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政协报）
转自：人民政协报
△《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于8月1日起实施，对快递、外卖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使用车辆和相关部门职责进行了规范。图为7月31日，在道路上骑行的外卖从业人员。 记者 齐波 摄
新业态劳动者是城市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其中快递、外卖骑手穿梭街巷、服务民生，为群众日常生活提供坚实便利。保障好骑手群体合法权益，事关就业稳定、道路安全、社会公平，更彰显一座城市的治理温度与人文关怀。8月1日，《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新规有何治理亮点、如何统筹交通安全秩序与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值得深入解读与关注——
从“红灯焦虑”到“心里不慌”
“最近我感觉红灯等候时间都变短了。”来自山西的小江在北京从事外卖骑手多年，他告诉记者，虽然没有关注《办法》的具体内容，但明显感觉到平台派单的变化。“如今，配送时长更宽裕、更具弹性，系统推荐路线也更加贴合实际路况和交通规范。”小江笑着说。
小江的这份松弛感，并非红灯时间真的变短了，而是平台规则改变之后，他不再有“红灯焦虑”。
“过去，派单时长有严格限制，超时就要罚款，心理压力非常大。”小江举例说，之前3公里左右订单一般只给20多分钟配送时间。晚高峰车流拥堵时，为避免超时罚款，不少骑手只能冒险抢行。“往往是赶上黄灯就急着通过，一旦遇上长红灯，再叠加用户催单，整个人焦虑难耐，每一个红灯都感觉等了好几分钟。”小江的言语中颇为无奈。
新规落地后，紧绷的配送节奏得到有效缓解，小江可以安心等候信号灯、依规通行。更显著的变化在于智能导航的优化升级，平台摒弃了逆行、横穿马路等违规捷径，全部规划合规通行路线。
日常配送中，小江真切感受到这一转变：“此前习惯性横穿的近路，如今导航会主动引导合规绕行，一旦出现违规苗头，系统便及时语音预警，我听说多次违规还将触发限派单、强制安全培训等约束机制。”
即便合规绕行会增加配送时长、影响单日派单量，一定程度上影响收入，小江仍坦言十分认可：“收入固然重要，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骑手小江的真切感受，也是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詹铜川的直观体会。自2011年深耕快递行业以来，詹铜川长期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发声建言。
《办法》实施后，连日来他主动走访交流、收集一线骑手反馈。“平台不再一味追求极速配送，派单时长设置更加科学合理，充分兼顾红灯等候、极端天气等客观因素。”詹铜川表示，现在骑手接单后，看剩余配送时间充裕，心里就不慌了，“不用再分分秒秒抢路口、赌运气。”
从“罚骑手”到“管平台”
在詹铜川看来，《办法》最鲜明的特点，是从过去的“罚骑手”变成了如今的“管平台”。
以往，平台算法实行“一刀切”计时考核，无视雨雪天气、路况拥堵、等候红灯等客观变量，考核标准缺乏弹性。严苛的超时罚款、评级压降机制，倒逼骑手为避免损失铤而走险，频繁出现超速、逆行、闯红灯等违规行为，长期处于高压高危的作业状态。
一次，詹铜川外出派件时，和小区新来保安闲聊，得知他之前做过外卖骑手。问及转行原因，对方满是无奈：配送工作时效压力太大，总是被迫超速抢行，路上安全风险太高，实在难以坚持。
“《办法》明确，平台须合理设定配送时长与路线，严守交通安全底线，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詹铜川表示，这是一次立足行业本源的保护性改革，切实解决了多年来骑手被算法倒逼冒险骑行的行业痛点。
北京市政协委员、朝阳区东湖街道总工会副主席赵建刚认为，新规补齐了新业态监管的制度短板。此前，针对平台企业的监管多以约谈、提醒等柔性方式为主，缺乏常态化、刚性化约束机制，长期存在“平台定规则、骑手担风险”的权责失衡问题。此次《办法》落地，系统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车辆配置、算法派单、安全教育、风险兜底等全链条承担管理义务。
“新规的出台让广大一线骑手内心更踏实了。”詹铜川告诉记者，很多骑手坦言，过去，守规矩就意味着超时，违规抢跑才能挣钱，虽然心里不踏实，但又无能为力。“这种改变不仅保护骑手，也保护行人和路面交通安全，真正实现了从源头规范、从系统治乱，也倒逼从业者养成合规骑行、安全骑行的习惯。”詹铜川说。
《办法》还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须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经营者须建立从业人车核验机制，开工前核验车辆及人员信息，不合格车辆须更换后再上路。詹铜川认为，这些新规具有巨大的长远价值，不仅方便平台系统监管、溯源违章、规范派单，还能让从业者在停车、进小区、通行、使用快递专用车位等场景获得便利，实现管理规范化、作业便利化、安全常态化。
从“管控工具”变成“服务载体”
“《办法》对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痛点问题作出具体化、可落地、可执行的条款回应，将我此前停留在提案、协商层面的优化措施上升为制度规范。”来自基层工会一线的赵建刚，曾多次就优化平台算法建言献策，此次《办法》明确相关措施，让他很受鼓舞。
赵建刚曾参与全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求专项调研，实地走访美团、饿了么等平台站点，与千余名骑手面对面沟通交流。骑手反映最集中的痛点是算法不合理：商家出餐缓慢、恶劣天气、交通拥堵等客观因素，全部由骑手承担超时、差评处罚；时效压力倒逼骑手超速、闯红灯，带来车辆安全、人身安全双重隐患。
为此，他先后提交《外卖配送员权益保障的思考与建议》《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提案。围绕他的提案，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大量调研、座谈研讨。
“算法是平台经济的核心逻辑，治理算法难题，关键在于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效率追求与公平正义的并重。相关部门要求全市各大平台企业全面开展算法自查、评估与优化，针对性整改调研中发现的不合理机制。”赵建刚说，在多方协调下，两大优化举措实行，有效减轻了骑手工作压力。
赵建刚介绍说，一是配送时效由“精准时间点”改为“弹性时间段”。原先系统强制要求骑手在固定时间送达，一旦遭遇路况不熟、恶劣天气、交通事故等不可抗力，极易超时被处罚；优化后改为区间时效，区间内送达均判定为正常完成订单，既缓解骑手赶路焦虑，也降低消费者等待的心理紧迫感。二是处罚机制由即时扣款改为积分制，增设弹性申诉渠道。取消以往出现配送差错直接扣钱的模式，实行扣分、累计销分、正向激励相结合的弹性管理；若配送问题属于客观不可抗力、商家出餐慢等非骑手责任，骑手可正常申诉，平台酌情从轻处理，只有积分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实施经济处罚，改善过去骑手申诉无门、压力过大的现状。
超出赵建刚预期的是，《办法》进一步明确算法红线，约束平台危险派单行为。
“《办法》直接划定企业行为边界，清晰压实平台管理主体责任，这种硬性约束条款很有必要。”赵建刚说，希望通过推动算法公开、柔性考核、容错管理与协商共治，让算法从“管控工具”转变为“服务载体”，不仅守住劳动权益底线，更实现平台效益、骑手福祉、用户体验的多方共赢。
赵建刚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在推进《办法》落地中，要持续深入平台企业、骑手一线走访调研，动态收集新问题、总结行业规律，针对新规执行中出现的问题，细化配套解决办法，更好保障新就业群体的权益。
记者：纪娟丽
文字编辑：纪娟丽
新媒体编辑：莫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