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广东云浮高速公路上，一辆开启“高速NOA”功能的车辆在驾驶员酣然入睡的情况下，以超速状态自动驾驶超过100公里。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驾驶员对技术的盲目信任，更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车企通过免责条款将风险转嫁给消费者时，谁来为技术失控买单？
一、技术狂奔与法律滞后的“剪刀差”
自动驾驶技术正以摧枯拉朽之势重塑交通规则，但法律体系却仍停留在“人类驾驶”的时代框架中，形成了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痕。
1. 法律真空的结构性困境
分级体系的模糊地带：当前全球自动驾驶分级标准（L0-L5）仅是技术定义，却未明确对应的责任边界。例如，L2级辅助驾驶要求驾驶员随时接管，而L3级则赋予系统部分决策权，但两者的过渡区域缺乏法律解释；
责任主体的错位：传统法律将驾驶员视为唯一责任主体，但自动驾驶系统介入后，责任逐渐向车企、算法设计者甚至数据提供方转移。例如，2024年北京某L3级事故中，法院最终判决车企与车主“同等责任”，暴露了法律无法适应技术复杂性的无奈。
2. 厂商免责条款的“技术性脱责”
免责声明的双刃剑：车企常通过“用户协议”或“免责声明”规避责任。例如，华为ADS4宣传片虽展示“双手离盘”场景，但片头声明“仅为广告创意”，试图用法律术语切割技术承诺与实际风险；
技术黑箱的伦理困境：自动驾驶系统的决策逻辑（如紧急避险算法）往往不可解释，导致事故发生后难以界定是“系统缺陷”还是“用户误操作”。2024年Waymo事故中，传感器虽识别行人，但因权限冲突未触发刹车，最终归咎于驾驶员分心——这种“技术罗生门”让消费者成为风险兜底者。
技术越先进，责任越模糊；车企越免责，消费者越无助。
二、免责条款的合理性拷问：技术创新还是风险转嫁？
厂商免责条款的合理性，需从技术伦理、法律公平和消费者权益三方面审视。
1. 技术伦理的悖论
“创新优先”背后的道德风险：车企以“技术未成熟”为由免责，实则是将技术试错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例如，小米SU7爆燃事故中，车企未对电池管理系统缺陷承担责任，却要求用户承担赔偿；
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剥夺：免责条款常以冗长的“用户协议”形式出现，消费者在购车时被迫接受。数据显示，78%的用户从未完整阅读过智能驾驶系统的免责说明，而车企却借此规避责任。
2. 法律公平的失衡
责任倒置的荒诞性：在L2级辅助驾驶中，驾驶员被要求对系统故障负责，尽管车企已宣传其“几乎可全自动驾驶”。2025年深圳某车主因自动驾驶追尾被判全责，尽管证据显示系统未正确识别前方车辆；
监管缺位的代价：工信部虽要求车企不得夸大宣传，但缺乏对免责条款的强制审查机制。某车企在用户协议中写道：“因用户过度依赖系统导致的事故，责任与本公司无关”，此类表述游走在法律边缘。
免责条款的本质，是车企将技术不确定性转化为消费者的风险债务。
三、破解困局：在创新与责任之间寻找平衡
要解决自动驾驶责任归属难题，需构建“技术-法律-伦理”的协同框架。
1. 法律体系的重构
明确分级责任边界：参考英国《自动驾驶汽车法案》，对L3级以上系统实行“车企全责”原则，而L2级则由驾驶员与车企按比例分担责任；
建立“技术保险”制度：要求车企为自动驾驶系统投保，类似航空业的“黑匣子”责任险，确保事故赔偿有资金保障。北京新规要求L3级车辆事故中车企承担70%赔偿责任，便是有益尝试。
2. 技术透明化的推进
强制公开系统能力边界：车企需在用户手册和车载界面清晰标注自动驾驶的“功能局限”，例如“暴雨中识别率下降40%”“静止障碍物检测延迟1.5秒”等；
建立事故数据共享平台：由第三方机构收集并分析自动驾驶事故数据，为责任认定提供客观依据。欧盟已要求车企上传行车数据至“交通安全数据库”，我国亦可借鉴。
3. 消费者教育的补位
设立“智能驾驶驾驶执照”：类似飞机驾驶执照，要求用户通过培训考核才能使用高阶自动驾驶功能，减少误操作风险；
推广“技术素养”课程：在驾校课程中增加自动驾驶系统的使用规范，明确驾驶员在L2/L3级中的角色定位。
结语：当技术驶入无人区，责任必须跟上方向盘
自动驾驶的终极目标是解放人类，而非将人类置于风险深渊。免责条款的合理性，不应取决于车企的免责意愿，而应由法律的刚性约束、技术的透明化以及社会的共识共同决定。
或许，真正的技术革命，不在于让车辆“学会驾驶”，而在于让人类“学会信任”——这种信任，需要以责任为基石，以法律为护栏，以伦理为灯塔。
当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我们期待的不仅是它们的安全可靠，更是一个责任清晰、公平正义的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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