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款全部给了弟弟，我没闹，立刻辞职卖车，除夕夜母亲来电：“我们在餐厅等你买单”，我笑：“慢慢等吧”
腊月二十九那天下午，我把车钥匙交给二手车贩子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
那辆车跟了我六年零四个月，跑了九万三千公里，副驾驶的皮子裂过一道口子，是我用针线缝的，缝得歪歪扭扭。车贩子绕着车转了两圈，拿手电筒照了照底盘，说发动机有点渗油，最多给四万八。我说五万，他说四万九，我说行。微信转账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个数字，四万九，比我预想的还多一千。
车贩子把车开走那一刻，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是个假的后视镜，我站在原地看着自己的车被开远，手里攥着那张刚打出来的过户单，风一吹哗哗响。
第二天我回了趟老家。
我妈在厨房炸丸子，油锅滋滋响，她背对着我说，回来了？我说嗯。她说你弟在里面收拾东西，你去搭把手。我站在原地没动，看着她把一笊篱萝卜丸子捞出来控油，灶台上摆了三个搪瓷盆，一个装肉丸子，一个装素丸子，还有一个空的。
我弟从里屋出来，怀里抱着一个纸箱子，里面全是旧书，最上面那本是金庸的《天龙八部》，书脊用透明胶带缠了三层。他说哥你帮我抬一下，后备箱装不下了。我说车卖了。他愣了一下，哦了一声，自己抱着箱子往门口走，我妈在后面喊，你慢点，别磕着门框。
那是拆迁公告贴出来的第11天。
我们村这块地，从2019年就说要拆，年年传，年年没动静，今年冬天突然就来了。量房子那天来了四个人，穿反光背心，拿着激光测距仪，在院里院外走了一圈，在墙根底下画了几个粉笔道道。我爸留下来的那个老院子，连正房带厢房再加一个过道，量出来是二百六十七平。按政策能换两套楼房，或者拿钱，一平补八千三。
算下来是两百二十一万六千一。
这个数我记了很长时间，不是因为我惦记，是因为我妈在饭桌上说了不下二十遍。她说的时候筷子点着桌面，说这两百多万，够你弟在城里安家了，够他娶媳妇了，够他这辈子不用像你爸那样下煤窑了。
我爸是2016年走的，肺癌，从查出来到走不到四个月，最后那段日子他总说后背疼，我妈用热毛巾给他敷，敷着敷着他就睡着了，醒来第一句话是问今天几号。他走那天是农历二月初九，天还冷着，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刚冒芽。
拆迁款是腊月二十到的账，那天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话声音有点抖，说钱到了，我说哦。她说你弟看上了一套房，在城东，一百三十八平，首付要八十万，我说哦。她说剩下的钱留着给他结婚用，现在彩礼行情高，咱不能让人家姑娘看扁了，我说哦。她顿了顿，说你有没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她说你爸要是还在，也是这个意思。我说嗯。
挂了电话我就把辞职报告写好了。
我在城南那家汽车配件厂干了八年，从质检员干到质检组长，一个月到手六千四。辞职报告交上去那天，人事部老赵把我拉到楼梯间，递了根烟，说你是不是找着更好的了。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是疯了吧，再熬两年就能交够十五年保险了，我说不想熬了。他点着烟，吸了一口，又吐出来，说你们家那个拆迁的事我听说了，你妈全给你弟了？我没吭声。他拍了拍我肩膀，没再问。
从厂里出来那天是腊月二十四，天阴着，飘了点雨星子，我把更衣柜里东西收拾了，一件旧工装，一双劳保鞋，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还有个发黄的笔记本，上面记的是这八年经手的零件批次。我把工装和鞋扔了，保温杯和笔记本装进蛇皮袋，拎着走出厂门口，门卫老孙头说走啦？我说走了。他说常回来看看。我说行。
其实我心里清楚，我不会再回来了。
卖车的事我没跟我妈说。卖车之前我干了件事，把我爸留下来的那个木头箱子翻了出来。箱子在厢房的角落里，上面落了一层灰，打开里面是些旧证件，一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本房产证，还有我爸年轻时在矿上的工作证。工作证上的照片是个瘦削的年轻人，眼睛很大，嘴角紧抿着，跟我记忆里那个总咳嗽的中年男人对不上号。
箱底压着一封信，没寄出去的，收件人写的是我姥爷的名字，落款是1998年。信纸发黄，折痕处都快断了，我爸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写着：爹，今年矿上效益不好，欠了三个月工资，孩子开学要交学费，想跟您借三百块钱，等开了工资就还。信没有寄出去，不知道是没舍得邮票，还是后来工资发了。
我把信折好，放回箱子里，把箱子搬到我自己那间屋的床底下。那间屋我住了十八年，后来出去打工，回来就睡沙发。墙上贴着一张1999年的年画，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红鲤鱼，边角卷起来了，露出底下另一张更旧的美女挂历，1996年的。
我妈进来过一次，看见我在翻箱子，说那些破烂你还留着干啥。我说看看。她说你爸那个人就是死脑筋，借钱不好意思开口，那三百块钱最后跟你二叔借的，你二叔那个人嘴碎，逢人就说，气得你爸过年都没去他家拜年。我没接话，把箱子合上了。
除夕那天早上，我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哥晚上去悦宾楼吃饭，妈订了包间。我说不去。他说你别这样，妈都订好了，十个人的大桌，你不来不好看。我说车卖了，去不了。他顿了一下，说我来接你。我说不用。
电话挂了以后我坐在床边，从窗户往外看，院子里的石榴树早就掉光了叶子，枝桠上挂着几个干瘪的果子，黑乎乎的，像几个小煤球。我妈在厨房剁饺子馅，刀碰着案板的声音一下一下传过来，很规律，像某种倒计时。
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妈给我发了条微信，语音，我点开，她说，悦宾楼二楼牡丹厅，六点开席，你早点过来。语音最后有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她在炒菜。我没有回。
五点四十的时候她又发了一条，说我们都到了，你弟开车去接你二叔了，你直接过来吧。我还是没回。
六点二十，她打电话来了。我接了。电话那头很吵，有小孩跑来跑去的声音，有我二婶大嗓门说话的声音，还有服务员报菜名的声音。我妈的声音从嘈杂里钻出来，说你怎么还不来，菜都上齐了。我说我不去了。她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没意思。她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大过年的，全家人都等着你呢。我说那你们吃吧。她说你快点，服务员催着点菜呢，等你来了再点热菜。我说你们点吧，不用等我。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我妈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我到现在都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她说，我们在餐厅等你买单。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就像说“回来的时候带瓶醋”一样。没有商量，没有请求，甚至没有通知的意思，就是陈述一个事实，一个她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实。
我笑了一声。
我说，慢慢等吧。
然后我把电话挂了。
挂完电话我就把手机关了，从抽屉里翻出那张二手车过户单，四万九，又数了一遍。抽屉里还有一沓现金，两千三百块，是我从厂里结的最后一个月工资。我把钱和过户单放在一起，拿皮筋一扎，塞进背包里。
背包是2013年买的，一个杂牌双肩包，拉链换过两回，背带缝过三回，我一直没扔，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时我爸给我买的。那年我十九岁，去省城打工，他送我到镇上的汽车站，从兜里掏出一把零钱，数了又数，给我买了这个包，一百二十块，在镇上那个供销社买的，蓝黑色，上面印着“adidas”几个字母，多了一个d，我背到厂里，工友笑了我半年。
我把包背在身上，从屋里出来。我妈那间屋的灯亮着，窗帘没拉，能看见她在里面走来走去，大概是在换出门的衣服。我没看第二眼，从院墙根推出来那辆旧自行车，链条有点锈，骑起来咯吱响。我骑着车往村口走，路过二叔家门口，里面传出电视声，春晚开场歌舞，咚咚锵锵的。
村口小卖部的灯还亮着，老周头坐在柜台后面看一台小电视，见我骑车过来，探出头说，大过年的去哪儿啊。我说去城里。他说你妈他们不是去饭店了吗，你没去。我说没去。他说那你这是……我说出去转转。他哦了一声，没再问，缩回去继续看电视。
我骑到镇上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着，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远处有人放烟花，闷闷的爆炸声滚过来，空气里一股硝烟味。我把自行车锁在镇中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那是我初中三年的停车位，树还在，锁车的那根水泥桩子也在，上面缠的铁丝锈得快没了。
然后我沿着国道往前走，走了大概一公里，到了加油站。加油站的小姑娘在柜台后面玩手机，我买了包烟，七块钱的红塔山，又买了瓶水。她说大叔过年好。我说过年好。
我站在加油站外面的路灯下把烟拆开，点了一根。我戒烟六年了，这一口呛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我靠着路灯杆蹲下来，看着国道上偶尔开过去的车，车灯扫过路面，又扫过去，一辆接一辆，都是赶着回家吃年夜饭的。
我抽完那根烟，把手机开机了。
一下进来十七条微信，我妈十二条，我弟三条，还有两条是我二婶的。我妈最后一条只有四个字：你真没来。我弟最后一条说，哥你这样就没意思了。我二婶发了两条语音，一条说你妈在饭店哭了，一条说你这孩子心怎么这么硬。
我没有回。把手机又关了。
我蹲在路灯底下想了很多事，想我爸，想那封信，想那个多了一个d的背包，想那辆被我缝过座椅的车，想悦宾楼牡丹厅里那张十人的大桌，我妈穿着她去年过年买的那件红毛衣坐在主位上，我弟给他媳妇夹菜，我二婶大声说笑，服务员端着盘子进进出出。那张桌子上有一个位置是我的，那个位置的碗筷摆得整整齐齐，玻璃杯里倒满了橙汁，没有人动过。
那顿饭最后是谁买的单，我不知道。我弟后来发朋友圈，照片里一桌子菜，中间是个鱼头，配的文字是“年夜饭，团圆”。我在朋友圈里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是初一早上，我蹲在县城小旅馆的床上，一晚上八十块，没有热水，空调嗡嗡响。
后来我听二婶说，那天最后是我弟把单买了，花了一千三百多，我妈回家以后把自己关在屋里，第二天早上眼睛是肿的。二婶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带着埋怨，说我妈偏心归偏心，年夜饭你不来，外人看了像什么话。我说嗯。
二婶还说，我妈第二天早上煮了一锅小米粥，煮好了又倒掉了，说不饿。那锅粥在灶台上放了一整天，到晚上结了一层薄薄的膜，她用筷子挑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
我是初三那天回去的。
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地上还有除夕放鞭炮留下的碎红纸，被风刮到墙根底下，聚成一小堆。我妈在屋里择韭菜，看见我进来，手停了停，又继续择。我坐在门槛上，她坐在小板凳上，两个人隔着一整个堂屋的距离，中间地上趴着那只老猫，十四岁了，毛都快掉光了，眯着眼晒太阳。
她说，吃饭了吗。我说吃了。她说吃的什么。我说包子。她说哦。韭菜择完了，她端着盆去厨房，走到门口停了一下，说你那屋我没动，还给你留着。
我说不用留了，我过两天就走。
她背对着我，肩膀动了一下，没回头。她说，你去哪儿。我说不知道。
她没有再问。
那天下午我去看了看那棵石榴树，树底下埋着我爸的一件旧棉袄，是他走的那年我妈烧给他的，烧了一半下起雨来，剩下的埋了。石榴树的枝干粗了不少，树皮裂开一道道口子，我伸手摸了摸，粗糙，冰凉，有一道口子里卡着一粒干透的石榴籽，黑得发亮。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屋收拾东西。我的东西不多，一个背包就装完了。那个木头箱子我没带走，放在床底下，上面又落了一层灰。信还在里面，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还在里面，我爸那张年轻的工作证照片还在里面。
走的时候我妈站在院门口，手里端着一碗刚煮好的小米粥，冒着热气。她说你喝口热的再走。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烫，把碗还给她。她说你钱够不够。我说够。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我说我知道。
她没说完，我也没让她说完。
我背着那个多了一个d的背包往村口走，路过小卖部，老周头说又走啊。我说嗯。他说你妈刚才站门口看着你呢。我没回头。
走到镇上，我取了自行车，骑着往国道走。风从北边刮过来，带着一股烧荒的焦味，路边的杨树光秃秃的，枝桠上有个喜鹊窝，黑乎乎一团，架得老高。国道上一辆长途大巴开过去，带起来的风把我的外套吹得鼓起来，我捏着车把，没停。
骑到加油站那个路口的时候，我下来推着车走了一段。加油站的小姑娘换了人，新来的，在擦加油机。我站在路边点了一根烟，还是红塔山，七块钱一包，抽到一半掐了，把剩下半根别在耳朵上。
我想起我爸，想起他蹲在院子里劈柴的样子，斧头举起来，落下，木头咔一声裂成两半，他把劈好的柴码在墙根底下，码得整整齐齐，一摞一摞，像某种沉默的仪式。
我想起那封信里他写的那句话：孩子开学要交学费。那是我，那时候我八岁。
我想起我妈在电话里说“我们在餐厅等你买单”时的语气，那么平常，那么自然，像在说一件她笃定的事，笃定我会去，笃定我会掏钱，笃定我依然是那个听话的、不争不抢的、把什么都往肚子里咽的大儿子。
她笃定了三十九年。
我骑着车往县城走，路过悦宾楼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二楼牡丹厅的窗户亮着，里面有人在吃饭，人影晃动，看不清是谁。我在马路对面停了一下，然后踩上脚蹬子，继续往前骑。
背包里那四万九还在，皮筋扎着，沉甸甸地压在后座上。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顿年夜饭我要是去了，把钱付了，坐下来把那杯橙汁喝了，事情会不会不一样。我妈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她到底是什么意思，是随口一说，还是想了很久才说的。她后来煮了又倒掉的那锅小米粥，到底是给我煮的，还是给她自己煮的。
我不知道。
你们家里，有没有过这样一顿没人买单的年夜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