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通一声,不大,像谁往河里扔了半块砖。河面上散开一圈,一圈,很快又平了。
我站在岸上,手还往前伸着,手心里空了。
那是一把车钥匙,红色塑料壳,边角上有一道白印子。
周斌把手缩回去,在裤子上蹭了两下,咧着嘴笑:“只是闹着玩。”
河边风大,吹得他夹克下摆一掀一掀的。他头发梳过,皮鞋上沾了点泥。
我没吭声,眼睛盯着河面。三月的河水还没清过来,浑的,泛着点黄。
钥匙沉下去的地方,连个泡都没冒。
车行的销售小刘凑过来,嘴张着:“林哥,这……”
我摆摆手,让他别说话。
“你急啥,”周斌还在笑,“一把钥匙而已,配一把不就完了。”
我从兜里摸出烟,抽出一根叼上。风大,打火机打了三下才着。
我抽了一口,把烟夹在指头上,没再抽第二口。
“老林,你别这样啊。”他拍了拍我肩膀,“咱俩谁跟谁,开个玩笑。”
我把烟头在栏杆上摁灭。烟灰掉在鞋面上,我没弹。
小刘在旁边站着,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插进了裤兜。
“林哥,那钥匙……要不我下河捞捞?”他说。
“捞啥,”我说,“水凉。”
周斌笑了一声:“就是,水多凉啊。”
我看了他一眼。他脸上的笑顿了顿,又续上了。
然后我把手伸进另一个兜。
兜里还有一把钥匙,拴着一根红绳。绳头打了个结,结上起了毛。
那是我妈编的。
我把钥匙掏出来攥在手心,红绳从指缝里垂下去,被风吹得一晃一晃。
我转身往旁边走。
旁边停着一辆白色的车,七座,顶配,车头上还系着红绸子。
我走过去,拉开车门,坐进去。
车里是新车的味,还有点塑料味,混着一点点胶。
我把钥匙插进去,拧了一下。仪表盘亮了,指针一根一根往上抬。
中控台上一块大屏,黑着,映出我的脸。
后视镜里,周斌还站在河边。
他脸上的笑没收干净,手还举在半空,像忘了往哪儿放。
小刘在他旁边,仰着头看我这边,嘴还张着。
我就那么坐着,坐了一会儿。
然后我把窗户摇下来。
“小刘,”我说,“手续办完了吗。”
小刘愣了一下,跑过来:“办完了办完了,牌子下午就能上。”
“行。”
我把窗户摇上去,挂挡,倒车。
周斌还站在那儿,没动。他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风把袖子吹得鼓起来。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把车开出了汽车城。
上大路的时候,赶上红灯。
我停下车,从兜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屏保是晓晓的照片,去年夏天拍的,站在学校门口,冲镜头比了个手势。
绿灯亮了,我把手机放回去。
这事得从二十四年前说起。
那年我十九岁,在城北老赵汽修当学徒,一个月三百二,管一顿中午饭。
厂子在城乡结合部,一排铁皮棚子,门口有棵歪脖子柳树。
夏天棚子里跟蒸笼一样,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冬天水管冻上,得拿开水浇。
住的是厂子阁楼,一张行军床,一个旧电扇,一个脸盆。
晚上睡不着,就趴在窗口看马路,一辆一辆车过去,车灯把墙照白。
手上的口子一道压一道,机油洗不掉,指甲缝里永远是黑的。
师傅姓赵,五十来岁,脾气大,骂起人来不重样,但从不打人。
师娘在厂子后头搭了个灶,中午做饭,做完了端出来,一人一个搪瓷碗。
我头一年什么都不会,只会递工具、打下手、扫地。
师傅让我趴在地上看,看了半年,才让我上手拧第一个螺丝。
“手要稳,”他说,“不稳的,别吃这碗饭。”
我妈那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
一开始她不说,做饭的时候把盐当成糖,煮出来的汤是咸的。
后来她切菜切到手,血滴在案板上,她才跟我讲。
我带她去县医院,挂了眼科,排了一上午队。
大夫拿个手电筒照她的眼睛,照了半天,说是白内障,两只眼。
“一只六千,两只一万二,”大夫说,“早做早好。”
我妈拉着我就往外走。
“不治了,”她说,“我这把年纪,瞎就瞎了。”
我说治。
她说:“你一个月挣三百二,治啥。”
我说:“我攒。”
出了医院,我们在路边买了两根冰棍,一人一根。
她那根没吃完,化了,滴在手背上。她用另一只手擦,擦了两下,擦不干净。
那时候我一个月三百二,一年也就三千八。一万二,得不吃不喝攒三年多。
我攒了一年零四个月。
早饭不吃,中午在厂里吃,晚上回去煮挂面,放点酱油,有时候打个鸡蛋。
师傅看我瘦,隔三差五喊我去他家吃饭。
师娘给我碗里夹肉,我不好意思,就着米饭往下咽。
“吃,”师傅说,“年轻人不吃肉,拧不动螺丝。”
那年腊月,我把床板底下的铁盒子拿出来,数了三遍。
一万一千八。
十块的、二十块的、五十块的,还有一把一块的,摊了一床。
数完我把钱码齐,用皮筋捆上。第二天跟师傅借了两百,凑齐一万二。
钱用牛皮纸包了三层,拿皮筋一捆,塞在工具箱最底下,上面压着一把扳手。
那箱子是我的命,谁都不让碰。
师傅问过我一次:“箱子里装的啥。”
我说:“钱。”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那阵子我干活特别有劲,想着过了年就带我妈去做手术。
腊月里下了一场雪,厂子门口的柳树挂满了白。
周斌就是那时候来的。
他那阵子在城北混,穿一件黑皮夹克,抽红塔山,说话嗓门大。
他跟我一个班,高中坐我后头。
念书的时候他就爱借东西,橡皮、钢笔、饭票,借了不还。
有一回他借了我五块钱,说是买复习资料,到毕业也没提。
毕业那年他去了南方,回来说倒腾服装,挣了钱。
他来过我厂里两回。
第一回是十一月。他站在门口抽烟,看我钻在车底下,说:“老林,你这活儿不行,脏。”
我说:“脏是脏,踏实。”
他笑了一声,把烟头弹到马路牙子上,走了。
第二回是腊月十九。
那天中午,师傅让我去买盒饭,三份,加两个卤蛋。
厂子斜对面有家小饭馆,我跑着去的,来回不到二十分钟。
回来的时候,周斌不在了。
工具箱开着,盖子掀起来,歪在一边。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盒饭差点掉地上。
我蹲下去,把上面的扳手拿开,手伸进去,摸了个空。
牛皮纸不在了。
我把箱子整个倒过来,扳手、套筒、螺丝刀哗啦啦掉了一地。
没有。
我当时腿就软了,坐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师傅进来,看见一地工具,问怎么了。
我说:“没事,找东西。”
那天下午我干活,扳手握不住,掉地上两回。师傅骂了我一句,我没吭声。
晚上我去了周斌家。
他家在城北胡同里,我敲了半个钟头,门锁着。
邻居出来说:“老周家上个月搬走了,去南方了。”
我说:“他儿子呢。”
邻居说:“一块儿走了。”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胡同里的风从北边灌进来,往领子里钻。
第三天,周斌来了。
他站在厂门口,还是那件皮夹克,头发上抹了油。
“老林,”他说,“那钱我拿去周转了,三天还你。”
我看着他,手在裤子上蹭。
“那是我妈的眼睛。”我说。
“我知道,”他说,“三天。”
我说:“你三天要是不还呢。”
他笑了:“咱俩谁跟谁,我能坑你吗。”
我说:“你写个条。”
他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写啥条啊,”他说,“咱们同学一场。”
我说:“你写个条。”
他从兜里摸出个烟盒,撕开,在背面写了几个字,塞给我。
“三天。”他说完就走了。
那张烟盒纸我留着,上面写着“今借林××一万二千元,三日内归还”,下面是他的名字和日期。
字写得潦草,最后那个“还”字只写了一半。
那三天我天天在厂门口站着,从天亮站到天黑。
第四天他没来。第十天他没来。一个月他没来。
过完年,我拿着那张烟盒纸,又去了一趟城北。
门还是锁着,锁上落了灰。
我在门口站了一下午,直到天黑。
回去的路上,我把那张烟盒纸撕了。撕成一条一条的,扔进了路边的水沟里。
那年春天,我妈的眼睛更不行了。
做饭看不清,切菜切到过两回手。
我拿布给她包,血从布里渗出来,滴在灶台上。她说不疼。
我说:“妈,再等等。”
她说:“等啥,我这眼睛就这样了。”
后来我出师了。
师傅说:“你手艺行了,出去闯吧。”
我在城北又干了两年,攒了点钱,认识了几个人。
二十四岁那年,我在城南租了间门面,开了个修车铺。
铺子不大,一间屋,一个举升机,门口挂块牌子,写着“林记汽修”。
头一年没什么生意,一天修两三辆车,挣个百八十块。
我睡在铺子里,晚上听外面的车声,一辆一辆过去。
有一回半夜,一辆出租车爆胎,司机敲我门。
我起来给他换胎,收了他三十。他给了我一根烟,说:“师傅,你这手艺行。”
那根烟我没舍得抽,夹在耳朵上,第二天掉在车底下找不着了。
二十六岁那年,我攒够了钱,带我妈去做了手术。
那天下着小雨,我推着自行车,她坐在后座上,披着雨衣。
到了医院,挂号,检查,交钱。
一万二,我数了三遍,手抖。
大夫说:“晚了,左眼已经不行了,右眼还能保一保。”
我说:“那就保右眼。”
手术做了三个钟头。
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屁股底下黏糊糊的,墙上贴着“禁止吸烟”。
出来的时候,我妈右眼蒙着纱布,左眼是睁着的。可那只眼早就没光了。
她摸着我的手,说:“儿啊,能看见你就行。”
我没说话,把她扶上车。
回去的路上,她一直拉着我的袖子,攥得紧。
那年冬天,她的右眼能看见一点了,能自己吃饭,能穿针。
她高兴得不行,见人就说:“我儿子带我做的。”
二十八岁那年,我娶了秀云。
她是我师傅的远房侄女,在城南菜市场卖菜,人瘦,话不多。
相亲那天,她穿一件灰毛衣,坐在我对面,手放在膝盖上,一直没动。
我问她:“你嫌我手脏不。”
她看了一眼我的手,说:“不嫌,我爸也是干这个的。”
我说:“我铺子小,挣得不多。”
她说:“够吃就行。”
结婚那年,铺子挣了两万八,办酒花了七千,剩下的买了台二手的举升机。
酒席摆在城南的小饭馆,八桌,我这边六桌,她那边两桌。
我妈那天穿了件新衣裳,红底碎花的,坐在主位上,笑得眼睛都没了。
第二年,晓晓出生。
我在产房外头抽烟,护士出来骂我,说这儿不让抽。
我把烟摁在鞋底上,笑得合不拢嘴。
晓晓满月那天,我妈抱着她,坐在门口晒太阳。
“这孩子眼睛随我,”她说,“黑。”
我说:“随你好。”
我妈那时候五十二,头发白了一半,一只眼看不见,一只也模糊。
可她抱孩子的时候,手特别稳。
那几年日子过得慢,也过得快。
铺子里的活儿一天比一天多,我招了个小工,叫小六,十七岁,跟我当年一样瘦。
秀云从菜市场转到超市,理货,一个月两千八。
晓晓从爬到走,从走到上学。
我妈六十岁那年摔了一跤,胯骨裂了,在床上躺了三个月。
好了以后走路有点跛,拄上了拐棍。
七十岁那年,她中风了。
那天早上她起来倒水,杯子掉在地上,人也跟着倒了。
我接到电话从铺子跑回来,背着她下楼,拦了辆出租车。
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左边身子瘫了,说话也含糊。
出院那天,我用轮椅推她回家。
路过菜市场,她抬手指了指。
我停下来,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车漆亮得能照出人影。
她看了半天,说:“这车真好,坐着肯定不颠。”
我说:“等我有钱了给你买一辆。”
她说:“买啥,我又不会开。”
后来我攒够了钱。她已经坐不了了。
我妈七十八岁那年走的。
走之前那半个月,她已经不大认人了,有时候把我认成我爸,有时候认成她弟弟。
有一回她拉着我的手,喊了个名字,是我爸的小名。
我爸那年已经八十二了,住在老家,由我叔照顾。
我妈走的那天下午,她清醒了一小会儿。
她拉着我的手,手很凉,骨头硌人。
“小斌那钱,”她说,“别去要了。”
我说:“妈。”
她说:“你要了,你跟他就是一样的人了。”
我说:“知道了。”
她闭上眼,睡了。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
我妈走后,我在她枕头底下翻出一个铁盒子。
盒子上锈了,盖子紧,我抠了半天才抠开。
里面是一沓钱,一万二。
全是十块二十块的旧票子,用皮筋捆着,捆得方方正正。
票子发黄,边上卷了毛,最上面那张还缺了个角。
我蹲在地上,手里攥着那沓钱,蹲了很久。
秀云进来,看见我那样,什么也没说,把门带上了。
后来我把那沓钱存进了银行,存折锁在抽屉里。
我没动过。一分都没动过。
周斌这二十几年,起起落落。
我听说他在南方做过服装,赔了。
回来开过建材门市,挣了点,后来又不行了。
再后来,他包了个歌厅,出了事,关门了。
有一年过年,我在街上碰见他。
他穿着一件旧羽绒服,领子磨白了,手里拎着两袋子菜。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老林。”
我说:“过年好。”
他说:“过年好过年好。”
我们俩站在街边,谁也没提钱的事。
他问:“你妈身体咋样。”
我说:“还行。”
他说:“那就好。”
聊了没两句,他就走了,走得挺快。
再后来,他开了个二手车行,在城北,叫“斌达车行”。
那几年二手车生意好做,他挣了钱,换了车,换了房。
有回我拉着一辆事故车去城北办事,路过他那儿。
门口停着七八辆车,他站在门口抽烟,看见我,老远就招手。
“老林!”他嗓门还是那么大,“多少年没见了!”
我把车停下,他走过来,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
“你还是那样,”他说,“瘦。”
我说:“你也还是那样。”
他哈哈笑,说:“走走走,进去喝口水。”
我没进去。我说车上有活儿。
他站在门口,说:“老林,那钱我记着呢。”
我说:“嗯。”
他说:“真的记着。”
我说:“知道了。”
我上车走了。后视镜里,他还站在那儿,手插在裤兜里。
那之后又过了好几年,我们没见过。
去年冬天,腊月里,他来了。
那天下午我在铺子里给一辆面包车换刹车片,满手的黑。
门口停了辆车,红色的,两门,矮矮的,像趴在地上。
周斌从车里出来。
他胖了,头发稀了,鬓角白了一片,皮夹克换成了件藏青色的夹克。
“老林。”他站在门口,没进来。
我说:“进来坐。”
他看了看那张瘸腿的凳子,没坐。
“我这车,”他说,“想出手。”
我把扳手放下,擦了擦手,走出去。
那车是跑车,红色的,漆面还行,就是前杠蹭了一块,轮胎磨得差不多了。
我绕着看了一圈,拉开车门,闻了闻。
“跑多少了?”我问。
“八万六。”他说。
“事故呢。”
“没事故。”
我看了他一眼。他把眼睛挪开了。
“前杠补过漆。”我说。
他咳了一声:“小剐蹭。”
我关上车门,掏出烟,递给他一根。他接了,我给他点上。
“你想怎么着。”我问。
他抽了两口,烟从鼻子里出来。
“抵给你,”他说,“二十二万。”
我笑了笑。
这车市场价二十二三万,他要抵二十二万,还得看我收不收。
“老林,”他说,“剩下的,算我还你的。”
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
“行。”我说。
他愣了一下,好像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快。
“真的?”
“真的。”我说,“明天去过户。”
第二天办完手续,我把车开回了铺子。
秀云晚上问我:“你收他那车干啥。”
我说:“修修卖了。”
她说:“他那人……”
我说:“车是车,人是人。”
她把碗往桌上一放:“你就是心软。”
我没接话,低头扒饭。
那辆跑车我在铺子里搁了三个月。
先是拆。前杠拆下来重新做漆,四条胎全换了,米其林的,一条一千二。
正时皮带换了,刹车片换了,机油三滤换了,火花塞换了六个。
内饰拿清洗剂擦了三遍,座椅缝里抠出来一堆东西。
两张停车票,一根发卡,半包烟。
那根发卡是塑料的,粉色的,我拿在手里看了看,扔了。
漆做完了,车在太阳底下一站,红得晃眼。
配件商老赵来送货,围着车转了两圈。
“这车收拾得真漂亮,”他说,“你要卖多少。”
我说:“三十三四万吧。”
他咂咂嘴:“好卖。”
小六蹲在旁边看,看了一会儿说:“师傅,这车真好。”
我说:“好啥,费油。”
三月初,有个做工程的老板来看车,试了一圈,当场给了三十二万八。
我说行。
签合同那天,他问我:“这车以前是谁的。”
我说:“一个朋友的。”
他说:“保养得不错。”
我说:“嗯,他爱惜。”
钱到账那天,我在铺子里坐了半天。
二十二万是他的,我花的三万二是我的,卖了三十二万八,多出来七万六。
这七万六,是他的。
我把钱取出来,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压在我工具箱最底下,上面放着一把扳手。
跟二十四年前一模一样。
只是那回是别人的钱压在我箱子底下,这回是我替别人压着。
三月十六,我去提车。
那辆车是我去年秋天订的,白色的,七座,顶配,三十四万八。
定金交了两万,尾款三十二万八。
为什么买这个车,说起来也没什么大道理。
我爸今年八十一,腿不行了,坐轮椅。每次去医院,得叫车,司机嫌轮椅占地方,加钱。
秀云在超市理货,早上六点半上班,骑电动车,冬天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
晓晓今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行李一堆,得送。
还有我妈。
我妈生前念叨过一回,说她这辈子没坐过小汽车。
后来我攒够了钱,她已经坐不了了。
三月十六那天早上,天没亮我就醒了。
秀云在厨房里忙,给我装了保温杯,灌了满满一杯热水。
“钥匙带了吗。”她问。
“带了。”
“钱带了吗。”
“带了。”
她把保温杯塞我包里,又塞了两个煮鸡蛋。
“中午别饿着。”
我说:“知道了。”
出门的时候,天刚亮,楼下的树还没发芽,枝子是光的。
我骑电动车去汽车城,风从袖口往里钻,凉。
汽车城在城南,过了桥就是,后面靠着清河。
我把电动车停在门口,小刘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林哥,来了。”他跑过来,手里拿着一沓单子。
“手续都齐了,您签几个字就行。”
我签完字,他领我去看车。
车停在展厅后头,白的,洗得干干净净。
车头上系着红绸子,两个后视镜上也系了。
“顶配的,”小刘说,“后排能放平,您那轮椅放后备箱没问题。”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皮座椅,一坐下去就陷进去一点。
中控台上一块大屏,我伸手摸了摸,凉的。
“怎么样。”小刘在门外笑。
我说:“行。”
就在这时候,有人在外头喊我。
“老林!”
我下车,回头一看,周斌站在展厅门口。
他今天穿得挺整齐,一件藏青色的夹克,头发梳过,手里夹着烟。
“你咋来了。”我问。
“路过,”他说,“听说你今天提车,过来看看。”
我心里明白,他不是路过。
汽车城在城南,他车行在城北,隔着大半个城。
我没戳破。
“走,”我说,“看看车。”
我们俩在展厅里转了一圈。
他看车看得挺仔细,拉开这个车门,摸摸那个方向盘。
“现在这车配置高。”他说。
我说:“是啊。”
“你那车,”他顿了顿,“卖了?”
“卖了。”我说。
“多少。”
“三十二万八。”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烟灰长了,没弹。
“哦。”他说。
我们往外走的时候,路过一排二手车。
我那辆红色的跑车就停在那儿。
车行收了我的车,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前头立着个牌子,写着价格。
三四个人围着看,有人蹲下去看轮胎。
“这车收拾得真漂亮,”一个戴眼镜的说,“跟新的一样。”
“谁的车啊。”另一个问。
小刘在旁边搭话:“一个老师傅的车,保养得可细了,正时皮带都是新换的。”
周斌站在那儿,脸一点一点沉下来。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了碾,碾了好几下。
“走,出去透透气。”他说。
我们绕到展厅后头,那儿就是清河。
河不宽,水也不深,河边修了栏杆,种了几棵柳树,柳条还没绿。
我们俩靠在栏杆上,谁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从兜里掏出那把跑车钥匙。
其实车已经卖了,这钥匙是我留着的,本来想做个纪念,拴个钥匙扣。
钥匙是红的,塑料壳,边角上有一道白印子。那是我拆前杠的时候磕的。
“你再看一眼。”我把钥匙递过去。
他接过去,在手里掂了掂。
塑料壳在他手心里,看着挺小。
他翻过来看看,又翻过去看看,翻了两回。
然后他走到栏杆边,一扬手。
扑通一声,不大,像谁往河里扔了半块砖。
河面上散开一圈,一圈,很快又平了。
我站在岸上,手还往前伸着,手心里空了。
他回过头,咧着嘴笑:“只是闹着玩。”
河边风大,吹得他夹克下摆一掀一掀的。
小刘凑过来,嘴张着:“林哥,这……”
我摆摆手,让他别说话。
“你急啥,”周斌还在笑,“一把钥匙而已,配一把不就完了。”
我从兜里摸出烟,抽出一根叼上。风大,打火机打了三下才着。
我抽了一口,把烟夹在指头上,没再抽第二口。
“老林,你别这样啊。”他拍了拍我肩膀,“咱俩谁跟谁,开个玩笑。”
我把烟头在栏杆上摁灭。烟灰掉在鞋面上,我没弹。
然后我把手伸进另一个兜。
兜里还有一把钥匙,拴着一根红绳。绳头打了个结,结上起了毛。
那是我妈编的。
我妈瘫了以后,手还能动,就爱编这个。
红绳是她在菜市场买的,一块钱一捆。
她编了七八个,给我一个,给秀云一个,给晓晓一个,剩下的搁在抽屉里。
我这个一直拴在钥匙上,从电动车拴到面包车,现在拴到新车上。
我把钥匙掏出来攥在手心,红绳从指缝里垂下去,被风吹得一晃一晃。
我转身往旁边走。
旁边停着一辆白色的车,七座,顶配,车头上还系着红绸子。
我走过去,拉开车门,坐进去。
车里是新车的味,还有点塑料味,混着一点点胶。
我把钥匙插进去,拧了一下。仪表盘亮了,指针一根一根往上抬。
后视镜里,周斌还站在河边。
他脸上的笑没收干净,手还举在半空,像忘了往哪儿放。
他就那么愣着。
我把车倒出来,打正,慢慢开出汽车城。
上了路,我把窗户摇下来一点。风灌进来,吹得红绳一直摆。
我没回家。我把车开到了城东。
城东有个公园,叫人民公园。
门口有个大转盘,转盘中间立着一座雕塑,是个举着锤子的工人。
我妈说过,她想去那儿看看。
那年她刚瘫,我推着她,走到半路下起雨来,就折回去了。
后来她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再没提过。
我把车停在公园门口,熄了火。
那天下午太阳挺好,公园门口有卖气球的,有推着婴儿车的,还有几个老头在下棋。
我坐在车里,手搭在方向盘上。方向盘是皮的,握上去有点凉。
我坐了很久,直到天擦黑,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回家的时候,秀云在楼下等着。
她围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
“咋才回来,”她说,“饭都凉了。”
我说:“路上堵。”
她绕着车走了一圈,摸了摸车头。
“真白。”她说。
我说:“嗯。”
“多少钱。”
“三十四万八。”
她咂了下嘴,没说话,上楼了。
那天晚上我把车停在楼下,锁好,站在车边抽了根烟。
楼上的灯亮着,窗户里有炒菜的声音,抽油烟机嗡嗡的。
烟抽完了,我上楼吃饭。
过了几天,我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拿出来了。
七万六,一沓一沓的,用皮筋捆着。
我数了两遍。第一遍数错了,第二遍对上。
数完我把钱塞回信封,放在副驾的储物格里。
那几天我一直想着怎么给他。
直接送到车行去,他肯定不要。他那人,要面子。
托人送,又怕他多想。
就这么搁着,搁了一个星期。
第八天,秀云从超市回来,把包往沙发上一扔。
“周斌家的丫头住院了。”她说。
我正在擦桌子,手停了一下。
“哪个丫头。”
“周小满,他闺女。我听他媳妇说的,说是肾上的毛病,在县医院住着呢。”
“严重不。”
“不知道,听说要透析。”
我把抹布放下,坐在沙发上。
秀云看了我一眼:“你想去?”
我说:“不去。”
她没再问。
第二天上午,我开车去了县医院。
车停在医院楼下,我在车里坐着,看着门口进进出出的人。
有推着轮椅的,有拎着饭盒的,有蹲在台阶上打电话的。
我坐了一个多钟头。
太阳从楼顶挪到楼中间,影子一点一点拉长。
我没上去。
中午我开车回来了,把车停在铺子门口。
我从副驾的储物格里把信封拿出来,看了看。
然后我给一个人打了个电话。
那人是周斌的连襟,在城南开小卖部,跟我认识十几年。
我说:“你过来一趟。”
他来了,站在铺子门口。
我把信封递给他。
“给周斌家送去,”我说,“别说是我给的。”
他捏了捏,眼睛瞪圆了:“这多少。”
“七万六。”
“干啥的。”
“车卖了,多的。”
他看着我,看了半天。
“老林,”他说,“你这人。”
我说:“你送不送。”
他说:“送。”
他走了以后,我在铺子里坐了会儿。
工具箱在最底下压着一把扳手,跟二十四年前一样。
只是这回,底下空了。
三天后,周斌给我打电话。
那天下午我在给一辆车做四轮定位,手机在裤兜里震。
我掏出来一看,是他的号。我接了。
那头半天没声,只听见有车过的声音,呼呼的。
“老林。”他说。
“嗯。”
又没声了。我把手机夹在肩膀上,手还在拧螺丝。
“那钱……”他说。
“嗯。”
“我记着呢。”
我说:“知道了。”
他那边吸了下鼻子,声音有点闷。
“我闺女……好点了。”
“嗯。”
“老林。”
“嗯。”
“谢谢。”
我说:“挂了,干活呢。”
电话挂了。我把手机塞回兜里,接着拧螺丝。
那辆车的右前轮有点跑偏,调了半个钟头才调好。
日子照旧。
我爸坐在新车的后排,我把他从轮椅上抱上去,再把轮椅折起来塞后备箱。
他第一次坐的时候,手在座椅上摸来摸去。
“这皮子真软。”他说。
我说:“坐稳了。”
车开出去,他一路看着窗外,没说话。
到了医院,我推着他进去。他忽然说:“你妈要是能坐上就好了。”
我说:“嗯。”
秀云不骑电动车了。
早上我送她去超市,六点二十出门,路上没车,十分钟就到。
她下车的时候,总要回头看一眼车。
“你慢点开。”她说。
“知道了。”
晓晓九月开学,我开车送她去省城。
后备箱塞了两床被子、一个行李箱、一个电饭锅,还有一袋子秀云腌的萝卜干。
到了学校门口,她跳下车,冲我摆手。
“爸,你回去吧。”
我说:“钱够不够。”
她说:“够。”
我说:“不够就打电话。”
她说:“知道了知道了。”
她拖着箱子往里走,走了几步又回头,冲我笑了一下。
那笑跟我妈年轻时候的照片上一样。
我把车开回来,路上在服务区停了一回,吃了碗面。
面是清汤的,上面飘着两片菜叶,八块钱。
吃完我接着开,天黑前到了家。
铺子还是那个铺子。
门口挂的牌子旧了,字掉了一半,我拿油漆补了补。
举升机还是那台二手的,抬起来的时候咯吱咯吱响。
配件商老赵还是隔三差五来送货,来了就坐在门口抽烟。
“老林,”他说,“你那车不错。”
我说:“还行。”
他说:“你也是熬出来了。”
我说:“熬啥,就是干活。”
他笑,弹了弹烟灰。
十月里下了场雨,连着下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我在铺子里给一辆面包车换刹车片。
那车的刹车片磨得只剩铁了,拆下来的时候哗啦响。
我蹲在地上,手上全是黑,脸上也蹭了一道。
门口有个人站着,没进来。
我抬头一看,是周斌。
他手里提着个塑料袋,里头是两斤橘子。
“我来看看你。”他说。
我说:“进来坐。”
他看了看那张瘸腿的凳子,这回坐下了。
橘子放在地上,袋口没系,露出来一个,皮是青的。
“你闺女咋样了。”我问。
“出院了,”他说,“在家养着。”
“嗯。”
“一个月复查一回。”
“嗯。”
他从兜里摸烟,递给我一根,我接了。
他给我点上,自己也点上。
铺子里就我们俩抽烟,谁也没说话。
外面雨刚停,屋檐上还滴着水,一滴一滴砸在门口的台阶上。
“老林,”他抽了半根,忽然说,“那年腊月,我拿了你的钱,是去还赌债的。”
我手上的动作停了。
“我那时候在外头输了钱,人家堵到家里来了。”他说,“我不敢跟你讲。”
我没说话。
“后来我在南方待了六年,”他说,“没脸回来。”
“我知道。”我说。
他抬头看我。
“你知道?”
“嗯,”我说,“你妈那年生病,我托人给你带过话。”
他愣住了。
烟在他指头上烧着,烧到了过滤嘴,他手一抖,扔在地上。
“你没收到。”我说。
他没吭声,低着头,看着地上那半截烟。
过了会儿,他弯下腰把烟头捡起来,捏在手里。
“你妈走的时候,”他说,“我去了。”
我看了他一眼。
“我站在外头,”他说,“没敢进去。”
“我看见你了。”我说。
那天出殡,我确实看见门口有个人,穿着件黑夹克,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当时我没认出来。
“老林,”他说,“我这辈子,就这一件事,欠你的。”
我把扳手放下,擦了擦手。
“我妈说了,”我说,“那钱不要了。”
他抬起头,眼睛红了。
“她说,我要了,我跟你就一样了。”
周斌坐在那张瘸腿的凳子上,手撑着膝盖,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没过去拍他,也没说什么。
我把那袋橘子拿起来,从里面掏了一个,剥开。
皮挺厚,瓣儿小,咬一口,酸。
“吃橘子。”我把另一半递给他。
他接过去,塞进嘴里,嚼了两下,脸皱起来。
“酸。”他说。
“嗯。”我说,“酸。”
那天他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老林,改天我请你吃饭。”
“行。”
“真的。”
“行。”
他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过了马路,钻进一辆银色的面包车。
那车打着火,抖了两下,开走了。
我把铺子的卷帘门拉下来,锁好。
回家路上,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照得地上湿漉漉的。
到家的时候,秀云在炒菜,抽油烟机嗡嗡响。
晓晓打电话回来,说学校食堂的菜太咸了。
我说:“那你自己做。”
她说:“我不会。”
我说:“那你就咸着吃。”
她在那头笑,笑得咯咯的。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个橘子,没剥。
秀云端菜出来,看了我一眼。
“咋了。”
“没事。”
“那橘子哪来的。”
“周斌拿来的。”
她愣了一下,把菜放在桌上。
“他来了?”
“嗯。”
“说啥了。”
“没说啥。”
她坐下来,拿起筷子,又放下。
“老林,”她说,“你这人。”
我说:“吃饭吧。”
吃完饭,我下楼把车挪了挪,挪到楼下的车位上。
车灯灭了以后,车里黑下来,只有仪表盘上还有一点绿光。
我坐在驾驶座上,没急着上去。
方向盘上挂着那根红绳,红绳末端的结有点毛了。
我伸手摸了摸。
楼上的窗户开着,秀云在喊我:“上来吧,水烧好了!”
我应了一声。
风从半开的窗户里进来,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