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咕嘟咕嘟响到第三遍，我才把保温杯递过去。杯身掉了一大块漆，露出底下发白的铁皮，这杯子跟了我十一年。
从第一个工地一直跟到现在，工地上的人都认得它。
接满水，拧上盖，我回到工位。桌上压着一张A4纸，是财务早上挨个发的，边上还卷着。
《上年度项目部年终奖金分配公示》。
我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在表格的倒数第二行。许曼，十五万。
上面一行，张海涛，七十五万。
我拿手机按了三遍计算器。八十五万的盘子，他七十五万，我十五万，加起来九十。
多出来的那五万，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把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连个公章都没盖。斜对面的小刘在敲键盘，敲得特别响。
隔壁的老赵起身去接水，路过我这儿，眼睛往纸上瞟了一下，又赶紧挪开了。
我把纸折了三折，塞进包里。包侧兜里那沓调休单，硌了我手一下。
那沓单子我攒了两年零四个月，一百四十七张，每一张上都盖着项目部的红章。
中午去食堂，排骨汤上浮着一层油，我舀了两勺，没喝。小刘端着盘子坐到我对面，先左右看了看。
“许姐，你看见那个表了？”
“看见了。”
“这也太……”她把筷子往碗里一插，“张经理一个人七十五？”
我没说话，扒了两口饭。“一期验收不是你在现场盯的吗？”
“大家一起干的。”
“一起干的能差五十万？”她压低声音，“底下人都在说，说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我把碗里最后一口饭吃了。“别乱讲。”
其实我心里清楚，这钱本来该有多少。去年十月一期验收通过那天，周德明在庆功宴上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许，这回你立了大功。
他喝多了，脸通红，声音很大，一桌子人都听见了。三个月后，表上写着我十五万。
这个项目是前年三月开的工，公司在印尼接的活，给一个工业园建自备电厂，合同额一百八十多亿。
我管技术，桩基、厂房、设备基础，都归我。前年十一月，桩基方案定下来的时候，我签的字。
三号厂房那片地靠海，往下六米全是软泥，桩得打到二十八米才能站住。
监理老吴当时还说，小许，这个深度你可得盯死了，差一米都不行。我说，我知道。
那阵子我天天守在钻机边上，安全帽里全是汗，一天下来能倒出水。晚上回板房，风扇吹的都是热风，我拿湿毛巾搭在脸上睡。
八个月，我瘦了十六斤。
下午两点，我上十六楼。总监办公室的门关着，门口坐着秘书小周。
“周总在吗？”
“在开会。”她眼睛没离开屏幕，“您预约了吗？”
“没有，我就说两句话。”
“那不行，周总今天排满了。”
我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来。走廊尽头的窗户朝西，太阳一点一点往下掉。
三点，四点，五点。保洁阿姨推着车过来，拖把在我脚边蹭了两下。
我挪了挪脚。
五点四十，那扇门开了。出来的不是周总监，是张海涛。
他手里夹着一沓文件，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小许？这么晚还不走？”
“我找周总。”
“周总走了。”他看了看表，“从地下车库走的，半个钟头前。”
我站起来，腿有点麻。“你早说。”
“我也不知道你在这儿等着啊。”他笑了一下，“有事明天说，行不行？”
“张经理。”我叫住他，“那个表，是怎么算的？”
他停住，回头。走廊的灯是声控的，这会儿灭了。他咳了一声，灯又亮。
“按贡献算的。”他说，“你技术岗，我是要扛整个盘子。”
“一期验收，我在现场待了八个月。”
“我知道，我知道。”他抬手往下压了压，“小许，账不是这么算的。”
“那怎么算？”
“周总定的。”
他说完这句，转身进了电梯。门合上，走廊又黑了。
我掏出手机，给周总监发微信。“周总，我是许曼。关于年终奖分配，想跟您当面聊十分钟。”
发出去，转了个圈，送出去了。我盯着那个对话框看了很久。
七点二十，他回了一条。“回头再说。”
四个字，后面没有标点。
我站在电梯口，把手机揣回兜里。保温杯还在工位上，水已经凉透了。
回到办公室，灯全关了，就剩我这一盏。我把那沓调休单从包里拿出来，一张张摊在桌上。
最上面那张是前年三月的，红章有点晕。一张，两张，三张。
我数到一百四十七的时候，手停住了。
一百四十七天。
闺女高考那年我在印尼，她考完给我打电话。那边是凌晨三点，工地的探照灯还亮着。
她说，妈，我考完了。我说，好。
就说了个“好”。
那年我答应她考完带她去看海，后来一直没去。她今年大二了，还没看过海。
我把调休单收起来，用皮筋捆上。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去了人力资源部。HR姓方，去年才来的小姑娘。
“许姐，您要休这么多？”
“一百四十七天，加上年假。”
“这……我得问问。”
她打了三个电话，最后一个打给张海涛。挂了电话，她脸有点红。
“张经理说，项目上离不开您。”
“我调休单上盖着章。”
“我知道，我知道。”她搓着手，“但流程上得部门负责人签字。”
我拿着申请单去了张海涛办公室。他在打电话，看我进来，冲我摆摆手，意思是等会儿。我站着等了六分钟。
他挂了。“小许，坐。”
“不坐了。”我把单子放在他桌上，“张经理，签个字。”
他拿起来看了一眼，眉头皱起来。“一百四十七天？你休到明年去？”
“后年。”
“小许啊。”他把单子放下，“你这不是休假，你这是撂挑子。”
“我加班的时候，没人说我撂挑子。”
“那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他靠回椅背，手指在桌面上敲。“行，我跟你说实话。”
“二期马上开工，桩基方案得你来定。这个时候你走，出了问题谁负责？”
“我留下的这八个月，一期验收过了。”
“那是过去的事。”
“那我问一句。”我看着他，“我要是留下，出了问题，谁负责？”
他没说话。窗外有辆洒水车过去，音乐响了半条街。
“单子放这儿。”他说，“我看看。”
“多久？”
“一周。”
我把单子留在桌上，转身出来。
一周后，单子退回来了。上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暂缓，待二期方案确定后再议。
铅笔。连个红笔都不舍得用。
我把单子拿回工位，摊在桌上看了半天。然后我打开电脑，写了一封邮件。
收件人张海涛，抄送周德明。主题：关于本人调休及年假申请的情况说明。
正文我写了三段，把一百四十七天的明细列了个表。最后一句是：本人将于本月二十日起休假，特此报备。
我点了发送。
下午三点，张海涛的电话打过来。“小许，你这是什么意思？”
“报备。”
“报备？你这是通知！”
“张经理。”我说，“我攒了一百四十七天，一天没休过。”
“你现在休，项目怎么办？”
“项目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那头静了几秒。“行。你要走，你走。出了问题，你自己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数。”
挂了电话，我开始收拾工位。抽屉里翻出来一堆东西：三支笔，一个U盘，两盒没拆封的润喉糖。
还有一盆绿萝，前年庆功的时候发的。叶子有点黄，盆底积着水。
我端着它去了茶水间，把积水倒掉，回来浇了半杯水。
然后我打开电脑，把桩基的原始方案调出来。二十八米。
图纸上黑纸白字，监理签了字，日期是前年十一月。我又翻出一份去年的“优化方案”，同一个位置，十八米。
签字页上有我的名字。
那个签名我认得，是我的电子签，被贴上去了。
我拿手机把两页都拍了照。拍的时候手有点抖，对了两回焦。
去年八月十七号，张海涛拿着那份优化方案来找过我。那天下午下大雨，他裤腿上溅了泥。
他把方案摊在我桌上，指着桩基那一栏说，小许，这个能省三千万。
我说不行。海边软土，桩不能短。
他说，周总已经定了。我说，谁定谁签字，我不签。
他拿着方案走了。三天后，签字页上出现了我的名字。
我那时候想去找周德明，后来没去。项目上正忙，我想着等忙完这阵再说。这一等，就是五个月。
拍完照，我把照片、原始方案的电子档、还有那张奖金公示表，一起打包，发到了我自己的私人邮箱。
主题两个字：存档。收件人是我自己。
发完，我退出登录，关了电脑。
下班的时候，小刘追到电梯口。“许姐，你真要走啊？”
“嗯。”
“去多久？”
“不知道。”
电梯来了，我进去，按了一楼。门合上的时候，小刘还站在那儿，手里捏着一支笔。
第二天，我把绿萝托给了她。“帮我浇着，一周一次，别浇太多。”
“许姐你放心。”
我拎着一个二十寸的箱子，出了公司大门。那天下小雪，地上没积住，化了，鞋底踩上去发滑。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十七层的窗户亮着，是张海涛那间。
我拦了辆出租车。“师傅，火车站。”
火车开出去两个钟头，雪就停了。窗外的地是灰的，麦茬还立着，盖了一层薄白。
我买的是硬座，对面坐着一对老夫妻，脚边两个编织袋。老太太从袋子里掏出一个铝饭盒，里面是煮鸡蛋。
她剥了一个，递过来。“闺女，吃一个。”
“不了阿姨，我不饿。”
“吃吧，路上长着呢。”
我接过来，蛋还是温的。壳剥得不利索，蛋白上留了一块碎壳，我捏着，没吃，一直捏到凉。
晚上九点到郑州，转车。候车厅的椅子是铁的，凉，我把箱子放倒当凳子，坐在上面。
手机响了一下，是闺女发的微信。“妈，你到哪儿了？”
“郑州。”
“你去哪儿啊？”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半天。我确实没想好去哪儿。
“出去转转。”我回。
“哦。”她回了一个字，后面跟了个表情包，是只小猫点头。过了一会儿又来一条。
“妈，你要是累了就歇歇。”
我把手机扣在膝盖上，没回。
那天晚上我上了去昆明的车。第二天下午到，出站的时候，风是软的，街上有人穿短袖。
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家旅馆，六十八一晚。房间在四楼，没电梯，被子有股潮味，窗户对着一个天井。
我把窗推开，底下有人在洗衣服，搓衣板的声音一下一下。我躺下来，睡着了。
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醒来的时候，我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没想起来自己在哪儿。
然后想起来了。
我起来洗了把脸，出门买了碗米线。汤很烫，我吃得慢。旁边桌坐着一对母女，小姑娘七八岁，把香菜一根根挑出来。
“挑什么挑，吃。”她妈说。
“苦。”
我笑了一下，低头接着吃。
那天下午我去了滇池。海鸥多，人更多，有人举着面包，鸥一群一群地扑过来。我坐在堤上，坐到太阳下去。
回旅馆的路上，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妈，我出来玩了。”
“玩？你不用上班？”
“休假。”
“休多久？”
“休一阵。”
“哦。”她顿了顿，“钱够不够？”
“够。”
“那你玩吧，别乱花钱。”
挂了电话，我站在路口等红灯。红灯有九十秒，我看着对面的人一拨一拨地过来。
第二天，我买了去大理的票。
大理的客栈在古城边上，院子里有棵石榴树。老板是东北人，四十来岁，嗓门大。
“姐，一个人？”
“嗯。”
“住几天？”
“先住三天。”
结果我住了十一天。
每天早上起来，去巷口吃一碗饵丝，然后顺着城墙走一圈。下午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那只猫在石榴树下打滚。
老板养了条狗，叫二饼，见人就摇尾巴。有一天他端着茶过来，坐我旁边。
“姐，我看你不对劲。”
“哪儿不对劲？”
“你每天坐这儿，什么都不干，也不玩手机。”
“我就想坐着。”
“那行。”他给我倒了杯茶，“坐着吧。”
那天他跟我说，他以前在沈阳开厂，赔了三百万，跑出来的。
“跑出来就好了？”
“跑出来没变好。”他说，“就是能睡着了。”
我在大理待了十一天，然后往南走。磨憨口岸那天下雨，队伍排得长，前面有几个背着大包的老外。
边检的小伙子看了我的护照。“去老挝？”
“嗯。”
“待多久？”
“不知道。”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把章盖了。“祝您旅途愉快。”
老挝的火车是新修的，车厢里冷气很足。我旁边坐了个中国小伙，做水电的，常年在那边。
“姐，你去做生意？”
“不是，去玩。”
“玩啊。”他笑了，“那边没什么玩的，就是慢。”
确实慢。
琅勃拉邦的早上，我五点多就醒了。街上有一队和尚，穿着橘色的袈裟，一排走过去。本地人跪在路边，往他们钵里放糯米饭。
我站在街角看着，没动。有个老太太回头看了我一眼，把手里的饭团掰了一半，递过来。
我摆摆手。她笑了笑，收了回去。
那天早上我沿着湄公河走了很远。河水是黄的，很宽，有船过来，马达声闷闷的。
我在河边的台阶上坐下来，坐到太阳把后背晒热。
然后手机响了。
是老陈。
老陈是工地上干了三十年的老技术员，跟我一起在印尼待过八个月。
“许姐。”
“哎，老陈。”
“你在哪儿呢？”
“老挝。”
那头静了一下。“老挝。”他重复了一遍，“你怎么跑那儿去了。”
“休假。”
“你这一休，休得挺远。”
“有事吗？”
他又停了一下。“许姐，我问你个事，你别急。”
“你说。”
“三号厂房的桩，当时定的是多少米？”
我心里咯噔一下。“二十八米。”
“你确定？”
“我确定的。图纸我签的字，监理也签了。”
电话那头有风声，呼呼的。“现在打的是十八米。”
“谁改的？”
“优化方案。”
“我不同意过。”
“我知道。”他说，“签字页上有你的名字。”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看屏幕，又贴回去。“出什么事了？”
“三号厂房西边，地面裂了。”
“裂多长？”
“七十多米。”
“什么时候的事？”
“上礼拜。现在拿彩条布围着，不让拍照。”
我坐在河边的台阶上，脚底下就是水。有个小孩在河滩上跑，光着脚。
“业主知道了？”
“还不知道。”老陈说，“但是瞒不了多久。”
“老陈，你手上那份施工记录，拍下来，还有监理日志。”
“许姐，你这是……”
“留着。”我说，“不干什么，留着。”
挂了电话，我在台阶上坐到天黑。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第二天我往南走，去了万象。旅馆楼下有个小摊，卖粉的，老板娘不会说中文，我不会说老挝话。
我们俩比划半天，她给我下了一碗，加了两个丸子。粉是热的，汤里放了柠檬草，有股香味。
我吃到一半，手机又响了。
还是老陈。
“许姐，业主来人了。”
“嗯。”
“他们带了检测设备，钻芯取样。”
“结果呢？”
“还没出。”
“那你急什么。”
“我急。”他说，“许姐，一期验收的时候，你在现场盯了八个月。这个锅，不能让你背。”
我捏着筷子，没说话。
“公司现在在查是谁改的方案。”
“查得出来吗？”
“签字页上有你的名字。”
“那不是我的字。”
“我知道不是。”他叹了口气，“可人家不认。”
我把粉吃完了，汤也喝了。“老陈，你先别管这个。你自己手上的东西，收好。”
“许姐，你不回来？”
“不回。”
挂了电话，我坐在小摊的塑料凳上，看着街对面。对面是个寺庙，金色的顶，太阳一照，晃眼。有个小和尚在扫地，扫得很慢。
我从万象去了泰国。清迈的公寓在素贴路旁边，楼下有个菜市场，一个月三千泰铢。
我每天早上六点起来，下楼买菜。卖菜的阿婆认得我了，见我就笑，比划着让我挑。
买了菜回来做饭，吃完看会儿书，下午出去走。那条路两边都是芒果树，五月份挂果，青的，一串串垂下来。
有一次我走累了，在路边坐下。一辆摩托车过去，后座上绑着一筐鸡，鸡在筐里咕咕叫。
我看着那辆车拐进巷子，不见了。
那天晚上，手机上弹出一条推送。标题我不记得了，大意是“某央企海外项目陷质量争议”。
我点开。照片上是三号厂房，四周围着彩条布。底下有一行小字：索赔金额或超六十亿元。
我把手机放下，去厨房切了根黄瓜。刀有点钝，切出来厚薄不匀。
我端着碗坐到阳台上，吃了两口。眼泪掉进碗里，我拿手背抹了一下，接着吃。
第二天早上，我给老陈打了个电话。“出结果了？”
“出来了。”他声音哑，“钻芯取样，桩长不够，承载力差了三成。”
“业主怎么说？”
“发函了，要求全部返工。”
“多少钱？”
“返工加上工期，六十多个亿。”他顿了顿，“还没算罚款。”
我坐在阳台上，底下的市场刚开门，有喇叭在喊。
“许姐，公司成立了调查组。”
“查什么？”
“查方案是谁改的。”
“查到哪儿了？”
“周总说，他不知道这事。”
我笑了一声。
“你笑什么？”
“没什么。”我说，“老陈，你那份记录还在吗？”
“在。”
“别给人看，也别删。”
“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坐到中午。太阳很大，把阳台晒得发烫。
那天下午，我把手机里的东西整理了一遍。原始方案，优化方案，邮件截图，奖金公示表。
我把它们打成一个包，发给了集团审计部的公开邮箱。发件人写的实名，身份证号也填了。
发完，我在阳台上坐了很久。
五月底，我从清迈去了曼谷。旅馆在考山路附近，晚上很吵。
我住了三天，我妈打来电话。是邻居王姨打的，用我妈的手机。
“许曼啊，你妈摔了。”
“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在菜市场。”
“摔哪儿了？”
“胯骨。现在在医院，拍过片子了，说是要动手术。”
我站在旅馆的走廊上，走廊里有个风扇在转。
“我马上回来。”
我订了第二天的机票。从曼谷飞昆明，四个小时。落地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天阴着。
我在机场取了行李，买了当天晚上回老家的高铁票。
昆明南站。
昆明南站的人很多。我拖着箱子过安检，上扶梯，找到检票口，还有四十分钟。
我在候车区的椅子上坐下，买了瓶水，拧开喝了一口，凉。广播里在报车次，一遍中文一遍英文。
我靠着椅背，闭了会儿眼。再睁开的时候，前面站着一个人。
黑西装，白衬衫，没打领带。是公司的副总，姓黄。我见过他两次，都是在年会上。
“许工。”他说。
我没起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们查了你的购票记录。”
我笑了一下。“公司的权限还挺大。”
他没接这句话，往旁边看了一眼。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候车区的另一头，走过来五六个人，都是黑西装。走在最前面的是周德明，他瘦了，头发也白了些。
后面跟着张海涛。再后面还有三个我不太认得的，看年纪，都是高管。
他们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周围等车的人都往这边看，有个小孩拉着他妈的手，指着我们。
周德明先开的口。“小许。”
“周总。”
“我们找了你很久。”
“我在休假。”
他点了点头，像是没听见这句话。“项目出了点问题。”
“我知道。”
“你知道多少？”
“六十五个亿。”
他没说话。
张海涛在后面插了一句：“许曼，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
我看了他一眼。“张经理，我没置气。”
“那你为什么不回电话？”
“我在休假。”
“你休了五个月！”
“我攒了一百四十七天。”我说，“还差得远。”
广播又响了一遍，是我的那趟车开始检票了。我站起来，拎起箱子。
周德明往前一步。“小许，你听我说完。”
“周总，我妈在医院等着。”
“十分钟。”
我看着他。他脸上有汗，六月的昆明不热，但他出汗了。我把箱子放下来。“说吧。”
周德明清了清嗓子。“业主那边要求我们出整改方案，方案要技术负责人签字。”
“技术负责人是谁？”
“是你。”
“签字页上的名字，不是我签的。”
张海涛在后面说：“那是电子签。”
“电子签也要我本人授权。”
候车区很吵，广播一遍一遍地响。周德明抬手按了按，像是让我小点声。
“小许，你开个条件。”
“我不要条件。”
“那你要什么？”
“我要看调查组的报告。”
他没说话。
我从包里掏出手机，翻到相册，把屏幕转过去。
“这是桩基原始图纸，二十八米，监理签字，前年十一月。这是去年八月的优化方案，十八米，签字页上是我的名字。”
“但是，张经理。”我看着张海涛，“这份优化方案的电子版，是去年八月十七号下午三点二十，从你的邮箱发出来的。”
张海涛的脸白了一下。
“我邮箱里那封邮件还在，收件人里有周总。”
周德明的手垂在身侧，没动。
“这些东西，还有那张奖金分配公示表，我上个月一起发给了集团审计部。”
“什么时候？”
“五月十九号，实名。”
周围安静了几秒。旁边等车的人还在看，但听不清我们说什么。
周德明看着我，很久没说话。“小许，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我知道。”
“这个项目垮了，公司几千号人。”
“周总。”我说，“去年八月，我给你发过一封邮件，主题是‘关于三号厂房桩基方案的异议’。”
“我没收到。”
“你收到了。”我说，“你回了我两个字。”
他不动了。“哪两个字？”
“知道了。”
张海涛在后面咳了一声。
周德明慢慢把手插进口袋，又拿出来。“小许，这事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我已经坐过了。”我说，“去年十二月二十六号，我在你办公室门口坐了四个钟头。”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广播最后一遍，车要开了。我拎起箱子。“周总，我妈在等我。”
我转身往检票口走，走了几步，又回头。“对了，那个八十五万的盘子。”
他们都看着我。
“七十五加十五，是九十。”我说，“多出来的五万，财务应该查得出来。”
我刷了身份证，进了闸机。扶梯往下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几个人还站在原地，谁也没动。
高铁开出去，窗外的天慢慢黑了。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是王姨接的。
“王姨，我在车上了，晚上十一点到。”
“哎哎，好。你妈刚睡着。”
“手术定了吗？”
“定了，后天。”
“钱的事你别管，我带了。”
挂了电话，我把额头贴在车窗上。玻璃是凉的。
到站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多，我打了个车直接去医院。我妈躺在病床上，睡着了，手上扎着针。
我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坐到天亮。
手术做了四个钟头，换了个人工关节。花了六万多，医保报了一半。
我在医院陪了二十天。
出院那天，我用轮椅推她出来，她嫌丢人，非要自己走。我说，那你走。
她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挪了十几米，出了一头汗。我说，行了吧。她说，行。
回到家，我把她的屋子收拾了一遍。窗台上那盆吊兰干得卷了边，我浇了水。
半个月后，公司来人了。不是高管，是人力资源部和法务的两个年轻人，带着一份协议。
大意是：公司愿意跟我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多少多少，另外补发奖金差额。
我看了半天，没签。
“为什么？”那个法务问。
“这里头没有一句，说我那个签名是假的。”
他愣了一下。“这个……通报里会写的。”
“等通报出来再说。”
又过了半个月，集团审计的人找我谈了一次。在市里一家酒店的会议室，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都很客气。
他们问了我三个钟头。我把U盘给了他们，里面是原始方案、优化方案、邮件截图，还有那张奖金公示表。
走的时候，那个女的送我到电梯口。“许工，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有。”我说，“八十五万那个盘子，对不上账。多出来的五万，是从项目备用金里挪的。”
她点了点头，记在本子上。
后来的事，我是从新闻上看到的。张海涛被免职，涉嫌职务侵占，移交司法机关。
周德明“因个人原因”辞去职务，提前退休。
项目那边，集团从别的局调了一个团队过去，返工，重新打桩。工期拖了两年，赔了钱。
具体的数，新闻里没写全。
九月初，公司出了一份内部通报，我在老同事的群里看到了截图。
通报上写着：经查，三号厂房桩基方案变更，未经原技术负责人本人同意，系他人擅自使用电子签名。
我把那张截图存了下来。
第二天，我给小刘打了个电话。“许姐！”她声音很大，“你还好吗？”
“挺好。”
“那个绿萝……”她顿了一下，“我好像给浇坏了。”
“怎么浇的？”
“就……天天浇。”
我笑了一下。“你放着吧，我过几天去拿。”
我在城郊租了个一楼的房子，带个小院。院墙不高，墙外是一排杨树。院里我种了两棵辣椒，一丛薄荷。
早上六点起来煮面，卧一个鸡蛋。保温杯还在用，漆掉得更多了，露出底下整片的铁皮。
过了几天，小刘把绿萝送来了。盆底又积着水，叶子黄了一半，耷拉着。
“你这是浇多了。”
“啊？”
“一周一次，一次半杯。”
我把黄叶掐了，换了土，搬到院子里，靠着墙根。
过了半个月，从根上冒出来一片新的，嫩绿，卷着边。
那天早上我在院子里吃面，电话响了。是老陈。
“许姐，我调到新项目了。”
“哪儿？”
“还是那边，三号厂房。”
“重新打了？”
“重新打了。”他说，“这回是二十八米。”
我嗯了一声。
“许姐，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抬头看了看墙根那盆绿萝。风从院墙外头进来，把薄荷叶子吹得晃了晃。
“再说吧。”我说。
然后挂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