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廖建国的脚踹在车门上的时候，我正把车钥匙往兜里塞。
那声响像闷雷打在了铁皮上。我坐在驾驶座没动，手心在方向盘上按了按，皮质有点凉。后视镜里映出一张脸，五十来岁，工作服袖口磨得发白，眼睛红得像刚揉过一把辣椒面。
我推开车门，一只脚刚踩到地上，他的声音就砸过来了。
“你疯了？这一号车位你也配停？”
大院里静了一瞬。远处传达室的窗户开了一条缝，又合上了。秋天的日头斜斜地照过来，在地上拉出两道影子，一长一短，短的那道晃得厉害。
我把车门关上，声音不大，但关得稳。看着他，没说话。他比我矮半个头，肩膀厚实，右手还攥着拳头，指节上有老茧，那种常年握方向盘磨出来的茧。他穿的是单位发的深色夹克，拉链拉到胸口，里面衬衣领子泛黄。
“这个位子是谁的？”我问。
他愣了一下，喉结动了动，声音低下去半度，还是硬邦邦的。“周书记的。坐了十二年。”
“周书记今天来吗？”
“周书记退了。”
“那这车位空着？”
他嘴角抽了一下，手从车门上收回去，在裤缝上蹭了蹭。“空着也是他的位子。你新来的吧？”
我点了点头。他上下打量我一眼，目光在我那辆半旧的车上停了两秒。车后座上还放着我妈硬塞给我的靠垫，碎花的，针脚粗得很。他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可能是“就这车也敢往一号位停”的意思，也可能不是。
“你是新来的书记？”他问。
我说是。
他沉默了。沉默的那几秒里，他脸上的红从眼睛周围退回去，露出底下一层青白，像那种熬了几宿没睡好的人。他往后退了一步，但马上又站住了，没让开的意思。
“廖建国。”他说，像在报名字，又像在提醒我记住。“给周书记开了十二年车。”
我“嗯”了一声。
“这车位是周书记该得的。”他这句话声音很轻，轻得像说给自己听。“他老伴瘫了，中午得回去送饭。来回四十分钟，晚一刻钟饭就凉透了。上面才给画了这个位子，方便他抬腿就走。”
大院里有人推着自行车经过，铃铛响了一声。我脑子里闪过我妈住院那阵子，我每天中午骑电动车往医院赶，红灯一个接一个，心里堵得像吃了个没蒸熟的馒头。
“那就留着。”我说。
廖建国的眼睛瞪大了半圈，像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拉开副驾驶的门，从里面拿出我那个用了很多年的公文包，边角磨得发亮。关上门，往楼里走。
他在身后喊了一句：“那你停哪儿？”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阳光正好打在他脸上，眼角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左手腕上缠着一圈膏药，白乎乎的，边上起了毛。
“后面画自行车的那块空地，我把车挪挪。”
他没再说话。我进了楼，玻璃门在身后合上时，听见那辆旧车发动了，发动机的声音闷闷的，像一个人把话咽回了肚子里。
走廊很长，灯没开，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方光。我走到书记办公室门口，门牌是新换的，上面还贴着出厂膜的边角，微微翘着。我伸手按了按，没按平。
推开门，一股旧书和灰尘的味道扑过来。窗台上有一盆绿萝，蔫头耷脑，叶子边上焦了一圈黄。旁边放着一个搪瓷杯，白底红花，杯口豁了一个小口子，杯底有一圈深褐色的茶渍。
桌面上干干净净。椅子靠背上搭着一件旧毛衣，灰色的，袖口脱了线。
我站在门口，公文包还在手里攥着。窗外传来廖建国擦车的声音，抹布一下一下地拍在车顶上，啪，啪，啪。
我把公文包放在桌上，在椅子里坐下来。椅子比我想的旧，坐上去往左歪了一点。我打开手机，给丈夫发了两个字：到了。他回了个笑脸。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翻开笔记本，第一页还沾着上任留下的笔迹，铅笔写的，字很小，我认了半天，只认出一个“回”字。
楼下的拍打声停了。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往下看。廖建国站在车子旁边，仰着头看向这扇窗。阳光晃眼，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他站了很久，大概有半分钟，然后弯腰拎起水桶，慢慢往院子那头走了。
我把窗帘拉上了一半。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待到九点多，翻完了近三年的主要文件。十点整，手机响了，是儿子打来的。“妈，你那边宿舍冷不冷？”我说不冷。他说“你一个人别老吃泡面”。我说知道了。挂电话前他加了一句：“我爸今天做了红烧肉，给你留了一碗放冰箱了。”
我说好。挂了电话才想起来，他在省城，我在云栖，冰箱里那碗肉隔着两百公里。
我洗了搪瓷杯，接了杯热水。杯口那道豁口贴着嘴唇，凉丝丝的。水汽漫上来，在窗玻璃上糊了一小片雾。
楼下大院里，一号车位空着。路灯照着地面，轮廓线有点歪，但看得清。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到单位。一号车位上停着一辆旧电动车，车筐里放着一袋青菜，用红塑料袋扎着口。旁边贴了张纸条，手写的：沈书记，车位还是您停。菜是老家带来的，不嫌弃就尝尝。廖建国。
我把电动车推到旁边的棚子里，青菜拎上了楼。搪瓷杯洗干净了，我把菜放在窗台上，绿萝旁边。
那袋青菜我中午在食堂热了热，师傅帮我炒了，味道有点咸。
02
“廖师傅那个人，您别往心里去。”
齐明坐在我对面，手里转着一支签字笔。他是办公室主任，四十出头，说话前喜欢先笑一下，那个笑总比话早到半秒。
“他跟着周书记十二年，周书记退了他没安排别的岗，还在后勤挂着。心里那道坎，还没过去。”
“什么坎？”我问。
齐明把笔放下，两只手交叉搁在桌上。“周书记老伴，去年走的。”
我手里端着的搪瓷杯停在半空。
“瘫了十二年，周书记一天没请过护工，全是自己伺候。早上出门前把饭做好，中午赶回去热一热，晚上下班再做饭。那个车位就是为了让他中午能多跑一趟。”齐明看了我一眼，“廖师傅那会儿每天中午送周书记回去，四十分钟来回，跑了十二年。后来周书记老伴走的那天，廖师傅正好送周书记在路上，没赶上最后一面。”
我把杯子轻轻搁在桌上，杯底磕在木头面上，咚了一声。
“周书记退休前一个月，老伴走的。他退了之后，车交了，廖师傅就没车开了。但他每天还来，擦擦院子里的公用自行车，帮传达室搬搬东西。一号车位空着，他不让别人停，谁停他跟谁急。”齐明苦笑了一下，“上个月有个外单位来办事的停了一回，他把人家轮胎气给放了。”
我低头看了看桌上的文件。翻开的那页是去年的工作总结，页脚有一行铅笔字，写了一半划掉了，看不清楚。
“周书记现在住哪儿？”
“还在云栖。老房子，三室一厅，就他一个人。儿子在国外。”
齐明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像是觉得“国外”两个字不太合适，补了一句：“好几年没回来了。”
那天中午我去食堂，排队的时候看见廖建国坐在最角落的桌子，面前摆着一个铝饭盒，里头是白饭和几块咸菜。左手腕上的膏药换成新的了，还是白乎乎的一圈。
我端着餐盘过去，在他对面坐下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筷子停了一下又继续扒饭。
“膏药贴了多久了？”我问。
“老毛病。键鞘炎。”
“开车落下的？”
“擦车落的。”他扒了一口饭，“一天擦三遍，握抹布握的。”
我看了一眼他的饭盒。咸菜是自己腌的那种，切成细丝，拌了点辣椒油。旁边搁着一个玻璃瓶，里面是深色的茶水。
“你儿子在省城？”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放在他饭盒盖子上。
他筷子顿住了，看着那筷子青菜，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嗯。做软件的。”
“多久回来一趟？”
他没回答。低头把那筷子青菜扒进嘴里，嚼了几下。“沈书记，”他把“沈”字咬得很重，“那一号车位您用吧。我昨天回去想了想，周书记退了，位子空着也是空着。您用，合规矩。”
“我停后面了。”
“您停一号。”他抬起头来，眼睛看着我，眼白发黄，瞳仁很黑。“周书记走那天跟我说，新书记来了，让她停。他说我要是拦着，就是不懂事。”
我夹菜的手停了。
“他还说什么了？”
“他说……”廖建国把筷子放下来，两只手在饭盒上摩挲了一会儿，“他说那个位子不是给他自己的，是给所有中午得赶回家做饭的人留的。他说沈书记家里也有老人。”
我愣了一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妈住院的事。齐明都不知道。
“他怎么知道我家……”
“周书记说的。”廖建国打断我，“他在省里开会见过你。三年前全省表彰会，你发言，说当天早上你妈住院，你开完会直接去的医院。”
我想起来了。那天我站在台上，稿子念到一半手机在兜里震，我没接。后来才知道是我妈被邻居送去了医院。
食堂里人声嗡嗡的，窗口的阿姨在喊“谁还没打汤”。我握着筷子，手指头有点僵。
“他记性那么好。”
“他记性不好。”廖建国说，“他老伴瘫了之后，他什么都记不住。但那一次开完会回来，他在车上跟我说了一路你的事。他说你那天念稿子声音是抖的，但念完了。”
我低头看着餐盘。米饭上面有一块烧豆腐，酱色的，油光光的。
“你中午不回家做饭？”廖建国问。
“我一个人在这儿。儿子和他爸在省城。”
他“哦”了一声，把最后一口饭扒完，铝饭盒扣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那您随便停。”他站起来，端着饭盒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回头。
“周书记还说了，让您别觉得占谁便宜。他说您那个人，一看就不肯占便宜。”
他走了。我坐在那儿，筷子搁在餐盘边上，豆腐慢慢凉了。
下午回到办公室，窗台上的青菜还有半袋。绿萝的叶子我昨天浇了水，今天看着直了一点，也可能是错觉。我把搪瓷杯里换了新茶，热水冲下去，杯壁烫手，我没有松开。
楼下院子里，一号车位空着。电动车停在棚子里，车筐里空了。
03
齐明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说是周书记退休前留下的几份备忘录，需要我过目。我翻了翻，都是些常规的工作安排，字迹工工整整，蓝色圆珠笔，一笔一划。
但翻到第三页，夹了一张纸。那张纸叠了两折，夹在两页中间，不仔细翻根本发现不了。打开的瞬间，我以为是工作笔记。上面手写着一行行日期和简短的字：九月十二，回去二十分钟，饭没凉。九月十三，路上堵了八分钟，到了她吃了半碗。九月十四，请假半天，她想吃馄饨……
日期一直记到去年三月。最后一行是三月十七，字迹歪了：今天没来得及。
三月十七。我翻回去看周书记的退休文件，标注的退休时间是去年四月。他老伴是三月走的。
我把那张纸放回原处，合上文件。手肘碰到了搪瓷杯，杯子晃了一下，水洒出来几滴，落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
那天下午我去后院的车棚里看了一圈。棚子角落里堆着几辆旧自行车，链条生锈了。有一辆二八的大杠车，车座上蒙了一层灰，后座上绑着一块旧棉垫子，四个角用绳子系着，绳结很特别，绕了两圈再压一下，是那种老辈人绑东西的手法。
我蹲下去看了看。棉垫子洗得发白了，边上有几道针脚，歪歪扭扭的。
“那车是周书记以前的。”身后传来廖建国的声音。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站在我后面两步远，手里提着一个水桶。“他老伴没瘫的时候，每天骑车带她去菜市场。后来瘫了，车就不骑了。”
“这垫子谁缝的？”
“他缝的。”廖建国把水桶放下，桶底磕在水泥地上。“他手笨，缝了三遍。第一遍翻过来了，第二遍线断了，第三遍凑合能用。”
他蹲下来，用手抹了抹后座上的灰。手掌粗糙，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印子。“他老伴走的那天，他让我把这车擦一擦。我擦了一下午，链条上了油，打了气。第二天他还是把车放这儿了。”
“他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
廖建国站起来，水桶里的水晃出来一些洒在地上，洇湿了水泥地，颜色变深了。“沈书记，您昨天说您妈住院的事……”
我看着他。
“周书记那天从省里回来，让我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哪家医院？”
“就是您妈住的那家。他让我在门口等着，他自己进去的，待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廖建国顿了一下，“他没进病房。就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回去的路上他说，你那天在台上念稿子声音抖，他听出来了。他说一个人念稿子声音抖的时候，心里肯定有事。”
风从棚子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得那些旧自行车的车铃铛轻轻响了一下。
“他说他帮不上什么忙。”廖建国把水桶重新拎起来，“就是去看看。看一眼就踏实了。”
我蹲在旧自行车旁边，手还搭在后座的棉垫子上。绳结硌在手心里，有点硬。垫子虽然旧，但干净，没有霉味。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把周书记留下的那几份备忘录又翻了一遍，那张夹着的纸我没有再打开，就让它夹在原处。十点半的时候，齐明发来一条消息，问我明天上午的会议材料是否确认。我回了一个字：好。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大院里很安静，一号车位在路灯下空空荡荡。传达室的灯还亮着，能看见值班的人在看手机。
忽然看见有个人影从侧门进来，是廖建国。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走到一号车位旁边停下来。蹲下去，从袋子里掏出什么东西放在地上。然后站起来，对着那个空车位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我等到他的背影消失在侧门，才下楼。
一号车位上放着一个铝饭盒，就是中午他用的那个。盖子上压了一张纸条：沈书记，这是周书记老伴的饭盒。周书记留在这儿了。您用吧。
饭盒是旧的，边角磕出几个小坑。盖子上有一朵模糊的印花，看不清是花还是鸟。我拿起来，底下还压着一双竹筷子，用皮筋扎着，筷子头上绑了红线绳，已经褪色了，发白。
我站在路灯下面，手里端着那个铝饭盒。夜风有点凉，吹得纸条一角翻起来，又落下去。
楼上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出门的时候忘了关。
04
第二天是周六。我没有回家，在宿舍洗了几件衣服。晾衣服的时候看见阳台栏杆上落了一只麻雀，歪着头看我，看了几秒飞走了。
我拎着那个铝饭盒去了办公室。先拿洗洁精泡上，用海绵一点一点擦。饭盒内壁有一层薄薄的水垢，用指甲刮了刮，刮出一道白印。盖子是铝的，不敢用力，轻轻刷了两遍。洗完拿毛巾擦干，放在桌上。磕瘪的地方擦不回来了，凹进去一个小坑，对着光看，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我坐回椅子里，开始整理周书记留下的那几份备忘录。按时间顺序排列，夹着的那张纸也归进去了。翻到最后一页时，页脚有一行铅笔小字，写得很轻，像是怕人看见：
“她走的那天中午，饭在锅里。我没来得及。”
我把文件合上。
窗台上的绿萝浇了水之后黄叶子没有继续蔓延，但也没有长新叶。蔫巴巴地搭在花盆边上，像一个人坐久了没力气站。搪瓷杯洗得干干净净，杯口的豁口朝外放着。我拿起来转了个方向，把豁口对着墙。
中午去食堂打饭，师傅多给我舀了一勺土豆烧肉，我说谢谢。端着餐盘找位子的时候，看见廖建国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前还是那个铝饭盒，不过饭盒是新擦过的，锃亮。旁边搁着一个矿泉水瓶，里面装着深色的茶水。
我走过去坐下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把饭盒洗了。”我说。
他筷子停了一下。“不用洗。”
“还给周书记？”
“给他干啥。他用不着了。”他把一块肉塞进嘴里，嚼了半天。“他老伴走了之后，他再没用过这个饭盒。留在我那儿也生灰。”
“那你留着。”
“我留着没用。我就是个开车的。”
我把土豆烧肉里的肉夹了一块放在饭盒盖上。“你现在不是开车了？”
他盯着那块肉，没动。“后勤打杂的。打扫卫生，搬东西。”
“也挺好。”
“好什么。”他筷子扒了两口饭，嘴里塞着东西说话含含糊糊的，“开了十二年车，方向盘一交，跟丢了条胳膊似的。”
我没接话。食堂里人不多，窗口的阿姨在擦灶台，抹布甩来甩去，哗哗响。
“周书记退了之后，你去看过他吗？”
“去过。前两个月去了一趟。”他把嘴里的饭咽下去，“他家客厅里堆着报纸，电视开着没人看。茶几上放着三个杯子，我一个，他一个，还有一个是他老伴的。倒着茶，一口没喝。”
我握着筷子，手心有点潮。
“他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问我儿子咋样，我说还行。问我腰咋样，我说还行。问完了就坐着看电视。”廖建国把铝饭盒盖上，“我走的时候他说，让我别往那边跑了。他说他挺好。他阳台上的花都死了，就剩一盆仙人掌，他说那玩意儿不用浇水。”
食堂的挂钟响了，十二点半。我低头吃饭，土豆烧肉有点咸，肉皮炖得烂，轻轻一抿就化了。
“沈书记，”廖建国突然叫我，声音很轻，“您说他为啥把那个饭盒留给我？”
我没回答。
“他老伴走了之后，他让我把她的东西都收起来。衣服、鞋子、梳子，全收起来了。就留了这个饭盒，放在柜子最上层。走的时候他让我带上，说搁我这儿比搁他那儿合适。”
“你就收着了。”
“收着了。放家里柜子里，一直没动。昨天翻出来，觉得该给您。您是书记，办公室得有个像样的杯子。那个搪瓷杯有豁口，喝水拉嘴。”
我低头看了看餐盘里剩的半块豆腐。筷子尖戳上去，颤了一下。
下午回到办公室，我把铝饭盒放在了搪瓷杯旁边。两个旧家伙搁在一块儿，像两个老人坐在一起晒太阳。我把绿萝的黄叶子掐了，浇了点水。水渗进土里，黑乎乎一片。
手机响了。我丈夫发来一条消息：“儿子月考成绩出来了，数学没考好，你抽空给他打个电话。”后面跟了一张截图。我放大看了看儿子的名字，排在中游，往下滑了滑。
我回：晚上打。
放下手机，翻开了桌上的一摞文件。第一页是下周工作会议的议题，第二页是季度考核方案。我翻到第三页，一张活页纸掉出来。上面是周书记的字，圆珠笔，只有一句话：
“一号车位中午十二点到两点，留给需要回家做饭的人。”
落款日期是去年三月十七。他老伴走的那天。
我把那张纸夹回去，合上文件夹。窗外传来扫地的沙沙声。探头看了一眼，廖建国在扫院子里的落叶，扫帚一下一下，很慢。一号车位空着，地上的落叶堆在旁边，风一吹散了几片。
05
周一的会开得很长。散会后齐明留下来，说有几件旧事需要跟我通个气。
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彩色的，边角有点卷。照片上是一号车位，停着一辆旧轿车，车旁边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周书记，头发花白，穿着夹克，另一个是廖建国，年轻些，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背景是市委大楼的门厅，台阶上还堆着两箱矿泉水。
“这是去年春节前拍的。”齐明说，“那天周书记老伴病危，他上午在开团拜会，中午赶回去了一趟。廖师傅开车送他，来回跑了三趟。团拜会结束他回办公室批文件，下午又赶回去。晚上他老伴就走了。”
我看着照片上周书记的脸。他微微笑着，嘴角是提着的，但眼睛没有笑意。眼角的皱纹很深，像干了的河沟。
“廖师傅那天晚上把周书记送到医院之后，自己在车里坐了一夜。”齐明把照片收回去，“第二天早上周书记让他回家休息，他不肯。他把车开到洗车的地方，里里外外洗了一遍，座套拆下来手洗的。中午又开回来停在一号车位。”
“那个洗车的发票后来报销了吗？”
齐明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问这个。“没有。廖师傅自己掏的。他从来不报销洗车费，都是自己洗。周书记在的时候也一样。”
我点了点头。
齐明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说：“沈书记，廖师傅最近状态比之前好点了。前两天他还主动帮传达室修了门锁。”
“那就好。”
他走了之后，我打开文件柜，翻出近五年的财务支出记录。翻到廖建国所在的部门，找到车辆维护那一块。洗车费、保养费、油费，一笔一笔记得很清楚。但洗车费几乎为零，几年加起来没有几张票。旁边有一行铅笔批注：廖师傅自己洗。
我把记录合上。
那天下午四点多，我下楼去院子里透透气。走到车棚附近，看见廖建国蹲在地上，面前摊着那辆二八自行车的链条。他手里拿着一根旧牙刷，蘸着柴油在刷链条上的锈。旁边放着一小瓶机油，瓶身糊了一层黑。
“这车还能骑？”
“不能骑了。擦擦，放着。”
他把链条刷干净了，拿抹布擦干，滴了几滴机油上去。链条一节一节动起来，发出细细的嘎吱声。
“周书记教的。”他说，没抬头。“他说链条不能上太稠的油，招土。得上稀的，勤上，少上。”
“你学了十二年？”
“看了十二年。他修车我就在旁边站着。他那人手笨，车链子老掉，每次都是我帮他上。后来我也学会了。”
他把链条上好，拿抹布把手擦干净。站起来的时候腰响了一下，他扶着车座缓了缓。
“沈书记，”他看了我一眼，“那个饭盒您用了？”
“用了。喝水。”
“那是饭盒，不是杯子。”
“装着顺手。”
他嘴角动了动，可能是想笑又没笑出来。“周书记知道了得说您不讲究。”
“他讲究？”
“他讲究。”廖建国把工具一件件收进一个小铁盒里，合上盖子。“他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到，擦桌子、拖地、给花浇水。办公室那盆绿萝就是他养的。他退休之后没人管，差点死了。”
“我浇了水。”
“嗯，我看着叶子绿回去了一点。”
夕阳从大楼后面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细长。他蹲下去把铁盒放进车棚旁边的柜子里，柜门上的合页锈了，关的时候得往上抬一下才行。他抬了一下，门关上了。
“你儿子最近打电话了吗？”我问。
他手停在柜门上。“上周打了。说国庆不回来了，加班。”
“平时也不回来？”
“过年回来。前年没回，去年回了三天。”他把柜门又打开翻了一下，像是在找什么东西，翻了几下没找到又合上了。“他有他的事。我又不是不能动。”
他拎起水桶往院子那头走。走了几步停下来，没回头，声音比平时低一些。
“沈书记，周书记老伴走的那天中午，他让我把他送回家。他说今天不赶时间了，慢慢开。我就慢慢开。”他顿了顿，“开到半路他也没说话。到了楼下他让我在车里等着，他自己上去的。待了十分钟下来，手里拿着那个保温桶。”
他抬起手晃了晃，像是提着一个看不见的桶。
“他说不用送饭了。让我把桶带回去洗了。”
他走了。脚步声在水泥地上一下一下远了。
我站在车棚旁边，看着他的背影拐过楼角。车棚里那辆旧自行车靠着墙，后座的棉垫子被夕阳照成暖黄色，绳结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团一团的。
回到办公室，我把搪瓷杯里的水倒了，换上新茶。拿起饭盒的时候，发现饭盒底部有一行浅浅的刻痕。凑近看，是一个“周”字，刻得很轻，像是用钥匙尖划的。旁边还有一个字，被磨得只剩半边，看不清了。
我把饭盒翻过来放回原处，盖子朝上。水汽从杯口升起来，在空中散了。
手机震了一下。儿子发来一条语音，我说不出口的话他替我说了：“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
我按住语音键，想了想，松开，打了三个字：下周末。
06
周五下午，我提前半小时下班。路过车棚的时候往里看了一眼，那辆旧自行车不在了。柜子门开着，里面空了一半。
我走到一号车位旁边站了一会儿。地面上的白线有点模糊了，被轮胎磨的，边角掉了漆。我蹲下去，拿手指顺着线划了一下，指尖沾了层灰。
“画线的人没了吗？”
身后传来廖建国的声音。他手里拿着一个刷子和一桶白漆，桶沿上挂着漆皮，干巴巴的。
“我来画吧。”他说，“旧了，看不清了。”
他把刷子蘸了漆，蹲下去沿着原来的痕迹描。手很稳，一笔下去不带颤的。白漆在水泥地上洇开一点，边缘毛毛的，他拿刷子尖修了修。
“周书记以前说，这个位子得让所有人都看得见。”他描到拐角的地方慢下来，屏住呼吸描直了才松口气。“看不见就会有人停。”
“现在谁停都行。”
他停了一下刷子。“您说真的？”
“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两点。留给中午要赶回家的人。”
他低着头继续描，描了几笔，拿刷子在桶沿上蹭了蹭。“那周书记那个电动车呢？”
“谁需要谁骑。”
他把最后一笔画完，刷子搁在桶沿上。站起来的时候腰又响了一下，这次他手扶着膝盖缓了好一会儿。
“沈书记，”他直起腰来，看着刚描好的白线，“我说句不该说的。”
“你说。”
“周书记退休之后，没人给他打电话。过年过节也没人去看他。他教了十二年的那个年轻人，现在开会坐主席台，见了他绕着走。”他把刷子在桶里搅了搅，“我不是说您。我就是……看不下去。”
“你每周去看他？”
“以前去。后来他不让我去了。”他把漆桶盖上，拎起来掂了掂，“他说他挺好。我就远远看着。他家阳台的灯晚上亮着，我路过看一眼就行。”
夕阳沉到楼后面去了，院子里暗下来。路灯还没亮，天色是青灰的。
“你儿子知道你一个人在这儿？”
“不知道。”他拎着漆桶往车棚走，“知道了也没用。”
他走了几步，忽然又停下来，没转身。声音从远处传过来，被风吹得有点散。
“他给我找了个养老院。在省城。十月份让我搬过去。”
“你去吗？”
他没回答。漆桶在手里晃了晃，里面剩的漆发出闷闷的水声。他拐进车棚，身影被墙挡了。
我站在原地。路灯亮了，扑闪了两下才稳住。刚描好的白线在灯下很清楚，比原来那道直，拐角的地方画过头了一点点，多出来一小截。
周一早上我到单位的时候，一号车位上停着一辆旧的二八自行车。后座的棉垫子洗得干干净净，绳结系得板板正正。车筐里放着一个铝饭盒，里面装着几个洗好的西红柿，红彤彤的，皮上还挂着水珠。
车旁边没人。
我拎着饭盒上了楼。绿萝的叶子绿回去了几片，新冒的小芽卷着，还没舒展开。搪瓷杯放在窗台左边，饭盒放在右边，中间隔着那盆绿萝。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三个旧物件上。
手机响了，是齐明。“沈书记，下周有个基层调研，安排在下周三上午，您看行吗？”
“行。”
“那我把行程发给您。”
“等一下。”我握着手机，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一下，“把后勤的廖建国也加上。他熟悉基层情况。”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他……他不是司机了。”
“他以前是。走了十二年，路比我们熟。”
齐明没再问。挂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拿起搪瓷杯喝了口水。杯口的豁口贴着下嘴唇，凉丝丝的，像含着一枚旧硬币。
一号车位上，那辆二八自行车靠着墙。中午的时候有人看见廖建国推着它出了大院的门，后座上绑着一袋米，他推着走，没骑。有人问他去哪儿，他说去一个老朋友家坐坐。
下午他把车推回来的时候，后座上的米没了。车筐里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青色的橘子，皮还硬着。他把橘子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对值班的老头说，给沈书记尝尝，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