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把车停在路口的白线后面,绿灯亮了三次他都没动。我解开安全带,拉开车门,站在了斑马线旁边。他没有看我,方向盘一打,车就汇进了车流里。我站在那,手里的帆布袋带子滑到手腕上,里面装着早上出门前他让我顺便去修的电磁炉。
那天早上出门时,他把电磁炉放在鞋柜上,说这个月电费比上个月多了四十七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抬头,正把左脚往鞋里伸,鞋拔子还攥在手里。我嗯了一声,把电磁炉装进袋子里。他说,你顺路,拿去修一下,别买新的,还能用。我说好。
他在路口把我放下来之前其实已经开过了三个路口,前两个他都没说话。第三个路口他在等红灯的时候突然伸手把收音机关了,然后说,我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我看着窗外,说,那我把菜放冰箱里。他说,你总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没接话。绿灯亮了,他开过了路口,到了第四个路口才停下。
我站在路口十一分钟,期间有两个骑电动车的人冲我按喇叭,还有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跑过去踩到了我的鞋。我等了十一分钟,他没有掉头回来,也没有打电话。我也没有打。我把电磁炉从袋子里掏出来,放在路边的垃圾桶盖上,然后往左拐了。
我走了四条街,进了一家永和豆浆。我要了一碗咸豆浆,两根油条。豆浆端上来的时候很烫,我用勺子沿着碗边舀了一圈,慢慢喝。油条掰成段泡进去,软了以后夹起来,咬一口,油条的空隙里吸饱了豆浆,嚼着有股说不出的味道。旁边坐了一个老头,点了一碗甜豆浆和一个茶叶蛋,剥蛋壳的时候他很认真,蛋壳一片一片掉在桌子上,他用手指拢成一堆。我看着他剥完蛋壳,把蛋咬了一口,慢慢嚼了很久,他的牙不好。
从永和豆浆出来以后我沿着人行道一直走,路边的梧桐树正在落叶子,保洁员扫成一堆一堆的,风一吹又散了。我走了大概四十分钟,看见路边有一个小公园,有几个老头在下棋。我站在旁边看了两盘,下棋的人有一个穿着老式的中山装,袖口的扣子掉了两个。他每一步棋都考虑很久,旁边的人也不催。另一个下棋的戴个老花镜,镜腿用白胶布缠着,他输了一盘以后把棋盘上的棋子一推,说,不下了,该回去做饭了。
我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一个下午。椅子被太阳晒得有点烫,我坐一会就站起来,换个地方坐。有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从我面前过了两趟,第一趟她看了我一眼,第二趟她没看。后来天开始暗了,公园里跳广场舞的人来了。她们在空地上放了一个小音箱,音乐是《小苹果》,但声音不大。领舞的是一个穿红衣服的中年女人,她的动作很标准,每一个转身都利落。我跟在后面跳了三首曲子,跳完以后后背出了汗,风吹过来有点凉。
我没有回那个家。沿着另一条路走了大概二十分钟,看见了街对面的小旅馆,招牌是红色的灯箱,一个字灭了一半,只剩下一半亮着,写着“苑旅馆”。我走过去,前台坐着一个烫卷发的女人,正在看手机上的小视频,声音开得很大,一个女人在教做红烧肉。她说单人间四十,有窗户的六十。我说四十的。她拿钥匙给我的时候看了一眼我的帆布袋,说袋口开了。我低头一看,拉链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里面露出来一包纸巾和半瓶矿泉水。我道了谢,把纸巾往里塞了塞,拿着钥匙上了楼。
房间不大,床单是白的,但是枕头上有一小块黄渍。我把枕头翻了个面,坐下,听见隔壁房间有人在咳嗽,咳了很久。我掏出手机,有六个未接来电,都是他打的。还有三条短信,第一条是“你去哪了”,第二条是“电磁炉修好了吗”,第三条是“你手机怎么不接”。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床上,去卫生间洗了把脸,水龙头出的水是凉的,我用手指梳了梳头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眼眶下面有点青。
晚上九点半,我下楼去隔壁的小卖部买了一桶方便面和一个卤蛋。小卖部的老板是一个瘦高的男人,他找钱的时候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在上面记了一笔。我问他记什么。他说记今天一共卖了几桶面。我说这也要记。他说不记不行,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我端着泡面回到房间,把面泡好,加了卤蛋,坐在床边吃。吃到一半的时候手机响了,我拿起来看,是他妈打来的。我没接。过了五分钟,他妈又打来了。我接了。他妈在电话那头说,秋芳,建国说你没回家,你上哪去了。我说,妈,我有点事,晚点回去。她说,你们俩又吵架了。我说,没吵架,就是有点事。她说,建国这孩子脾气倔,你多让着他点。我说,嗯。她说,你早点回来,我蒸了包子,明天给你们送过去。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把剩下的面汤喝完,把桶扔进厕所的纸篓里。躺在床上,天花板有一块潮痕,形状像一片云。我盯着那片潮痕看,看着看着眼睛就酸了。我跟他结婚十一年,这十一年里,我从来没有在外面过过夜。每一次不管吵得多厉害,我都不会出去住。哪怕是去年冬天,他喝多了把杯子砸在地上,玻璃碴子溅到我脚背上,我蹲在地上收拾完,把饭热好端到桌子上,然后去卧室躺下了。我闭着眼,听见他在客厅里坐了很长时间,后来他把碗筷收进厨房洗了,水声哗哗响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窗帘缝里透进来的光是灰白的。我洗漱完收拾好帆布袋,把床单拉平,把枕头翻回原来那面,出了房间。前台换了一个年轻姑娘,低着头在抄什么东西。我把钥匙放在台面上,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不住了?我说,不住了。走出旅馆大门,手机响了,这次是他打的。我接了。他那边声音很沉,像是一夜没睡,说,你在哪。我说,在外面。他说,你回来,把话说清楚。我说,说什么。他说,说我们俩的事。我说,我现在不想说。他说,李秋芳,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沉默了几秒钟,说,我想回家。他说,那你回来。我说,我说的不是那个家。
他在电话那头顿住了。我听见他呼吸的声音,粗粗的,像是憋着什么。然后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我意思是我现在不想回去,我一个人待一待。他说,你昨天晚上在哪儿待的。我说,旅馆。他说,哪个旅馆。我说,这重要吗。他说,李秋芳,你别跟我来这套,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我就怕了。我说,我没想让你怕。他说,那你今天必须回来,咱俩得把这事说清楚,离不离的,你给个准话。我听见他说“离”这个字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像被针扎了一下,但很快就平了。我说,陈建国,我跟你过了十一年,我从来没说过一个“离”字,今天是你说出来的。他说,那是我说的,我认。你现在回来,我们当面说。我说,我不是不想回去,我是没想好怎么回去。他说,你就在大街上站着想,想好了再回来。然后就挂了。
我把手机装进口袋,站在旅馆门口的马路边上,看着车来车往。一辆公交车到站,下来了一个老太太,拎着两个塑料袋,一袋是菜,一袋是馒头,馒头从袋口露出一个白边。她下车的时候绊了一下,旁边一个小伙子扶了她一把。她笑着说了句什么,小伙子摆摆手走了。我突然觉得脚底发虚,蹲下来,把脸埋进胳膊里,马路上的声音传过来,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喇叭声,小贩叫卖的声音,杂在一起嗡嗡的。我蹲了大概有五分钟,旁边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我抬头,是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人,他弯着腰问我,同志,你没事吧。我说,没事,蹲一会。他说,你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给你打120。我说,不用,真没事。他站直了,看了看我,没再说什么,走了。
我站起来,往公交站走。站牌上贴着一张招工启事,某某家政公司招保洁,月薪三千二,包吃住。我站在那看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把上面的电话存进了通讯录。然后又看了一遍,把地址也记了下来。公交车来了,我没上,不知道去哪。我又走回那个小公园,早上的公园和昨天不一样,晨练的人多,有打太极的,有绕着圈快走的,还有一个老头在对着树拉二胡,拉的曲子我听不出来,音调不稳,但他在那拉得很投入,眼睛闭着。
我坐在长椅上,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翻到我妈的号码,停了停,没按。翻到我一个老同事的号码,去年她离职以后就没怎么联系了。翻到楼下张姐的号码,她有时候会叫我一起团购水果。我翻了一圈,最后给我妈发了一条短信,说妈,我这两天有点忙,过两天去看你。发完我又翻到他妈的号码,想了想,没发。
中午的时候我去了一家拉面馆,要了一碗牛肉拉面。面端上来,我拿着筷子把上面的香菜拨到一边,挑了一筷子面吹了吹,刚要往嘴里送,手机响了。是他妈打来的。我接了。她说,秋芳,包子我蒸好了,给你送过来吧。我说,妈,我不在家。她说,我知道,建国说你出去了。我说,嗯,我出来办点事。她说,秋芳,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建国到底怎么了。我没说话。她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说,我知道那孩子脾气不好,可他这个岁数了,工作上也……她没说下去。我说,妈,我知道。她说,你知道就好,过日子就是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我说,嗯。她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把包子放你家门口。我说,妈,你别跑一趟了,我明天回去拿。她说,那你明天一定回来拿啊,我包的是白菜粉条的,你爱吃。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把面吃完,把汤也喝完了。出了面馆往左拐,走了大概一百米,看见路边有一个彩票站,门口挂着红横幅,写着“本站中出双色球二等奖”。我站在那看了一会儿,进去了,花两块钱买了一张随机号。老板娘是一个胖胖的女人,她打票的时候嘴里嚼着口香糖,一边嚼一边说,今天开奖,晚上记得看。我把彩票折好放进帆布袋里,走出去,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看见对面马路站了一个人,正看着我。是他。
他站在对面马路的人行道上,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东西,我认出来是我早上放在垃圾桶盖上的那个电磁炉。绿灯亮了,他走过来。走到我面前,把塑料袋递给我,说,你忘拿的东西。我没接。他把塑料袋又往前递了递,说,我去修了,八十块,人家说高压板坏了。我看着他,他眼睛里有血丝,下巴上有一片胡茬,衣服是昨天那件,袖口有点皱。他说,秋芳,回家吧。我说,我还没想好。他说,你先回家再说,行不行。我说,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他愣了一下,说,我找你来着,找了半宿。我说,你上哪找的。他说,你平时去的地方都找了,永和豆浆,那个公园,还有你以前的单位门口。我说,你没找旅馆。他说,没想起来。我笑了一下,就是嘴角动了一下,也没觉得想笑。他说,秋芳,咱们别站大街上说,回家行不行,回去我该认的错我认,该改的我改。我说,你错哪了。他想了想,说,我不该把你放路口。我说,你不觉得你错在别的地方吗。他说,那我错哪了,你说。
我没说话,从他手里把电磁炉拿过来,说,修好了,多少钱。他说,八十。我把帆布袋打开,拿出钱包,钱包里有一张一百的,三张十块的,两个硬币。我数了八十给他。他看着我,说,你这是干什么。我说,修东西的钱,该我出。他说,李秋芳你非得这么跟我算吗。我说,不是跟你算,是我想明白了,我以前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你说电磁炉坏了,我说好我去修,你说电费贵了,我说好我下个月少用,你说你晚上不回来吃饭,我说好我把菜放冰箱里。我什么都跟你说好,你觉得我没脾气,其实我不是没脾气,我是懒得说。我说了又能怎么样,你能改吗。他站在那里,手垂在身子两边,塑料袋在他手里晃了一下,他说,你说了我就能改。我说,那我现在说,我烦透了。他愣了一下。我说,我烦透了你什么事情都让我让着,烦透了你妈打电话来我就得说好,烦透了每年过年去你家我要在厨房站六个小时,烦透了你说“你总是不明白我的意思”这句话。我说完这些,胸口里的气像是被什么堵着,我深吸了一口气,说,我今天不想回家,我要自己待两天。他说,那我陪你。我说,我不需要你陪。他说,你要去哪。我说,还没想好。
他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把里面的钱都抽出来,大概有三四百,递给我。我说,我不要。他说,你拿着,一个人在外面要用钱。我说,我自己有。他硬塞到我帆布袋里,我把钱掏出来,放回到他手里,说,陈建国,你以为我是因为钱吗。他说,我知道你不是。我说,那你把钱收回去。他把钱放回口袋,说,那你上哪,我送你去。我说,不用。他说,那你到了给我打个电话。我没吭声。他说,就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别的我不说。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眼睛里那点血丝好像又多了一点。我说,知道了。然后转身走了。
走了十几步,听见他在后面喊,秋芳。我停下来,没回头。他说,电磁炉你拿着,修好了。我说,你放垃圾桶旁边就行。然后我又走了。走了大概一百米,拐过弯,我才停下来,靠在墙上,帆布袋从肩膀上滑下来,袋口开着,那包纸巾已经掉了一半出来。我把纸巾塞回去,拉上拉链,拉链还是拉不严,我用别针别了一下,别针是早上从旅馆房间的针线包里拿的。然后我掏出手机,给那个家政公司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说话很急的女人,说你现在能来面试吗。我说能。她说那你过来,地址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她说你带身份证。我说好。挂了电话,我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有一个未读短信,是他发的,写着“我等你回来”。我没回,把手机装好,往公交站走。
那趟公交车来的时候车上人不多,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的楼房一栋一栋往后退。我低下头,看见帆布袋里的彩票露出一角,我把它往里推了推。车开了五站,我下了车,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家政公司。门面不大,在一个小区门口的底商,玻璃门上贴着招聘启事,和我在站牌上看到的一模一样。我推门进去,里面坐着一个扎马尾的年轻女人,正在吃盒饭,看见我进来把饭盒盖上,说,来面试的?我说,嗯。她上下看了我一眼,说,之前干过吗。我说,没有,但我能学。她说,我们这活不累,就是打扫卫生,但得细致。我说,我细致。她说,那你身份证给我看看。我掏出来递给她,她看了一眼,还给我,说,你今天能上班吗。我说,能。她说,那行,你现在跟我走,有个客户急着要人。我跟着她出了门,她骑了一辆电动车,让我坐在后面,拐了两个弯,进了一个高档小区。她带着我上了十六楼,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个穿真丝睡袍的女人,年纪不大,三十出头的样子。她看了看我,对家政公司的姑娘说,就她了。然后转头对我说,你进来吧,厨房的油烟机帮我拆下来洗一下,还有主卧的窗户。我说,好。我换了鞋,进了门,看见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那个女人和另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小孩。我看了两秒,然后进了厨房。
从那个房子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干了四个小时,手泡得发白,指缝里有洗洁精的味道。家政公司的姑娘在楼下等我,她说,今天算半天工,明天正式排班。我说,好。她把今天的工钱给我,六十块,是现金。我接过来,说,谢谢。她说,你今天晚上住哪。我说,还没定。她说,我们公司有个宿舍,就是几个人合住,条件一般,一个月三百。我说,我能先住一天吗。她说,能,我先带你过去看看。我跟着她又骑了一段路,到了一栋老居民楼,她带我上了六楼,开门进去,是一个两室一厅,客厅里摆了三张上下铺,住了四个女的。她指了一张下铺说,你先睡这,被褥自己准备。我说,好。她走了以后,房间里剩下的几个女的都在看我,一个年纪大点的问我,新来的?我说,嗯。她说,你从哪来。我说,本市。她没再问了,继续低头看手机。我坐在床边,帆布袋放在膝盖上,掏出来手机,有十一个未接来电,都是他打的,还有七条短信。我没看内容,直接关了机,把手机放进袋子里。窗外马路上有车过去的声音,远远的,像潮水。我躺下去,床板有点硬,翻了个身,面朝着墙,墙上有用圆珠笔写的字,字迹很潦草,写着“今天也要加油”。我闭上眼睛,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想。不知过了多久,听见隔壁有人打呼噜,声音不大,像风刮过什么缝隙。我睁开眼,在黑暗里看见窗帘没有拉严,月光从缝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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