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茶碗里最后一口水咽了。
凉透了，嘴里发苦。
茶楼门口那两盏红灯笼刚点亮，风一吹就晃，晃得人眼晕。
我拎起包，冲张姐摆了摆手。“那我们先走了。”
“哎，路上慢点啊。”
张姐跟着送到门口，又朝我挤了挤眼。那意思我懂，回头再聊。
我装没看见，转身下台阶。
台阶七级，我数过。今天特意蹬了双平底鞋，脚底下还是发飘。
楼下靠墙根停着一排车，我那辆黑色的在顶里头。
车顶上落了层薄灰，让夕阳一照，像蒙了块旧布。
我从包里摸出钥匙，隔着五六米摁了一下。
“嘀”的一声，车灯闪两下，灯角亮了一瞬。
身后忽然有人喊。
“哎——等一等！”
我一回头，是刚才跟我相亲那个男的。
他姓陈，叫陈国强。张姐跟我提过两回。五十岁，自来水公司上班，媳妇前几年没了。
刚才在屋里，他坐我对面，两只手规规矩矩搁在膝盖上，说一句话得想三秒。
这会儿人已经追到台阶底下，西装外套没穿好，一只袖子吊在胳膊上。
我站住，冲他笑了笑。“陈师傅，还有事？”
他跑到我跟前，喘着气，脸挺红。
不知道是跑的还是别的什么。
他往我身后瞟了一眼，眉头慢慢皱起来了。
然后他伸手，虚虚地往我胳膊前头一横。
“这车是你的吗？别随便乱坐！”
我当场愣住。
那句话像颗小石子，啪一下砸进我脑子里。
隔了两秒，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这辆车确实属我个人所有啊。”
声音不大，可我自己听着，尾音在抖。
陈国强也不动了。
他盯着我手里那把钥匙看。
钥匙是原装的，上头挂了个小挂件，圆的，中间一个洞，铜的，磨得发亮。
风从巷口灌过来，吹得我后脖颈子发凉。
“你……”他嘴张了一下，又闭上。
“你是不是认错车了。”我说。
他摇头，摇得很慢。“没认错。”
“那——”
“车牌是津A，尾号仨八。”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连我车牌号都知道。
我低下头，看了看手心里那把钥匙。
铜挂件晃了两下，磕在钥匙上，叮的一声。
我抬起头，把钥匙举到他跟前。“你自己看，遥控背面刻着字。”
他凑过来看了一眼。
三个小字：刘建军。
他喉结动了一下，往后退了半步。
“你是……你是刘建军的什么人？”
这回轮到我愣住。
我姓许，叫许春燕。刘建军是我男人，走了三年了。
我盯着他看，他也盯着我看。
灯笼的红光落在他半张脸上，一半亮一半暗。
“你认识他？”我问。
“认识。”他把那只吊着的袖子往上拉了拉，“我们一个厂待过。”
我心里那根弦，嗡的一声。
“哪个厂？”
“汽配三厂。后来他出去自己干，我还在厂里。”
我没说话。
汽配三厂，我知道。建军结婚前在那儿干过五年。
“陈师傅，你刚才为什么那么问？”
他没立刻答。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车，最后把眼光落在那把钥匙上。
“这事……”他停住了，“一时半会儿说不清。”
“那你就慢慢说。”
风又吹过来，把我额前的碎发吹到脸上，我伸手别到耳后。
“我请你吃碗面。”他说。
街对面有家拉面馆，玻璃上贴着“兰州牛肉面”五个红字。
我跟着他过马路。
他走得慢，我也走得慢，谁都没再说话。
店里没什么人，靠窗的位置空着。
他让我坐里头，自己坐外头。
“两碗牛肉面。”他跟老板娘说，又回头问我，“你吃辣吗？”
“少放点。”
“一碗少辣，一碗多辣。”
老板娘应一声，钻后厨去了。
桌上有个醋壶，瓶口糊着一圈陈醋印子。
他把醋壶往我这边推了推，又推回去，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把包搁在腿上，两只手压在包上。
“陈师傅，你说吧。”
他搓了搓手。
“我有个儿子，叫陈亮，今年二十七。”
我点头。
“去年秋天，他在网上认识一个女的。”
我从包里摸出手机，扣在桌上，屏幕朝下。
“那女的说是做服装批发的，有房，有车。”
“什么车？”
“一辆黑色的奥迪，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款。”
我手指头在包带上蹭了一下。
“车牌呢？”
“尾号也是仨八。”
我没吭声。
面上来了，热气冒出来，糊了我一脸。
他把筷子递给我，筷子头上还带着纸套。
“你先吃。”
“你说完再吃。”
他叹口气，把筷子搁下，搁在碗沿上，压出一小道水痕。
“那女的跟我儿子处了三个月。”
“后来呢？”
“后来她说资金周转不开，跟他借十二万，说半个月就还。”
“他借了？”
“借了。”
“哪儿来的十二万？”
“他自己的七万，还有五万，是我跟他妈攒的养老钱。”
店里吊扇慢慢转，转一圈，影子在桌面上扫一次。
我端起碗，喝了口汤。
汤有点咸。
“人跑了？”我问。
“跑了。”
“报警了？”
“报了。”他拿起筷子，在碗里挑了两下，又放下，“警察查了，那辆车的车牌是假的。”
我捏着筷子的手停住了。
“假的？”
“套牌。”
后厨传来抽油烟机的轰鸣，一股葱花味飘出来。
“警察说，那种车的牌照，全国能找出几百副一样的。”他低着头，“查不到根上。”
“那你今天见我开这车——”
“我不是冲你。”他抬起头，“我就是……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我懂。”我说。
其实那一刻，我心里明白，这事没那么简单。
“陈师傅，”我放下筷子，“你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知道。”
“我丈夫这车，是他自己买的，正规手续。”
“我知道。”他又说了一遍，“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刚才那一下，我控制不住。”
“那你怎么会认识刘建军？”
他看着碗里的面，没说话。
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他那名字，我是在派出所的报案记录上看见的。”
我手里的筷子一下掉在桌上。
“什么意思？”
“警察查车的时候，顺着假牌照往上摸，摸到一个登记信息。”他顿了顿，“登记人叫刘建军。”
“你没听错？”我声音都变了。
“没听错。”
“不可能。”
“警察说那信息是假的，是有人拿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去办的。”
“复印件？”
“嗯。那女的用的身份，挂在一个叫刘建军的人名下。”
我坐在那儿，好半天没动。
吊扇从头顶转过去，影子扫过我脸。
“我男人三年前就没在了。”我说。
“我知道，所以警察那边也没往下查。”
“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九月。”
去年九月。
我在心里过了一遍。那时候，刘建军已经走了两年了。
他的身份证，早该注销了。
我把碗往前推了推，汤洒出来一点，洇湿了半张餐巾纸。
“陈师傅，你听我说。”
“你说。”
“我丈夫是二一年春天走的。走之前半年，一直在市医院。”
“哦。”
“那半年，他住过院、开过药、办过医保，还签过一堆东西。”
他看着我，没插话。
“他那张身份证，那半年不知道让人复印过多少回。”
我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下去了。
“我一个女人，那时候天天在医院走廊里坐着，护士喊我签字我就签，谁跟我要材料我就给。”
“我没顾上看。”
面馆里的电视正在放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有雨。
我把手伸进包里，摸出手机，翻开通讯录。
“你儿子那事，那女的叫什么？”
“姓周，说是叫周敏。”
周敏。
我在心里念了两遍，没什么印象。
“你有她照片吗？”
“有。”
他掏出手机，划了半天，把屏幕转过来给我看。
照片上是个挺年轻的女人，头发染成栗色，站在一辆黑车旁边，笑得很甜。
那车，跟我家那辆，连轮毂都一样。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陈师傅。”
“嗯。”
“你明天有空吗？”
“有。”
“你陪我回一趟家。”
他愣了一下。“回你家？”
“我男人留下些东西，我得翻翻。”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副驾，他开车。
我说了地址，他没问为什么是他开。
车里很静，只有转向灯滴滴响。
路过一个红灯，他忽然说：“你这车，开着挺稳。”
“嗯。”
“跑多少公里了？”
“十九万。”
“看不出来。”他说，“你保养得好。”
“不是我保养的。”我说，“是他。”
绿灯亮了，他没再问。
我家在老小区，六楼，没电梯。
楼道里堆着纸壳子和旧自行车，声控灯坏了，我们俩就摸黑往上爬。
到四楼的时候，他喘得厉害，扶着栏杆歇了一下。
“陈师傅，慢点。”
“没事。”
我在前头走，走到六楼，摸出钥匙开了门。
屋里没开灯，客厅里灰蒙蒙的。
女儿房门关着，里头有台灯的光漏出来。
我喊了一声：“小雨？”
门开了条缝。“妈，你回来了。”
“嗯，你写你的。”
门又关上了。
我把客厅的灯打开。
顶灯是那种老式的，一亮就嗡嗡响。
我搬了把椅子到阳台，从顶柜上够下一个纸箱。
箱子上面落了厚厚一层灰，我用袖子一抹，抹出一道黑印子。
陈国强站在客厅门口，没进来。
“要不……”他说，“我在楼下等你？”
“你就在这儿坐着。”我指了指沙发，“都是些旧东西，没什么不能看的。”
箱子搬下来，搁在地板上。
我蹲下去，把上头的胶带撕开。
里头是建军的衣服，两件旧夹克，一件棉袄。
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袋，鼓鼓囊囊的。
我把纸袋抽出来。
里头是各种单据：住院押金条、药费单、病历复印件，还有几张白条子。
我一张一张翻。
翻到一半，手停住了。
一张收据，蓝色的，边角都卷了。
上头写着：车辆登记代办服务费，二百元。
日期是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收款人一栏，写着三个潦草的字。
“刘卫东。”
我把那张收据捏在手里，念出了声。
陈国强站起来。“谁？”
“我男人他表弟。”我把收据递给他，“叫刘卫东。”
他接过去，就着顶灯看。
“这字……”
“他写的。他念过高中，字比建军强。”
“这车登记……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这车还在建军名下。”我在椅子上坐下来，“他那会儿病着，就说让卫东帮着跑一趟。”
“跑什么？”
“过户。他想把车过到我名下。”
屋里静了几秒。
电视柜上那个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地走。
“过了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没过。”
“为什么？”
“他忙。”我笑了一下，笑得有点苦，“后来我催过两回，卫东一直说手续麻烦，得等。”
“再后来，建军走了。”
“这事就搁下了。”
陈国强把那张收据翻过来，倒过去看了看。
“这上头有没有身份证复印件什么的？”
“应该有。”我站起来，“他那箱子底下还有一卷。”
我又蹲回纸箱跟前，把那些旧衣服一件一件抱出来。
抱到第三件棉袄的时候，手底下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我掏出来一看，是个牛皮信封。
信封上没写字，用皮筋捆着。
我把皮筋撸下来，抽出里面的东西。
三张身份证复印件。
一张是建军的，边角压得很平。
一张是刘卫东的，裁得歪歪扭扭。
还有一张，我看了一眼，是个女人。
照片上的人很年轻，头发烫着，眼睛不大。
姓周，名字叫周敏。
我抬起头看陈国强。
他也看着我。
“就是她。”他说。
周敏那张复印件背面，有一行圆珠笔的字。
一个手机号，写着十一位。
我拿起手机，把那十一位按进去。
响了半天，没人接。
“别打了。”陈国强说，“这号早就停机了。”
我把手机放下。
“陈师傅。”
“嗯。”
“你儿子那事，是几号报的案？”
“去年九月十四。”
我看了眼收据。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号。
差了两年。
“这么说，”我说，“你儿子被骗的时候，这张复印件就已经在外面跑了。”
“嗯。”
窗外有辆电动车过去，喇叭响了两声。
“刘卫东。”我把这个名字念出来，“明天我找他去。”
当晚，小雨睡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
电话响了。
我一看，是张姐。
“喂，睡了吗？”
“还没。”
“怎么样啊？”她声音挺兴奋，“看着还行吧？我跟你说，陈国强这个人，我打听过，踏实！”
“还行。”
“什么叫还行。”
“就是还行。”
张姐在那头愣了一下。
“小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没有。”
“你可得跟我说实话。”
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那张收据。
“张姐，今天出了点事。”
“什么事？”
“一句两句说不清。”
“那你就慢慢说。”
“等我弄明白了，我告诉你。”
她在那头叹了口气。
“行吧，你这个人，就是个闷葫芦。”
“嗯。”
“但是小许，我跟你说句实在话。”
“你说。”
“你要是老想着建军，那也行，没人拦你。”她顿了顿，“可你才四十三，日子长着呢。”
我捏着那张收据，没说话。
“你懂我意思不？”
“懂。”
“那就行。”她说，“那先挂了，你早点睡。”
电话挂断以后，客厅里又安静了。
只有冰箱嗡嗡的响。
我把那张收据摊开，放在茶几上，用手抹平。
然后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坐了很久。
第二天上午，我请了半天假。
超市那边我找组长换了班，说家里有急事。
组长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姓何，叼着笔帽看了我一眼。
“你脸色不好。”
“没事。”
“去吧去吧，”她挥挥手，“下午能来就来，来不了我给你记着。”
我把工牌摘下来塞进兜里，出了超市后门。
刘卫东在城东一家物流园开车，跑短途，上午一般都在。
我打了个车过去。
物流园里堆着集装箱，叉车进进出出，喇叭一阵一阵的。
我在大门口等了会儿，看见那辆蓝皮货车开出来。
牌子我认得，是刘卫东的。
我站到路当中，招了招手。
车停下了。
刘卫东从车窗里探出头，愣了一下。
“嫂子？”
“下车。”
“我这儿还赶着送货呢——”
“下车。”
他看了看我的脸，熄了火。
门一开，从车上跳下来。
四十来岁的人，肚子已经起来了，头发也稀。
他搓着手。“嫂子，你咋来了？”
我把那张收据拿出来，展开在他面前。
“卫东，这是什么？”
他瞟了一眼，脸上没什么变化。
“这……这不是给车办过户那单子吗？”
“办了没办？”
“办了呀。”
“办到谁名下了？”
他嘴一张，又合上。
“嫂子，时间长了，我记不太清了……”
“你没办。”我说，“你压根就没去。”
他不吭声了。
一辆叉车从我们旁边开过去，鸣了一下笛。
“你哥那时候躺在医院里，”我说，“你拿着他的身份证，拿着钱，你说你去办。”
“结果你没去。”
“你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卖了两千块。”
他往后退了半步，后背撞在车门上。
“嫂子，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我把那张周敏的复印件从他眼前慢慢抽出来。
“这个人，你认识吧？”
他脸上的肉抖了一下。
物流园的太阳挺毒，晒得人头皮发烫。
刘卫东把眼睛从我手上挪开，看着地上的一滩机油。
“认识。”他说。
“怎么认识的？”
“一个中介介绍的。”
“什么中介？”
“办证的。”他咽了口唾沫，“他说我哥这证过了期，没什么用，我说没注销嘛，他就……”
“你就卖了。”
“嫂子，我那时候……”
“你那时候怎么了？”
“你侄子上学要钱，我妈住院要钱——”
“你哥住院你出过钱吗？”
这句话一出口，他的脸就白了。
我把那张收据折好，塞回兜里。
“卫东，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嫂子——”
“这事，你要么自己去派出所说清楚，要么我去。”
他一下子抓住我的胳膊。
“嫂子！你可不能啊！我上有老下有小，你去说我这一家子就完了！”
我把他手掰开。
“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一家子也完了？”
他站在那儿，松着两只手。
货车发动机还在怠速，嗡嗡的。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去。”
“什么时候去？”
“明天。”
“今天下午。”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眶红了。
“行。”他说，“今天下午。”
从派出所出来，天都擦黑了。
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才发现腿是软的。
陈国强站在我旁边，没说话。
他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了一根出来，又塞回去。
“戒了。”他说，“忘了。”
“想抽就抽。”
“不抽了。”
街对面有个卖西瓜的，用喇叭循环着喊。
我把包带子在肩上挪了挪。
“陈师傅。”
“嗯。”
“你儿子那十二万，能不能追回来，不好说。”
“我知道。”
“但那个人查到，总比查不到强。”
“嗯。”
他抬起头看了看天。
“你吃饭了吗？”
我摇了摇头。
“前头有家小店，馄饨不错。”他说。
“行。”
我们下了台阶，往前走。
这回我走在前头，他跟着。
后来那几天，事情理顺了不少。
刘卫东在派出所把中介的微信号、电话号码都交了出去。
警察顺着往下摸，摸到了那个中介，又摸到了周敏。
听说她在另一个区，正准备对一个老头下手。
具体细节我不知道，我也没多问。
过户的事，是我自己去办的。
车管所那天人不多，我坐在塑料椅上等号。
广播一遍一遍地喊号，喊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手里捏着建军的死亡证明。
窗口里的小姑娘翻了翻材料，抬头看了我一眼。
“姐，您这手续挺全的。”
“嗯。”
“就是这份亲子关系证明，得再补一份。”
“好。”
我从车管所出来的时候，太阳正大。
我把材料袋夹在腋下，走到停车场。
车还照旧停在那儿，黑亮亮的，车顶上又落了一层灰。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
副驾前面的手套箱，卡着半截旧手套。
那是建军留下的。
我把手套拿出来，拍了拍灰，又放回去。
钥匙插进去，一拧。
发动机响了。
空调出风口吹出来的头一口，是凉的。
我把车窗降下来一条缝，风灌进来，吹得眼睛有点酸。
然后我挂上挡，把车倒出来，拐上了主路。
陈国强那边，后来倒是常见。
也不是天天见。
有时候他下班早，会绕到我们小区门口，给我带两个烧饼。
有时候我下晚班，他会发一条短信：到楼下了没。
就四个字，没头没尾的。
我女儿问过我一次。
那天她写完作业，出来倒水，正好看见我在门口接电话。
“妈，谁啊？”
“一个朋友。”
“男的？”
我没答。
她把水杯放下，忽然来了一句。
“妈，你该找就找。”
“写你的作业去。”
她撇撇嘴，回屋了。
门关上以后，我在客厅站了一会儿。
电视机没开，屏幕黑着。
屏幕上头，映着我自己的影子，还有我身后那扇窗户。
窗外是老楼，一家一家的灯亮着。
那辆车，我一直开着。
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下楼头一件事，就是打一盆水，拿块旧毛巾，把它擦一遍。
先擦玻璃，再擦车门，最后擦轮毂。
擦到车屁股上的时候，我会停一下。
后窗玻璃的右下角，贴着一张褪了色的贴纸。
是小雨上小学的时候贴的，一只小猫，早褪成灰的了。
我一直没舍得铲。
有时候擦着擦着，风会过来，把毛巾角吹起来。
我就按住。
按一会儿，再接着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