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那件旗袍我改了第三遍。何姐催得紧，我拎着袋子下楼，把车从巷子里倒出来。
云栖路南段的路灯坏了两盏，第三盏和第五盏。我从第五盏底下过去的时候，前面靠边停着一辆深灰色的车，压着半条车道。我踩刹车，晚了半拍。
声音不大，闷闷的一下，像有人隔着棉被拍桌子。
我熄了火，在车里坐了三秒才下去。腿是软的。那辆车很长，车身干净得能照出我的脸。车标我认得。我只是不想认得。
旁边便利店的玻璃门开了，出来一个男的，手里一瓶水，瓶盖还没拧开。他走到车尾看了一眼，抬起头。
“苏晚。”
我张了张嘴。
他叫的是我的名字，不是晚姐。三年前他叫晚姐。
“我赔。”我说。
“不用。”
“我赔。”
他把那瓶水搁在车顶上，没拧开的瓶盖磕在铁皮上，响了一下。他看了看我，笑了，不是客气的笑。
“那你以身相许吧。”
我没接。手还搭在车门上，指甲缝里有线头，白天拆衣服留下的。口袋里那件旗袍硌着手心，珠片。
他叫陆鸣。三年零四个月前，我最后一次见他，在望江小区楼下。那天他穿一件灰毛衣，手里拎着一个纸袋。我站在单元门口跟他说了五分钟的话。说完我上楼，关灯。第二天早上纸袋还在门口，我没打开，扔了。
现在他站在路灯底下，比我记忆里高，也瘦，手腕上多了一块表。
“走保险吧。”他说，“你留个号。”
“不用留号。我赔。”
他看了我一会儿。
“你还是这样。”
我没问哪样。
我上车，发动，从后视镜里看。他还站在那儿，手插在口袋里。那瓶水一直在车顶上。
02
第二天上午十点，卷帘门刚拉到一半，我听见门口有脚步声。我以为是何姐，头也没抬。
“旗袍改好了，挂着，自己看。”
“我不改旗袍。”
我抬头。陆鸣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纸袋。太阳从他背后照进来，把地上的线头照得清清楚楚。
“车定损了。”他说，“保险那边我撤了。”
“撤什么。”
“我自己修。”
我把手里那件衬衫放下，站起来。围裙上全是粉笔印子。“多少钱，你说个数。”
“不说。”
“陆鸣。”
“苏晚。”他把纸袋搁在柜台上，“你这铺子开了多久。”
“两年多。”
“三年零四个月。”他说，“我算过。”
我伸手去拿剪刀，又放下了。柜台上摊着半件没改完的衬衫，领子翻着。
“我过得挺好。”我说，“铺子生意不错。”
“嗯。”
他就说了这一个字。那个“嗯”比什么话都难听。
巷子里有辆车倒车，滴滴了两声。他没往外看。
“我那儿有几件旧衣服，袖子都磨了。”他说，“想请你改改。”
“拿过来。”
“离得不远。你自己去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撕下来的，边角有点毛，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地址。纸角上有一小块颜色，蓝不蓝绿不绿的，我以为是脏。他把纸递过来的时候，我看见他手指上有一样的印子。
“七号仓，三号门，三楼。”
我没接。他把纸压在剪刀底下。
“你不来，我就自己穿破的。”
他走了。卷帘门没拉到底，他弯腰出去的。
我把那张纸捏在手里，捏到边角发毛。七号仓。我认得那个地方。六年前我在那儿买过一张画，一百八十块，挂在他身后那面墙上，挂了整个展期，没人买。
下午出门送衣服，我看见巷口那辆深灰色的车停在槐树街的树底下。车窗关着，看不见里面有没有人。
03
何姐是下午来的。她女儿上高二，一年换一个身量，去年的校服今年穿不上，裙子短了一截。何姐把旗袍套上，在镜子前转了两圈，说好，说这件衣服她穿了八年，还能再穿八年。
“你女儿的衣服呢，改不改？”我问。
“改。”她说，“能改就不买。她爸那个工地，今年活儿少。”
她走的时候多搁了十块钱，说是上次那条裤子的。我没推。
天黑了。我把铺子的灯开一半，坐在缝纫机前，脚搭在踏板上，没踩。
我妈是裁缝。她那台缝纫机是黑机身的，木头台面，台面左边有一道口子，歪歪扭扭，是我八岁那年拿铁钉敲的。她拿鸡毛掸子打了我手心，打完又抱着我哭。那年她还不到四十。
后来那台机器在老家搁了十几年。我爸的厂子出事的那个冬天，我回去收拾东西，把它连同别的一起卖了。收废品的开着三轮，在巷口，给了我两百块。
六年前我在七号仓买过一张画。那时候七号仓还是旧纺织厂，一半厂房空着，墙上的绿漆一块一块掉。画展在最里面那面墙，一共十九张，都是黑白的，刻在梨木板上。我买的那张上面是一排老式窗，窗台上搁着一只碗。
一百八十块。他用报纸把画包起来，外面缠了两圈麻绳。他手指上有油墨，蓝不蓝绿不绿。
后来他找我改衬衫。再后来，我给他租了工作室。
七号仓三楼那间，一年房租，我交了三年。梨木板、油墨、那台二手压印机、他南下驻留四个月的车票和住处、两次展览的场地，一笔一笔加起来，八十五万。
钱花出去是热的。回头一算，就凉了。
我养过一个学画画的。说难听点，是包养。这话我自己说出来都牙碜。可我那时候不是喜欢他，是喜欢我说了算。这话我三十四岁的时候不知道，三十八岁才知道。
三年前的冬天，我爸的厂子出事。账上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少，打电话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我退了望江的房子，卖了车，搬进南塘巷这间铺子。搬完那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到楼下。
我跟他说了五分钟的话。
我说，你走吧，我养不起你了。
我说，你值不了这么多。
第二句是我故意说的。
他站在那儿，手里拎着一个纸袋，一句话没说。我说完就上楼，关了灯。我在窗帘缝里往下看了很久，楼下那盏路灯下面一直有个人。我不确定是不是他。
我不确定的还有别的。比如他今天为什么撤了保险。比如他把地址写在撕下来的纸上，而不是递一张名片。
我把那张纸从遮阳板上翻下来，捏在手里。
背面是空的。
04
最难的不是没钱，是没钱了还得装成只是不想花。
七号仓的三楼还是那个水槽，还是那面墙。墙上的绿漆掉得更多了，掉出底下一层灰白的水泥。
我站在门口的时候，陆鸣正在里面跟人说话。
“这面墙你留着啊。”一个男的说，声音粗，“房东说了，明年要涨。”
“涨就涨。”
“你图什么。你现在住江那边，开车过来四十分钟。”
“习惯了。”
我敲了敲门框。
那个男的姓杨，四十来岁，头发稀疏，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陆鸣说这是老杨，帮他管账的。老杨看了我一眼，说“哦，改衣服的”，就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工作室里堆着东西。版画靠墙立着，一张压一张。桌角搁着一罐油墨，盖子开着，蓝不蓝绿不绿。我想起那张纸条的角。
角落摞着七八件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就这些。”他说，“袖子磨了的，还有一件里子开了线。”
“你穿衣服挺省。”
“我穷过。”
我蹲下去翻。第三件是藏青色的，厚，领子上有一块洗不掉的印子。我认得。那年冬天在槐树街买的，我付的钱。我没说话，把它叠回原样，压到最底下。
我坐在小马扎上拆线。拆线刀薄，容易滑，我拆得慢。
他在里屋打电话，隔着墙听不真切，说了二十来分钟。出来的时候他接水，玻璃杯磕在桌沿上。
“喝什么。”
“不喝。”
我低头拆线，手很稳。线头一根一根往下掉，落在膝盖上，落在地上。有一处拆错了，多拆了两针，我把布翻过来看，看不出来，就算了。
眼泪掉下来的时候我没感觉到。是掉在布上，洇了一小块，我才知道。
我用围裙擦了擦，接着缝。这台缝纫机是工业机，三年前在旧货市场买的，一千二，好使。它转起来的时候，整张桌子都在轻轻地震。
改到第四件，我起身去洗手。
水槽底下堆着东西，盖着一块灰布，布上落了灰。我掀开一个角。
底下是一台缝纫机。老式的，黑机身，金漆的字磨掉了一半。
我认得那个机头。
05
我把灰布整个掀开。
黑机身，木头台面。台面左边有一道口子，歪歪扭扭，是我八岁那年拿铁钉敲的。
我伸手摸了摸。
“哪来的。”我问。
陆鸣站在我背后，隔了两步。
“旧货市场。”
“什么时候。”
“那年冬天。”
我站起来，腿有点麻。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家的。”
他没答。
“我那台是卖给收废品的。”我说，“南塘巷口那个开三轮的老头，给了我两百块。我记得清清楚楚。”
“哦。”
就一个字。
“你要就拿走。”他说。
“我不要。”
“那我留着。”
他正在拿抹布擦桌子，擦得很慢。抹布叠了一下，又叠了一下。
“这机器还能转。”他说，“我上过油。”
我没说话。
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楼的窗亮着，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风从巷子里穿过去，带着一股炒栗子的味道。
老杨蹲在门口抽烟。看见我，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
“他这工作室，租了六年了。”他说，“中间差点退过一回。押金都交了，后来又要回来。”
“哪一年。”
“记不清了。”他把烟掐了，“冬天吧。反正那阵子他天天在里头待着，也不画画。”
他把烟头扔进旁边的铁桶里。
“我也不知道他图什么。”
06
后来他来了三次。
第一次隔了四天，来取衣服。他在柜台外面数了数，说：“那件藏青的没改。”
“那件不用改。”我说，“还能穿。”
“哦。”
第二次隔了一个礼拜。他拿一件衬衫来，让我把袖子改短两公分。我量了，做了记号，说五十。
“贵。”
“嫌贵拿回去。”
“不嫌。”他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把零的，数给我，数了五十一。我说多了一块，他说那就下次。
第三次是昨天下午。他带来一件旧外套，里子又开了。我翻过来看，是那件藏青的。
“你不是说还能穿。”
“能穿。就是里子开了。”
我坐在小马扎上缝。他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看巷子里的人来车往。有人推着铁皮车过去，卖糖炒栗子的，哗啦哗啦。他站起来买了一包，搁在柜台上，没说话。
我缝完了，把衣服抖开。
“好了。”
“嗯。”他说，“下周三还来。”
“改什么。”
“不知道。”
他走的时候把一件旧夹克留下了，说下周三来取。袖口的边磨白了。
我收拾柜台，把线轴一格一格摆回去。白的、灰的、藏青的、黑的。摆到一半我停了一下。
那年他站在楼下，一句话没说。我那时候觉得他怂，觉得他连句硬话都不敢讲。现在想想，他可能是想说，没找着地方插嘴。
也可能不是。
拉卷帘门的时候卡了一下，我抬脚蹬了蹬，才落到底。锁完门，我把钥匙拔出来，揣进围裙口袋。巷口的灯亮了，卖栗子的车已经推远了。
柜台底下那个纸袋我没扔。想着改完再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