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系虚构，文中人名、地名均为化名，与现实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代入。
出国19年的大姨林秀兰回家那天，拎着一个旧黑色行李箱，站在我家楼下，先从钱包里抽出两张崭新的100美元，塞到我手里。
“拿着，见面礼。”她说，“别嫌少。”
我看着那两张钞票，笑了一下：“大姨，我都三十六了，还给我见面礼啊？”
“你在我眼里还是个小孩。”她拍了拍我的胳膊，“再说，美元也不算少吧。”
我爸从旁边接过她的箱子，脸色不太好看。
他没接话，只说：“回来了就好，先上楼。”
吃过午饭，我开着那辆深蓝色宾利，带她去厂里转了一圈。
她坐在副驾驶，手一直压着膝盖上的帆布包。
车里空调开得很足，她额头上却出了细汗。
进厂区后，机器的轰鸣声一层压一层，金属碰撞的声音像雨点砸在铁皮棚上。
她站在门口，盯着那排自动冲床，整整看了几分钟。
我以为她是被厂子的规模吓住了。
“这是新车间。”我指给她看，“去年刚扩的，前面那块地也是咱家的。”
她没说话。
我又带她看了仓库、实验室和办公楼，最后停在二楼的玻璃会议室外。
厂里的人看见我，都点头喊：“程总。”
她还是没吭声。
我笑着推开门：“大姨，里面坐会儿吧。”
她忽然转过脸，声音很轻，却像一根针扎进我耳朵。
“你爸还没把我的股份吐出来？”
我愣在那里。
会议室外的走廊很长，楼下机器还在响，可那一刻，我只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
“什么股份？”我问。
她抿了抿嘴，没看我。
“没什么。”她把帆布包抱紧了一点，“我就随口问问。”
我把车钥匙攥在手里，钥匙上的金属标志硌得掌心发疼。
回家的路上，她一句话也没再说。
我爸坐在后排，脸色沉得像要下雨。
车开进小区，他才开口：“这事你别问。”
“她说股份。”
“她喝多了，瞎说。”
“她一滴酒都没喝。”
后视镜里，我爸抬眼看了我一下。
那眼神不像平时训我，更像有人在门外敲门，他知道门后藏着什么，却不想让我开门。
“你现在厂子也管了，什么事该问，什么事不该问，心里应该有数。”他说。
我把车停稳，熄火。
大姨坐在副驾驶没动，手指一下一下摩挲着帆布包的拉链。
我爸打开车门，下车时丢下一句：“晚上别跟她提。”
大姨在车里坐了半分钟，才推开门。
“你爸是不是生气了？”她问。
“没有。”
“他以前也这样。”她笑了笑，“不爱把话说完。”
那天晚上，家里来了几个亲戚。
他们都知道大姨回来了，带着水果、保健品和一堆不知从哪儿买来的土特产，坐在客厅里轮番问她美国好不好，房子贵不贵，退休金有多少。
大姨回答得很耐心。
“那边也就那样，住久了都一样。”
“孩子呢？”
“在西雅图，工作忙，没回来。”
“你老公呢？”
她停了两秒。
“去年走了。”
客厅里安静了一瞬，随后又有人端起茶杯，假装没听见。
我坐在沙发边上，手里还捏着那两张美元。
我妈不在了，家里没有人能像以前一样接住她的话。
我妈去世已经三年，客厅墙上还挂着她和大姨年轻时候的合照。照片里的两个人穿着同样的碎花衬衫，站在老厂房门口，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
我爸端着茶杯从厨房出来，看到我手里的美元，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这钱收下就行，拿出来显摆什么？”
“我没显摆。”
“那就放起来。”
大姨看着我，忙说：“是我给他的，孩子收着嘛。”
我爸把茶杯放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
“都是一家人，弄这些干什么。”
大姨的手从帆布包上移开，落在膝盖上。
“我就给个见面礼，不碍事。”
我爸没再说话。
那顿饭吃得很慢。
亲戚们聊厂子，聊房子，聊我开的宾利，话里话外都在说我们家现在过得不错。
“程野这车得两百多万吧？”小舅妈问。
“二手的。”我说。
“二手也贵啊。你大姨这次回来可算赶上好时候了，你们家厂子都做这么大了。”
她说完，自己先笑了。
没人接她的话。
大姨低头夹了一块鱼，鱼刺挑了半天，最后放回碗里。
饭后，我送她去附近的酒店。
我爸说家里房间不够，暂时让她住酒店，等过几天再安排。
其实我知道，家里还有一间空房。
那是我妈以前住的房间，里面一直没动过。
“你爸不让我住家里？”大姨站在酒店门口问。
“不是，家里最近乱。”
“乱什么？”
“我妈的东西还没整理。”
她看了我一眼，没拆穿。
电梯门开了，她拖着行李箱走进去。
箱子轮子卡在门缝里，她弯腰拽了两下，才拽出来。
“程野。”她突然叫我。
“嗯？”
“你妈以前跟你提过厂子的事吗？”
“提过一些。”
“她有没有说过，我给你爸的钱？”
我没有回答。
电梯门缓缓合上，她的脸被切成两半，最后只剩下那双有些发红的眼睛。
我回到家，发现我爸正坐在阳台抽烟。
家里不许抽烟，这是我妈活着时定的规矩。
他把烟灰弹进花盆里，花盆里已经积了半层灰。
“她跟你说什么了？”他问。
“她问股份。”
“我不是说了，别问吗？”
“她问的是我的大姨，不是外人。”
“她现在回来就想当老板娘了？”
我看着他。
“你知道她为什么问。”
“她当年是借给我钱，不是入股。”
“她自己说是股份。”
“她懂什么股份？”
我爸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砖上划出刺耳的声音。
“她当年一共给了我九万块。九万，不是九百万。那时候厂里欠了一屁股债，机器是我去外地一台一台谈回来的，地是我拿房子抵押买的。她人在国外，发两次钱就以为自己是大股东了？”
“那你为什么不当面说清楚？”
“我说了，等厂子稳定了还她。”
“是还钱，还是给股份？”
我爸的嘴动了动。
他没说出来。
我第一次发现，他不是没有答案，而是不愿意把答案说出来。
阳台外面，楼下有人骑电动车经过，喇叭响了两声。
我爸转身去关窗。
“你现在能有今天，也是因为这个厂。”他说，“别为了她一句胡话，把家拆了。”
我看着他背影，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
那年我读初中，家里穷得厉害，我妈每天凌晨四点起来包饺子，拿去市场卖。
有一天她回来，手腕肿得像馒头。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搬面粉扭了一下。
晚上，我听见她和我爸在厨房吵架。
“秀兰的钱你到底怎么用的？”
“用在厂里了。”
“她说是给你建厂的，不是给你白拿的。”
“我能白拿吗？厂子没起来之前，谁知道能不能活？”
“那你把话说清楚。”
“等起来再说。”
我当时躺在床上装睡，没有听见后面的话。
后来大姨就出国了。
她走的时候，给我买了一双白球鞋，鞋底硬得硌脚，我穿了两天就磨破了。
我妈说，别嫌弃，那是你大姨省下来的钱。
我爸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过那九万块。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酒店。
大姨已经起床，坐在窗边喝一杯速溶咖啡。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针织衫，头发剪得很短，耳朵上戴着两颗很小的珍珠。
“你怎么来了？”她问。
“带你去吃早饭。”
“你爸呢？”
“他不去。”
她低头搅着咖啡。
“他不想见我。”
“他是怕你提股份。”
大姨的手停了下来。
“你想听吗？”
“想。”
“你不会觉得我回来抢你家的厂？”
“现在还不知道。”
她笑了一声。
“你跟你爸一个样，话不说死。”
酒店楼下有家豆浆店。
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桌面油腻腻的，塑料勺子上还粘着一点豆浆渍。
她点了油条，我只要了一碗小米粥。
“你妈走的时候，给我打过电话。”她说，“那时候她已经说不清话了。”
我抬起头。
“她说什么？”
“她说，你爸这辈子最怕别人问账。”
大姨撕下一小块油条，泡进豆浆里。
“她还说，别跟你爸争，厂子是他的，你们一家人别闹得不好看。”
“她有没有提股份？”
“提了。”
她把油条捞出来，放在碟子里。
“她说，当年那九万，是我的钱，也是她的钱。你爸答应过，给我们姐妹俩一份。”
我愣了几秒。
“我妈为什么没跟我说？”
“你那时候在外地读书，她不想让你夹在中间。”
“那她为什么不在去世前告诉我？”
“她告诉我，不代表我能替她告诉你。”
大姨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接。
她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透明文件袋，里面有几张被压得很平的复印件。
“我没带原件，原件在银行保险柜。”她说，“这些是我手机里拍的。”
第一张是银行汇款凭证。
日期是2005年4月17日，金额是人民币90000元，收款人是我爸。
第二张是一张纸，纸边已经发黄，上面是我爸的字。
“秀兰入股九万元，厂子按现有资产折算，给你15%。手续先挂我名下，等你回国或者厂子稳定后办理。”
下面有我爸的签名。
日期和汇款凭证是同一天。
我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
“大姨，你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因为我以前不缺这笔钱。”
“那现在缺？”
她没有马上回答。
窗外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把车停在路边，车筐里放着一袋白菜。
“你姨夫走之前，欠了些钱。”她说，“不是赌博，也不是乱来，是治病。”
她伸手把文件袋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回来不是为了把厂子掀了。你爸要是当年说一句‘我没打算给你股份’，我也认。”
“可他没说。”
“他每次都说，等下个月，等今年，等订单稳定，等你妈身体好一点。”
她咬了一小口油条，很久没咽下去。
“我等了19年。”
早饭吃完，我把她送回酒店。
临下车时，她突然问：“你那辆宾利，是厂里的钱买的吗？”
我握着方向盘，没想到她会问这个。
“我自己的。”
“你自己的钱从哪儿来？”
“工资、分红，还有我卖了以前的房子。”
“你有分红？”
“有。”
她点点头，没再追问。
那一刻，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像是她连我挣的钱都在怀疑。
可回到厂里，我站在办公室窗边，看着楼下那片刚铺好的水泥地，第一次意识到，我开的车、住的房、手里那30%的股份，确实都来自这个厂。
而这个厂最早买下的那台冲床，听说就是用她那笔钱付的定金。
我把车钥匙放在桌上，忽然觉得那枚宾利标志有些刺眼。
午后，我去财务室找杜姐。
杜姐在厂里干了十六年，比我进公司早得多。她正在核对一批出口订单的发票，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
“杜姐，2005年的账还在吗？”
她手里的计算器停了。
“你查这个干什么？”
“我大姨说她当年入了股份。”
杜姐抬头看我，表情没有惊讶。
“她终于问了。”
“你知道？”
“厂里老人都知道。”
我靠在门边。
“那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你爸不让说。”
“你也不让？”
“我一个打工的，谁敢掺和你们家的事。”
她从柜子最下面抽出一个纸箱，纸箱外面贴着“旧账—已核对”的标签。
箱子里有几本账簿，纸张边缘卷了起来，沾着灰。
杜姐翻到一本蓝色封皮的账。
“这里。”她指着一页。
上面写着：
“林秀兰，入股款90000，占15%，暂由周明海代持。”
旁边还有一行更小的字。
“如退出，按当年投入返还，后续另议。”
“这是谁写的？”我问。
“你爸。”
“这行字是什么意思？”
“当时会计说不能直接把她写进股东名册，你爸说先记账。后来她出国，股东名册就没改。”
“她后来有没有拿过钱？”
杜姐抿了下嘴。
“拿过几次。”
“分红？”
“有一笔是分红，后面几笔不是。”
她翻到后面的付款记录。
2010年，支付林秀兰3万元，备注“家庭急用”。
2012年，支付林秀兰5万元，备注“韩先生住院”。
2014年，支付林秀兰2万元，备注“孩子学费”。
2017年，支付林秀兰6万元，备注“医疗”。
所有款项都从厂里账户出去，最后一栏却没有大姨的签字。
“这些加起来17万。”我说。
“嗯。”
“那我爸会说已经还了。”
“他确实这么说过。”
“她怎么说？”
“她说那些钱是你爸主动打过去的，没说是退股。”
我把账簿合上。
杜姐推了推眼镜：“程总，这种事我劝你别只听一边。”
“你觉得我大姨不占理？”
“她占不占理，我不知道。但你爸当年也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钱自己变多的。”
“我知道。”
“你不知道。”杜姐看着我，“你只看见现在的厂房，没看见你爸睡在冲床边上的时候。”
她说完，把账簿塞回纸箱。
“你爸当年把你妈的嫁妆都压进去了。”
“那是我妈的事。”
“你妈知道。”
“知道还让他做？”
“她不让，他也会做。”
杜姐叹了口气。
“你们家这笔账，不能只算谁拿了多少钱。可也不能因为一家人，就把谁的钱算没了。”
我离开财务室时，手机响了。
是我爸。
“你去查旧账了？”
“杜姐告诉你的？”
“厂里就这么大，谁没事往财务室跑？”
“你当年答应给她15%。”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她跟你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账上也这么写。”
“账上写的是代持。”
“代持也是股份。”
“那你知道她拿走多少了吗？”
“知道。”
“17万。”我爸冷笑了一声，“九万块本金，利息算得够高了吧？”
“她说不是退股。”
“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你为什么每笔都没让她签收？”
“她人在国外，钱是打给她的。”
“你可以在备注里写清楚。”
“当时哪有那么多讲究？”
他声音越来越大。
“你现在坐在办公室里，讲什么都像有道理。那时候厂里连一台像样的电脑都没有，订单说没就没，工人工资一拖就是三个月。她要是真把钱要回去，我拿什么给你妈看病？”
“她没要回去，是你没把股份给她。”
“股份给她，厂子就能活到今天吗？”
我没说话。
“程野，你别忘了，你现在手里的股份是怎么来的。”我爸压低声音，“你妈走之前把她那份给了你，你大姨一分钱没出过后面的设备、贷款和人工。她现在回来，凭一张破纸就要15%，你觉得公平？”
“那你觉得把她叫回来，看完厂子，再跟她说她什么都没有，公平吗？”
电话挂断了。
我在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
楼下的赵师傅看见我，冲我喊：“程总，三号线卡料了。”
我应了一声，转身下楼。
三号线旁边摆着一台老冲床，漆面掉得厉害，护栏上有几道被焊过的裂缝。
赵师傅说：“这台机器还能用？”
“能，慢点开。”
“你大姨上午来过，摸了半天。”
“她说什么了？”
“她没说啥，就问这台是不是当年从南边拉回来的。”
“你告诉她了？”
“我说是。她就哭了。”
赵师傅说得很自然，好像在厂里看见谁哭并不稀奇。
“她什么时候走的？”
“你爸来了以后。”
我看着那台老机器。
机器启动时，整个铁架都在抖，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还在拼命干活。
赵师傅叼着烟，没有点燃。
“这机器定金是你大姨给的。”他说，“你爸喝醉时说过。”
“他还说过什么？”
“说你大姨要是不出国，厂子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人走了，钱留下了。人回来，钱也该有个说法。”
赵师傅拍了拍机器外壳。
“这东西比咱们岁数都大，别让它最后成了证人。”
下午，厂里开始有人议论大姨。
有人说她在国外过得不好，回来找钱。
有人说她当年确实帮过厂里，只是老板一直拖着。
还有人说，亲戚之间最怕算账，算清了就不是亲戚了。
我在办公室里听着，没出去制止。
这不是因为我想看热闹，而是因为我知道，所有人都在等我表态。
我不表态，议论就不会停。
我表态，至少有一边会恨我。
晚上回家，我爸已经把大姨的行李从楼上搬了下来。
那只黑色行李箱靠在玄关，箱角磨得发白。
“她人呢？”我问。
“回酒店了。”
“为什么搬下来？”
“她自己说不住了。”
“你赶她？”
“她问我股份，我让她把证据拿出来。她说有，就收拾东西走了。”
我爸把一个旧铁盒放到餐桌上。
铁盒是我妈以前装针线的，盒盖上的牡丹图案已经磨掉一半。
“这里有你妈留下的东西。”他说，“你拿去给她看。”
我打开铁盒，里面有几张医院缴费单、两枚戒指、一把生锈的钥匙，还有一张折成四方块的纸。
纸上是我妈的字。
“秀兰的钱，明海答应给她一份。以后厂子不管谁接，别赖账。”
没有日期，也没有签名。
我爸坐在对面，像突然老了几岁。
“你妈写这个干什么？”
“她怕你忘。”
“我没忘。”
“那你为什么不说？”
“说了能怎么样？”
“至少她知道你承认。”
我爸低头看着那张纸。
“她要是真想要，我给她。”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现在给？”
“现在我还能不给吗？”
“你之前一直说她只是借款。”
“我说的是法律上。”
“你自己也知道，法律上和道德上不是一回事。”
我爸抬起眼。
“你现在跟谁学的这些话？”
“跟我妈。”
他把脸偏到一边。
过了很久，他才说：“你妈走之前让我别跟她吵。”
“她不是让你赖账。”
“我知道。”
“那你还生什么气？”
“我生气她回来第一句话不是问你妈。”他说，“你妈躺在医院那半年，她一通电话都没有。”
我怔了一下。
“她说她打过。”
“她打的是美国号码，没人接。”
“我妈换过手机。”
“她可以问你。”
“你也可以告诉她我妈病了。”
我爸没说话。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在屋子里来回磨。
第二天，大姨来厂里找我。
她没有再坐宾利，自己打车过来的。
车停在门卫室旁边，她从车上下来，先跟门卫点了点头。
门卫老刘以前见过她，认出后喊了一声：“林姐。”
她回头笑了笑。
“还记得我啊？”
“记得，你那时候头发比现在长。”
“人老了，头发也怕占地方。”
她进门时，正好碰上我爸。
两个人隔着三米远站着。
谁都没往前走。
我爸问：“你来干什么？”
“看看厂。”
“昨天不是看过了吗？”
“昨天你在，我没看好。”
我爸的脸沉下来。
我走过去：“大姨，我陪你。”
“我不用你陪。”她看着我爸，“他要是愿意，就一起走。”
我爸冷笑。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
三个人沿着车间往里走。
大姨没有问新设备，也没有看办公室。她一直往最里面走，最后停在一间堆放废料的小库房门口。
库房已经改过门，门框上还留着旧厂房的蓝色油漆。
她伸手摸了摸门边。
“这里以前是仓库吧？”
我爸说：“以前是。”
“我走的时候，咱妈住在里面。”
“那是临时的。”
“我知道。”
她看着那扇门，没再说。
我站在她身后，第一次看见她回家以后真正想看的东西。
不是新厂房，也不是我的车。
是那间漏雨的旧仓库。
她当年把钱打过来以后，我爸用其中一部分交了机器定金，剩下的钱拿去修屋顶。
外婆那时已经七十多岁，腿脚不好，家里没房间，只能先住在厂里。
大姨出国前，曾经在那间仓库里陪外婆睡了三个月。
“你还记得你外婆那张藤椅吗？”她问我。
“记得，后来坏了。”
“不是坏了，是你爸拿去垫机器了。”
我爸皱眉：“一把破椅子你也要算？”
“我没算。”她说，“我就是想看看，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爸转身就走。
大姨站在库房门口，眼睛盯着地上一块黑色油污。
“他一直这么急。”她说。
“你们当年为什么闹成这样？”
“没闹。”
“你突然出国，总得有原因吧。”
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姨夫那时候欠了外面的钱，家里要卖房子。你妈让我先去躲一阵，说等事情过去再回来。”
“后来怎么没回来？”
“签证、工作、孩子，哪一件都能拖住人。”
“你想过回来吗？”
“每天都想。”
她把手插进针织衫袖口。
“可你爸每次都跟我说，家里挺好的，你妈也挺好的，厂子快起来了，让我别折腾。后来我真有时间了，你妈已经不愿意见我。”
“我妈为什么不愿意见你？”
“她说，我走的时候把钱留下了，把她一个人留下了。”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她没骂我，越是不骂，越叫人难受。”
我爸在车间尽头停住，回头看了我们一眼。
“大姐，”他终于叫她，“这事回家再说。”
“回家说了19年，也没说清楚。”
车间里突然安静下来。
几名工人抬头看过来。
我爸的脸一下红了。
“你非要当着工人的面说？”
“我没说厂长拿了我的钱，也没说你偷了我的股份。”大姨的声音仍然不高，“我只是问，你打不打算承认。”
我爸转身走了。
大姨没有追。
她从帆布包里拿出一只塑料水杯，拧开喝了一口。
“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是。”
她点点头。
“那我走。”
“你走了，这事也不会消失。”
“那你想怎么样？”
“把账摊开。”
她看着我。
“你敢吗？”
我没有马上回答。
那天晚上，我约了一个做企业法律顾问的朋友，叫何律师。
他听完事情经过，没有立刻告诉我谁有理。
“先把材料给我看。”
我把汇款凭证、那张手写承诺、财务账簿照片和我妈留下的纸都发给他。
他看了很久，才说：“从证据上看，你大姨不是空口白牙。”
“她能拿到15%吗？”
“这个不好说。”
“为什么？”
“她手里的东西能证明你爸接受过这笔钱，也写过入股和代持，但公司从来没有登记她为股东。后面那些钱到底是分红、借款还是退股款，也没有明确说明。”
“那法律会怎么认？”
“要看双方真实意思、公司章程、账目、转账备注、证人证言。还有时间问题。”
“会过诉讼时效吗？”
“股权确认和返还投资款，不是一个案由，算法不一样。你别指望靠一个时效就把事情盖过去。”
我靠在椅背上。
“如果她起诉呢？”
“公司可能被冻结部分账户，银行和客户会知道。你们厂现在有贷款，股东变更和诉讼都会影响授信。”
“所以我爸才不怕？”
“你爸不是不怕，他是觉得家丑不能外扬。”
何律师顿了顿。
“还有一点，你们别把她的15%当成现在账面上的15%直接算。她当年投的是早期风险，后来追加投资、债务、设备、经营，也有你们家的贡献。最稳妥的办法是做一次独立审计，然后谈一个双方都能承受的方案。”
“她要是不接受呢？”
“那就只能走程序。”
我回到家时，我爸在书房里翻东西。
桌上摆着几本旧账和一个黑色公文包。
“你找什么？”我问。
“当年的收据。”
“收据上写什么？”
“借款。”
“拿给我看。”
我爸把一张纸拍在桌上。
那是一张手写收条，日期是2005年4月18日。
“收到林秀兰借款人民币九万元，用于厂房建设。借款期限三年，按银行同期利率归还。”
落款是我爸。
纸的右下角，还有一个模糊的指印。
“你有这个，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因为她知道。”
“她说她不知道。”
“她怎么会不知道？当时她自己签的。”
我拿着手机拍下那张收条。
“她的签字呢？”
“她没签。”
“那你说她知道？”
我爸没回答。
我把收条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
“若厂子三年内盈利，可按15%折算；如需退出，以本金加利息返还。”
后面没有任何签名。
“这不是借款。”我说。
“这就是借款附条件入股。”
“你跟她说过这个条件吗？”
“说过。”
“什么时候？”
“她出国前。”
“她记得不是这样。”
“她记错了。”
“你们两个总有一个人在记错。”
我爸忽然把公文包合上。
“你是不是已经决定站她那边了？”
“我站证据这边。”
“证据是我写的。”
“所以才要问你。”
他转过身，看着窗外。
书房的窗帘一直没换，还是我妈去世前选的灰色布料。
“当年我真打算给她。”他说，“厂子第一年就亏，第二年差点被人封门，第三年才刚有订单。她要是那时候回来，我肯定把名字加上。”
“她为什么没回来？”
“她说要照顾孩子。”
“那你就当她不存在？”
“我没有。”
“你把她的名字从股东名册里删掉了？”
“她根本没进过名册。”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
我爸转过头，眼睛里有血丝。
“我不这么做，厂子早就没了。”
这句话我听过很多次。
它像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所有争执，也能把所有人锁在门外。
我问：“你把她的钱用完以后，为什么还要给她分红？”
“我说了，那不是分红。”
“杜姐说有一笔备注是分红。”
“那是我后来补给她的。”
“为什么不写清楚？”
“你问我为什么不写清楚？”我爸忽然笑了，“那时候她是我大姨子，是你妈亲姐姐。我每个月给她打钱，难道还要让她签一份‘收款确认’？一家人用得着这么难看吗？”
“现在不是更难看？”
他没说话。
我把那张收条放回桌上。
“她给你200美元，是不是因为她以为我们还把她当一家人？”
我爸脸上的表情动了一下。
“她那点钱算什么？”
“不是钱。”
“你别替她说话。”
“我没有替她说话。我只是想知道，当你开口说她只借了九万块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她当年给这笔钱时，信的是谁。”
我爸站起身。
“我信过她。”
“那你为什么没把她的名字放进去？”
他闭上眼，伸手揉了揉眉心。
“因为我怕。”
“怕什么？”
“怕她哪天回来，把厂子卖了。”
这个答案很荒唐，却又不像假的。
我爸从来不相信别人能把事情守住。
他不相信银行，不相信合伙人，不相信亲戚，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他只相信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第二天，大姨把酒店退了。
她说不想继续住了，先去我妈以前的一位同事家里借住几天。
我去帮她搬行李。
她的箱子里没有多少衣服，大部分是药、文件和一些旧照片。
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袋。
我问：“这是原件？”
“不是。”
“那是什么？”
她打开纸袋，里面是一张美国银行的存款证明，还有一张医院账单。
“你姨夫最后一年，花了不少钱。”她说，“房子卖了以后，我还欠着一点。”
“你回来是因为这个？”
“算一半。”
“另一半呢？”
她把纸袋重新合上。
“我想知道，我妈留给我的那点东西，到底还在不在。”
“外婆不是把钱都给你爸建厂了吗？”
“她没钱。”
“那是什么？”
“一个位置。”
她看着窗外。
“你妈一直觉得，我把她的位置占了。我想回来看看，那个位置还给不给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把两张美元从我手里抽走一张，递回给我。
“拿一张就行。”
“你给我的，我不能退。”
“我不是客气。”
“那你为什么只给一张？”
“你刚才说不是钱。”
她说完，自己笑了。
我也笑了一下。
她把另一张美元塞进我外套口袋。
“都拿着。你小时候帮我看过行李，算我给你的工钱。”
“我那时候才五岁。”
“那你也没把行李弄丢。”
她说的是我们家最后一次见她的那个晚上。
她拖着箱子准备去机场，我妈在厨房包饺子，我爸在门口抽烟。
我坐在行李箱上，死活不让她走。
她哄了我半天，最后给我一块水果糖，说回来时给我买更大的。
我等了19年，等到她送我的糖变成了两张美元。
当晚，我把全家人叫到我爸书房。
我妈已经不在了，能来的只有我爸、大姨、我和我老婆沈怡。
沈怡平时不参与厂里的股东问题，但她知道我手里那30%的股份，也知道这几年我爸把公司管理得有多紧。
她坐在我旁边，一直没插话。
我把几份材料放在桌上。
“先说清楚，今天不是开家庭批斗会，也不是逼谁立刻签字。大家把事实说完整。”
我爸冷着脸。
大姨拿着那张手写承诺，指尖轻轻发抖。
“这张纸是你写的。”我对我爸说。
“是。”
“15%怎么来的？”
“当时厂子估值六十万，她出九万，所以大概15%。”
“为什么写的是‘暂由你代持’？”
“她人在国外，手续麻烦。”
“后来为什么没变更？”
“她没回来。”
“她每年都没回来？”
“她说过几次要回来，后来都没成。”
大姨抬头：“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了？”
我爸看着她：“你自己说的，先放我这儿。”
“我说的是先替我保管，不是让你吞掉。”
“那你这些年为什么不问？”
“我问过。”
“你问过什么？”
“我问厂子怎么样，你说挺好。我问我的那份什么时候办，你说等年底。我问你妈身体怎么样，你说没事。”
大姨笑了一下。
“我又不是每天拿着账本追你，我怎么知道你说的‘年底’是哪一年？”
我爸的脸抽了一下。
沈怡终于开口：“大姨，你当时有没有明确说过要入股？还是只是说钱先给厂里用？”
“有。”
“有没有别的书面材料？”
“没有。”
“那这张纸算什么？”
“算他写给我的话。”
沈怡看向我爸：“爸，既然您当时写了15%，为什么后面的账一直按借款记？”
“因为她后来拿钱。”
“拿钱不代表退出。”
“她要是不退出，为什么收？”
“你有没有告诉她那是退股款？”
我爸拍了一下桌子。
“你们现在是审我吗？”
书房门被震得轻轻晃动。
我爸的声音在屋里回响了一下，又慢慢落下来。
大姨把那张纸折好，放回文件袋。
“我不审你。”
她说：“我只想听你亲口说，你是不是从来没打算给我15%。”
我爸看着她，像是被逼到一堵墙前。
“我打算过。”
“什么时候不打算的？”
“厂子做大以后。”
“为什么？”
“因为你不在。”
“我不在，是因为你让我别回来。”
“我什么时候让你别回来？”
“你说家里不用我操心。”
“那是我怕你担心。”
“你怕我担心，就把我的钱拿去用，把我的名字藏起来？”
“你当时人在国外，拿着外国身份回来闹股权，厂子怎么做？”
“我没闹。”
“你今天还没闹？”
大姨的脸白了。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拿起自己的包。
“算了。”
我伸手拦住她。
“坐下。”
“你也觉得我在闹。”
“我没这么说。”
“你爸说了。”
“他现在说的是气话。”
“他气了19年。”
她推开我的手，走到门口。
我爸没有追。
沈怡站起来想说什么，最后又坐了回去。
门关上后，书房里只剩下墙上的钟声。
我爸坐在桌边，双手撑着额头。
“你满意了？”他问。
“我不满意。”
“那你还想要什么？”
“我想知道，为什么她的钱进了厂里，名字却没进账。”
“名字进了账。”
“进的是你的账。”
他抬头看我。
“你想把你的股份给她？”
“那是你的股份，不是我的。”
“可你妈留下的30%呢？”
“我妈有没有说过，她的股份不包括大姨那份？”
我爸沉默了。
这一次，他没有用“厂子早没了”来堵我。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自己的房子，而是留在旧厂房附近的办公室。
我把200美元放进蓝色账簿里，夹在那一页“林秀兰，入股款90000”的后面。
那两张钞票在白炽灯下亮得发白。
我忽然想起大姨说过，她给我的是见面礼，不是钱。
可它落在这本账里，就像一块贴在旧伤口上的膏药，既不能治病，也不能让人忘记下面的伤。
凌晨一点多，杜姐发来一条消息。
“程总，明早有人来查账。”
“谁？”
“你爸找的审计。”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审计公司来了两个人。
他们拿着授权委托书，说是对公司过去十年的资金往来做专项核查。
我爸坐在会议室里，已经让财务准备好了资料。
“为什么突然审计？”我问。
“要给她一个说法。”我爸说。
“还是准备证明她只借了钱？”
“审完再说。”
审计一查就是三天。
厂里所有人都知道家里出了问题。
客户代表来验货时，我只能陪着笑，说公司经营正常，财务调整是例行工作。
有一个老客户私下问我：“是不是要拆伙？”
我说：“不是。”
“那怎么天天有人来查账？”
“换审计。”
“换审计用得着把2005年的账都翻出来？”
我没回答。
那几天，我的手机几乎没停过。
大姨发来一张照片，是我妈年轻时在旧厂房门口的样子。
照片背面写着一句话：
“秀兰，等厂子起来，你回来做采购。”
那是我妈的字。
我问她：“这张照片你从哪儿找到的？”
她说：“你妈寄给我的。”
“什么时候？”
“2008年。”
“你怎么没拿给我爸看？”
“我拿给他看过。”
“他怎么说？”
“他说你妈写着玩。”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没再回消息。
下午，审计发现一笔异常支出。
2013年，公司账户转出48万元，收款人是我爸的弟弟周明江，也就是我小叔。
备注写着“设备采购”。
可小叔那年根本没有设备公司，只有一家卖建材的小门店。
我爸说那是临时借款，后来已经还回来了。
审计又查到，2016年，公司账户转出32万元，收款人是我爸名下的一套房产中介托管账户。
那套房子后来登记在我名下。
我爸解释说：“那是买房的首付款，你结婚用的。”
我看着他。
“这也算厂里的钱？”
“你结婚不是家里的事？”
“那我大姨的钱算不算家里的事？”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
我爸站在窗边，手里捏着一支没点燃的烟。
审计人员问：“这两笔需要列入关联交易吗？”
我爸说：“列。”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他不是一个单纯把钱吞掉的人。
他把公司的钱、家里的钱、孩子的钱、亲戚的钱全搅在一起，谁都拿过，谁也说不清。
这种账不是黑白分明的偷窃，更像一锅煮了十几年的粥，里面每一粒米都沾着别人的手。
可沾在一起，不代表可以说没有分别。
审计报告出来后，大姨没有立刻看。
她只问我：“他说什么了？”
“他说当年有打算给你股份。”
“现在呢？”
“他说看审计结果。”
“那就好。”
“你不想先看看报告？”
“不急。”
“你不是等了19年吗？”
她坐在我妈以前的房间里，手里捧着一只旧搪瓷杯。
“等了这么久，再多等几天，不会少一块肉。”
房间里的柜子仍然放着我妈的衣服。
大姨没有翻动，只把一叠照片放在床边。
“你妈生病以后，有没有怪过我？”
“她没有。”
“她骂过吗？”
“也没有。”
“那就是怪了。”
她低头看着杯里的水。
“她以前骂人很厉害，年轻时跟你爸吵架，能把他骂得三天不敢进厨房。后来她不骂了，我反而害怕。”
我坐在门边。
“你为什么一直不回来？”
“我怕她不想见我。”
“她等过你。”
“我知道。”
“谁告诉你的？”
“她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时说的。”
大姨的眼圈慢慢红了。
“她说她每年过年都想问我一句，为什么还不回来。可每次拿起电话，又觉得问了也没用。”
我看着她，没有安慰。
有些事不是一句“当时你们都不容易”就能盖过去的。
大姨把搪瓷杯放下。
“所以我给你两百美元，是因为我没见过你成年后的样子。”
“我知道。”
“我不是拿钱买你的好脸色。”
“我也没这么想。”
“你当时笑了。”
“我以为你嫌我们家穷。”
她愣了一下。
“我以为你嫌我穷。”
我们两个对视了几秒，谁都没笑。
她忽然说：“你开那车，是为了气你爸吗？”
“不是。”
“那是为了气谁？”
“为了让客户觉得我们有实力。”
“客户看车，还是看货？”
“都看。”
“你爸年轻时也这么说。”
“他说什么？”
“他说买一台好车，别人就知道你不是小作坊。”
她顿了顿。
“可他那时候连二手车都买不起。”
我第一次觉得，那辆宾利可能不是我爸送给我的成功证明，而是他年轻时没能买到的一口气。
审计报告把所有资金往来列了出来。
大姨那笔9万元被认定为“历史投资款”，但由于当时没有正式股东登记，无法直接确认现有股权比例。
后续17万元中，3万元备注为分红，其他款项没有退股说明。
报告结论很谨慎：
“建议由各方结合历史协议、资金用途、实际经营贡献及现有资产情况协商处理。”
我把报告拿给我爸看。
他翻到最后一页，半天没说话。
“这就是你要的？”他问。
“这只能证明她不是瞎说。”
“证明了又怎样？现在把15%给她，公司还剩多少？”
“你有70%。”
“那是账面上的。”
“我的30%没动。”
“你的30%也是公司干出来的。”
“所以谁的股份谁负责。”
我爸把报告合上。
“她要的是15%，不是一个名字。”
“你打算给多少？”
“给她200万。”
“她不要钱，她要股份。”
“给股份她也不懂。”
“她不懂，你就能不认？”
“你们一个个都学会讲道理了。”
“家里欠她一个道理。”
我爸站在桌边，脸色越来越难看。
“你知道这15%现在值多少钱吗？”
“算过。”
“那你知道如果她拿了股份，今后每年要看账、要分红、要参加股东会吗？”
“她有权利。”
“她在国外，十几年不管厂子，现在回来管账。你觉得工人会服？”
“股东不需要工人服。”
“你说得轻巧。”
我爸抓起桌上的杯子，想摔，又放了回去。
“她要真想要，就去法院。法院判多少，我给多少。”
我看着他。
“这是你最后的态度？”
“是。”
“好。”
我拿起报告，转身往外走。
“你去哪儿？”
“找她。”
“你敢把这份报告拿给她？”
“我不拿给她，拿给谁？”
我爸在身后喊：“程野！”
我停在门口。
“别忘了，你姓周。”
我回头看他。
“我也姓林。”
那是我第一次在他面前说这句话。
我妈姓林。
大姨也姓林。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姓氏只是户口本上的一行字，到了那天才发现，它有时会变成一条站队的线。
我把报告给大姨看，她看得很慢。
看到“历史投资款”几个字时，她用手指按住那一行。
“这个词好。”她说。
“什么意思？”
“不是借款，不是赠送，是投资。”
“但没确认15%。”
“我知道。”
“你可以起诉确认。”
“你希望我起诉？”
“我希望你拿到你该拿的。”
“你呢？”
“我不会因为你是我大姨，就把公司的账当成情绪。”
她把报告翻到最后。
“那你准备怎么处理？”
“先做估值，再谈股权转让。”
“你爸同意吗？”
“他不同意，就走法律程序。”
“你会帮我作证？”
“我没有看到你们当年的约定。”
“你可以证明那笔钱进了厂。”
“账上已经证明了。”
“你可以证明你爸知道15%。”
“他自己承认了。”
大姨沉默了很久。
“程野，你是不是觉得我回来得太晚？”
“晚。”
“是不是觉得我当年走得太狠？”
“也有。”
“那你还愿意帮我？”
我看着她。
“不是帮你。”
“那是什么？”
“把账理清。”
她把报告收好，放回文件袋。
“你这话说得比你爸好听不了多少。”
“我知道。”
“但至少听着不赖账。”
她第一次主动拍了拍我的手。
当天晚上，她给我爸打电话。
我坐在旁边，没有开免提。
电话接通后，两个人都没有先说话。
大姨先开口：“明海，审计报告出来了。”
“嗯。”
“你看过了？”
“看过。”
“你准备给我多少钱？”
“200万。”
“我不要钱。”
“那你要什么？”
“你知道。”
“15%太多。”
“那你觉得多少？”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
“5%。”
大姨笑了。
“你当年写的是15%。”
“当年厂子值六十万，现在情况不一样。”
“所以我承担当年的风险，你享受现在的收益？”
“后面都是我在扛。”
“我不是没让你扛。”
“你人都不在。”
“我把钱给你了。”
“钱不是厂子。”
“那我的钱去哪儿了？”
电话那头又安静下来。
我能听见我爸呼吸变重。
“你要是不满意，就打官司。”
大姨没有生气。
“好。”
我爸似乎没料到她会答应。
“你真要告？”
“不是我要告，是你让我告。”
“你告了，咱们就彻底不是一家人。”
“19年前就不是了。”
电话挂断后，大姨把手机放在桌上。
我问：“你真的准备起诉？”
“嗯。”
“律师我可以帮你找。”
“别用你的钱。”
“那你用什么？”
她拍了拍自己的帆布包。
“我有两张美元。”
我看着她。
“开玩笑的。”
“我知道。”
“你爸最怕别人把家丑摆出去。可他更怕的是，家丑摆出去以后，别人发现他其实没错。”
“他怕错了？”
“他怕自己也有错。”
她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我也有错。”
我没有接话。
“我把钱给出去以后，就觉得自己完成了该做的事。后来厂子越做越大，我反而不敢问了。每次问，就像在提醒你妈，我当年走了。”
“你不是因为愧疚才不要股份？”
“我是不敢要。”
“现在为什么敢了？”
她睁开眼睛。
“你妈不在了。没人替我保留那个位置。”
三天后，法院的材料准备好了。
何律师把起诉状拿给我看，案由写的是“确认投资权益及协助办理股权变更”。
大姨没有马上签字。
她坐在律师事务所的窗边，望着楼下卖煎饼的摊位。
“如果我输了呢？”她问。
何律师说：“您可能拿回投资款和部分利息，但15%未必能确认。”
“如果我赢了呢？”
“公司需要按照判决办理变更，父亲一方可能承担诉讼费用，后续关系也很难恢复。”
“关系本来就没恢复。”
何律师没再劝她。
大姨拿起笔，笔尖落在签名处，却迟迟没有写下去。
我说：“你可以再等两天。”
“等什么？”
“等我爸。”
“他不会来。”
“他会来的。”
“你怎么知道？”
“他连审计都愿意做，说明他不想把事情交给法院。”
大姨看着我。
“你是在替他找台阶。”
“我是在替厂子找时间。”
“你也怕厂子出事。”
“怕。”
“你怕自己那30%没了。”
“也怕。”
她点点头。
“你能承认这一句，比帮我说什么都强。”
她没有签字。
那天下午，我爸真的来了。
他一个人走进律师事务所，没带公文包，也没带那些旧账。
他看见大姨，先叫了一声：“秀兰。”
不是大姐，也不是她的名字。
大姨看着他：“你来了。”
“嗯。”
“准备好了？”
“准备什么？”
“上法庭。”
我爸在她对面坐下。
“我不想上。”
“那你给我15%。”
“不能给15%。”
“多少？”
“8%。”
“为什么是8%？”
“按当年的投入、后面你拿的钱、厂子这些年的风险算。”
大姨看向何律师。
何律师说：“这个比例可以作为协商起点，但需要明确表决权、分红、转让和历史责任。”
大姨又看我爸。
“你把我当成借款人，还是股东？”
“股东。”
“什么时候开始？”
我爸咬了咬牙。
“从协议签字那天。”
“不是从2005年？”
“历史上算投资，工商登记从现在开始。”
“那这些年没有我的分红？”
“给过你17万。”
“你说那是分红？”
“有一笔是。”
“哪一笔？”
我爸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过几次的纸。
纸上是2013年的银行转账记录，备注栏写着“秀兰分红”。
那笔钱只有3万元。
“这笔我认。”大姨说，“其他的呢？”
“其他是你老公治病和孩子学费。”
“我没说不认。”
“那就从本金里扣。”
“可以。”
“还有税费、贷款、设备折旧。”
“这些不能从我的本金里扣。”
“那你拿15%时怎么不扣？”
两个人都停住了。
何律师把一份计算表推到桌面中央。
“根据审计口径，公司目前净资产和未来收益不能简单按账面算。我们建议采取股权转让加历史款项结算。”
他说，公司估值按过去三年平均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计算，不能把订单全算进去，也不能把债务一笔抹掉。
按这个口径，15%大约价值260万元。
扣除已经明确的3万元分红，剩余权益价值约257万元。
8%则约137万元。
我爸说：“我没有现金。”
大姨说：“我没要现金。”
“那你要怎么拿？”
“给我8%有表决权股份，另外把你当年写的承诺和这些年的账都附在协议后面。”
我爸皱眉。
“你要这些做什么？”
“留着。”
“你拿了股份还不够？”
“够不够不是你说了算。”
“以后你要查账，我还得每个月给你报表？”
“我是股东。”
“你人在国外。”
“我可以授权。”
“授权给谁？”
“给程野。”
我愣住了。
我爸立刻看向我。
“你同意？”
“同意。”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按股东协议给她报表。”
“她会把厂里每一张发票都翻出来。”
大姨说：“我不会。”
我看着她。
她改口：“我会看重要的。”
何律师笑了一下：“可以在协议里写清楚查阅范围和时间，避免双方以后再吵。”
我爸没有笑。
“8%可以，但不能影响经营。”
“我不参与日常经营。”
“不能把股份卖给外人。”
“优先转让给你们。”
“分红要按公司实际利润。”
“当然。”
“如果连续两年亏损，不能找我要钱。”
“我没找你要过。”
“以前是以前。”
大姨把手放在那张手写承诺上。
“还有一条。”
“什么？”
“这8%从你的70%里转，不动程野他妈留给他的30%。”
我爸看着我。
我说：“这本来就是你的份额。”
“你不怕少？”
“不怕。”
“你现在说得轻松。你知道8%值多少吗？”
“知道。”
“那你还答应？”
“我不能拿你的名字替你还债。”
我爸把脸转向窗外。
外面开始下雨，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把对面的楼切成了一条条模糊的灰线。
“你们都觉得我欠她。”他说。
没有人回答。
过了很久，大姨开口：“你不是欠我钱。”
我爸抬起头。
“你欠我一句话。”
“什么话？”
“当年你就跟我说，秀兰，这厂子不行了，你的钱我还不上。或者说，厂子起来了，我不会给你股份。你只要说清楚，我就不会等这么久。”
我爸的手慢慢握成拳。
“我那时候说不出口。”
“为什么？”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
“你不知道，所以就让所有人陪你赌。”
“你也赌了。”
“是。”
大姨眼睛发红。
“可你赢了以后，只有你一个人算赢。”
这句话落下后，屋里很静。
我爸没有反驳。
协议在两天后签下。
大姨拿到8%股权，享有分红和查阅财务资料的权利，但不参与日常经营，也不能把股份转给外部竞争者。
另外，厂里一次性补给她35万元，算作当年未明确结算的部分投资收益。
这笔钱不是我爸从账户里拿出来的。
他卖掉了老城区那套一直出租的房子。
那套房子是我妈去世前留给他的。
大姨知道后，不肯收。
“房子卖了，你住哪儿？”
“我住厂里。”
“你别演苦情戏。”
“我没演。”
“你拿8%就够了，房子不用卖。”
“合同都签了，房子也挂出去了。”
“你可以撤。”
“撤不了，定金收了。”
其实那套房子的买家是我。
我把钱打进了我爸的账户，房子仍然登记在他名下，等协议完成后再决定怎么处理。
大姨知道以后，狠狠瞪了我一眼。
“你又替他垫钱。”
“不是替他。”
“你们父子俩说话怎么都一个腔调？”
“房子我买了，租金以后照常给你。”
“我不要。”
“你不要，租给别人也是租。”
她看着我，最后没有再争。
股权变更手续办完那天，厂里下了很大的雨。
工商窗口外排着十几个人，大家手里都夹着文件袋。
大姨穿了一件米白色外套，手里拿着那只旧帆布包。
我爸穿着一件洗得发亮的黑夹克，站在她旁边，肩膀微微塌着。
工作人员把新的股东名册递过来，让他们核对姓名。
林秀兰三个字排在第二行，持股8%。
大姨看了很久，伸手摸了一下那一行字。
“这回是真的了？”她问。
工作人员说：“系统里已经变更，营业执照也会同步更新。”
她点点头，把名册递回去。
我爸忽然说：“不是吐出来。”
大姨转头看他。
“什么？”
“是我还给你。”
“说得好听。”
“那你要我怎么说？”
“照你心里想的说。”
我爸盯着那张名册。
“当年我答应给你的股份，我没给。后来你问，我也没说清楚。不是你记错，是我拖着。”
大姨没有马上回应。
她看了看窗外的雨。
“还有呢？”
我爸喉结动了动。
“对不起。”
这三个字说得很轻。
轻得几乎被走廊上的脚步声盖住。
可大姨还是听见了。
她没有哭，也没有说原谅。
只把帆布包往肩上提了提。
“你早说这句，能省多少事。”
我爸苦笑了一下。
“我那时候说不出口。”
“现在呢？”
“现在老了，脸皮也没那么厚了。”
大姨终于笑了一下。
从窗口出来后，我爸没有坐我的宾利。
他站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你们先回去。”他说，“我去厂里。”
大姨问：“今天还开工？”
“机器不停。”
“那台老冲床呢？”
“还在。”
“别卖了。”
“卖不了几个钱。”
“那也别卖。”
我爸看着她。
“你要留着当证据？”
“留着做什么证据。”她说，“那是我买的第一台机器。”
我爸点了点头。
出租车来了，他拉开车门，却没有立刻上去。
“秀兰。”
“嗯？”
“厂里有个小办公室，原来是采购间。你要是回来住，可以收拾出来。”
大姨没看他。
“我不住厂里。”
“那就偶尔来。”
“我人在国外。”
“那就回来。”
她抬起眼。
我爸站在雨里，头发很快被打湿。
“我现在不赶你了。”
大姨看了他几秒。
“我考虑一下。”
车门关上后，出租车慢慢开走。
我和大姨站在公交站牌下，谁都没说话。
她从包里拿出那两张美元。
“你还留着？”
“留着。”
“放哪儿了？”
“账簿里。”
“你把见面礼放账簿里干什么？”
“怕弄丢。”
“美元又不是纸糖。”
“我怕丢的不是美元。”
她看着我，似乎明白了。
“你有没有想过，把它花掉？”
“想过。”
“为什么没花？”
“等你第一次分红。”
她笑出声来。
“就那8%？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分红呢。”
“那就等厂子挣钱。”
“如果一直不分红呢？”
“那就一直留着。”
她把一张美元从我手里抽出来，塞回自己的包里。
“这一张给我。”
“你不是说都给我？”
“我改变主意了。”
“为什么？”
“我也要留个见面礼。”
“给谁？”
她望着雨幕，慢慢说：“给你妈。”
我没听懂。
她没有解释。
回到厂里后，大姨没有进办公楼。
她直接去了最里面的旧车间。
那台老冲床已经停了，赵师傅正蹲在下面清理铁屑。
看见她，他起身喊：“林姐。”
“还叫林姐？”
“那叫啥？”
“叫大姨。”
赵师傅愣了一下，笑着说：“这称呼我可不敢乱叫。”
大姨走到机器前，伸手摸了摸护栏。
机器上落了一层油，沾到她指尖。
她没有擦。
我把新的股东名册递给她。
“你那8%在这里。”
她接过去，没看。
“程野。”
“嗯？”
“你以后别叫我林总。”
“我本来也没这么叫。”
“有时候你在厂里叫我林女士。”
“那是因为有外人。”
“有外人也叫大姨。”
“那客户会以为我走后门。”
“我就是走后门进来的。”
她这次笑得很自然。
“我妈给我留的后门。”
我看着她被油污弄脏的手指，忽然想起她第一次到厂里时，站在新车间门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时我以为她是看见宾利和厂房，觉得我们家发达了。
现在我才知道，她看到的是19年前自己留下的那笔钱，如何变成了墙、机器、办公室，还有一张迟到了19年的股东名册。
她不是没话说。
她只是先把那些话咽了回去。
大姨把名册夹进帆布包，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她突然停下。
“你爸呢？”
“在办公室。”
“叫他下来。”
“干什么？”
“看机器。”
“他不一定愿意。”
“他愿不愿意是他的事。”
我上楼去叫我爸。
他正在窗边看雨，桌上放着那本蓝色账簿。
我说：“大姨让你下去。”
“她又要干什么？”
“看机器。”
“机器有什么好看的？”
“她说那是她买的第一台。”
我爸低头看了眼账簿，没有动。
“你陪她看就行。”
“她要你一起。”
他站了几秒，拿起桌上的账簿，跟着我下楼。
车间里，大姨站在老冲床旁边。
我爸走过去，把账簿递给她。
“这个你拿着。”
大姨打开，看到那两张美元夹在里面。
“你放的？”
“程野放的。”
“为什么还给我？”
“那是你的账。”
“我给他的见面礼。”
“账是账，见面礼是见面礼。”
她把两张美元拿出来，递给我爸一张。
“这一张你拿着。”
我爸没接。
“我不要。”
“你拿着。”
“我有钱。”
“不是钱。”
我爸看着她，没有再推。
大姨把那张美元塞进他手里。
“这张算我给你的见面礼。”
我爸手指收紧，钞票被捏出一道折痕。
“我都多大了，还要见面礼？”
“你在我眼里也是个小孩。”
他低下头，没说话。
赵师傅在旁边假装检查电闸，眼睛却一直往这边瞟。
大姨走到机器控制台前，按下启动按钮。
老冲床先是发出一声闷响，接着慢慢运转起来。
铁件落下，叮的一声。
又是叮的一声。
我爸和大姨站在机器两侧，谁都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大姨问：“这台机器现在还归谁？”
我爸说：“归厂里。”
“厂里有我的8%。”
“嗯。”
“那我能不能说，它也有我的一小份？”
“能。”
“你不嫌我烦？”
“不嫌。”
“你以前嫌。”
“以前是我错。”
大姨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今天说这句话挺顺。”
我爸看着机器。
“练了一路。”
大姨没有再逗他。
她从帆布包里拿出那张我妈年轻时寄给她的照片，放在机器上。
照片背面那句“等厂子起来，你回来做采购”，在灯光下清清楚楚。
我爸拿起来，看了一眼。
“她还留着？”
“她寄给我的。”
“她什么时候写的？”
“2008年。”
我爸盯着照片，手慢慢发抖。
“她那时候还想让你回来？”
“她一直想。”
“她为什么不跟我说？”
“她跟你说过。”
我爸没有再问。
老冲床不停地响。
大姨把照片收回去，对我说：“走吧，去看看采购间。”
我问：“你真要回来做采购？”
“我不懂现在的供应链。”
“那你回来做什么？”
“坐着看账。”
我爸在后面说：“采购间的门锁坏了。”
大姨回头：“换一个。”
“明天换。”
“今天换。”
我爸点头。
“今天换。”
大姨看着他，终于把手伸了出来。
“钥匙给我。”
我爸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旧铜钥匙，放到她掌心。
那把钥匙的边缘已经磨得发亮。
我认出来了。
它原来是外婆那间旧仓库的钥匙，后来一直挂在我爸的钥匙圈上。
大姨握住钥匙，手指收紧。
“这把怎么还在？”
“没扔。”
“你不是说丢了吗？”
“我说过？”
“你说过。”
“那是我记错了。”
她看着他，没再追问。
我跟在他们身后，往采购间走。
门上积着灰，墙角还堆着几年前的包装箱。
我爸拿钥匙开门，锁芯卡了一下，转了两圈才打开。
大姨站在门口，没急着进去。
“里面要重新刷墙。”她说。
“刷。”
“窗帘也换。”
“换。”
“桌子不能用你办公室淘汰的。”
“买新的。”
我爸答得很快。
大姨侧过脸：“你现在倒是大方。”
“厂里有你的8%。”
“你早这么说，咱们也不用折腾。”
“那时候我没想明白。”
“你现在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明白什么？”
我爸看着她。
“厂子是我干起来的，但不是我一个人开始的。”
大姨的眼眶又红了。
她没有哭，只把那把旧钥匙放在桌上。
“那就先把门打开。”
我站在门外，看着她走进那间布满灰尘的采购间。
她没有坐下，也没有翻账。
只是把窗户推开，让雨后的风吹进来。
那天晚上，我回到车里，把两张美元从蓝色账簿里拿出来。
一张被大姨拿走了。
另一张还在我手里。
我没有把它放回账簿，而是塞进了车里的小储物格。
宾利的内饰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雨水落在车顶上的声音。
我发动汽车，准备离开时，看见我爸从厂门口走出来。
他手里握着那张被折过的美元，站在路灯下，抬头看着二楼采购间亮起的灯。
大姨在里面。
她没有一句话喊他，也没有催他离开。
我爸站了一会儿，转身去找门卫要了一把伞。
第二天早上，我到厂里时，二楼采购间的门已经换了新锁。
大姨坐在里面，面前摆着一台电脑和几本账簿。
她看见我，把那张股东名册推过来。
“程总，报表呢？”
我故意皱眉：“叫谁呢？”
她抬头看我。
“林女士。”
“换个称呼。”
“林股东。”
“再换。”
我把手里的文件放到桌上。
“大姨，今天先看哪本？”
她低头翻了翻，嘴角终于有了笑意。
“先看2005年的。”
我站到她身边，把蓝色账簿打开。
那一页上，仍然写着那行旧字：
“林秀兰，入股款90000，占15%，暂由周明海代持。”
大姨伸手按住那一行。
“8%就8%。”她说，“剩下的7%，以后让你爸慢慢吐。”
我看着她。
“你还要继续追？”
“当然。”
“你不是说不闹？”
“我没闹。”
她拿起计算器，按下第一个数字。
“我是在看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