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聊个话题，看看现在满大街跑的电动汽车，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最近十几年才兴起的新鲜玩意儿。
但如果告诉你，早在三十多年前，当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还在琢磨怎么攒钱买台彩色电视机的时候，就有一位老人，给国家提了个建议，说咱们干脆别费劲跟西方学造汽油车了，直接跳过这一步，去搞电动汽车。
你听到这话，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在当时听起来，简直就像是说我们别学走路了，直接学飞行吧。
这位有如此超前眼光的老人，就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1992年，他正式向国家递交了一份建议书，核心思想就是咱们国家发展汽车工业，应该直接把重点放在新能源上。
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疑惑，毕竟那个年代，一辆上海桑塔纳轿车，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整个国家的汽车保有量还非常低。
在这样一个连汽车都还没普及开来的社会，去谈论用电池驱动的汽车，确实显得有些“好高骛远”。
那么，钱学森先生究竟是看到了什么，才敢在三十多年前就下这么一盘大棋呢？
要理解他这个想法，我们得把时间再往前倒推一些，回到1973年。
那一年，中东地区爆发了战争，阿拉伯产油国为了对抗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搞石油禁运，还大幅提高油价。
一夜之间，整个西方工业世界都慌了神，加油站门口汽车排起的长队望不到头，工厂停产，经济衰退，这就是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机。
这场危机给全世界都上了一课，也让当时的中国科研界和高层领导感到深深的忧虑。
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工业命脉，完全建立在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资源上，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这就好比脖子被别人掐着，人家一收紧，你就喘不过气来。
这种对能源安全的焦虑感，一直压在心头。
正是带着这种深层次的担忧，钱学森开始思考中国的长远发展道路。
他分析得很透彻，在内燃机，也就是我们说的汽油发动机这个领域，西方国家已经玩了一百多年，技术积累非常雄厚，各种专利壁垒高得吓人。
我们作为一个后来者，再去追赶，难度极大。
就好比一场长跑比赛，人家已经跑完了大半程，我们才刚刚站上起跑线，想追上去反超，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算我们拼尽全力，把发动机热效率提高一点点，也只是在别人划定的跑道里艰难前行，始终无法掌握主动权。
所以，他的思路非常清晰：既然这条路这么难走，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换一条新路走呢？
开辟一条全新的赛道，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甚至可以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提前布局，实现“换道超车”。
当然，光有想法还不行，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我们连像样的汽油车都造不出来，哪来的底气去搞技术上更复杂的电动车呢？
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
其实，钱学森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他的底气，来源于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另一项重要布局——“863计划”。
这个计划是在1986年启动的，目标就是瞄准世界前沿的高技术领域进行攻关。
钱学森是这个计划专家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之一，在讨论未来技术方向时，他敏锐地抓住了“电化学储能”这个关键点，并且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电池技术将是未来交通工具的“心脏”。
更厉害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思路，叫做“用航天体系的方法来搞动力电池”。
这话听起来有点玄，其实说白了很简单。
搞航天工程，比如发射火箭、卫星，最看重的是什么？
是绝对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不能有半点差错。
所以航天系统里有一整套非常成熟的管理办法，比如怎么给设备散热，怎么设计备用系统以防万一等等。
钱学森认为，可以把这些在航天领域已经验证过的高标准、严要求，直接拿来用到汽车电池的设计和制造上。
这种跨界的“降维打击”思路，一下子就为中国电动车的研发指明了方向，让我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直接从最核心的电池、电机、电控系统入手，而不是像传统车企那样先有车再改电。
理论归理论，实践起来总是充满坎坷。
1994年，国内一个研究所好不容易试制出了第一批圆柱形的锂电池，结果拿到现场一测试，发现电量小得可怜，也就够点亮几盏小灯泡。
当时就有在场的人开玩笑说：“就这玩意儿还想推汽车？连个自行车都带不动吧。”这话传到钱学森耳朵里，他一点没生气，反而笑着说，有人嘲笑，说明大家开始认真思考这件事了，这是好事。
随后，他积极联系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把研究电池材料的、研究散热结构的、研究控制系统的专家们组织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攻关。
他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非常超前的理念，叫做“用市场倒逼实验室”。
他觉得，科学家不能总关在屋子里画图纸，追求理论上的完美。
应该先把东西造出来，哪怕它不完美，有很多缺点，也要大胆地把它投放到实际生活中去，让老百姓去用，去体验。
然后把收集到的各种问题和反馈，再拿回实验室去研究改进。
1998年，上海街头就真的出现了二十辆试验性的纯电动出租车。
这些车续航很短，不到一百公里，充电也不方便，但却成了城市里的一道新风景。
开车的司机师傅说，这车没噪音，起步平稳，车里也没汽油味，乘客坐上来都觉得很新奇。
正是这些来自第一线的真实反馈，为后来改进电池安全、优化电控系统提供了最宝贵的数据。
钱学森看到报告后就批示说：“问题虽然多，但都能解决；不要怕出丑，就怕我们站着不动。”
更体现钱学森战略眼光的是，他考虑的不仅仅是一辆车，而是整个产业链的布局。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手里的几张好牌。
第一，我国的稀土资源储量世界第一，而稀土是制造高性能电机的关键材料；第二，我国西北地区有大面积的戈壁和沙漠，光照资源非常好，非常适合发展光伏发电，可以为电动车提供清洁的电能来源；第三，改革开放积累的经济实力，让我们有能力去购买国外的先进设备，加快研发进程。
他认为，只要我们把储能（电池）、电驱（电机）和基础设施（充电网络）这三件事同步推进，就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
后来的发展，也确实印证了他的判断。
从2004年国家启动“十城千辆”电动车示范计划，到后来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在安全性和寿命上取得重大突破，再到今天，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根据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双双超过了900万辆，市场占有率超过了30%，这是全世界都瞩目的成绩。
从1992年那份建议书算起，三十多年的时间，当初那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构想，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实。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钱老的预测也并非百分之百准确，比如他曾乐观地估计氢燃料汽车会更早普及，但实际上由于技术和成本问题，氢能的发展要慢得多。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在战略层面为国家指明方向的伟大贡献。
科学探索本就如此，关键在于找对大方向，然后坚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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