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盖一掀，白气扑到脸上，眼镜片立马糊了一层。
笼屉里是昨天剩的萝卜干扣肉，油凝在碗边，结了一圈白。
我用筷子扒了两下，又盖上，把火关到最小。
后厨的窗户朝北，玻璃上糊着油烟，看出去什么都发毛。
外头有人喊我，声音从大厅那边穿过来。
“小许——”
是公公。
我把手在围裙上蹭了蹭，掀帘子出去。
大厅里亮着顶灯，卷帘门只拉起来半截。
正月里的风从底下钻进来，吹得脚脖子一阵凉。
公公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捏着一串钥匙，黄铜的，磨得发亮。
他一晃手，钥匙就哗啦哗啦响。
“后院那把呢？”
我从裤兜里摸出来递过去，钥匙让手心焐得温温的。
他掂了掂，揣进自己兜里。
“今天七家会，你别往前凑。”
“知道了。”
“倒水就行，别插嘴。”
我嗯了一声，转身去拎暖瓶。
办公室墙上钉着一张A4纸，是去年的进口配额表。
纸上用红笔圈过两处，角上卷了边。
我伸手把卷边按平，一松手又翘起来了。
上面写着：美国产电动车，四十二台。
这四十二台，是我去年跑了三个月跑下来的。
天津港，来回六趟，保证金八万。
八万块是从我妈那儿借的，到现在还没还上。
“看啥呢？”公公在后头问。
“没看啥。”
“那纸别动，一会儿开会要用。”
我把手收回来，插进裤兜。
兜里空空的，钥匙没了，只剩一枚图钉。
大厅另一头，莫迪正往桌上摆烟。
他三十一，黑羽绒服，拉链拉到下巴。
烟是软中华，一条拆开，摆成扇形。
“嫂子，今儿几个菜？”
“八个。”
“少了。”他说，“七家会，怎么也得凑个双数。”
“来四家人，八个菜够了。”
他笑了一下，没接话，把烟盒往前推了两寸。
建国从外头进来，鞋底上沾着泥。
他在门口蹭了蹭脚，才往里走。
“人到齐没？”他问我。
“二叔还没来。”
“哦。”
他就不说话了，蹲在暖气片边上搓手。
我嫁到莫家十四年，头一年就知道有这么个七家会。
那时候车行是七个姓莫的堂兄弟凑钱开的，一家出两万。
开到今天，剩四家，名字还叫七家会。
每年正月十六摆一桌，谁家来谁家不来，看当年挣没挣钱。
莫迪嘴碎，管这顿饭叫G7峰会。
头回听我还愣了一下，后来听惯了。
“咱这七家会，比G7峰会还排场。”他每回都要说一遍。
公公不爱听，说你别一天到晚学外国人。
莫迪就笑：“爸你不懂，G7里头也有你一号。”
公公那外号，是二十年前落下的。
那时候他在镇上放露天电影，人黑，头顶光，爱站凳子上讲话。
有人喊他奥巴马，一喊喊了二十年。
他嘴上骂，心里其实受用。
谁当面叫他一声奥巴马，他能多递你一根烟。
车行叫长河汽贸，开在环城路中段，三间门脸。
前头摆车，后头一个院子，堆轮胎和纸箱。
我管进口这一摊，从报关到上牌，都是我一个人跑。
建国管销售，一天到晚在外头跑客户。
莫迪管进货，也管跟人吃饭。
公公管钱，也管所有人的嘴。
二叔莫长顺是公公的亲弟弟，早些年车行是他当家。
后来退了，在家养鸽子。
店里老人管经理叫总理，二叔退下来，就叫他前总理。
“前总理今儿来不来？”莫迪问。
“来，说好了。”公公答。
“他来了坐哪？”
“坐我旁边。”
莫迪撇了下嘴，没再问。
我把暖瓶放在桌角，八个杯子摆成一排。
杯子是去年开年会发的，印着长河汽贸四个红字。
有两个杯口磕了，我挑出来搁在下头。
后厨那锅萝卜干扣肉还温着，我又回去看了一眼。
那罐萝卜干是我自己腌的，用的婆婆的方子。
玻璃罐，盖子上有点锈，拧起来咯吱咯吱响。
婆婆说腌到第三个月最香，早了辣，晚了酸。
我腌了四罐，三罐送人，留一罐搁在后厨窗台上。
公公爱吃，就着能下两碗饭。
去年秋天他没胃口，靠这个对付了半个月。
那时候他还跟我说，小许，你这手艺比车行值钱。
我笑了笑，没当真。
美国电动车那摊子，是去年春天起的头。
天津港一个老同学给我递信，说有名额，问我要不要。
我回来跟公公说，他头一句就是“美国车我不待见”。
前年他被一个美国车商坑过，交了三十万定金，车没到。
人也没影了，电话打过去是空号。
三十万在账上挂了整整一年。
后来建国跑法院、跑派出所，追回来一半。
剩下那一半，到现在还是笔烂账。
所以我一提美国车，公公脸就沉。
可我还是去了天津港，去了六趟。
名额拿下来那天，我在港区停车场坐了半个钟头。
风大，我把围巾往上拉了拉，给我妈打电话。
我妈在电话里说，闺女，你可别栽了。
我说栽不了。
现在想想，话说早了。
十点半，二叔来了。
他穿件灰棉袄，进门先跺脚，把鞋底的雪碴子跺掉。
“哥。”
“来了，坐。”
二叔扫了一圈桌子，坐在公公右手边。
莫迪把自己那把椅子往后挪了半尺。
我看在眼里，没吭声，给二叔倒水。
“小许这茶还是老味儿。”二叔说。
“就是茉莉花，没换过。”
“实在。”
人到齐了，四个姓莫的，加上我和小琴。
小琴来得晚，进门就喊冷，搓着手在暖气片边上站着。
“菜齐了没？我饿死了。”
“齐了，就等你。”
菜端上桌，八个盘子，中间一盆萝卜干扣肉。
公公先动筷子，别人跟着动。
头十分钟没人说话，就听见筷子碰盘子。
我坐得靠边，添水、递烟、换碟子。
“今年这行情不咋地。”三叔先开口。
三叔叫莫长贵，城南开五金店，也占着车行一股。
“是不咋地。”公公接话，“去年一年，白忙。”
“白忙？”莫迪把筷子一放，“爸，去年进口那摊可是挣了。”
桌上静了一下。
公公抬眼皮看了他一眼。
“挣多少？”
“四十二台车，一台净落八千，您自己算。”
公公没算，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那钱呢？”
“钱在账上，也在路上。”
我把水壶放下，坐回自己的位置。
建国在桌子底下碰了碰我的膝盖。
我没动。
“我提个事。”莫迪把身子往桌子中间凑了凑。
“美国电动车进口份额，是不是该限制一下？”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
只有暖气片里咕噜咕噜响。
我端着杯子的手停在半空。
“限制？”公公问。
“对，限制。”莫迪说，“四十二台太多。”
“压到十二台，剩下的名额给德国车。”
“德国车好卖？”三叔问。
“好不好卖的，先把名额占住。”
公公把杯子往桌上一顿，杯底磕出一声脆响。
“你说这个，我听着顺耳。”
莫迪笑了一下，露出两颗门牙。
“我早想说，怕您不爱听。”
“我有什么不爱听的？”公公说，“美国车，我从来就没看上过。”
他扭头看二叔：“你说是不是？”
二叔正剔牙，含糊地嗯了一声。
我把手从桌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
指甲掐了一下裤子，布料厚，掐不出印。
“小许，你说呢？”公公忽然问我。
我张了张嘴。
“她一个娘们懂啥。”莫迪接得快。
“让她说。”
我看着他，喉咙里堵着一句话。
那句话是：这四十二台是我跑下来的，八万块是我垫的。
可我说出口的是：“听您的。”
公公点点头，端起杯子：“那就这么定。”
“爸，这得有个说法。”莫迪又说。
“什么说法？”
“白纸黑字，写进今年的章程。”
“行，吃完饭写。”
小琴在旁边插了一句：“写啥呀，不就一句话的事。”
“你少说话。”莫迪瞪她。
小琴撇撇嘴，低头扒饭。
三叔端着酒杯凑过来，拍了拍莫迪的肩膀。
“印总理莫迪，来来来，喝一个。”
莫迪脸上有点挂不住：“三叔你别乱叫。”
“叫叫咋了，你这名字，天生就是当总理的。”
公公拿筷子敲了下桌子：“吃饭。”
三叔缩了缩脖子，把酒喝了。
我起身去后厨端汤。
站在灶台前，我把手撑在台面上，撑了十几秒。
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冒泡，我拿勺子撇沫。
沫子撇了三回，还是撇不干净。
端汤出去的时候，桌上已经在说别的事了。
说的是三叔家儿子考编的事。
我把汤盆放在中间，绕回自己的座位。
建国给我夹了一筷子萝卜干。
我放进嘴里，咸，还有点辣。
“咸了。”我说。
“正好。”建国说。
饭吃到下午一点半，散了。
三叔和二叔先走，公公送到门口。
我收拾桌子，小琴在旁边嗑瓜子。
“嫂子，你说莫迪那事办得对不对？”她忽然问。
“什么事？”
“就那个，限制美国车那个。”
我把一摞盘子摞起来，摞得有点歪。
“他说了算。”
“那是。”小琴把瓜子皮弹到地上，“他这人就是有主意。”
“他昨天还跟我说，今年要给我换个车。”
“那挺好。”
“可不是嘛。”她站起来，拍了拍手，“我走了啊嫂子。”
我没接话，端着盘子进了后厨。
手机在围裙兜里震了两下。
是天津港的老同学。
“喂。”
“许姐，今年的量报上来没？上头催了。”
我拿着手机，看着院子里的雪。
“我明天给你信儿。”
“行，别拖，这月十号之前。”
挂了电话，我在灶台前站了一会儿。
八万块保证金压在人家那儿。
已经卖出去的车，有十一台还没交付。
交了定金的客户，六个。
这六个电话，我明天得一个一个打。
下午三点多，办公室的门关上了。
公公把莫迪叫进去，二叔也在。
我在外头擦车，隔着一层玻璃，能看见人影。
说话声听不清，只听见桌子响了两下。
后来门开了，莫迪出来，脸是青的。
他走到大厅，抓起烟盒抽出一根。
打火机打了三下才着。
“咋了？”我问他。
他没理我，抽了两口，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
烟灰缸是去年的年货，印着长河汽贸四个字。
办公室里头，公公又喊：“小许，你进来。”
办公室里烟味很重，二叔坐在沙发上，手插在袖子里。
公公坐在桌子后头，面前摊着一个旧账本。
“三年前那笔对俄举措，你知道吧？”他问我。
“知道。”
“二十六台俄罗斯二手车，压了两年，赔了三十一万。”
我点头。
“那笔账一直挂着。”公公说，“今天得有个了结。”
“跟莫迪有关系？”
“线是他牵的。”
二叔在沙发上动了一下，没说话。
“那年他刚毕业，跟着二叔跑绥芬河。”
“跑了三趟，人是见了，价是谈了。”
“字是我签的。”二叔忽然说。
“字是你签的，线是他牵的。”公公把话顶回去。
“账不能都算他头上。”
“那算谁头上？”公公问，“算我头上？”
二叔不吭声了，把手往袖子里又缩了缩。
我站在门口，脚底下是那块掉了角的地砖。
那块砖是去年搬货的时候磕掉的。
“莫迪那边，让他认二十万。”公公说。
“剩下的十一万，从我这儿出。”
“哥，这不合适。”二叔说。
“我说合适就合适。”
我回身，走到自己那张桌子前。
最底下那个抽屉，拉起来有点卡。
我伸手进去，摸到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压在去年的台历底下，边都发黄了。
里面是一份合同复印件，绥芬河的，二叔签的字。
去年秋天找章子的时候翻出来的，我当时顺手收起来了。
我拿着信封走回办公室。
“这是啥？”公公问。
“三年前那批车的合同。”我把纸抽出来放在桌上。
“签字的是二叔。”
公公低头看了一会儿。
屋里静得能听见外头卷帘门晃的声音。
“你收着这个干啥？”他抬起头。
“找章子的时候翻出来的。”
“放多久了？”
“去年秋天。”
公公把纸推到一边，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收着就收着吧。”
他没说别的。
二叔站起来，把棉袄领子往上提了提。
“哥，那事我认。”
“你认不认的，先放着。”公公说。
然后他看向我：“美国车那个事，还是照莫迪说的办。”
我嗯了一声。
“限制美国电动车进口份额，就这么定了。”
他说完，把账本合上，起身去倒水。
我出来的时候，莫迪蹲在后门口抽烟。
风把烟往他脸上吹，他眯着眼。
“嫂子。”
“嗯。”
“你进去干啥？”
“没啥事。”
他把烟头摁在台阶上，摁了三下才灭。
“我爸跟你说啥了？”
“说车的事。”
莫迪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挺长。
“嫂子，我爸这人，你比我清楚。”
我没接话。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了。
后门口的地上留了一小堆烟灰，被风吹散了一半。
晚上回到家，屋里冷。
我先把暖气阀门拧开，听见水管里咕噜一声。
建国在厨房煮面，锅盖跳得当当响。
“今天那事，”他背对着我说，“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往心里去。”
“那八万块，我给你凑。”
“不用。”
面煮好了，他盛了两碗，卧了两个鸡蛋。
我坐下吃了两口，没什么味儿。
“你爸说，那笔对俄的账要算莫迪头上。”我说。
建国夹面的筷子停了一下。
“算就算呗。”
“那单子我收着呢，签的是二叔。”
“你拿出来干啥？”他抬起头。
“我拿出来了。”
建国把筷子放下，看了我一会儿。
“你呀。”
就这两个字，别的没有了。
他低头把面吃完，把碗端进厨房。
水响了一阵，又停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到车行。
院子里那辆拖车蒙着一层霜，我拿手抹了一把。
办公室门开着，公公已经在了。
桌上摆着那张配额表，边角还是翘的。
“来了。”
“嗯。”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串钥匙，放在桌上。
黄铜的，磨得发亮。
“后院的，你拿着。”
我看着那串钥匙，没马上伸手。
“那十二台，你去天津港提回来。”
“十二台不够分。”我说，“光定金就六个。”
“不够分你就想办法。”
我把钥匙拿起来，攥在手心里，凉的。
“配额表，你重新钉一下。”他又说。
我走到墙边，把那张纸揭下来。
纸后面有一层旧胶，粘着墙皮。
我拿图钉重新按了四个角，一个一个按。
按到第四个的时候，公公在后头说了一句。
“车行的规矩，谁跑的路，谁吃这碗饭。”
我没回头，把图钉按到底。
中午我给六个客户挨个打电话。
前三个说得还行，后三个骂了人。
骂得最难听的那个，是开超市的老赵。
“许经理，你这不是耍人吗？”
“赵哥，我给您退定金，再赔您两千。”
“我要钱干啥，我要车。”
电话挂了，我把手机扣在桌上。
窗外太阳出来了，雪化了一半，地上湿漉漉的。
下午莫迪来了，眼睛底下两片青。
他在我桌子边上站了一会儿。
“嫂子，昨天那事，我说话冲。”
“没事。”
“那二十万，我得认。”
“认就认吧。”
他抓了抓头发，又站了一会儿。
“我爸那笔对俄的账，凭啥算我头上？”
“你问他去。”
“我问了。”他说，“他说线是我牵的。”
我没吭声。
“线是我牵的，可价是他谈的，字是二叔签的。”
“那你跟他讲。”
“讲不通。”
莫迪笑了一下，笑得挺难看。
“嫂子，你说奥巴马不靠谱不？”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也没等我答，转身走了。
门帘子晃了两下，慢慢停下来。
第三天下午，二叔拎着两瓶酒来了。
他没进办公室，就坐在后门口的小马扎上。
我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捧着没喝。
“小许，那单子，谢谢你。”
“我没帮上啥。”
“你拿出来了，就算帮了。”
他喝了一口水，把杯子放在脚边。
“那年是我贪，想着俄罗斯车便宜，一台能挣一万五。”
“二十六台，我心里算的是三十九万。”
“结果压了两年，倒赔三十一万。”
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看着院子里那辆拖车。
“莫迪那年才二十三，跟着我跑，冻得鼻涕都下来了。”
“他懂啥。”
风把院子里的塑料布吹得哗啦响。
“你哥这人，你也知道。”二叔说。
“嗯。”
“奥巴马不靠谱。”
他说完这句，自己先笑了。
笑完把酒往我脚边一放，站起来走了。
两瓶酒搁在地上，瓶身上还带着超市的价签。
晚上我把那两瓶酒拎回家，搁在柜子最底下。
建国看见了，问哪来的。
“二叔给的。”
“他给你酒干啥？”
“没干啥。”
建国没再问，去阳台收衣服了。
衣服晾了两天，硬邦邦的，他一件一件叠。
我把萝卜干罐子从后厨端回了家。
玻璃罐放在饭桌上，盖子上的锈又厚了一点。
婆婆来串门，拧开尝了一口。
“咸了。”她说。
“咸了才下饭。”
“也是。”婆婆把盖子拧回去，“你公公就爱吃这个。”
她坐了半个钟头，说了些街坊的事。
说东头老李家儿子离了婚，说西头王婶摔了一跤。
我一边听一边择菜，择了一小盆菠菜。
婆婆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日子还是照旧。
早上七点半开门，晚上六点半落锁。
十二台车的手续我跑了半个月，跑了三趟天津港。
回来的路上我在服务区吃了碗面，加了两个卤蛋。
剩下的名额给德国车，莫迪自己去谈的。
他谈得怎么样，我没问。
公公也没问。
有天晚上吃饭，建国忽然开口。
“明天我去趟天津港，跟你一块儿。”
“你去干啥？”
“帮着跑跑手续。”
我扒了两口饭，没说话。
第二天他真去了，跟着我跑了一整天。
回来的时候在车上睡着了，脑袋一点一点的。
我把车开得慢了些。
配额表还钉在墙上，四个图钉，一个都没掉。
那罐萝卜干搁在饭桌上，吃到最后只剩个底。
底上那点汤，我拿馒头蘸了蘸，吃了。
建国端着碗，也夹了一筷子。
吃完他把碗一推，说了句：“明天还去天津港不？”
“去。”
水龙头一开，凉水冲在手背上。
窗外有小孩在放炮，一声一声的，不远。
我关了水，擦了擦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