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完年终奖那天下午，我坐在工位上没动。
电脑屏幕上还挂着下午两点的会议提醒，我点了“取消”，看着那个弹窗消失，然后打开了订票软件。三亚，明早八点四十的航班，我给自己订了一张单程票。
在此之前，我已经连续在公司待了十一个月零六天，中途只休过三个周末。手机通讯录里置顶的是项目经理群，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昨晚十一点四十七分，是主管周海平转发的客户投诉截图，附了一句“明天上班说”。
我关掉屏幕，没有回。
第二天清早，我拎着那个用了五年的灰色登机箱出门。老婆站在玄关，手里捏着一杯温水，看了我半天：“你真不跟主管打个招呼？”
“他不见我。”我说，“我找了他三天，电梯里碰上，他跟别人讲话，眼睛从我脸上直接滑过去。”
老婆没再说什么，把水杯递给我，我喝了一口，温的。我说：“我走了，电话能找到我。”她点头，替我按了下楼的电梯。
我上了飞机，关机，闭上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昨天上午那一幕——
全部门开会，周海平站在投影仪前面，屏幕上那张Excel表被放大到几乎每个人头那么大。副总周岐山坐在长桌一头，没说话，端着保温杯喝水。
“今年团队业绩大家有目共睹，”周海平声音比平时高半个调，“公司批了98万的年度奖金池，我个人拿8万，剩下的，周总拿大头。”
底下安静了一秒。
屏幕上清清楚楚写着分配方案：周岐山，88万。周海平，8万。剩下的，也就是我，项目组实际负责人，全年带着十几个兄弟加班三百天的那个——10万。
我的名字旁边写着“项目负责人”。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又看了一眼。没错，10万。
“有问题吗？”周海平笑了一下，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去，唯独没扫我。
我举手了。
“周总，”我对着周岐山开口，“项目是我的，全年绩效指标我看了，超额完成百分之三十七。如果我没记错，这个项目的核心方案、客户关系、交付节奏，从头到尾都是我在管。您拿88万，我没意见，您的位置在那儿。但主管拿8万、我拿10万——这个比例是不是反了？”
周岐山没答话，低头拧开杯盖，喝了一口。
周海平脸上有点挂不住，说：“奖金是领导定的，不是我们坐在这儿讨论出来的。小王，年后再说吧。”
年后再说。
我没再说话。散了会，我回工位收拾了几样东西，给几个关系近的组员每人发了条消息：家里有点事，请假一段时间，有事群里找我。
没有一个人回复“好的”，最长的回复是三个字：“知道了。”
那天下午我在工位上一直坐到五点半，心里想着总有人会找我说句话，哪怕是问一句“你没事吧”。没有。
现在我坐在这趟飞机上，起飞前最后看了一眼手机。周海平没找我。
三亚的酒店我订了一间带小厨房的公寓，一天两百八，包月有折扣。到的时候已是傍晚，我拖着箱子站在阳台上看远处那片海，咸湿的风吹过来，心里突然觉得空落落的，但也松快。
我没有失联。公司有人联系我，我照回。只是谁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都说明天。
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也过去了。
第四天，我收到业务群里组员梁峰的一张截图：客户A的项目月报，停在了第二期，没有再更新。
我拨了梁峰的电话。
“王哥，”他语气有点躲，“你休假之后，周主管把所有事务都收上去了，说由他直接对接。但客户不买账，我打了好几通电话过去，人家就问一句话：你们那个王经理呢？他不来，我们这边新需求的评审怎么开？”
“那周主管怎么说的？”
“周主管说……他说王经理家里的事，应该快处理完了，让大家再等等。”
我挂了电话，站在阳台上，看着太阳慢慢沉到海面底下。
没有问我。
我继续住着。晒黑了，体重没变，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虾，回来自己煮。老婆怕我闷出毛病，打电话的时候没什么话找话，问我海边人多不多，我说多，其实酒店泳池里一天到晚没有一个人。
第二周，我又给梁峰打了个电话。这次他说，客户A那边已经正式提了一轮投诉，说项目进度滞后，要求公司给出说法。周海平的答复是：项目组人员临时调整，正在过渡。
“王哥，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梁峰问。
我说：“看情况吧。”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我没有接。
其实我那时候心里也没有特别痛快。公司不是离了我不能转，这点自知之明我有。只是有时候你拼了一年，最后发现自己在那张表上只值十万的时候，你会突然生出一种念头：那我为什么要把日子过成这样？
除夕那天，家里我妈打来电话，问我在哪儿过年。我说在海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自己高兴就行。”
我说：“嗯，高兴。”
她没追问。
大年初七，集团开工。我掐着时间，给周海平发了条微信消息，四个字：“我还在休。”
他没有回。
又过了一周，我收到一封邮件。发件人是集团人力资源部，标题写着“关于王×同志休假的说明”。内容婉转：根据考勤记录，我的年假已全部用完，剩余休假按事假处理，期间工资按集团规定标准发放。落款抄送了周岐山。
我用手机打开那封邮件，看了两遍，笑了一下，然后把手机扔到床上，下楼游泳。
三月中旬，我续了第二个月的房租，又续了半个月。
梁峰那通电话是春分那天打的，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从外面吃完饭回来，擦着头发，手机在床头柜上震了很久。
“王哥，”他声音不太对，“华远那个项目，被客户暂停了。”
我愣了一下：“我走的时候不是还在正常推进吗？”
“是，”他说，“您走之后，周主管一直想让客户改签集团的另一套系统，说那套利润高。客户那边本来不想动，后来周总又亲自去谈了一次，承诺重新做方案评审。结果方案交过去，客户技术部打了一堆问题回来，说核心架构根本不是他们当初跟您确认那套，要重新评估。一来二去，拖到现在，客户说暂停。”
我没说话。
“还有……”梁峰压低了嗓子，“我听人说，周总这两个月同时在推三个项目，把您原来组里的人拆了一大半去顶上。华远这个摊子，实际上已经空了。”
“那集团那边什么态度？”
“不知道。但听说下个月要出季度财报，华远的合同金额算的是全年的。如果一直被暂停着……”
他没说完，我也没往下接。
那天晚上我站在阳台上，很久没动。海风还是热的，但我觉得后背有点凉。原本以为只是我一个人休个假，这事就过去了。现在看起来，事情好像比我想的大了。
我没有立刻买票回去。
倒不是故意端着，而是那两天我确实认真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回去，第一件事是什么？
去周海平办公室拍桌子？去周岐山面前要个说法？把华远客户约出来重新谈？
哪一件都不容易。而且我心里很清楚，他们大概率已经把“项目失败”的锅用保温杯盖子扣严实了，等我回去一坐，正好接住。
四月二号，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显示是北京，座机。
我犹豫了两秒，接了。
“请问是王×吗？”对面是个年轻女声，“我是集团总办，林总的秘书。林总想跟您约个时间通话，问您这几天方不方便。”
林总。集团总裁。我和他只在年度大会上隔着两排人头见过，他讲PPT，我在台下听，没单独说过一句话。
我说：“方便。林总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三点，我这边帮您约。您要是不方便，改天也行。”
“不用改，三点可以。”
挂了电话，我放下手机，去冰箱拿了一罐啤酒，坐在阳台上喝了大半。
林总要找我。
周海平一直没打来的电话，周岐山办公室里永远盖着的保温杯，也许马上就要换了种方式，出现在我面前。
第二天下午三点，电话准时响了。
林总的声音比年会上听起来低一点，说话不快：“小王，最近在海南呢？”
我说是。
“晒黑了没？”
我愣了一下，说：“黑了。”
他笑了两声，然后语气收住：“华远的事，你知道了吗？”
“听说了。”
“我很早就想找你聊聊，但以为你自己会回来。”他说，“你一直没回。”
我没接话。
“公司今年压力大，华远要是彻底停了，第一季度缺口不小。我找人看了交付记录，”他说，“你走之前把方案做到第九版了。第九版客户是点头的。后面的情况，你没参与，也没义务替参与的人顶。”
我握着手机没出声。
“我就问你一件事，”他说，“你愿不愿意回来把这个项目接上。你要愿意，我让总办直接下文，项目组原班人马调回你手下，周副总那边不参与这个项目。你要不愿意……”
他停了一下。
“你要不愿意，我也理解。按正常离职流程办，集团补你两个月工资。奖金的事，我回头让人重新查。”
那天下午我坐在阳台上，手机已经挂了很久，我还保持着那个姿势。海风把晾着的T恤吹得啪嗒响，那罐啤酒放在脚边，已经温了。
当天晚上，我订了一张回北京的机票，没再跟任何人请示周海平or周岐山。
四月初的北京还带着点凉意，我拖着那个灰色登机箱走出T3航站楼的时候，手机震动起来。
先是一条微信，梁峰发来的：“王哥，你到了？我刚听总办那边说，今天好几个大领导都在问你的航班。”
我没来得及回，电话进来了。一个陌生号码，接起来是总办那个女声：“王先生，林总安排了一辆车在停车场C口接您。另外，有几位集团领导想跟您碰个面，您方便吗？”
我攥着手机，站在出口的位置，看着前面来来往往的人群。
“几位领导？”
她顿了一下：“李总、孙总、陈总都在。周总……周副总也在。”
风从出口灌进来，我拉上外套拉链，轻声道：“行，见吧。”
挂了电话，我低头看了眼手机里的消息。梁峰又问了一句：“王哥，你看到群了吗？”
我没点开那个红点，反而先锁了屏幕，又抬头看了一眼北京灰蒙蒙的天。
那件我翘了三个月才能做成的事，终于要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