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走出舒适区,三年后,李想决定不学华为

最近汽车圈里有个事儿,挺有意思的,也挺让人琢磨的。

就是那个一直以来都挺顺风顺水的理想汽车,前几年还跟个模范生似的,天天把“学习华为”挂在嘴边,又是请人家的高管,又是学人家的管理方法,那架势,恨不得把自己变成“汽车界的华为”。

可就在最近,风向突然就变了,理想内部传出话来,说是不学了,要把华为那套东西给放下了。

理想走出舒适区,三年后,李想决定不学华为-有驾

这就让很多人纳闷了,这好好的“优等生”,怎么说不抄作业就不抄了呢?

这背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让李想这位一直很自信的创始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这事儿得从2022年说起。

那时候的理想汽车,可以说是一家欢喜一家愁。

喜的是,靠着理想ONE这一款车,它在新势力里站稳了脚跟,成了很多人眼里的“爆款制造机”。

愁的是,他们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劲对手——华为问界。

当时华为联合赛力斯推出的问界M7,一上市就直接冲着理想ONE来的,产品定义相似,价格还更低,再加上华为遍布全国的手机店渠道,一下子就把理想ONE的市场给抢走了一大块。

李想自己后来都承认,问界M7直接把理想ONE“打残了”,让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这一下,给理想敲响了警钟。

他们意识到,光靠一款产品打天下的“游击队”模式已经行不通了,面对华为这种组织严密、体系作战的“集团军”,必须得升级自己的打法。

于是,在一次重要的内部战略会上,理想下定决心,要全面向华为学习,把人家的组织管理和流程体系都学过来。

到了2023年,理想的“学华为”运动搞得是轰轰烈烈。

他们从华为挖来了好几位高管,其中一位叫邹良军的,直接负责起了理想的销售和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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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华为一来,就把华为那套“狼性”十足的打法带了进来。

比如,他给全国各地的销售团队定下了一个叫“问界压制比”的考核指标,简单说,就是在你这个省,理想的销量必须得超过问界,不然你就有麻烦。

同时,为了刺激销量,销售人员的提成也大幅提高,卖得越多,奖金系数就越高,收入相当可观。

这套高压力、高激励的组合拳下去,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

2023年,理想的销量跟坐了火箭一样往上蹿,年底的时候一个月就卖了超过5万台,全年总销量超过37万辆,营收突破了1200亿,还实现了118亿的净利润,成了全世界第三家能赚钱的新能源车企。

那段时间,理想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李想也觉得,这回是找对路了。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这剂“华为猛药”虽然见效快,但副作用也来得很快。

首先出问题的是销售端。

在高压的业绩指标下,为了完成任务,一些一线销售开始私下给客户返还佣金,也就是变相降价。

这一下就打破了理想一直标榜的全国统一定价的直营模式,市场价格开始混乱,也伤害了那些正价买车的消费者的感情。

更严重的是,整个团队的氛围变了。

以前,理想的销售卖车,很有成就感,因为他们真心觉得自家的产品好,是把好东西推荐给客户。

理想走出舒适区,三年后,李想决定不学华为-有驾

可后来,开不完的会,填不完的表,打不完的电话,所有人都被数据和指标压得喘不过气。

一位员工说,自己忙到“有命挣没命花”的地步,卖车不再是一种分享,而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冷冰冰的任务。

大家的心思都花在了怎么完成指标、怎么向上汇报上,真正服务客户的心气儿反而没了。

真正的危机在2024年和2025年集中爆发了。

年初,理想寄予厚望的第一款纯电车MEGA,因为外观设计等原因,上市后销量惨淡,给了整个公司当头一棒。

李想自己也反思说,公司从上到下都太关注销量和竞争,迷失了方向。

与此同时,外部的竞争环境也越来越激烈,问界M9的上市,直接对理想L9构成了巨大威胁,理想之前那套“压制比”的打法彻底失效了。

内部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学来的那套华为管理体系,比如把OKR改成KPI考核,在理想这里也走了样,变成了员工为了应付差事而“交作业”,并没有真正提升工作效率,反而增加了大量的流程和内耗。

整个组织变得越来越臃肿,反应越来越慢。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后来理想i8上市的时候,很多门店连展车都不能及时到位,需要层层审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一线员工普遍感觉,公司的战斗力在下降,大家都很累,也很迷茫。

面对销量增速放缓、内部问题频出的困境,理想的管理层也开始动荡。

那位从华为请来的销售负责人邹良军,在进行了一系列不成功的组织架构调整后,最终离开了公司。

理想走出舒适区,三年后,李想决定不学华为-有驾

理想的销售体系在一年内反复折腾,先是把全国分成几个大战区,后来又觉得不行,又改回了省区直管。

这种朝令夕改,让一线员工无所适从,内耗非常严重。

到了这个时候,李想和理想的高层终于意识到,华为那套东西,可能真的不适合自己。

为什么呢?

有分析认为,华为的管理体系,是为了一个业务极其复杂、部门林立的巨型公司设计的,它的核心是追求流程的严谨和部门间的协同,有时候甚至会为了严谨而牺牲一些效率。

但理想不一样,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由创始人强力主导的公司,李想的个人决策起着决定性作用,公司文化更强调快速反应和灵活应变。

让一个习惯了“老板说了算”的快公司,去生搬硬套一个需要层层开会、达成共识的慢流程,结果自然是水土不服。

理想只学到了华为的“形”,比如开会、写报告、定指标,却没有学到其“神”,也就是那种深入骨髓的、为了长期战略目标而坚持投入的文化。

说白了,李想还是更看重眼前的销量和利润,而流程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短期内看不到直接金钱回报的事情,这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

最终,理想决定“不学了”,在今年7月宣布回归OKR管理模式,这被外界看作是那场长达三年的“华为实验”的终结。

最近上市的理想i6,从前期的宣传、渠道的准备到发布会的节奏,都明显比之前的i8要顺畅得多,销量也取得了开门红。

这似乎说明,当理想回归到自己熟悉的轨道上时,它依然是那个能打的理想。

这段经历,对理想来说,无疑是一次代价不菲的试错。

它就像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看到别人的西装好看,就急着穿在自己身上,结果发现手脚都伸展不开。

现在,它终于决定脱下这件不合身的衣服,重新找到自己的风格。

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对于任何一家想要从小公司成长为大公司的企业来说,这样的阵痛,可能都是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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