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30日，朱镕基正式接过了上海市长这块烫手山芋。
当时的上海，账本惨得让人不敢看。作为全国经济的硬骨头，上海交的多、留的少。1985年全市财政收入还有181亿元，1986年直接跌掉5亿，1987年又缩水11亿。到了1988年初，系统内部核算下来的预估更让人心凉：全年能保住150亿就算烧高香。城市基础设施烂成一摊泥，老城区挤得下不去脚，连修条路的钱都掏不出来。
很多部门领导还没从过去那种一杯茶、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日子里醒过神来。专题会议定在上午十点召开，朱镕基坐在会议室里，看着空荡荡的座位。会议时间到了，人还没到齐。
一位局长推门进来，猫着腰准备溜到位置上落座。朱镕基直接把人叫住：“你站到会场前面，当着这里所有人的面讲清楚迟到的缘由。”
这位局长额头冒汗，慌忙解释说自己刚结束上一个会。朱镕基压低声音反问：“你忙，有我忙吗？你一个人迟到两分钟，这么多参会的人累加在一起，浪费的是大家多少时间？”
门外几个赶到的局长听到这话，迈进脚尖的鞋底硬生生缩了回去。
这次会议解决的就是烂尾整整一年的浦东南路。1987年开工的主干道，马路被剖开一半，挖出来的泥土乱堆在路边，另一半勉强过车。老百姓出门一趟，晴天吃一嘴灰，雨天踩一脚泥，私下里全在骂“晴天洋灰路，雨天水泥路”。各部门扯皮关切，硬是拖了365天没人管。
朱镕基在会上直接点名电力局局长，问线路到底什么时候能埋进地下。
局长也满腹苦水，说架电线杆的木头要从江西调，瓷瓶要景德镇供货，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跨省调拨全卡死在指标上，物资拿不到，总不能凭空变出来。
朱镕基没有任何场面话，当场拍板：调10辆桑塔纳轿车出去，直接去换江西的木材和景德镇的瓷瓶。
那个年头，桑塔纳是绝对的紧俏资源，提车指标比什么都硬。拿轿车去换工程材料，在当时的体制内简直是破天荒的操作。物资问题解决了，朱镕基接着要完工节点。局长一开始支支吾吾给个年底的模糊时间，朱镕基当场把时间往前压，逼着对方立下向国庆献礼的军令状，并明确告知自己届时会亲自到现场验收。
转头面对市政局负责人，空气更冷。
市政局的人还在提“试通车”这种过去惯用的缓兵之计，朱镕基当场顶回去，不要试通车，只要完全通车。指标直接砸在桌子上：国庆前实现正式通车，参与人员工资提高两级；扛不下这个任务，今天当场递交辞职信。
没人再敢扯客观困难。散会后，各局把精干力量全部抽调到浦东南路的施工现场，挖掘机和作业人员昼夜轮转。
朱镕基自己也没在办公室坐着。一次他去北京开完会飞回上海，出了虹桥机场，车子没往市区市政府方向开，司机直接一脚油门把车拐上了去浦东南路施工现场的土路上。他拉下车窗，看着飞扬的尘土和正在浇筑的路面。
这种死抠节点、不留退路的打法下，原本瘫痪了一整年的烂尾路，在1989年9月27日提前3个多月彻底搞定，正式通车。
八十年代末的上海，说白了就是两座大山：一是财政池子见底，干什么都缺钱；二是内部推诿成风，遇到难题先罗列一堆客观理由，习惯了用“尽量办”、“再研究研究”把事情搁置起来。
浦东南路被刨开的泥坑，和那些拿桑塔纳去换瓷瓶的会议，成了那个特殊节点最真实的切片。后来浦东开发开放的大幕拉开，万丈高楼拔地而起，但最初撬动这一切的，不过就是把那些习惯了迟到、习惯了拖延的人，逼到退无可退的墙角。
那些常年在体制内混日子、习惯了拿“客观条件不具备”当挡箭牌的人，如果被推到当年那个迟到就要当众罚站、完不成任务就要现场辞职的会议室里，还能靠着嘴皮子混多久？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