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把那把老款太子摩托的钥匙扔进我手心时，只说了七千六，别讲价。屋里吊扇转得吱呀作响，桌上那只掉了瓷的搪瓷杯还冒着一点热气，我坐在折叠椅上，手心里全是汗，第一反应就是他在坑我。
那会儿我刚毕业，住在城中村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墙皮掉得厉害，晚上隔壁外卖员的电动车一充电，整栋楼都跟着嗡。工作也没正经工作，靠接文案、改稿子、写点零碎活凑日子，卡里只剩一千多块，连房租都要算着花。那辆摩托看着旧，黑漆被太阳晒得发乌，可发动机一直很稳，表哥说得硬气，我还是咬牙转了账。
我骑着它回去那天，风从领口灌进去，发动机一响，整个人都像松了一口气。表哥第二天就走了，临出门前只拍了我一下肩，说车别卖。那时候我没多想，只觉得他这人还是那副老脾气，嘴硬，心也硬。
三个月后，事就变了。
那天热得离谱，地面像刚泼过开水，我下楼去打火，车只哼了两声就没动静了。推到修车铺，师傅看了一眼电瓶，说得换了。我蹲在路边，拿扳手去拧座垫底下那几颗锈死的螺丝，虎口一下被磨破，血蹭在铁皮上，疼得我直吸气。等我把座垫掀开，整个人都愣住了。
里面塞着一个黑色防水袋，沉得不对劲。我拉开拉链，十沓百元钞票整整齐齐码着，封条还在。袋子底下还压着一张旧照片，一个女人抱着小孩，背面写着一行小字：等我回来。还有一个万象的地址。
我那一瞬间脑子是空的，手都抖了。不是兴奋，是发冷。十万块，不是小数目，谁会忘在摩托车座子底下三年？我给表哥打电话，没人接，微信也像沉进了水里。那晚我坐在地板上，风扇吹得床单直响，烟灰缸里堆了一圈烟头，我才慢慢反应过来，这钱不是忘了，是藏着给谁留后路的。
我顺着照片上的地址找去万象，找到了一个住隔壁的华裔老太太。她给我倒了杯铁观音，听见我报出表哥的名字，脸色一下就变了。她没多问，只说人已经不在那儿住了，走前还留了一封信。信封里有把车站储物柜的钥匙，纸条上就一句话，让来找他的人去开柜子。
柜子里是一块硬盘。
我回旅馆把它插进电脑，试了好几个密码，最后用上了孩子的名字和出生年份，才打开。里面不是别的，都是账目、路线、录音、照片，还有一串串看得人后背发紧的记录。那一刻我才知道，表哥不是去做生意了，他是被人一点点拖进了一个拔不出来的坑里，连自己都快没了。
我没敢乱动，先把资料分开备份，又把能用的线索一条条记下来。后面那趟去码头的事，说出来都像发梦。仓库里那个人左手缺了一根指头，表哥被打得瘦脱了相，跪在地上，抬头看我时眼睛里全是血丝。他让我走，我没走。我把硬盘的备份放出去，逼对方先放人，才把他带出来。
再后来，我们顺着线索找到了苏梅和孩子。那间小木屋里灯很暗，桌上只有一锅稀粥，孩子睡得脸发红，表哥站在门口，整个人抖得厉害。小孩睁眼叫他爸爸的时候，他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眼泪一下就砸下来了，挡都挡不住。
这事过后，我心里就剩三句话。贵重东西别随手乱塞，真有底的事一定要留备份；人一旦突然断联，别只顾着等，先把能查的线索一条条捋出来；家里人有些话说不出口，不是没事，往往是已经扛到没法再开口。
我现在再摸到那把旧钥匙，还是会想起那天表哥扔给我时的力道。那不是一串金属，是他把自己还能撑住的那点东西，先交到了我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