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国内车市价格战全面爆发，降价车型多达227款，是2023年的1.5倍，2022年的2.3倍。新能源车与传统燃油车双双陷入价格厮杀，消费者从中受益，车企却在夹缝中求生。一边高呼“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一边向供应商施压降价，这场价格战不仅是商业竞争，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焦虑。
从历史来看，制造业的价格战往往与市场集中度的变化紧密相连。内存芯片行业曾是价格战的重灾区，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三星凭借“反周期扩张”策略，将日本尔必达和德国奇梦达等竞争对手逐出市场，最终形成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价格战也随之偃旗息鼓。这一过程表明，价格战的终结往往伴随着市场的高度集中，当市场从分散走向集中，价格战才会逐渐失去动力。
类似的剧本也在智能手机行业上演。2007年iPhone问世后，中国手机市场迅速分散，2012年有3905款新机型上市，平均每天超过10款。然而，随着市场整合，诺基亚、爱立信、HTC等品牌逐渐退出舞台，苹果、小米、OV等品牌分割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价格战的烈度也随之下降。
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同样遵循这一规律。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百万大关，市场参与者激增，但市场规模的增长却跟不上参与者的扩张速度。2016年，国内在售乘用车型仅有515款，到2019年这一数字飙升至800款，平均三天就有一款新车上市。新势力与旧势力同台竞技，新能源与旧能源短兵相接，市场格局高度分散，价格战一触即发。
新能源汽车的崛起更是打破了传统汽车工业的稳定格局。电动化技术的颠覆性使得新的竞争者能够绕开燃油车企的壁垒，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重新竞争。比亚迪在电动化转型中与宝马站在同一起跑线，宁德时代在动力电池领域超越了传统的变速箱生产商。这种技术路径的巨大变化带来了市场层面的结构性机会，大量投资涌入新技术领域，导致市场格局迅速分散。
然而，价格战的激烈程度也预示着行业整合出清的临近。宁德时代“奋斗100天”的背后，是动力电池产业开始呈现寡头化特征，宁德时代与比亚迪的优势愈发明显，二线电池厂的份额则不断缩水。制造业领域，领先企业往往凭借生产规模和成本控制优势发动价格战，以挤压弱势竞争对手。格力、美的在空调行业的价格战，三星在内存行业的价格战，都是由市场领先者主动发起的。
汽车行业价格战的终结将取决于产业链上下游寡头格局的形成以及新秩序的建立。相比动力电池，汽车市场整体格局尚未形成绝对领先的头部，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集中化趋势十分明显。2024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前十家公司合计份额约78%，比亚迪一家的份额几乎等于第二至第七名的总和。比亚迪凭借垂直整合与成本控制能力，在价格战中不仅未陷入亏损，反而实现了毛利率的提升。
这场价格战虽然残酷，但却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阶段。从内存芯片到智能手机，从空调到光伏组件，制造业的出清整合阶段往往以价格竞争的形式呈现。福特T型车的成功不仅是技术进步的胜利，也是价格战整合的结果。1908年至1929年间，美国汽车售价从4500美元迅速下滑至200美元，汽车生产商数量从253家缩减至44家，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最终占据了全行业80%的产量，寡头格局形成，行业利润率回归合理水平。
高盛预测，中国汽车行业拐点可能在2-3年内出现，届时一半以上车企将被淘汰出局，行业利润也将回到正常水平。在这场总决赛到来之前，每家车企都在努力争取最后一张入场券。上汽体系内的飞凡重回荣威，吉利内部大规模合并同类项，都是行业整合出清到达关键阶段的信号。
新能源车承载着中国汽车工业弯道超车的希望，也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然而，社会公众对价格战的顾虑在于，如果稳定健康的市场格局形成后，行业的底色依然是枯燥乏味的加班、毫无尊严的集体宿舍和对苦难神圣化的歌颂，那么产业升级的意义又是什么？
产业升级的核心在于提升员工和人民的福祉。这需要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拥有足够多的高附加值环节，能够源源不断创造财富；二是建立完善合理的制度，制约财富的过度集中。东亚经济体在创造财富方面表现出色，但在财富分配和员工福祉方面仍有待提升。
汽车价格战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但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战争终将在行业整合和新秩序建立后逐渐平息。而真正的胜利者，不仅是在市场中脱颖而出的企业，更是能够在这场变革中实现员工和人民福祉提升的行业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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