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6公里，我开了11个小时，我哥在后座一直看着窗外，下高速时他掏出一封信，说“别告诉妈”
导航说还有四百七十公里的时候，我哥在后座开了口，声音哑得像砂纸蹭过水泥地。
“下个服务区停一下。”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靠着车窗，脸朝着外面，玻璃上倒映着他半张脸，眼窝陷得很深，颧骨那儿有一块指甲盖大的老年斑，上个月还没有。他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已经被捏得起了毛。
“憋不住了？”我问。
“不是。”他说，“想抽根烟。”
我哥戒烟九年了。九年前他四十八岁，体检报告上写着肺部有阴影，复查之后是良性的，他当天就把剩下的半包中华扔进了垃圾桶，从此再没碰过。我妈为这事念叨了好几年，逢人就夸她大儿子有毅力。
我没吭声，打了右转向灯，变道进了服务区。车停稳，他推开车门下去，走得很慢，腰微微佝着。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走向便利店，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折回来，敲了敲我的车窗。
“忘了带火。”他说。
我从扶手箱里摸出打火机递给他。他接了，没点烟，只是把打火机在手里翻了两下，揣进了兜里。
“算了。”他说，“上车吧。”
那天是三月十二号，下午两点出头，离我妈住的县城还有四百多公里。我们从南方那座城市出发的时候是凌晨三点二十，天还是黑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我哥坐在后座，一路上没怎么说话。我老婆本来要跟着来，我哥说不用，两个人回去就够了。
我妈八十六岁，独居，住在老棉纺厂的家属院里。三楼的房子，两室一厅，楼道里永远有一股陈年油烟和樟脑丸混在一起的味道。去年冬天她摔了一跤，胯骨裂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起来之后走路就不太利索了，要扶着墙或者推着那种四个轮子的助行器。我哥每个月给她打两千块钱，我离得远，一年回去两三趟，每次待个三四天。平时是我姐在照应，她住得近，骑电动车十分钟就到。
这次是我哥给我打的电话。那天晚上十一点多，他打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妈不太好”。
我问怎么不好。
他说姐打电话来说妈这几天不怎么吃东西了，前天开始连粥都不喝了，就喝几口水，人瘦得脱了相。
“那你回去吗？”我问。
他沉默了几秒，说“你开车来接我，我们一起回去”。
我哥没有车。他年轻时候在运输公司开过大货，后来公司倒了，他出来自己干，倒腾过水果，开过小饭馆，都没挣到什么钱。五十岁那年他去了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一直干到去年退休。他住在城南一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他膝盖不好，上下楼费劲，平时很少出门。
我凌晨两点半到他楼下，他已经站在单元门口等着了。一个旅行包，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两盒保健品和一兜橘子。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拉链拉到脖子根，头发梳得很整齐，看得出是刚洗过。脚上那双皮鞋擦得锃亮，但鞋底磨得很薄了，走路的时候脚后跟有点往外撇。
“走吧。”他把包扔进后座，自己拉开车门坐进去，然后就没再说话。
从我们那座城市到我妈那儿，导航显示九百八十六公里，预计开十一个小时。我开的是我那辆开了七年的国产SUV，去年换过一回轮胎，跑长途还行。出了城上高速，车很少，远光灯打出去，路面上偶尔有被压扁的易拉罐或者塑料袋，一闪而过。我哥在后座，一开始还坐着，后来就歪着靠着车窗，脸一直朝着外面。我几次从后视镜里看他，他眼睛是睁着的，但也不知道在看什么。窗外黑黢黢的，什么都没有。
开了三个多小时，天开始蒙蒙亮。我在一个服务区加了油，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他摇头，说“不饿”。我买了两个包子一杯豆浆，他接过去，包子吃了半个就放下了，豆浆喝了两口。剩下的我吃了。
“你昨晚没睡？”我问。
“睡了。”他说，“睡不踏实。”
然后又补了一句：“做了个梦，梦见妈在蒸馒头。那种老式的，用碱发的面，蒸出来黄黄的，她手上全是面粉。”
他说完就不说了。我也没接话。我妈以前确实蒸馒头，每年过年前蒸一大锅，冻在阳台的缸里，能吃到正月十五。后来年纪大了，揉不动面了，就不蒸了。我哥那会儿还在跑运输，每次出车回来，我妈都给他留几个，他蘸着白糖吃，能吃四五个。
中午十一点多，我们在一个服务区停下，我吃了碗泡面，他坐在车里没下来。我吃完回去，看见他手里拿着那个牛皮纸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但没拆开。
“什么东西？”我问。
“没什么。”他把信封塞回夹克内兜里，“妈的信。”
我愣了一下。我妈识字不多，只念过三年小学，平时连短信都不发，怎么会写信？
“她什么时候给你的？”
“上个月。”他说，“姐带来的，说妈让她捎给我，让我自己看。我一直没看。”
“为什么？”
他没回答，把脸又转向了窗外。
我发动车子，重新上了高速。离老家越近，路两边的景色就越熟悉。那些灰扑扑的村庄，那些种着杨树的河堤，那些写着“化肥”“农药”的破旧广告牌。我哥在后座动了一下，从前面的椅背袋里摸出一瓶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又拧上，放回去。
“小勇。”他叫我的名字。
“嗯。”
“妈这次要是真不行了，后事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我想过。我姐在电话里跟我提过，说妈自己攒了八千块钱，放在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里，用一块蓝布包着，说是留着办后事用的。我姐说这点钱肯定不够，还得我们兄弟俩凑。
“姐说妈有八千块。”我说。
“我知道。”他说，“我说的不是钱。”
他顿了一下。
“我说的是，到时候谁摔盆。”
摔盆是我们老家的规矩，老人走了，出殡的时候长子摔瓦盆，盆摔得越碎越好，说是这样老人在那边才有饭吃。我爸走的时候是我哥摔的，那年他三十二岁，瓦盆摔在水泥地上，碎成八瓣。他跪在那儿，膝盖磕在青砖上，磕出一块淤青，半个月没消。
“当然是你。”我说，“你是长子。”
他沉默了很久。
“要是我先走呢？”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看着前面，但焦点不知道落在哪里。
“你说什么胡话。”
“没说什么。”他把头靠回车窗上，“开你的车。”
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们下了高速。收费站出口那排水泥墩子上贴着褪色的标语，旁边的杨树刚抽了嫩芽，灰绿色的，毛毛糙糙的。我降下车窗，风灌进来，带着一股烧荒草的焦味和泥土的潮气。我哥在后座直起身子，把那个牛皮纸信封从兜里掏出来，捏在手里。
“别告诉妈。”他说。
“什么？”
“这封信。别告诉妈我看过。”
“你到底看不看？”
他没回答。车拐上了那条通往棉纺厂家属院的旧柏油路，路面坑坑洼洼的，两边是红砖围墙，墙根堆着碎砖头和枯树枝。有几个老头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眯着眼看我的车经过。我减了速，车轮碾过一个水洼，溅起一点泥水。
到了楼下，我把车停在那棵歪脖子梧桐树旁边。三楼阳台的窗户开着半扇，晾着一件蓝布衫和一条灰裤子，在风里轻轻晃。我熄了火，回头看我哥。他还坐在那儿，信封攥在手里，指关节发白。
“上去吧。”我说。
“等一下。”他说。
他低下头，把信封翻过来，用拇指挑开封口。里面是一张纸，折了三折，格子本上撕下来的那种，纸边毛毛的。他展开，看了很久。我坐在驾驶座上，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的脸被那张纸挡住了，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看见他拿纸的手在抖，不厉害，但一直在抖。
大概过了一支烟的工夫，他把信折回去，塞进信封，揣进内兜，拉上拉链。
然后他推开车门，下了车，站在梧桐树下，抬头往三楼看。
“走吧。”他说。
我拎着包跟在他后面上楼。楼梯间很暗，声控灯坏了两盏，只有三楼那盏还亮着。我哥走在前面，一只手扶着栏杆，走得很慢。到二楼半的拐角，他停下来，喘了几口气，然后从兜里摸出那个打火机，看了一眼，又揣回去。
三楼的门虚掩着，我姐听见脚步声，从里面把门拉开了。她眼圈红红的，头发用一根黑皮筋胡乱扎着，身上系着那条用了十几年的蓝布围裙。
“来了。”她说，声音有点哑。
我哥嗯了一声，侧身进了门。
屋里有一股中药味和爽身粉混在一起的味道。客厅的茶几上摆着几个药盒、一个搪瓷缸、半包抽纸。沙发靠背上搭着一条毛毯，毯子边上脱了线，拖出一截线头。我妈的房门关着，门缝下面透出一线黄光。
我哥站在客厅中间，没往里走。他转头看了看厨房，灶台上放着一锅小米粥，已经凉了，粥面上结了一层薄膜。旁边的碗里有一块腐乳，只动了一小角。灶台边的窗台上摆着一排药瓶，还有一个玻璃罐，里面泡着枸杞，水已经发浑了。
“她早上喝了两口粥。”我姐说，“刚才睡下了。”
“醒过吗？”我问。
“醒过一会儿，问你们到了没有。”
我哥走到我妈房门口，把手搭在门把上，没拧。他的背对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他在那儿站了大概有半分钟，然后转过身，走到阳台上去了。
阳台很小，堆着几个纸箱和一把旧椅子。我哥站在那儿，手扶着栏杆，看着楼下那棵梧桐树。我跟过去，站在他旁边。楼下一个老太太推着轮椅慢慢走，轮椅上坐着一个更老的老头，腿上盖着毯子。
“我算了一下。”我哥忽然说。
“算什么？”
“从咱们出发那个服务区开始，到咱们下高速，我数了，一共过去了四百三十七辆车。大货车三百零二辆，小轿车一百二十一辆，还有十四辆是那种长途客车。”
我看着他。
“你数这个干什么？”
“没事干。”他说，“数着数着，就下高速了。”
他从兜里掏出那个信封，看了看，又揣回去。
“妈在信里说，”他开口，声音很低，“她说她这辈子没给我留下什么东西，就留了句话。她说她知道我这些年不容易，让我别怪自己。”
我等着他说下去。
“她说，我十二岁那年发高烧，她背着我走了八里地去公社卫生院，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到现在还有一个疤。她说她背我的时候就想，这个儿子以后不管有没有出息，只要好好活着就行。”
我哥说到这儿停住了。他的手抓着阳台栏杆，指节泛白。楼下那个推轮椅的老太太走远了，拐进了隔壁单元的门洞。
“她不知道我要来。”我哥说。
“姐没跟她说？”
“说了。”他说，“但她不知道我今天到。”
他转过身，走回屋里。我姐正在厨房里热那锅小米粥，看见他进来，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他摇头，走到我妈房门口，这回他拧开了门把手。
我站在客厅里，听见他走进去，听见床板轻轻响了一声，大概是他坐在了床边。然后是很长的安静。我姐在厨房里搅粥，勺子碰着锅沿，叮叮当当的。我坐在沙发上，看见茶几下面压着一张照片，是我哥小时候的，黑白的，边角发黄，他穿着一件棉袄，站在雪地里，咧着嘴笑，缺了一颗门牙。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我哥从房间里出来，轻轻带上门。他走到沙发跟前坐下，从兜里摸出那个信封，放在茶几上，又摸出那个打火机，并排摆在一起。
“她瘦了好多。”他说。
我姐端着粥从厨房出来，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粥放在了茶几上。那碗粥冒着热气，小米粒一颗一颗的，熬得开了花。
“你吃点。”我姐说。
我哥端起碗，喝了一口。烫，他放下碗，等了一会儿，又端起来，小口小口地喝。他喝得很慢，一碗粥喝了有十分钟。喝完他把碗放下，碗底还剩一点点，他用勺子刮了刮，刮干净了。
“姐。”他叫了一声。
“嗯。”
“这粥熬得好。”
我姐别过脸去，拿围裙擦了擦眼睛。
那天晚上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哥睡在我妈房间里的那张折叠床上，那张床平时是收在阳台上的，今天专门支起来了。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经过我妈房间，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里面亮着一盏小夜灯，暖黄色的。我从门缝里看见我哥坐在折叠床上，背靠着墙，手里攥着那个信封，我妈睡在床上，呼吸很轻，胸口几乎看不出起伏。床头柜上放着半杯水、两粒药，还有一把木头梳子。
我哥没看见我。他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过了很久，他低下头，把信封贴在额头上，就那么贴着。
我退回客厅，躺在沙发上，再也睡不着了。隔壁传来我姐翻身的动静，弹簧床垫吱呀一声，又没了。
第二天早上，我妈醒了。她睁开眼，看见我哥坐在床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嘴里的牙掉得差不多了，笑起来嘴角往里瘪着，但眼睛是亮的。
“来了。”她说。声音细得像一根线。
“来了。”我哥说。
“开车来的？”
“嗯。小勇开的。”
“累不累？”
“不累。”
我妈伸出手，我哥握住了。她的手很干，皮肤薄得能看见底下的青筋，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干干净净。我姐说她每周给妈剪一次指甲，剪完还用锉刀磨一磨，怕她抓痒的时候把自己抓破。
“饿不饿？”我哥问。
我妈摇头。
“喝点粥？”
她又摇头，然后说：“你姐熬的粥，我喝了。”
我哥没再问。他就那么握着我妈的手，坐在床边。窗外的光慢慢亮起来，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地板上，一条一条的。我妈看着他，过了一会儿，又闭上眼睛，像是又睡过去了。但她握着我哥的手没有松。
上午的时候，我姐去社区医院拿药，我在厨房收拾。我哥在房间里陪我妈。我听见他在说话，声音很低，隔着门听不太清。我凑近了一点，听见他说：“妈，你还记得我十二岁那年发高烧不？你背我去卫生院，路上摔了一跤。”
我妈的声音更小，我听不见她说什么。
“我记得。”我哥说，“你膝盖上那个疤，现在还有。”
然后是长长的沉默。
“我不怪你。”我哥忽然说。声音有点抖，但很快就压下去了。“我从来没怪过你。”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姐回来之后我问她，妈当年做什么了。我姐愣了一下，说：“你不知道？”
我摇头。
我姐叹了口气，说：“你哥十二岁那年发高烧，妈背他去卫生院，路上摔了一跤，把腰摔坏了。后来腰一直不好，干不了重活，棉纺厂的正式工也没转成，就一直是临时工。你哥总觉得是他害的。后来他跑运输，有一回翻车了，腿压断了，也是妈在医院伺候了他三个月。那会儿妈自己的腰都直不起来，还天天给他送饭。”
我姐说到这儿，把药盒一个一个码在柜子上，码得很整齐。
“你哥这人，心里装事，嘴上不说。妈也是。两个人就这么耗着，耗了半辈子。”
下午三点多，我妈又醒了。这回她精神好一些，让我姐把床摇起来，靠着坐了一会儿。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哥，说：“你们俩都在，好。”
我哥坐在床边，手里攥着那个信封，但始终没拿出来。
我妈说：“老大。”
“嗯。”
“你那个膝盖，还疼不疼？”
“不疼了。”
“骗人。”我妈说，“天冷就疼，我知道。”
我哥没说话，把脸别到一边去。
我妈又说：“我柜子里那个蓝布包，你拿了吗？”
“拿了。”
“够不够？”
“够。”
我妈点点头，像是放心了。她看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说：“你爸走的时候，我四十九。今年我八十六，比你爸多活了三十七年。够了。”
我哥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去了。我跟过去，看见他站在那儿，肩膀在抖，但没有声音。他从兜里摸出那个打火机，点了一根烟，就是他在服务区说想抽的那种。烟叼在嘴里，没吸，就那么点着，看着它一点一点烧下去。烧到过滤嘴了，他才把烟头摁灭在栏杆上，烟灰掉下去，被风一吹就散了。
“她什么都明白。”他说。
那天晚上，我哥把信拿出来，在客厅的灯下又看了一遍。我坐在旁边，他没有避开我。信纸上的字歪歪扭扭的，很大，笔画之间有很明显的停顿，像是写一个字要想很久。我只看清了几句：“老大，妈对不住你。”“你小时候受苦了。”“妈这辈子没本事，就养了你们三个。”“别怪自己。”
信的最后一行写着：“小勇开车慢，你别催他。”
我哥把信折好，放回信封。他坐在沙发上，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看着茶几上那个搪瓷缸。缸子上印着“劳动最光荣”五个红字，漆已经掉了大半。那是厂里发的，我记事的时候就在家里了。
“我本来不想来的。”他说。
“为什么？”
“怕。”他说，“不知道怕什么，就是怕。”
他停了停。
“在服务区那会儿，我想抽根烟。火都借了，没点。我怕点了烟，就忍不住想掉头回去。”
“那你为什么还是来了？”
他看着我妈的房门，门关着，底下透出一线光。
“她信里说，让我别怪自己。”他说，“可我怪不怪自己，跟她想不想我，是两码事。”
第二天早上，我哥起得很早。我听见他在厨房里忙活，起来一看，他在熬小米粥。他用的是我妈那个老式高压锅，锅盖上有个小阀门，噗嗤噗嗤地转。他站在灶台前，手里拿着勺子，一下一下地搅。小米是他昨天晚上让我姐去楼下粮油店买的，新米，黄澄澄的。
粥熬好了，他盛了一碗，端进我妈房间。我妈醒了，靠在床头。他坐在床边，舀了一勺粥，吹了吹，送到我妈嘴边。我妈张嘴吃了，咽下去，又吃了第二口。吃了小半碗，她摇摇头，不吃了。
我哥把碗放下，用毛巾给她擦了擦嘴角。
“妈。”他说。
“嗯。”
“信我看了。”
我妈看着他，没说话。
“我不怪你。”他说，“真的。”
我妈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她的手在他颧骨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滑下来，落在被子上。
“你瘦了。”她说。
那天下午，我姐把我叫到阳台上，跟我说了一件事。她说妈其实上个月就开始不怎么吃东西了，开始还能喝点粥，后来粥也不喝了，就喝几口水。社区医院的医生来看过，说年纪到了，身体的零件慢慢就关了，没有病，就是老了。医生打了个比方，说就跟机器一样，用久了，零件磨损了，修不好了。
“医生说，快的话十天半个月，慢的话一个月。”我姐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是三月三号。”
那天是三月十四号，第十一天。
我姐还说，妈那个蓝布包里，除了八千块钱，还有一张存折。存折上是三万二，是妈这些年攒下来的，每个月存一点，存了十几年。存折密码是我哥的生日。
“她早就准备好了。”我姐说。
我把这事告诉我哥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用一块布擦那双旧皮鞋。他擦得很仔细，鞋面、鞋帮、鞋跟，连鞋底的泥都用牙签剔掉了。他把鞋擦干净，摆在门口，鞋尖朝外，并排放着，像等着谁穿。
“三万二。”我说。
他嗯了一声，继续擦鞋。
“你知道？”
“知道。”他说，“姐跟我说了。”
“那你……”
“我不用她的钱。”他说，“留着，给她办后事，剩下的给姐。姐这些年出力最多。”
他把鞋擦完了，放在门口，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我跟过去。楼下的梧桐树在风里晃，叶子还没长全，枝枝丫丫的。有个小孩在树下骑小自行车，歪歪扭扭的，后面跟着一个老太太，弯着腰扶着车座。
“我算过一笔账。”我哥说。
“什么账？”
“从咱们家到我那儿，是九百八十六公里。我一年回来两趟，一趟来回就是一千九百七十二公里。我工作三十八年，回来大概七十六趟。加起来是十五万公里。”
他说完，看着楼下。
“十五万公里，绕地球快四圈了。可我每次回来，待两三天就走。跟她说话的时间，加起来不知道有没有一百个小时。”
他顿了顿。
“一百个小时，除以二十四，是四天多一点。我跟我妈这辈子，真正在一起说话的时间，可能就四天。”
他从兜里摸出那个信封，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只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红印，是那种老式印章，看不清是什么字。
“这封信我揣了十一天。”他说，“从姐给我的那天起，我就揣着。一直不敢拆。我怕拆开看了，就得回来。”
“那你现在看了。”
“看了。”
“后悔吗？”
他看着楼下那棵梧桐树。小孩已经骑远了，老太太直起腰，捶了捶背，慢慢往楼里走。
“不知道。”他说，“没空想。”
三月十五号凌晨两点多，我姐来敲我的门。她声音发紧，说妈不太好了。我爬起来跑到我妈房间，我哥已经在那儿了，他坐在床边，一只手握着我妈的手，另一只手拿着那块湿毛巾，在给我妈擦额头。我妈的呼吸很浅，胸口起伏得很急，喉咙里有一种细细的声音。
社区医院的医生来了，量了血压，听了心跳，跟我哥说：“准备吧。”
我哥问：“还有多久？”
医生说：“不好说，可能几个小时，也可能一两天。”
医生走了之后，我哥让我姐去睡一会儿。我姐不肯，他就说：“你听我的，去睡。这儿有我。”
我姐看了他一眼，出去了。
我留在房间里。我哥坐在床边，握着我妈的手，一动不动。小夜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清楚。他今年五十七了，头发白了一大半，眼袋很重，嘴角有两道深深的法令纹。他长得像我妈，尤其是眼睛，都是那种偏长的单眼皮，看人的时候很专注。
“小勇。”他叫我。
“嗯。”
“你困不困？”
“不困。”
“那你坐这儿。”他让了让，把床边的椅子拖过来。“我出去一下。”
他走出去，我坐在床边，握着我妈的手。她的手很凉，像握着一块石头。她的呼吸很急，但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嘴角甚至有一点点往上翘。
我哥在阳台上。我从门缝里看见他站在那儿，背对着屋里，手扶着栏杆。他的肩膀一耸一耸的，但没有声音。他在那儿站了很久，大概有半个小时。然后他回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擦了擦脸，走进来，坐在床边，重新握住我妈的手。
“妈。”他叫了一声。
我妈没有回应。
“妈。”他又叫了一声。
我妈的呼吸慢慢平下来，从急促变成缓慢，从缓慢变成很轻很轻。天快亮的时候，她的呼吸停了。我哥一直握着她的手，握了很久。然后他把她的手轻轻放回被子里，掖了掖被角，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
外面天刚蒙蒙亮，梧桐树的轮廓在灰蓝色的天光里若隐若现。有一辆车从楼下经过，车灯从窗帘缝里扫过去，又没了。
我哥站在窗前，背对着我。
“别告诉妈。”他说。
我愣了一下，然后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那封信的事。他看了信，但他不想让我妈知道他看了。或者，他不想让我妈知道他看了之后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
我姐听见动静从隔壁过来，站在门口，捂着嘴，眼泪往下掉。我哥转过身，看着她，说：“姐，打电话吧。”
丧事办了三天。我妈的娘家人来了几个，老棉纺厂的几个老姐妹也来了，还有楼下的邻居。灵堂设在客厅里，那张黑白照片选的是我妈六十岁那年照的，头发还没全白，笑着，露着牙。我哥跪在灵前，有人来烧纸他就磕头。他跪了三天，膝盖肿了，走路一瘸一拐的。
出殡那天早上，他捧着瓦盆，站在灵车前。瓦盆里烧着纸钱，火苗蹿起来，把他的脸照得明明暗暗。他举起瓦盆，往地上一摔，瓦盆碎成几瓣，纸灰飞起来，像一群灰蛾子。
他没哭。
至少我没看见他哭。
丧事办完那天晚上，我姐在厨房收拾，我和我哥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放着那个蓝布包，包里的钱和存折已经取出来了，存折上的三万二加上八千现金，一共四万。我哥把四万块钱分成两份，一份三万，一份一万。他把三万推给我姐，一万留给自己。
“这钱我不能要。”我姐说。
“你拿着。”我哥说，“这些年你出力最多。我在外面，什么忙都没帮上。”
我姐还要推，我哥把钱塞进她围裙兜里，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去了。
第二天我哥要跟我回南方。走之前他把屋里屋外收拾了一遍。我妈房间的床单被罩拆下来洗了，晾在阳台上。床头柜收拾干净，药瓶扔了，梳子留了一把，放在抽屉里。他把那封信从兜里掏出来，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和那把梳子放在一起。
“放这儿？”我问。
“放这儿。”他说。
他站在房间中间，环顾了一圈。床腿压在地板上，压出四个浅浅的印子。窗帘拉着，阳光从缝隙里透进来，一条一条的。他走过去，把窗帘拉开，光一下子涌进来，照在地板上，照在那四个印子上。
他蹲下去，用手摸了摸其中一个印子。然后站起来，拎起包，往外走。
“走吧。”他说。
我开车，他坐在后座。出了县城，上了高速，他一直看着窗外。路边的杨树往后退，一块一块的麦田往后退，远处的村庄往后退。我开了大概两个多小时，从后视镜里看他，他靠着车窗，眼睛闭着，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
他的夹克内兜里，那个牛皮纸信封已经不在了。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他带走了。
车又开过一个服务区，我没停。导航显示还有七百多公里。我哥在后座动了一下，然后我听见他说了一句话，很轻，被风一吹就散了。
“九百八十六公里。”他说，“开了十一小时。”
我没接话。
他又说：“下次回来，不用开这么久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他，他已经把脸转回窗外了。窗外的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像要下雨。远处的麦田里，有一个人弯着腰在干活，小小的，像一个黑点。
我把车速稳在一百一十码，往南走。
车里很安静，只有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我哥在后座，一直看着窗外，没再说话。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那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让我哥揣了十一天不敢拆。他看了，也说了，但他到底有没有真的放下，我不知道。我妈到底知不知道他看了信，我也不知道。她走的时候嘴角是往上翘的，我宁愿相信她是安心的。
你们家里老人最后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有没有什么话，是到了最后也没说出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