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哥来电:我姑不行了,你赶紧把车卖了凑60万,我反问:她不是你姑吗?你怎么不卖房?你的三套商品房,是准备传代吗

卷帘门拉到一半卡住了。我抬脚踹了踹底下的轨道,铁皮哗啦一声,才算落了地。

手上全是机油,黑的,指甲缝里也是。我在裤子上蹭了两下,没蹭干净。

手机在工具箱上震,嗡嗡的,把一把梅花扳手震得挪了半寸。屏幕上三个字:周建民。

我堂哥,大伯家的,比我大五岁。我们俩有半年没通过电话了。

那头先是风声,然后是打火机,咔哒,咔哒,两下才点着。

“勇子,你在铺子里呢?”他嗓子哑着,像刚抽完一根。

“嗯,刚收摊。咋了?”我手里还攥着块抹布。

他顿了一下。那一下挺长,长得我能听见他吸了一口烟。

“我姑不行了。”

我手里那把抹布掉在地上,啪的一声,油点子溅到鞋面上。

“啥?”

“脑梗,加上心脏。昨天夜里送进来的,人到现在没醒。”

我站在铺子中间,听见后面巷子里有人倒垃圾,铁皮桶咣当一声。

“哪个医院?”

“市三院。你赶紧过来。”他停了停,“你先别急着来,钱的事得先说说。”

我捏着手机,指头上一块机油印在屏幕边上。

“多少钱?”

“六十万。”

我以为我听错了。“多少?”

“六十万。”他说得很稳,“手术加后面,六十万打底。”

我没吭声。铺子里那台旧冰柜嗡嗡响,响了七八年,一直没坏。

“勇子,你听着没?”

“听着呢。”我说,“我哪来六十万。”

“你赶紧把车卖了凑六十万,不够的亲戚们再凑凑。”

我那辆白色朗逸,开了六年,上个月二手贩子给过价,六万八。

“哥,我那车卖了也凑不出六十万。”

他那边又吸了一口烟,烟头嘬得滋滋响。“我知道不够。不够你再想办法。”

“那你呢?”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我这边也紧。”

我蹲下去,把地上的抹布捡起来,攥在手里。机油从指缝里渗出来,凉。

“哥,”我说,“她不是你姑吗?”

“你说啥?”

我站起来,走到卷帘门底下。外面路灯黄着,一只飞蛾在灯罩上撞。

“她不是你姑吗?你怎么不卖房?你的三套商品房,是准备传代吗?”

那头没声了。风还在吹,吹得他那边的话筒沙沙响。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勇子,你这话说的。”

“我说的不对?”

“我那房不能动。”他顿了顿,“都有贷款,卖一套就断了。”

我说,行,我知道了。然后我挂了电话。

我在铺子门口站了会儿。风从巷子口灌进来,带着一股子炒菜味。

隔壁老王的卤味摊还没收,锅盖一掀,热气往上冒,糊了我一脸。

我锁了门,骑上电动车往家走。脑子里全是“六十万”三个字。

到家快九点。刘敏在阳台上晾衣服,女儿的校服挂在最边上。

“回来了?”她没回头,“饭在锅里温着。”

我“嗯”了一声,坐在沙发上,鞋都没脱。

她晾完衣服进来,看了我一眼:“咋了?”

“我姑住院了。脑梗,加心脏,人还没醒。”

她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在沙发扶手上坐下来。客厅的灯管有一头闪。

“要多少钱?”

“我哥说六十万。”

她没说话,过了会儿才说:“六十万?”

“嗯。”

“他出多少?”

“他说他紧。”

刘敏笑了一声,不是高兴的那种笑。“他紧。他那三套房紧。”

我没接话。女儿的房门开了一条缝,里面台灯亮着。

姑姑叫周桂兰,我爸的妹妹。我爸走了六年了,姑姑还在。

我小时候,我妈病着,我爸跑长途,把我搁在姑姑家待过三年。

那年我七岁,姑姑家还在老城区,一间半的平房,门口一棵石榴树。

姑姑那会儿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下夜班回来,眼睛红得像兔子。

她还是给我煮鸡蛋。一个,剥好了搁在我碗里,她自己不吃。

我那时候不懂事,问她为啥不吃。她说她不爱吃鸡蛋。

我信了好多年。后来才知道,那年头鸡蛋要票,一个月就那么几个。

姑姑一辈子没结婚。谈过一个,后来黄了,具体为啥没人跟我说过。

她也没孩子。所以我和建民,算是她最近的晚辈。

建民是她大哥的儿子,我是她二哥的儿子。按说,一样近。

可姑姑疼建民,是从小疼到大的。

建民小时候嘴甜,会说话。我嘴笨,见人就躲,躲到石榴树后头。

过年发压岁钱,姑姑给建民二十,给我十块。

我妈那时候还活着,回来跟我爸嘀咕了一晚上。

我爸说,算了,人家疼谁是人家的事。这话我记了三十多年。

后来老城区拆迁,是2017年的事。

姑姑那间半平房,加上门口那一小片,补偿一百一十八万。

我记得清楚,是118万。姑姑自己打电话跟我说的。

那年她六十一岁。厂子早黄了,她靠打零工和退休金过日子。

一百一十八万,对她是天文数字。

我当时还替她高兴。我说姑,这下你能买个小房子,安稳了。

她在电话里笑,说再看看,再看看。再后来,她就一直租房子住。

在城西那边的城中村,一间二十来平,月租六百。

我问过她一次,钱呢。她说,借出去了,救急。

我问借给谁了。她说,你别管了。

我就没再问。那时候我铺子刚开,自己一屁股账。

现在想起来,我这人也是够可以的。

建民那三套房,一套在城南,两套在新区。

头一套是2016年买的,那时候他还没什么钱。

后两套,是2017年下半年,一口气买的。

我当时还纳闷,问他哪来的钱。他说,做工程赚的。

我信了。我不该信的。

第二天一早,我把铺子的卷帘门拉起来,跟小赵交代了几句。

小赵是我雇的伙计,二十出头,手上没轻没重,补胎老扎破内胎。

我说今天有急事,来活儿你看着接,补胎换机油自己做主。他说行,勇哥你忙你的。

我骑着电动车去了市三院。三院在老城区,门口那条路永远堵。

住院部六楼,心内科。走廊里全是消毒水味,混着一股子饭味。

我在重症监护室门口看见建民。

他坐在塑料椅上,穿着件灰夹克,头发油着,眼窝陷下去。

脚边一地的烟头,还有两个空矿泉水瓶,瓶子被踩扁了。

“哥。”

他抬头看我,眼睛红着。“来了。”

我在他旁边坐下。椅子凉,铁架子硌屁股。

“人咋样?”

“昨晚抢救了一回,现在稳住了。”他揉了揉脸,“医生说,得做手术。”

“啥手术?”

“心脏搭桥。她这个血管堵得厉害,不做不行。”

“医生说要多少钱?”

他掏出手机,划了两下,又塞回去。“医生说,总的下来二十六七万吧。”

我盯着他看。“二十六七万?”

“那是手术。”他说,“后面还有康复、吃药、请护工。”

“加起来六十万?”

“勇子,”他抬起头,“你姑这病,不是做一次手术就完的。”

我没说话。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把一张缴费单吹到地上。

我弯腰捡起来。单子上的名字是周桂兰,金额一千二。

我把单子递给他。他接了,随手塞进兜里。

“哥,医保能报多少?”

“报不了多少。”他说得很快,“进口的,自费的,多着呢。”

“报不了多少是多少?”

他看了我一眼。“勇子,你这是啥意思?”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知道个数。”

他把手里的烟头摁在椅子扶手上,摁了三下才灭。

“你要是不放心,你去问医生。”

我说行,我就去问。他猛地站起来。“周勇,你啥意思?”

我也站起来。我们俩在走廊里对着站着,中间隔着两个空水瓶。

一个护士推着车过来,说让一让让一让。我们往两边挪了挪。

车轱辘从我们中间过去,吱呀吱呀的。

我去了医生办公室。主治医生姓陈,三十来岁,戴个眼镜。

我说我是周桂兰的家属,想问下费用。

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在屏幕上点了几下。

“心脏搭桥,三支病变。”他说,“手术加住院,顺利的话,二十七八万。”

“医保报完呢?”

“她这个是职工医保,报销比例还可以。”他算了算,“自付大概十一二万。”

我站在那儿,没动。

“后面吃药呢?”

“药费一个月几百块,能走慢病门诊。护工一天两百二,看你们请多久。”

我心里过了过账。手术加护工加乱七八糟,撑死十五万。

我说了声谢谢,出来了。走廊里建民还在那儿站着,背对着我。

他肩膀一耸一耸的。我没过去。

我从楼梯下去,在楼下花坛边上坐了半小时。

十一二万。他跟我说六十万。差在哪儿了。

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二叔的号。

二叔是我爸的堂弟,家族里辈分高,说话有分量。

电话通了,那头很吵,像是在打牌。

“二叔,我姑住院了。”

“知道了知道了。”他说,“建民跟我说了。”

“他跟你说要多少钱?”

“说了,说六十万。”二叔那边啪一声摔了张牌,“我这儿拿两万,你别嫌少。”

“二叔,你先别拿。医院说自付十一二万就够了。”

那头静了。牌桌的声音也小了。“十一二万?”

“我刚从医生办公室出来。”

二叔咳嗽了一声。“勇子,这话你可别乱说。”

“我没乱说。”

“建民那边……”他顿住了,没往下说。

“二叔,你知道啥?”

“我啥也不知道。”他说,“我就是觉着,六十万这个数,听着是有点大。”

挂了电话,我在花坛边又坐了一会儿。

花坛里种的是月季,花谢了,就剩杆子,杆子上还挂着几片枯叶。

下午我回了铺子。小赵正给一辆电动车换胎,满手黑。

“勇哥,上午来了个换机油的,我收了八十。”

我说好。我坐在门口那张小马扎上,看着马路。

刘敏打电话来,问我姑咋样。我说人稳住了,过两天做手术。

“钱呢?”

“先不急。”

“啥叫先不急?”她声音上来了,“他要你卖车呢。”

“车我不卖。”

“那你咋跟他说?”

“我有数。”

她在电话那头喘了两口气。“周勇,你别逞能。咱家就那点底。”

“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把手里那颗螺丝拧了又拧,拧到最后滑了丝。

傍晚的时候,张丽来了。建民的媳妇,我堂嫂。

她穿件米色风衣,头发盘得整整齐齐。站在铺子门口,往里看了看,没进来。

“勇子,忙着呢?”

“嫂子。”

“我来跟你说个事。”她把包往肩上提了提,“你哥昨天跟你说的,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往心里去。”

“他就是急。”她说,“你姑这一病,他三天没合眼了。”

我“嗯”了一声,把手上的油在破布上擦了擦。

“那钱的事……”她看着我,“你看你能拿多少?”

“嫂子,医院自付十一二万。”

她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就一下,很快就回去了。

“哪能啊。”她说,“你哥都问过了。”

“我也问过了。我找的主治医生。”

她从包里摸出一张纸,递给我。“你自己看,这是医院给的单子。”

我接过来。是一张费用预估单,上面印着“预估总费用:60万”。

底下盖着一个红章,章有点糊,看不清是哪个科室的。

我看了半天。那张纸的纸质,跟我上午在缴费窗口拿的不一样。

“嫂子,这单子哪儿来的?”

“医院给的啊。”

“哪个窗口给的?”

“就……缴费那儿。”她把纸抽回去,折了两折,“你别管哪来的,反正就是这个数。”

我没吭声。路灯亮了,照着她风衣上的一粒扣子,反光。

“勇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她声音低下来,“你姑这辈子,就疼你哥一个。”

“嗯。”

“这回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哥这辈子都过不去。”

“我也过不去。”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转身走了。高跟鞋在水泥地上嗒嗒嗒。

那天晚上家族群里响个不停。

建民在群里发了条消息:姑的病要紧,先凑60万,我这边想办法。

底下跟着一串“收到”“我出五千”“我出两万”。

表姐给我打电话,说勇子你条件比我们好,你多拿点。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姑带过你三年呢。

我说我知道。她在那头叹了口长气,挂了。

我坐在阳台上,把手机翻过来扣在膝盖上。

群里那条消息还在往上冒。我打了几个字,又删了。

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我把屏幕关了。

楼下有人在放电视,声音开得很大,一句台词反复地喊。

后半夜我醒了,坐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

天快亮的时候,我想起来一件事。

姑姑租的那间房,我去过。她有个铁皮饼干盒,搁在床头柜里。

有一回我帮她找医保卡,她让我自己开,我见过一眼。里面全是纸。

上午我给姑姑的邻居李婶打了个电话。

李婶住在姑姑隔壁,两个人搭伙吃了好几年饭。

“李婶,我姑住院了。”

“我知道,我去看过。”她声音发闷,“人瘦得不成样子。”

“李婶,我姑屋里的钥匙,你那儿有吗?”

“有。她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把,说浇花。”

“她那屋有花?”

“一盆绿萝,都快死了。”李婶叹了口气,“我隔天去浇一次。”

我说我去拿点东西,顺便看看。

城中村在城西,路窄,电动车得推着走。

姑姑住的那栋楼是自建的,四层,外墙贴着白瓷砖,瓷砖掉了一半。

楼道里没灯,我扶着墙上去,手上全是灰。

三楼最里头一间。钥匙插进去,转了两下才开。

门一推开,一股子潮味扑过来,混着点药味。

门口摆着两双拖鞋。一双蓝的,一双灰的。

蓝的那双还带着塑料膜,没拆。灰的那双鞋底磨平了,后跟塌下去一块。

我把鞋脱了,穿上灰的那双。有点小,脚趾头顶着。

屋里就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窗户朝北,白天也得开灯。

灯泡是那种老式的,黄黄的,得等两秒才亮。

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叶子黄了大半,就剩顶上两片还绿着。

桌上有半罐萝卜干,玻璃罐的,盖子没拧紧。

我拿起来闻了闻。是姑姑腌的那个味,咸里带点甜。

我把罐子放回去,走到床头柜跟前。

柜子三个抽屉。上面两个是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一件一件码着。

最下面那个抽屉,拉的时候卡了一下。

铁皮饼干盒就在里头,上头印着个红双喜,边角磨得发白。

我把盒子端出来,放在床上,掀开盖。

最上面是一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2017年3月。

甲方那一栏写着周桂兰。补偿方式:货币补偿。

金额那行,我用手指点着数了一遍。1180000。

一百一十八万。

协议下面压着一张银行转账回单,2017年8月14日。

转出方周桂兰,转入方周建民。金额:960000。

九十六万。

我坐在那张床上,坐了很久。

床板很硬,一动就吱呀响。窗户外面有人在喊孩子吃饭。

盒子底下还有一本小本子,塑料皮的,两块钱那种。

我翻开。是姑姑的字,一行一行的,写得歪歪扭扭。

“2017.8.14,转建民,96万,买房用。”

“2018.2.9,建民说周转,借5万。”

“2019.11.3,建民孩子上学,借3万。”

“2021.6.20,建民换车,借8万。”

一笔一笔,一直记到去年。我拿手机算了算,加起来一百一十九万。

姑姑的一百一十八万,一分没剩,还多搭进去一万。

最后一页,写着两行字,字比前面大。

“这些钱,不指望他还。”

“勇勇要是问起来,就说姑自己花了。”

我把本子合上,攥在手里。

窗台上那盆绿萝,叶子垂下来,耷拉在盆边上。

我站起来,把饼干盒盖上,又打开。

我把那本小本子和转账回单抽出来,塞进外套内兜。

协议我放回去了。那是她的东西。

出门的时候,我把那半罐萝卜干也带上了。

下楼的时候天阴了,风从楼道里穿过去,凉。

我骑上电动车,先去了医院。

姑姑那天下午醒了。护士说可以进去看一眼,五分钟。

我套上隔离衣,戴上帽子口罩,进去。

她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管子,手上扎着针。

脸瘦得脱了相,颧骨顶着皮。

我站在床边,喊了一声姑。她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

看见是我,她嘴角往上扯了扯,像是想笑。

我握住她的手。手背上一层皮,凉。

“姑,你别说话。”

她摇头,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轻,像气。“勇勇……”

“哎。”

“钱……”

“钱的事你别管。”

她又摇头,手指在我手心里抠了一下。“别……跟你哥……要。”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亮得不像个病人。

“姑,那钱是你的。”

她闭上眼,没再说话。护士过来提醒我时间到了。

我出来的时候,在走廊拐角撞见了建民。

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份盒饭。

“你进去了?”

“嗯。”

“她跟你说啥了?”

“让我别跟你要钱。”

他手里的塑料袋晃了一下,盒饭撞在一起,闷闷地响。

“她老糊涂了。”他说。

“她清醒得很。”

我从内兜里把那张转账回单掏出来,展开,递到他眼前。

走廊里的灯是白的,照得那张纸发亮。

他低头看了一眼,脸就白了。

“2017年8月14号,九十六万。”我说,“姑转给你的。”

“那是……那是她给我的。”

“给你的?”

“她说让我买房,钱放着也是放着。”

“她说让你买房。”我点点头,“那你的房呢?”

他不说话了。盒饭的塑料袋在他手里越攥越紧。

“三套。”我说,“你那三套房,哪一套是姑的钱买的?”

他把盒饭往椅子上一搁,坐下来,两只手撑着膝盖。

我也坐下来,隔着他一个座。

“勇子,我跟你说实话。”

“你说。”

“那两套新区的房,确实是姑的钱垫的。”他咽了口唾沫,“我那时候手里就三十来万,首付不够。”

“后来呢?”

“后来就买了。姑说,反正是给我。”他声音低下去,“她说她一个人,要那么多钱干啥。”

“那她这些年住哪儿?”

他抬起头看我,又低下去。“她说不愿意跟我们住,说住一起别扭。”

“她住城中村,二十平,月租六百。”

“我让她搬,她不搬。”

“你让她搬哪儿?你那三套房,空着一套没有?”

他没说话。走廊里有人推着轮椅过去,轮子上缠了胶布,咯噔咯噔。

“哥,”我说,“我不是要跟你算这个账。”

“那你啥意思。”

“手术自付十一二万。你出多少,我出多少,今天说清楚。”

“我出不了多少。”他说,“我手头真紧。”

“你紧到啥程度?”

“三套都有贷款。新区那两套,一个月还一万四。”

“租出去呢?”

“租出去一套,一个月三千五。城南那套自己住着。”

“那你要我卖车。”

“勇子……”

“我那车卖了六万八。”

他抬起头。我知道他刚才压根没算过这个数。

“六万八,加我手里十一万。”我说,“凑不到十八万。”

“你姑带过你三年。”他说。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来,不深,但疼。

“带过我三年,所以我要卖车。”我说,“她给过你九十六万,所以你要卖房。”

“你——”

“这账不难算吧。”

他把脸埋在手里,肩膀抖了两下。我不知道他是在哭还是在喘。

过了会儿,他抬起头,眼睛红着,鼻子也红着。“我卖一套。”

“哪套?”

“城南那套小的,四十多平,我挂中介问问。”

“来得及吗?”

“来不及也得来。”他抹了把脸,“先抵押,贷出来,后面再卖。”

我看着他。这个比我大五岁的人,头发白了一片。

“哥,”我说,“我出十五万。”

“你不是说十一万?”

“车不卖。我手里十一万,再跟我媳妇商量凑四万。”

他看了我半天,说了句:“勇子,哥对不住你。”

我站起来,把那张回单折好,塞回兜里。

“这话你别跟我说。”我说,“你留着,等她出来跟她说。”

手术是三天后做的。那天早上七点,姑姑被推进手术室。

我跟建民在门口坐着。谁也没说话,就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

张丽来了,拎着保温桶,里面是小米粥。

她把粥倒出来,递给我一碗。我接了。

粥烫手,我捧着,没喝。

手术做了四个半小时。

陈医生出来的时候,摘了口罩,脸上勒出两道印子。

“手术很顺利。”他说,“接下来看恢复。”

建民腿一软,扶着墙站住了。

我把手里那碗粥递给他。他接过去,一口喝了大半。

姑姑在ICU待了五天,转到普通病房。

我去的时候,她正靠在床头上,李婶在旁边给她削苹果。

“勇勇来了。”她声音比上次清楚多了。

“姑。”

李婶把苹果递给我,说你们聊,我出去抽根烟。

李婶不抽烟。她就是出去。

我坐在床边的小凳上。姑姑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

“本子你看了。”

我没否认。“看了。”

“我不该留着。”她说,“留着就是惹事。”

“姑,那不是惹事。”

“勇勇,”她抓住我的手,“你哥他难。”

“我知道他难。”

“他儿子明年结婚,女方要房,他手里就那三套。”

“他卖了一套。”我说。

姑姑愣了一下,手在我手心里紧了紧。“卖了?”

“抵押贷的款,说后面再卖。”

她看着天花板,看了好一会儿。

“卖了好。”她说,“卖了好。”

然后她闭上眼,眼角有一道水,慢慢往下淌。

我没擦。我就是握着她的手。

姑姑住了一个月院。

出院那天是我去接的。建民在楼下等着,帮着拎东西。

姑姑坐在轮椅上,护士推出来,她身上穿着我给她买的那件蓝棉袄。

上车的时候,她问我:“去哪儿?”

“回家。”

“哪个家?”

“我那儿。”我说,“楼下那间一楼的,我租下来了。”

她没说话,就是看着我。

建民在旁边站着,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袋子勒得他手指发红。

“勇子,”他说,“房租我出。”

“不用。”

“我出。”他又说了一遍,“这个我得出。”

我看了一眼姑姑。她没看我,也没看建民,她在看院子里的那棵银杏。

叶子黄了,风一吹,落下来一片,贴在她膝盖上。

我说:“行。”

姑姑搬进我楼下那间房,是十月底。

房子不大,三十来平,朝南,门口有个小院子。

她第一天就把窗户擦了一遍,说屋里亮堂。

我给她搬了张旧沙发,还有一台旧电视。

她说不用,她说她睡不着觉,看电视费电。

我说电费我交。她就不说话了,把电视打开,调到一个唱戏的台。

声音开得很小,小得我站在门口都听不清。

那盆绿萝我也搬过来了,搁在窗台上。

姑姑每天给它浇水,浇得勤,叶子倒是慢慢绿回来了。

我每天早上出门前,给她送一碗粥,一个鸡蛋。

她说不爱吃鸡蛋。我说你吃。她就吃。

铺子还是那个铺子,卷帘门还是卡。

我每天还是蹲在门口数零钱,手上还是机油。

小赵谈了个对象,说要攒钱,问能不能多接点活儿。

我说行,晚上那两小时归你,工钱对半分。

十一月底,建民来了铺子一趟。

他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搁在柜台上,推给我。

“啥?”

“五万。”他说,“先还你姑。”

我把信封推回去。“你给姑去。”

“她不收。”他搓了搓手,“她说让我给你。”

“给我干啥。”

“她说你垫的多。”

我把信封拿起来,掂了掂,又放下。

“哥,”我说,“城南那套,真卖了?”

“挂了。有人看,压价压得狠。”

“压多少?”

“我要八十,他给七十二。”

“卖吧。”

“嗯。”他说,“我媳妇也是这个意思。”

他站了会儿,没走。

“还有事?”

“勇子,那年拆迁……”他停住了。

“嗯?”

“算了。”他摆摆手,“我走了。”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

“萝卜干,”他说,“姑腌的那个,还有吗?”

“有半罐。”

“她腌的比我妈腌的好吃。”

我说,你要吃,自己去拿。

他笑了笑,走了。门口的风把一张传单卷起来,贴在卷帘门上。

那天晚上我回去,姑姑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择菜。

择的是雪里蕻,一大把,摊在报纸上,报纸是上个月的。

“姑,天冷了,进屋择。”

“不冷。”她说,“屋里闷。”

我搬了个凳子坐在她旁边,也伸手择。

择了两把,我问:“姑,你那萝卜干咋腌的?”

她手上停了一下。“你要学?”

“学学。”

“盐得炒过。”她说,“炒到发黄,别炒糊,糊了就苦。”

“然后呢?”

“晾到打蔫,一层菜一层盐,压实,压七天。”

“就这么简单?”

“简单。”她低下头,把一根黄的挑出来扔了,“就是费工夫。”

风从巷子口进来,把她额前的碎头发吹起来一绺。

她抬手别到耳后,手上还沾着泥。

我站起来,进屋把那半罐萝卜干拿出来,搁在她腿上。

罐子见了底,就剩薄薄一层。

“吃完了。”她说。

“吃完我再腌。”

她抬头看我,看了两秒,笑了。

那个笑很轻,像她手背上那层皮。

我蹲下来,把罐子从她腿上拿起来,拧紧了盖。

院子里那盏灯不太亮,照着我们俩的影子,一长一短。

隔壁楼上有人在洗碗,哗啦哗啦的水声。

风不大,把报纸的一角掀起来,又落下去。

堂哥来电:我姑不行了,你赶紧把车卖了凑60万,我反问:她不是你姑吗?你怎么不卖房?你的三套商品房,是准备传代吗-有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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