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副驾驶上，手里的矿泉水瓶已经被我捏得变形了。计价器上那个数字跳得比我的心跳还快，三十分钟过去了，车往前挪了不到两百米。空调开到最大档，吹出来的风还是温热的，混着窗外一排摩托车排气管喷出的废气，从车窗缝里钻进来。
前面的摩托车阵密密麻麻的，像是被谁按了暂停键，偶尔有一辆从缝隙里挤过去，车尾灯闪两下，又不动了。
司机叫马诺，四十出头，穿一件洗到发白的蓝色polo衫，领口有点卷边。他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在划手机，脸上没什么表情。我问他，每天都这样吗。
他点点头，甚至没有看我一眼，说他住在城东，每天六点出门，十点能到办公室算运气好。我看了看时间，下午两点十七分，我们被堵在雅加达南北走向的一条主干道上，前后左右全是车。他忽然笑了一下，说你们中国人也堵车吧。
我说堵，但没有这么夸张。他说夸张吗，他觉得这就是正常。
那个“正常”两个字他说得很轻，像是说今天的天气不错。但我听出了一种很长很深的疲惫，像是已经被这条路吞掉了十年的时间。
我住进南区是来之前的决定。网上查资料的时候看了很多攻略，说雅加达南区是富人区，安全，干净，有商场，有咖啡馆，外国人一般都住那儿。我订了一家民宿，在克芒区一条安静的巷子里。
房东是一个华人老太太，姓林，七十多岁，会说一点中文。她带我看房间的时候指着一楼的窗户说，晚上要锁好，外面的人不太一样。我问她哪些人。
她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转身去厨房给我倒了一杯冰水。
杯子很干净，玻璃擦得透亮。客厅里摆着红木家具，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空调发出细微的嗡嗡声。我从窗户看出去，巷子很安静，偶尔有一辆摩托车过去，引擎声很快就被墙吸走了。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选对了地方，有种从混乱中逃进一个安全壳的错觉。
但这种错觉维持了不到三天。
第三天傍晚我出去散步，沿着克芒区的主路走了大概二十分钟，拐进一条岔路想抄近道回去。那条路越走越窄，两边的房子从带院子的小别墅变成了低矮的砖房，墙皮剥落，屋顶压着铁皮和瓦片，有的铁皮已经锈穿了，用塑料布盖着。路面上有积水，散发着一种说不清楚的酸臭味。
几个小孩光着脚在巷子里踢一个瘪掉的足球，球滚到我脚边，一个大概七八岁的小男孩跑过来，仰头看我，笑了笑。他的牙齿不太整齐，但笑得很亮。
我蹲下去把球递给他，他说了一句什么，我听不懂。他指了指我的手机，又指了指自己的嘴，我才明白他想要我给他拍照。我举起手机，他对着镜头比了一个V字手势，笑得比刚才更大了。
身后的房子、地上的积水、墙上歪歪扭扭的涂鸦，全都被框进了那个画面里。
我拍完准备继续走，旁边一扇门忽然开了，一个中年女人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警惕。她朝那个小男孩招了招手，小男孩就抱着球跑回去了。门关上了。
我站在那条巷子里，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从我住的那条街走到这里，也就走了不到十五分钟。
林太太后来有一次在院子里浇花，我站在旁边跟她聊天。我问她克芒区后面的那些房子是怎么回事。她说那是kampung，意思是村子或者贫民区，雅加达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格局，富人区和穷人区之间往往就隔一条路、一条河、甚至一堵墙。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她说她在这里住了三十年，看着那些房子慢慢多起来，看着那些人从乡下进城，找不到工作，就在空地上搭个棚子住下来。
我问她那些人靠什么生活。她说什么都有，有人骑摩托车拉客，有人在菜市场帮忙，有人去富人家里做佣人。她顿了顿，又说还有些人什么都不做，就在街上待着。
她说完这个，没有继续往下讲。我也没问。
那盆花被她浇了很久，水从花盆底部的孔洞里流出来，在瓷砖上汇成一小滩。我看着那滩水，想着刚才她说的“什么都不做”那四个字，想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后来我认识了阿古斯。他是我在住所附近一个路边摊吃晚饭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摊子卖的是印尼炒面，摊主是一个戴头巾的大姐，手脚麻利，锅铲翻得飞快。
我坐在塑料凳子上等吃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男人，皮肤晒得很黑，穿着一件灰色的工字背心，脚上是一双快要磨破的人字拖。他先开口跟我打招呼，英文不太好，但能沟通。
他叫阿古斯，二十六岁，从东爪哇的一个小镇来雅加达打工，已经来了五年。他在南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工作时间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五点，有时候要加班到晚上。我问他一小时能赚多少钱。
他说了一个数字，我换算了一下，大概是一万五千印尼盾，折合人民币七块多。我说那一个月能赚多少。他想了想，说如果每天都有活干，大概能赚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印尼盾，折合人民币七百到九百块。
七百到九百块人民币。在雅加达。住在南区。
他说他和另外五个人合租一间房子，在kampung里面，月租每个人大概二十万印尼盾，折合人民币不到一百块。房子没有空调，只有一个风扇，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着灯。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个很普通的生活细节，甚至还在笑。
他说他每个月要寄钱回老家，家里还有妈妈和两个还在上学的妹妹。
炒面上来了，他低头大口大口地吃，吃得很快。我盯着他那双磨破的人字拖看了很久，又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在商场花了两百多块买的运动鞋。那个画面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不是愧疚或者同情，而是那种不舒服——你们坐在同一个摊子上，吃的是同一锅炒面，但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这个摊子只是两个世界偶然重叠的一个点。
吃完饭他要走之前，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回老家。他愣了一下，说想过，但老家没有工作。然后他笑了一下，用那种很轻松的口气说，雅加达虽然累，但至少还能赚到钱。
他骑上一辆看起来很旧的摩托车，消失在巷子的另一头。尾灯的光在黑暗里晃了两下，然后就看不到了。
阿古斯让我开始注意那些平时我不会注意的人。在南区那些干净的咖啡馆和商场门口，总有一些人坐在台阶上，或者蹲在路边的阴凉处。他们穿得不太一样，皮肤晒得更黑，眼神更沉。
他们不是游客，不是来消费的人。他们是来送外卖的、打扫卫生的、当保安的、骑摩托车载客的。他们跟那些从咖啡馆里端着冰拿铁走出来的人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线。
那条线没有人画过，但每一个人都知道它在哪里。
有一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傍晚雨停了，空气里有一种被洗过之后的湿润味道。我走到附近一个比较大的路口，看到一个大概五十多岁的女人蹲在路边，面前摆着一个小小的铁皮托盘，上面放着几包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我看了一会儿才看出来那是卖纸巾的。一包纸巾大概能赚几百印尼盾，折合人民币两三毛钱。她蹲在那里，低着头，一辆车开过去，一阵风吹过来，把她面前的塑料袋吹起来，她弯下腰去捡。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像是在做一个她已经重复了几万遍的事情。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她，站了很久。我没有去买她的纸巾。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
可能是觉得买一包纸巾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让我自己变成一个来做“慈善”的游客。我大概站了十分钟，然后转身走了。走到巷子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那儿，还是那个姿势，低着头，面前还是那几包纸巾。
雨又开始下了，细细的，不大。她没有收摊的意思。
回到住所之后我坐在客厅里喝水。林太太在看电视，放的是一部印尼语连续剧，屏幕里的男女主角住在一栋带游泳池的房子里，笑得很大声。林太太看了一会儿，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掉了。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她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她说你来这里之前，是不是觉得雅加达跟电视上那些东南亚旅游城市差不多。
我说是。她又笑了笑，那种笑不是嘲笑，是一种很复杂的笑，像是她在二十年前也跟我一样。
她说你们外国人来旅行，住南区，去商场，喝咖啡，吃好的，看到的是雅加达最好看的那一面。等你们走了，它还是它。这句话她说得很轻，说完就站起来去厨房了。
第五天的时候我决定去北边走一走。雅加达的北部是老城区，也是港口区，据说那里有很多华人聚居的历史痕迹。林太太听说我要去北边，说了一句你自己小心。
她没说什么小心，但我明白了。
我打了一辆网约车，司机是本地人，叫德维，三十多岁，是个话很多的人。车从南区一路往北，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雅加达。房子越来越低越来越旧，街道越来越窄越来越脏，路边的小摊越来越多，卖的东西也越来越奇怪。
有人在卖炸虫子，有人在卖二手衣服，有人在卖一筐一筐不知道放过多久的水果。路边有一条小河，河面上漂着各种颜色的垃圾，塑料瓶、塑料袋、破衣服、泡沫箱，河水是灰褐色的，散发着一种刺鼻的气味。德维看到我在看那条河，主动说这就是雅加达的问题，排水系统不好，垃圾没人管，一下雨就淹。
他说完之后加了一句，不过政府最近在清理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奇怪的热情，像是他想要我相信事情在变好。
我没有接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个河的画面让我想到了很多事情。
那条河就在马路边上，来来往往的人每天都看得见。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可能所有的事情，只要看得足够久，都会变成“正常”。
德维又说了一件事。他说他每天早上五点半出门，把车擦干净，充好电，然后开始接单。午饭一般在下午两三点吃，因为那个时候订单少。
晚上一般跑到十点左右，如果生意好就多跑一会儿。他一个月能赚多少呢。他算了一笔账，扣掉平台抽成、充电费、吃饭的钱，大概能剩下三百五十万到四百万印尼盾，折合人民币一千六到一千八。
我说那不算少。他笑了，说是的，比在工厂打工好一些。但他说他也知道，这个收入在南区只能租到一个小房间，买不起房子，也养不起一辆车。
他老婆在老家带孩子，他每个月回去一次，坐五个小时的火车。
他说这些的时候还在笑。我发现这里的很多人都在笑。那种笑不是开心，是一种习惯，是一种对生活做出的条件反射，像是如果不笑的话，有些话就说不出口了。
老城区到了。我下车走了走，看到了一些华人寺庙和老建筑，还有一些荷兰人留下来的殖民时期的房子，很多都已经破败了，墙上爬满了藤蔓植物，窗户玻璃碎了也没有换。一座看起来很老的教堂前面坐着十几个男人，他们坐在台阶上，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发呆，有的在看手机。
他们的行李就放在脚边，用塑料袋装着，鼓鼓囊囊的。我看着他们，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他们今晚住哪儿。我没有答案。
在庙门口遇到了一个华人老伯，姓黄，八十多岁了，穿着一件白色的汗衫，坐在一张藤椅上乘凉。他看到我在拍照，主动跟我打招呼，说的是中文，带一点福建口音。他很高兴有人能跟他用中文聊天，拉着我讲了很多事情。
他说他爷爷那辈从福建来到印尼，在雅加达做生意，开了一家杂货铺，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在城里买了几间铺面。再后来呢。他说后来的事情他说了三个字——排华。
他说那个年代很多华人离开了印尼，他家里的人也走了一部分，他父亲坚持留下来，把铺子关了，搬到了北边。他说那些事情的时候表情很平静，像是在讲一段别人的历史。
我问他现在有没有回去看过。他说回去过，三年前回了一趟福建老家，村子还在，但已经没有人认识他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笑了一下，那个笑让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
他在印尼生活了八十年，但他叫他来的地方“老家”。那个词里有一种很长的东西，我说不清楚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到。
回到南区之后，我发现我走路的方式变了。以前我只在主干道和克芒区的几条商业街上走，现在我开始往那些小巷子里钻。我越来越好奇那些kampung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
礼貌地说，是好奇。说实话，是一种不安。我发现我住在离那些房子只有十几分钟的地方，却对那里的生活一无所知。
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式赚钱，不知道他们的小孩在哪里上学，不知道他们生病了去哪里看医生。我住在一个很干净的房间里，窗外是修剪整齐的草坪，隔壁有一个欧洲人在弹吉他，冰箱里有啤酒和水果。我跟那些人之间的距离不是一条路，是一整套完全不同的生活系统。
我越来越频繁地想到阿古斯。想到他说的那个没有窗户的房间。想到他吃炒面时狼吞虎咽的样子。
想到他骑摩托车消失在巷子里的背影。他每天早上从那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出发，骑着他的旧摩托车，穿过那些我走路都不敢走的路，来到南区，在那些崭新的、干净的、有空调的建筑工地上流汗，用他的手、他的肩膀、他的腰，一点一点地砌起那些我住不起的房子。
我想起在书上看到的一句话。大意是说，富人的城市是穷人建的。我以前觉得那是一句漂亮的口号，太像口号的话我都不怎么信。
但在这里，这句话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事实。一个每天真实发生的事实。
第九天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我让林太太帮我在kampung里面找了一个导游，说是导游，其实就是一个住在那里的年轻人，叫里奥，二十岁，还在上大学，学的好像是英语教育。他带我走了两个小时，把那条巷子里面的路走了一遍。
我看到了一些我在外面看不到的东西。巷子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医疗站，只有一间房，一个护士坐在里面，桌上摆着一些药品，看起来不多，也很旧。里奥说这个医疗站是社区的志愿者开的，每周开放两天，平时居民生病了只能去公立医院，但公立医院很远，而且排队要排很久。
巷子的尽头有一块空地，几个大人在打羽毛球，线是在地上画的两条线，球网是一根拉直的绳子。旁边有一个小孩在喂鸡，那些鸡瘦瘦的，羽毛乱七八糟的，在一堆垃圾里面找吃的。
里奥指着一栋两层楼的水泥房子说，那是他家的。他父母住在楼下，他住在楼上。他请我上去坐坐。
楼梯很窄很陡，铁皮做的，走上去会晃。他的房间大概不到十平方米，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墙上贴着一些英文单词的海报，桌上堆着书和学习资料。
他拉开抽屉给我看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他自己打的，大意是如何用英文描述雅加达的城市生活。
那篇文章写得很认真，字也写得工整。我问他毕业之后想做什么。他说他想当老师，教英文，最好是去国际学校那种，薪水高一些。
他说他不想一辈子都住在这个房间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很认真，没有笑，跟那些在路边蹲着的人不一样。他说完了又补了一句，好像也不太容易。
那四个字他说得很轻，像是怕声音太大就会把那点希望震碎掉。
第十一天的晚上，我约了马诺去吃晚饭。就是第一天堵车时那个司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找他，大概是因为他说的那句“正常”让我一直想着。
我们约在克芒区一家卖巴东牛肉饭的小馆子，他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头发也梳过了，看起来很不一样。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雅加达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最不好的东西又是什么。
他想了想，先回答最不好的部分。他说是堵车和时间，但他接着说了一句有意思的话。他说堵车不只是堵在路上，是堵住了很多东西。
人们把时间花在路上，就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没有时间陪家人，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时间就像被那些车一辆一辆地吃掉了。然后他说最好的东西。
他说是机会。他说雅加达虽然很乱，但你只要愿意干，总能找到一口饭吃。他说他认识很多从乡下来的人，什么都不会，就在路边开始，卖水、卖香烟、帮人停车，慢慢地也能活下去。
他说你知道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最奇怪的是，那些从乡下来的人，很多人在乡下有房子、有地，但他们不去住，非要挤到雅加达来。
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因为这里的钱转得快。在乡下，你种田，可能要六个月才能看到一次收成。
在雅加达，你今天帮人停了一天的车，晚上就能拿到现金。我说那不是更不稳定吗。他说是更不安全，但现金比土地实在。
现金装在口袋里，谁也拿不走。土地在那里，你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是你的。
他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吃完饭我们就坐在那里聊天，老板也没有赶人的意思。他忽然指着街上走过的一群人说，你看看他们，不是本地人。我看了看，那些人穿着比较体面，背着相机，边走边笑。
马诺说游客一般不来这种店吃饭，他们去商场里面那些装修很漂亮的印尼餐厅，花两倍的钱，吃一模一样的东西。他说完又加了一句，说那些人来的地方，就是他在他们眼中看起来的样子。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是那种淡淡的语气。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这个地方最让我想不通的是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他说是那些住在花园里的人，和那些住在铁皮房子里的人，之间隔的只是一堵墙。墙这边的人一辈子也不会走进墙那边，墙那边的人也一辈子不会走进墙这边。
但他们在同一个菜市场买菜。他们的孩子在同一个城市长大。他们坐同一种公交车——只不过有人坐的是空调车，有人坐的是没有空调的。
他说完那句话就不说了。我们从馆子里走出来，站在门口抽烟。远处一栋高楼上亮着一排蓝白色的灯，把周围的天空照得发白。
那栋楼下面，隔两条街，黑漆漆的巷子里，几十万人正在睡觉。有人睡在风扇旁边。有人睡在风扇下面。
有人睡在没有风扇的地方。
我站在那里，忽然觉得我离这栋楼很远，离那些巷子也很远。我哪都不属于。
我只是一个来住了十一天的旅行者。我明天就要走了。
回住所的路上，马诺开车送我。晚上不那么堵了，但路上还是很多车。路灯的光一段明一段暗，照在前面的车顶上把轮廓打得模糊不清。
我看着窗外那些一晃而过的人影，在小摊前面停下来，骑着摩托车载着家人，蹲在路边等着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我只知道其中几个。
阿古斯。里奥。德维。
马诺。林太太。那个卖纸巾的女人。
那个帮我拍照的小男孩。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一个比我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故事活着，而我只需要付一晚的房费就可以离开这里。
到了门口，我下车之前，马诺忽然叫住我。他说了一句我觉得不像他会说的话。他说希望下次你来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句话，就说反正，你来了就知道了。
我回到房间，收拾行李。窗外的巷子很安静。空调嗡嗡地响着。
我把空调关了。
那个声音一停，世界忽然变得更安静了。
我听到远处隐隐约约有一点摩托车的引擎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像一根细细的线，穿过整座城市，连到我的耳朵里。然后那声音也渐渐听不到了。
我躺下来。
天花板在高处，不动。
我闭上眼睛。
想到马诺说的那句话——“富人区和穷人区像两个国家”。
我大概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了。
但他后来纠正了自己。他说他改主意了。他说不是两个国家。
说国家是有边界的。它更像同一棵树上长出来的两根树枝，看起来长在不同的方向，但你顺着它们摸下去，会发现它们连着一个树干，连着一根根须。它们共享同一片土壤。
这片土壤的名字叫雅加达。
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名字。
旅游出行Tips：
1. 防晒霜指数建议50+，雅加达全年湿热，紫外线很强。每天出门前涂一次，中午补涂一次。
2. 出租车用Grab打车比Blue Bird正规，价格透明。高峰期增加50%以上的附加费，路程越长越不划算，建议根据距离选择摩托车（Gojek）。摩托车在堵车时快三倍以上，但要有心理准备。
3. 饮用水不要直接用自来水烧开喝。街头小摊的冰块多是工业制冰，肠胃敏感的人最好不喝加冰的饮料，选择瓶装矿泉水最安全。
4. 南区克芒区住宿一晚约30-50万印尼盾（人民币140-230元），含早餐。北边老城区住宿便宜一半以上，但设施和安全性明显更低。
5. 换汇不要在机场换，汇率差8%-10%。在市区找写着“Moneychanger”的店，大的商场里汇率最合适。带美金比带人民币好换。
6. 进寺庙和清真寺要穿长裤，女性包头发。大部分寺庙门口有免费借用的纱笼，但不如自己提前准备好。
7. 街头小吃卫生条件参差。最安全的方法是去当地人排队多的摊子，看摊主是否戴手套。热门选择有沙爹串、巴东牛肉饭（Nasi Padang）、印尼炒饭（Nasi Goreng）。
8. 老城区华人庙宇（金德院、观音堂）不收门票，但可以带一点零钱捐香油钱。附近有荷兰时期的老建筑群，也叫Kota Tua。下午四五点后更凉爽，人也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