的壮观场面。巴颂那六百多人,本来是要来看笑话的,最后却成了我们最好的广告。

赵正国还是老样子,每天第一个到厂,最后一个走。

我问他,那“接了”两个字,当时是怎么说出口的。

他说:“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身后有几千个工人要吃饭。”

他顿了顿,又说:“但有时候,没有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

我点了点头。

外面的天蓝得跟水洗过一样。

有一年春节,厂里办年会。赵正国破天荒地上台讲了几句。他站在台上,面对着下面几百双眼睛,憋了半天,说出两句话:

“这个厂,不是我赵正国一个人的。是你们每个人的。”

台下掌声响了很久。

我坐在下面,突然想起那个会议室里的下午。泰国富商甩出不可能的条件,所有人沉默,然后赵正国说了那两个字。

“接了。”

原来那两个字不是冲动,不是赌气,而是一个男人用三十年时间铸成的名字。

赵一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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