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年轻司机为何自焚?网约车困局颠覆你的想象

25岁的加内什·内帕利,大概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闯入”尼泊尔政治史。

尼泊尔年轻司机为何自焚?网约车困局颠覆你的想象-有驾

7月9日,这名在加德满都跑网约车的年轻人,在路边等单时,被巡逻的市政警察当街用铁锁锁死了摩托车轮。讨价还价无果、营生工具被扣,他在街头倒汽油自焚,第二天不治身亡。

几天后,加德满都政府秘书处门前,举着“停止针对穷人的暴行”等标语的,正是一批手里举着智能手机、习惯刷TikTok的尼泊尔Z世代。他们把怒火对准的,是不到一年前由他们亲手捧上台的联邦总理——前加德满都市长巴伦德拉·沙阿(Barendra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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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这起悲剧,几乎就是沙阿任内“政治遗产”的直接结果。

“推土机总理”的旧账,被一把火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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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泊尔媒体和外媒的报道中,这次事件被为威权式城市治理,跟依靠非正规经济生存的城市底层之间,终于硬碰硬。

沙阿在成为总理前,是加德满都史上话题度最高的市长之一。他的“铁血整顿城市秩序”,靠的就是一支被他打造出来的市政警察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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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在他的推动下,加德满都通过了《市政警察法》。但从法律条文这支队伍本来只该干几件事

保护市政财产、看管公园、监督环卫、协助节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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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没有给他们配警棍的权力,更没有赋予他们拘留公民、做防暴和人群管制的资格。遇到违停或交通问题,他们最多有权通知联邦交通警察,不能自己上手用铁锁、用强制手段。

连前联邦警察副总监都公开提醒市政警察无权独立进行人群管控,一旦升级必须请求联邦警察介入,“现在这套做法,已经是严重越界”。

但现实是,在沙阿时期,这支本应只是“辅助角色”的队伍,被当成了一种绕过复杂法律程序的工具——一支可以随时出动的“城市私兵”。

网上流传的视频里,市政警察追着摊贩满街跑、暴力没收私人财物、随意锁车的场景屡见不鲜。行政暴力被日常化、正常化,直到内帕利在街头点火自焚,这笔政治人命账,绕不开现任总理。

谁在抗议?就是当初给他疯狂打call的那拨人

这次上街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会、老牌政党支持者,而恰恰是那群去年还在TikTok上为沙阿“暴力清街”视频狂刷点赞的年轻人。

这才是这场风波最刺眼的一点。

一直以来,尼泊尔的城市青年——尤其是Z世代——生活在一种与现实严重错位的“城市审美幻想”里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刷到的是欧洲、日本、韩国那样的城市道路整齐干净、河道没有棚户区、街头没有小摊小贩、停车井然有序。

他们厌恶加德满都谷地污水横流的棚屋,厌恶拥挤的流动摊点,也讨厌满街随意停放的摩托车。

在这种心理背景下,一个穿皮夹克、戴雷朋墨镜、会唱说唱、还是土木工程师出身的年轻市长沙阿,自然很容易被塑造成“干净城市的代言人”。

他上任后最受欢迎的操作是什么?

推土机开进巴格马蒂河边,铲掉贫民棚屋;市政警察成群结队,驱赶人行道上的小商贩、锁车、砸摊。

当时,TikTok和各大社交平台上,尼泊尔的年轻人给这些执法视频配上动感音乐,把沙阿捧成“不畏既得利益、重拳治市”的英雄。对他们来说,被清理掉的是“城市污渍”。

他们很少愿意承认,那些“污渍”,其实是一个贫困国家里,成千上万个家庭唯一的生路。

直到这场自焚悲剧,把问题推到了他们面前——这一次,倒下的不是他们印象中“脏乱差”的摊贩,而是跟他们差不多大的网约车骑手。

网约车青年,为何成了“城市美学”的牺牲品?

内帕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浪汉,而是靠智能手机接单、骑摩托挣路费的网约车骑手。

对尼泊尔当下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最普遍、也相对“体面”的谋生方式之一。

理解这点,需要看尼泊尔的经济结构

这个国家几乎没有成规模的现代制造业和重工业,长期靠侨汇“输血”——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尼泊尔青年远赴海湾国家、马来西亚干苦力,把钱寄回家。

留在国内的劳动人口,大量聚集在旅游、低端服务业,还有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街头摊贩、小零售、家庭作坊、零工出行等等。有统计显示,尼泊尔超过七成的劳动者,靠的都是这些“不进账本”的非正规工作。

换句话说,加德满都的河岸棚户区、路边小摊、满街跑的网约摩托车,绝不只是碍眼的“城市牛皮癣”,而是支撑这个国家运转的经济骨架。

在这样的现实下,沙阿的治理逻辑就显得格外荒诞

他既无法引入像样的制造业,也给不了年轻人稳定的工厂、写字楼岗位;另一边,却用强制手段铲掉他们自发组织出来的谋生空间——目的只是迎合社交媒体上的“干净城市”审美,换即时的政治流量。

当市政警察把锁扣在内帕利的摩托车上时,许多Z世代才意识到那种在TikTok上看起来酷炫、充满“现代感”的硬核执法,如果没有配套的就业与社会政策,刀口迟早会从棚户区,转向自己身上。

民粹“第三条道路”,怎么走成了威权捷径?

沙阿的崛起,本来是被很多尼泊尔人当成“旧体制之外的希望”。

在他之前,尼泊尔长期由几个传统大党轮流坐庄,分赃腐败、效率低下,民众早已厌倦。一个看起来干劲十足、善于操作传播的新面孔,自然容易被寄予厚望——被视为“第三条道路”。

现在的局面说明一件事

如果缺乏成熟的制度约束和一套经得住推敲的政策理念,新兴的民粹力量,很容易在现实压力下,滑向更简单粗暴的威权操作。

对沙阿来说,“推土机政治”有几个诱人的地方

行动画面震撼、冲突强烈,非常适合短视频传播;

社会问题被包装成“秩序 vs 脏乱”的简单二元对立,容易收割情绪;

法律程序复杂、社会结构顽固,而拆棚户区、赶摊贩,见效立竿见影。

这套模式,不仅帮他从市长一路坐到了总理,还在过去两年被尼泊尔国内其他城市官员当作“先进经验”照搬。

但代价是本就脆弱的社会结构,被加速撕裂。

一边是期待“像国外一样干净”的中产及准中产青年,一边是依靠非正规经济活命的城市底层。二者之间,本来就存在巨大落差。民粹式的“强人治理”,看似是在替前者出气,实际上是在把矛盾压到地面上,再用行政暴力强行“抹平”。

内帕利的自焚,只是这块被压得过久的地板,终于出现裂缝的一刻。

社交媒体时代谁在被谁利用?

这起事件,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尼泊尔年轻人反思谁主导了政治,谁被“带节奏”。

沙阿的政治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社交媒体的产物。

他熟悉镜头语言,懂得如何把拆违建、清街摊这类极具冲突感的行为,剪辑成酷炫的短视频,用音乐、滤镜包装成“正义降临”的爽片。

年轻人刷到的不是完整的政策链条,而是几秒钟的“正义时刻”。

至于被赶走的人去哪里?有没有替代生路?市政警察的权力有没有越界?这些都被剪出了画面之外。

这次,当网约车骑手成了受害者,同一批年轻人迅速转向抗议,要求尊重人权、限制市政警察权力。这种态度的急转弯,本身就说明,社交媒体情绪可以快速反噬曾经的“流量宠儿”。

问题在于,如果政治始终被这种短平快的情绪驱动,而不是围绕就业、社会保障、城市规划等长期议题展开,悲剧就可能在别的城市、别的群体中重演。

尾声一座城市,到底为谁而“干净”?

加德满都街头的这场抗议,暂时还无法撼动总理的位子。但它提出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一个缺乏稳定工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能不能只靠“整洁”和“秩序”,来打造所谓现代城市?还是说,当政者在用“干净城市”的话术,掩盖自己解决不了就业与贫困问题的尴尬?

对尼泊尔的年轻一代来说,更尖锐的追问是

当他们再次在屏幕前为某种“强力执法”欢呼时,是否会先想一想——这一次,被清理掉的,是不是正是那个和自己一样,只能靠一辆摩托车、一部手机,在城市缝隙里找生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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