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北京奔驰发动机部门连续放假十余天。这不是例行的年休，而是生产计划调整的直接体现。
发动机部门的异常休假只是冰山一角。同期，工厂车间的端午节假期延长至5天。这些看似偶然的生产节奏变化，实则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奔驰在华裁员潮已从销售端口深化至研发与制造的核心腹地。过去被视为“铁饭碗”的外企稳定工作，如今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北京奔驰亦庄工厂和顺义工厂的员工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感受着生产调度的变化。2025年以来，这两个承担着国产奔驰车型生产制造任务的基地，开始出现明显的生产节奏调整。
“白领走了不少，每个部门都有。”一位来自北京奔驰规划部门的人士描述道。在他的观察中，去年北京奔驰离开人数超过2000人，他认识的工程师已有十余人相继离开。另一位接近亦庄工厂的员工补充说，从2024年底开始，优化主要面向尚未转正的员工，随后更多是通过协商离职方式推进。
生产线上的变化更为直观。发动机部门连续放假十余天，端午节车间假期从惯例延长至5天，这些调整背后是生产计划的收紧。奔驰销量数据的下滑为这些现象提供了直接解释：2024年，奔驰在华乘用车销量为68.36万辆，同比下降7%；2025年进一步跌至55.19万辆，降幅扩大至19%；2026年第一季度，降幅达到了27%。
市场遇冷导致订单减少，订单减少迫使生产调整，生产调整最终表现为工厂放假——这条逻辑链条清晰地将市场需求萎缩与企业最基础的运营单元连接起来。奔驰内部将2026年定义为中国市场的“过渡年”，全年销量目标下调至50-60万辆区间。
去年超2000人离开制造体系这一事实，让奔驰的人员调整范围不再局限于销售端。生产、物流、规划、输送以及研发等多个部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成为了这次结构性优化的对象。
研发体系尤其成为焦点。奔驰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主要位于北京和上海，拥有约2000名研发人员，覆盖本土车型开发、智能化、电动化、软件和车机等多个方向。有报道称，奔驰研发体系今年预计裁员10%，不过该数字尚未获得奔驰中国官方确认。
从“成本优化”到“战略重构”的转变，正在这次调整中体现出来。奔驰的人员优化不仅是应对短期成本压力，更是面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对传统研发与制造组织架构进行的主动性调整。一位从奔驰研发体系离职的人士表示，其本人属于合同到期未获续约，按照法律规定获得补偿为N。而另一位被裁掉的研发体系员工则表示获得了N+9的补偿。这种补偿标准的不统一，反映出调整并非按照单一标准执行。
研发端的人员调整并不表现为统一口径的裁员，更多通过合同到期不续约、业务收缩和编制调整等形式体现。这种“隐性裁员”的处理方式，在行业内有一定普遍性，意在降低单次大规模裁员带来的舆论压力与法律风险。
这次调整之所以冲击力巨大，在于它动摇了传统汽车制造业——尤其是外资豪华品牌旗下，研发与制造岗位长期被视为稳定、高福利“铁饭碗”的认知。当奔驰、宝马这样的企业也开始大规模优化人员，外企稳定性的神话开始出现裂痕。
奔驰在华产量下滑的涟漪，正在向更广泛的产业生态扩散。北京奔驰作为合资制造端公司，其生产节奏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上游供应链企业的订单。
虽然没有具体的供应商裁员数据被公开报道，但可以推测，以奔驰工厂为核心形成的区域性汽车产业生态——包括为奔驰提供发动机部件、车身配件、电子系统等零部件的供应商企业，正面临订单减少的压力。这些供应商的产能闲置、人员调整或财务紧张，都是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
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奔驰工厂曾是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以汽车制造为核心形成的产业集群，不仅包括直接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涉及物流、餐饮、住宿、零售等配套服务行业。奔驰生产规模的收缩，对这些配套行业带来的就业冲击可能更为隐性，但影响范围更广。
地方经济与就业的涟漪效应正在显现。一位接近奔驰供应链的行业观察人士指出，整车厂的任何调整都会沿着供应链向上传导，只是传导的时间和强度因企业规模和业务结构而异。对于那些高度依赖单一客户的中小供应商而言，这种传导可能更为直接和剧烈。
外企职场文化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折。过去，进入奔驰这样的豪华品牌体系，意味着更高的薪酬、更稳定的岗位、更完善的福利，以及相对缓慢而有序的工作节奏。在一些人看来，那是一个不需要激烈竞争、甚至可以“躺着赚钱”的市场环境。
但现在，焦虑情绪开始在员工中弥漫。多位受访者表示，近年来奔驰内部福利有所收缩。例如，过去公司提供的健身房卡可在北京多家合作健身房使用，但从2025年开始，这一福利已被取消。工作节奏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研发团队通常下午六点左右下班，但今年以来，在不增加人手的情况下，晚上和周末加班变得常见。
“现在既不稳定，也开始卷了。”一位研发人员这样描述当前的状态。加班带来的可观收入不再理所当然，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对岗位稳定性的担忧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6月，一位在奔驰中国IT相关团队工作接近九年的员工收到了裁员通知。她回忆称，在此之前部门开会时，有同事曾经问过是否会裁员，部门负责人当时回答“不裁了”，但第二天她便被正式约谈。
奔驰此次裁员事件成为一个强烈的信号符号，标志着外企在华“光环”的褪去。盲目崇拜外企稳定性的时代已经过去，职业风险意识正在从业者中普遍提升。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奔驰，也在整个汽车行业乃至更广泛的制造业中蔓延。
从销售端的N+9到研发制造的合同到期不续约，从北京奔驰制造体系超2000人的离开到工厂生产节奏的明显调整，奔驰在华的人员优化呈现出更长的周期和更深的层次。这并非某一个部门的短期收缩，而是销量下滑、成本控制和组织效率压力共同作用后的连续反应。
2024年销量68.36万辆，2025年55.19万辆，2026年第一季度降幅27%——这些数据背后，是传统豪华品牌在新能源和智能化转型中面临的深层结构性压力。过去由BBA主导的豪华车市场格局，正被新能源产品重新洗牌。奔驰曾经依靠发动机、底盘调校和百年品牌历史支撑的“三叉星徽”高价，在中国新能源市场快速迭代、价格竞争加剧的环境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5年奔驰全球净利润53.31亿欧元，同比腰斩48.8%；2026年一季度净利润14.33亿欧元，同比再降17.2%。利润压力成为推动人员优化的直接动力，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传统豪华品牌的技术优势在智能化、电动化领域被削弱，仅靠品牌历史很难继续支撑过去的价格体系。
从“躺着赚钱”到“无班可加”，汽车制造业的黄金时代真的过去了吗？这个问题不仅针对奔驰，也是对整个传统汽车制造业在变革十字路口的共同叩问。当生产线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加班，当研发中心开始主动收缩规模，当外企稳定的神话被现实击碎，行业从业者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路径和价值定位。
欢迎制造业同仁分享见闻——无论是奔驰内部的变化，还是供应链上的观察，亦或是对整个行业转型的感受。这不仅是单一企业的挑战，更是整个时代背景下的共同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