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的某个时刻，圣保罗大学的一位日裔巴西学者，在一场线上访谈中，不禁轻叹一声。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致力于比较拉美与东亚的工业化进程，曾深入深圳、佛山、东莞等地，那些工厂密集得让人几乎无法呼吸。他并非在赞美中国，而是在为他的祖国感到心痛。他的国家，曾与完整的工业化仅一步之遥，却最终被名为“食利”的陷阱所困，以至于筋骨俱碎。
01
在国内学术界，对Fulvio Justus这个名字的知晓者寥寥无几。
在2025年的一次校内线上分享中，他发表了一个颇令人深思的观点：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持续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将资本锁定在实体经济领域，并未像许多拉美国家那样，放任食利资本将本国的工业体系蚕食成空壳。
将这句话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便是——中国未曾让那些“坐享其成”的生财之道，削弱了那些辛勤劳作创造实物的坚实能力。
何谓食利？剥去其学术外衣，简单来说，便是富裕阶层不愿再付出努力去生产产品，而是选择安于一个稳稳当当的收租角色。炒房收租、购买国债坐享利息、垄断牌照收取过路费，这些都属于食利行为。
这样的财富来得轻松，脸上添彩，在朋友圈中也显得风光无限。
然而，它却隐藏着致命的副作用。
一旦这闸门被打开，制造业的血液便会逐渐被剥夺。这并非某个恶意的阴谋，而是资本的固有属性。资本总是趋向于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一旦无人阻拦，它便会毫不犹豫地从“制造实物”转向“金钱增殖”。
02
在2020年2月，疫情形势最为严峻之际，全球范围内的人们都在为口罩的短缺而焦虑。然而，中国的比亚迪却在短短数日内，奇迹般地将原本的汽车生产线转变为口罩生产流水线。
当时，这一举措由新华社进行了报道，多数人或许只是将其当作一时的新闻谈资，听过便抛诸脑后。然而，在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背后，却蕴含着一个足以解析过去二十年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道理。
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抵御外部的冲击，并非仅仅取决于口号的喊声有多响亮，而是要看其工厂车间中的机器、模具以及工程师们是否能在短短两三天内迅速重组。这种能力并非可以轻易装点，亦非通过购买所能获得。
比亚迪当时之所以能在三天内实现口罩的转产，并非仅仅是工程师们一时的热情所致。熔喷布、无纺布、鼻梁条、金属模具、电气改造、工装夹具等，均在方圆两小时车程的范围内唾手可得，随时可以调配。
这体现的是一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在面临极端压力时的即时反应能力。
至2024年，比亚迪在全球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已突破427万辆，且年度研发投入逾五百亿元人民币。如此规模的自主研发，并非单凭一家企业之力所能支撑，其背后必然需要整个生态系统的有力支撑。
03
我国工业的密集程度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
联合国制定了一套详尽的工业分类体系，将全球制造业划分为数十个大类、数百个中类以及超过六百个小类。在全球范围内，唯有我国能够完整地填充这一庞大的目录体系。
美国存在空白，日本存在空白，即便是德国也不例外。唯有我国，从螺丝钉到航天器，产业链条始终连贯无间。
这并非仅仅是“众多工厂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生态一词，意指一个完整的产业环境。在这里，一颗电容、一段线束、一副冲压模具、一台注塑机，无需跨越太平洋，仅需方圆两小时的车程即可轻松集结。特斯拉上海工厂的零部件本土化率已超过九成，与之相比，其在美、德两国的工厂，要实现同样的配套半径，其距离需延长至一倍以上。
这并非因为马斯克对中国情有独钟，而是经过精明的成本核算。
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在面对突发“黑天鹅”事件时，其应急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任何政治口号都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然而，问题在于：如何能让逐利的资本安于制造业，防止其流失？
04
以一个极具悖论性的例子来说明——地方政府往往以亏损的价格出让工业用地。
征用一块土地，并完成“七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每亩的成本便会轻松突破十万大关。然而，工业用地的实际出让价格，却常常仅为八至九万元，甚至在某些地区，这一价格还要更低。
政府并非愚昧。它通过商住用地的溢价收益，来弥补工业用地的亏损。商住用地售价越高，工业用地便能以更低的价格出售。
这表面上看似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实则政府是以实实在在的财政资金，将制造业牢牢地扎根于其土地之上。
工业得以保留，就业岗位得以留存，供应链得以稳固，工程师得以留驻，这座城市才能拥有坚实的税基、充沛的人气，以及吸引人们购买商住房的动力。这如同一个紧密相连的齿轮系统，环环相扣，若工业这根核心轴缺失，整个体系便会崩溃。
此策略巧妙地在“创新实物”与“财富增值”的领域间开辟了一条新的成本与收益之路。它成功降低了土地成本，从而守护了实体产业的利润空间。
05
单纯依赖土地资源是不够的。对于那些投资回收期较长、风险系数高至私人资本难以承受的硬科技领域，迫切需要引入另一股力量作为坚实支撑。
国家产业基金，正是那只推动发展的有力之手。
作为芯片产业的国家级大基金，2014年首期规模不足一千五百亿元。至2019年，第二期基金规模已增至两千多亿元。展望2024年，第三期基金规模更是激增至三千四百多亿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前两期的总和。
这些资金投入的领域，正是市场化资本所避之唯恐不及的——诸如高端芯片制造、光刻设备、先进封装以及EDA工具等。这些领域的回报周期动辄以十年计，风险之高以至于私募资本都避之不及。
大基金的投资介入，旨在为这些行业提供坚实的支撑，直至曙光初现的那一刹那。
在过去的三四年间，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芯片限制措施，中国不仅没有被压制住，反而激发了一大批长期受制于进口产品的国产设备制造商崛起。到了2026年上半年，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华为海思在先进制程技术、存储领域以及先进封装技术上的进步，整个产业链的稳步提升是显而易见的。
此类现象在盛行食利主义的国家中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一个领域十年见不到回报，资本早跑得连影子都没了，压根熬不到破局那一天。
06
若想使这一判断更具说服力，不妨审视那些反面案例。
那位巴西教授之所以言语中流露出深深的哀愁，实因他的祖国曾与这条道路擦肩而过，距离如此之近。
在1970年代末，巴西的工业基础已相当稳固，涵盖了冶金、机械、石化、军工等多个领域，甚至原子能项目也在积极推进。当时，巴西的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据了近三成的比重，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之中脱颖而出，一度与韩国相提并论，成为佼佼者。
在圣保罗郊外，那些冒着白烟、机器轰鸣的车间，见证了其父辈那一代日裔移民登陆后，手提工具箱艰辛谋生的情景。
然后，一切都变了。
07
自19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巴西央行为抑制通胀、稳定汇率，将基准利率提升至极端水平。长期维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甚至有过超过四十的极端时刻。
这样的数字有何含义？它意味着一个巴西的富豪只需坐享其成，仅通过购买国债，便能在一年内稳获百分之三十的收益。
相比之下，投身实体产业则意味着平均利润仅在五至十个点之间，且需承受生产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劳工矛盾以及汇率波动的打击。对于任何理性投资者而言，这道算术题的结果不言而喻。他们会选择关闭工厂，将资金转投国债，然后安享清闲。
厂主欲借贷以扩大生产规模，却面临银行高利率的难题，贷款利率动辄二十个百分点，而企业预期的利润率不过十个点。如此一来，借贷意味着亏损，又有哪位经营者愿意投身于实体经济？
一旦抽血开始，便难以遏制其进程。
08
在利率剪刀差的挤压下，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与金融投资的收益相去甚远。巴西最富裕的家庭，每年从利息收入中获得的收益，竟超过了整个制造业一年的投资总额。
资本并未消散，而是换了个更为舒适的栖息之所。食利者的狂欢盛宴已然开启，而制造业的精华，正在这场狂欢中一点一滴被悉数饮尽。
工厂停摆，工程师四散，供应链断裂。一代技艺娴熟的工人相继退休，而他们的后代则纷纷转向银行柜台、优步司机或保险销售等行业。
截至2017年，巴西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已不足十分之一，甚至低于众多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在《财富》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巴西企业中有一半属于金融机构。
这正是被食利主义吞噬工业的国家所呈现出的最终面貌。
09
审视巴西的这一段历史，最令人心悸的并非仅仅是数字，而是那种无法回头的绝望情绪。
一旦工业领域遭受重创，其消失便无可挽回。若要重建，所断绝的不仅仅是资金链条，还包括工程文化、供应链体系、那一代人的精湛技艺，以及整个社会对“制造”这一行为的坚定信念。
一旦这种断层出现，即便历经数十年，也难以弥补。
当前，全球热议产业回归、供应链的稳固与风险规避。然而，当真正着手实施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工厂并非轻易可建，人才并非随手可得，供应链的重建亦非易事。
那些企图捷径的国家，最终都将在“想”字的门槛前止步。
10
将目光聚焦于2026年这一时间节点。
在本年上半年，台湾半导体产业因美国不断加大的限制措施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中欧在新能源汽车关税问题上的争执尚无定论。而日韩汽车产业正遭受中国品牌的全方位挑战，步步为营，节节败退。
这些看似独立的新闻事件，实则揭示了同一条根本的逻辑。过去数十年依赖利息收入维系繁荣的经济体，正逐渐被一个愿意在车间辛勤耕耘、制造实物的经济体所追赶、赶超，甚至超越。
美国堪称这一现象的典范。在美国，上市公司在股票回购上的支出远超对制造业固定投资的投入。股票回购或许能推高股价，使高管持有的期权价值倍增，然而，它却无法建造一条生产线，也无法培养出一名工艺工程师。
底特律的现状，其人口已缩减至全盛时期的约三分之一。这种城市的空洞化并非由天灾所致，而是过去数十年积累的选择在今日集中显现。虽然关税或许能暂时阻止外国商品的进入，但它却无法阻挡国内资本从实体经济中流失的趋势。
11
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胜负的关键并不在于国际会议的桌面上，而恰恰在于那些工厂的车间内部。
如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不再愿意投身于技术岗位，工程师们不再致力于工艺的深入钻研，资本也不愿意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耐心投入到可能回报丰厚的硬科技领域，那么即便它手中握有最先进的军舰和庞大的金融体系，也不过是在消耗过往的积累。
当这些积累最终耗尽的那一刻，相应的账单也将如期而至。
那位来自巴西的日裔教授在访谈的最后长叹一声，他的言语并非是对中国的褒扬，而是为他的祖国献上挽歌。他凝视着深圳和佛山那密集的工厂景象，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七十年代圣保罗郊区那些冒着浓烟的厂房。
那些曾经热闹的车间，如今一个个相继关闭。那些曾经装满工具的箱子，如今在金融App中化为一串串数字。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能赶上的这个时代最幸运的事，并非仅仅是GDP的增长数字，而是这个国家在关键的几十年里，未曾让“钱生钱”的游戏完全取代“人做东西”的本领。守护着工厂、守护着工程师，以及那些愿意与机器抗争的年轻力量，这一切的价值远胜于任何口号。
本文依据：《参考消息》2026年专题报道汇编；《环球时报》2024至2026年关于芯片产业与大基金系列报道；《新华社》2020年关于比亚迪口罩生产线转产的报道；世界银行关于巴西制造业占GDP比重的历史数据；巴西中央银行1980至1990年代的基准利率历史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